罗家与陈家世纪情(07)

罗家融

7.1 温馨的横浜路39号

为了照顾一对双胞胎弟弟，1951年小姨主动放弃了复旦大学教育系的学业，揣着学校开具的肄业证书，来到上海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当了一名语文老师——她做这一切，就是为了能让两个弟弟顺利到上海读书。

那时候刚解放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大量有文化有觉悟的干部，小姨积极响应号召，参加革命的集训，系统学习革命理论与政策，没过多久就被提拔到北四川路区人委文教科，主管全区的小学教育工作。

解放初期的上海，多数小学都散落在大街小巷的弄堂深处，为了摸清每所学校的真实情况，小姨每天走街串巷，从这条弄堂穿到那条弄堂，一双脚把四川北路的大小马路都跑遍了。白天她泡在学校，听老师讲课，帮校长解决困难，晚上回到宿舍还要整理材料、撰写总结报告，常常一写就到深夜。

那段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的特殊岁月里，整座城市都在旧秩序瓦解、新秩序建立的浪潮里翻腾。因为她在街道工作中一向踏实肯干，对里弄情况摸得清、对街坊群众贴得近，组织上经过慎重考量，特意把她抽调出来，投身到对清除旧社会毒瘤、稳固新生国家政权意义重大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去。

Fig.01 在单位值班时抽空还在读书

那时候的工作远没有如今便利，她每天天不亮就出门，踩着青石板弄堂挨家挨户走访，既要耐心宣讲政策，帮商户们算清明白账，还要细心梳理问题线索，遇到不理解的群众，她就坐在人家门槛上拉家常，掰开揉碎了讲政策，常常忙到星斗垂天才能摸黑回到住处。没过多久，运动转入基层组织建设阶段，她又接到了参与调整里弄基层组织的任务：原本松散的里弄管理要梳理成清晰的组织网络，每家每户的情况要重新登记分类，积极分子要选拔培养，居民自治的架构要一点点搭起来。她从来没有喊过一声苦累，晒得黑了一圈，脚底磨出了水泡，换双布鞋接着跑。

一场接一场急难繁重的革命实践，就像铁匠炉里滚烫的砧锤，一锤一锤摔打着这块还带着学生气的璞玉：她从前只在书本里读过革命道理，如今在走街串巷的奔波里、在解决群众家长里短的纠纷里和在与投机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真正懂了“革命”两个字沉甸甸的分量，懂了共产党人为老百姓谋日子的初心。就在这一场场摔打中，她的思想一点点淬炼得坚定，能力一天天打磨得干练，慢慢从一个遇事还有些拘谨的青年，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基层工作骨干。

Fig.02 摄于六十年代的大头照

1953年，那个对她来说一生都难忘的年份来了：经过组织长时间的考察和培养，她站在印着镰刀锤头的党𣄃面前，握紧右拳许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站在党旗下的她，回望走过的路，自己都忍不住感慨：曾经那个只捧着进步书籍、在书斋里憧憬革命的女学生，已经真正走了出来，扎进了基层的泥土里，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转变，成了一名时时刻刻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干部。往后的岁月里，这份在弄堂摔打磨练出来的初心，一直陪着她走在为群众办事的路上，从未动摇。

1954年，她被提拔为区文教科副科长，两年后又调到虹口区委教卫部工作。从1960年开始，她先后调任横浜桥街道办事处主任、同心路街道办事处主任，后来又担任虹镇街道党委书记，前前后后在基层工作了二十多年。

无论组织把她调到哪个岗位，她始终坚决听党指挥，二话不说收拾行李赴任，愉快服从组织分配，到岗后更是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呕心沥血从无怨言。她把毕生精力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的事业，领导称赞她能干，同事钦佩她公道，群众都夸她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事的好干部。

Fig.03 摄于1961年的陈氏家族珍贵的合影

1958年的盛夏，虹口区委教卫部的领导得知小姨的老母亲还孤身一人留居宁波乡下，特意为她调配了一处住所——虹口区横浜路39号的一间小居室。分房时领导再三跟她交底：“小陈啊，知道你家里还有老母亲要照料，特意给你挑了处步行到单位才几分钟的地方。屋子虽说只有几平米，够你开火过日子完全没问题，往后你们母女俩在上海落脚，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根。”

那间小屋藏在横浜路的深处，外墙的青砖被几十年的风雨浸得沉暗发乌，推门进去，却是一方收拾得清清爽爽的小天地：墙皮是前一户人家刚重新刷过的，犄角旮旯的地方刚巧放下一张单人床，再塞得下一张小书桌，窗台下的缝隙里，竟还留着前住户没搬走的半盆太阳花，碎金似的开得星星点点。小姨攥着亮闪闪的铜钥匙站在空屋子里，头一个念头分外清晰：得马上把远在宁波老家的母亲接过来。

那时候外婆守着宁波乡下的老宅子，平日里最挂心的就是这个小小年纪就独自赴沪打拼的小女儿。不到半个月，小姨攒出假期就赶回了宁波，与母亲一起坐了一整夜的轮船，晃晃悠悠漂到了上海。

外婆跨进横浜路39号小屋的那天，伸手摸了摸桌沿磨得发白的桌面，又转身推开朝北的木窗，风里裹着弄堂里隔壁人家炒菜的油香飘进来，转头看见倚在门口笑盈盈望着她的小姨，一路上坐船攒下的风尘疲累瞬时全散了。

从此以后，这间不足十平米的小房间，便成了39号里最特别、最热闹的一方小天地。每到星期天，晨光刚顺着院墙上的爬墙虎叶片漫上来，两个正在读大学的双胞胎舅舅，就攥着半路上买的大饼和油条，踩着木板楼梯蹬蹬蹬几步撞开了门。这一方小空间，一头系着他们念书住校时总牵在心上的母亲——我的外婆，另一头连着把小屋收拾得满是清润香皂味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小姨。母子俩头挨头凑在筐边择青菜，絮絮说着家长里短；兄弟俩挤在窄书桌旁，抢着把一周里学校发生的小事翻来覆去讲个遍。

往往日子就在这样的嬉闹里晃着晃着，天不知不觉擦了黑。两个舅舅就开始搜肠刮肚找各种由头赖着不走，可偏偏这小房间实在局促：一张窄单人床铺开就占了半幅地面，书桌边转个身都要蹭到墙根，最后几个人数来数去，被褥怎么都不够用，只能在满室哄笑声里，连推带搡把两人往楼梯口送，几个人还争着约定，下周日天不亮就再来敲门。

那时候母亲的大部分娘家人已经移居上海，往后再也不用隔着几百里水路遥遥牵念。日子即便清简，却满是触手可及的踏实烟火气，这份温热的安稳，扎扎实实扎下根来，就长在横浜路这间小小的屋子里。

Fig.04 摄于1967年的陈氏家族珍贵的合影

7.2 家父出事的前奏 1955年，新中国甫满六载，国民经济逐步恢复，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如火如荼地在全国推进，轰轰烈烈的公私合营浪潮迅速席卷大江南北的各行各业。站在这股澎湃的时代洪流面前，没有任何一家私营工商业能独善其身，经营多年的天华药行也顺时应势完成公私合营改造，正式纳入公营经济体系之中。 Fig.05 公私合营前三个小老板的合影(家父,胡安甫及胡镜水)

合营落地后，父亲与原合伙人胡安甫一同由组织统筹分配，进入外滩滇池路的上海土产品进出口总公司任职：父亲被派到储运科，胡安甫去了业务科，昔日胡掌柜的儿子则分到采购科，三人的职务统一定为私方副科长。

可当时的实际境遇，远没有这个头衔听起来这般体面风光——这个所谓的“副科长”，完完全全是个徒有其名的虚衔。公司里大小实权全数攥在公方正科长手中，核心业务的关键环节从来轮不到这些私方人员插手，平日里几乎不会给他们安排什么实打实的正经工作。可一旦正科长在工作上出了纰漏、捅了娄子，需要有人站出来担责顶罪时，他们这些挂名的“副科长”就得第一时间站出来背锅，说穿了就是个无足轻重的兜底位置，日子过得看似清闲，实则处处尴尬，空有一身劲儿却完全找不到施展的地方。

1956年，全社会正全面掀起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潮，没人预料到一场无妄之灾会骤然落到父亲头上——因一桩生意往来相关的检举线索出现牵连误差，父亲突然被带走隔离审查，这一去便是整整半年。

身处隔离审查的日子里，父亲始终没有过半句怨言，更没有刻意隐瞒任何细节，他逐笔逐项清清楚楚交代了自己全部的生意往来脉络，坦坦荡荡配合组织一轮又一轮的核查。半年后，最终核查结论出炉：所有针对父亲的怀疑全系子虚乌有，完全是检举信息张冠李戴、弄错了对象，父亲自始至终没有任何问题。组织正式为父亲出具了“审查清楚、排除嫌疑、属误查”的书面结论，明确认定这是一次错查，还给了他一个清清白白的定论。

事后回望，当年这场突如其来的审查，竟阴差阳错成了替父亲洗清后半世潜在冤屈的关键凭据，想来不由人不感慨命运的机缘跌宕。

1957年的夏风里卷着大鸣大放的激昂标语，单位会议室的长条桌上一溜摆着热气腾腾的白搪瓷缸，缸身印的红字在暑气里浸得发暖。四十出头的父亲坐在硬实的长条木椅上，望着台上轮番笑着鼓动大家“畅所欲言、言无不尽”的领导，脑子里晃过这两年科里乱糟糟的情形，心口一热，堵了快小半年的那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没等掂量就已经脱口落在了会场里。话音落时还有人点头附和，谁料风向转得比谁都快，没出半个月，大字报就糊满了家门口的墙。红笔圈着的名字旁，“反党反社会主义急先锋”的大帽子压得人喘不过气，当天夜里就被停了职。这顶沉甸甸的“右派”帽子，一戴就是二十三个春秋，从壮年到鬓角染霜，直到1980年的春天，一纸平反通知书送到家里，那顶压了他半辈子的帽子才终于被正式摘除。

如今回头再想，父亲后来总说自己那会儿像是提前有了预感。他从小到大统共只念过四年小学，从来没读过什么讲处世法则的大道理，可几十年在世道里摔打磨练出来的那股敏锐劲儿，让他开完那场座谈会后，连着好几宿都睡不踏实。思来想去，他把自己藏了多年、攒下的2000块私房钱全交到了母亲手里——这笔钱后来成了我们家落难时，托住日子的一小半保障。

7.3 我家的定时炸弹爆炸 6月13日，埋在我家的那颗“定时炸弹”猝然炸响：父亲因盗窃国家经济情报遭逮捕，获刑13年，随后被送往青海劳改农场改造。这件事的完整前因后果，我会在后续讲述父亲平反经历时详细铺开。
Fig.06 那场劫难后幸存人员的合影摄于2001年

从那天起，我们全家头上就像被扣上了三顶沉甸甸的“黑帽子”，走在邻里面前总觉矮了大半截，原本寻常的日子一下子栽进了暗无天日的窘境里。唯独那2000块钱，成了托着我们家不往下沉的最后一块垫脚石。后来居委会的干部瞧着我们家实在揭不开锅，特意把我母亲安排到弄堂口的便民服务站打零工，多少能赚点薄薪贴补家用。

1959年，大姐以无可挑剔的高分考上了大学，却因家庭成分的限制，最终只能进入一所普通院校——上海师范学院就读。如今回头看，当年“唯成分论”的导向，埋没了多少本该舒展抱负的人才，实在是那个年代令人扼腕的遗憾。

而在国庆十周年前夕，街道接到上级指示：为确保国庆期间安保无虞，需对四类分子严加监控，防范其外出从事破坏活动。像我们这样成分的家庭，自然被划为重点对象，要求整户迁往宁夏落户定居。命令下得极为仓促，工作人员逐户盯紧落实，半分转圜的余地都看不到。旁人家里慌的慌、哭的哭，我母亲却在乱局里很快定了神，悄悄盘算起了周全的办法：她先是找来了相熟的街坊帮忙，索性把自家小阁楼的顶子先拆了，木料堆了半天井，远远看去满地狼藉，真像是收拾家当、拆房卖料准备举家搬迁的样子，来核查的街道干部远远瞥一眼，都点头说这家行动快。

那天晚上我妈就着昏黄的电灯泡，把户口本摊开，指腹蹭过那几页薄薄的户籍页，连边缘起的毛边都数得清清楚楚。她先掐着指头掰算家里的人头对我说：“你姐八月去了上海师大，报到当天就把户口迁去了学校的集体户，你二哥去年支内，扛着铺盖卷去了东北的鞍钢，落户在厂区的集体宿舍，现在这房子的户口簿上，就只剩三个人的户口——我自己，你和你的小姐。”

她捏着户口本的封皮叹了半天气，指节敲了敲纸面，像是把主意在桌上敲得扎扎实实：“现在居委会天天上门动员西迁宁夏，说城里要精简人口，咱们家眼下三口户口拴在这，总不能一家子全扎去那黄沙地里喝风。据说只要能设法把你和你小姐的户口都转出去，到时候这户口本上就剩我一个人的名字。大不了我一个人应了居委会的动员，独身跟着支援宁夏的队伍走，至少换你们两个能留在上海，不用跟着我去大西北遭那份黄沙埋脸的罪。我这把老骨头怎么折腾都无所谓，只要你们两个小的户口能落稳当，我一个人去宁夏，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呢。”

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一辈子都在为儿女筹谋盘算，到了晚年，反倒把自己活成了托在子女身后最软的那块垫脚石——连“牺牲”这两个字都舍不得、也不忍心说出口，只敢用一句轻飘飘的“哪里黄土不埋人”，就把所有颠沛流离的苦楚，全悄悄揉进了自己的岁月褶皱里。

第二天把还是半大孩子的我，匆匆往徐家汇路的二伯伯家送，想着先把我这个拖在身边的小累赘安置好，免得后续出岔子。谁知道那时我才十岁出头，哪里懂大人背后悬着的心事？认生又念家，头天刚被送到二伯伯家，第二天天不亮就偷偷溜出了门，顺着记忆里回家的方向一步一步走，十来里的路，硬是自己摸回了19号的家门口。推开门撞见母亲的那一刻，她又惊又怕，眼泪当场就滚了下来——她知道这下子把我单独送出去是行不通了，实在没了别的办法，只能红着眼睛敲开了相处了十几年的老邻居家门，把我托付给了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钱家和周家。那两户老街坊半分犹豫都没有，当场就应下了，往后的日子里待我真的比自家孩子还上心，吃饭多给我盛一勺菜，天冷了把自家孩子的棉衣翻出来给我穿，半点儿没把我当外人和旁人嘴里忌讳的“黑五类崽子”看，这份掏心窝子的深情厚意，我从记事起揣到如今，一辈子都没法忘。
Fig.07 照料11岁的我的钱家姆妈和隔壁的舅妈，在60年代初拍摄的照片。

走投无路的母亲把最后一点希望寄托在小姨身上，把正在读小学的二姐送到了小姨家寄养。这其实让小姨格外为难：她本身是公职的共产党干部，在那个阶级立场划得无比清晰的年代，怎么能公然和“反革命分子”的家族扯上牵连、担上“划不清界限”的嫌疑呢？

在这个紧要关头，小姨再一次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决意把自己的小外甥女-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女儿，接到自己当时居住的横浜路39号的亭子间里，并想方设法报上了户口，先把她送进了虹口区三中心小学读书，后来又顺利考上了市重点复兴中学，让她得到了最好的教育，给后来她到奉贤星火农场后能当上小学老师，打下了扎扎实实的基础。

把我们安顿好之后，母亲才接着演“迁移”的戏码，每次街道办事人员上门催问动身日子，她就陪着小心说好话，说收拾东西的时候忽然想起，我们全家早年在宁波老家还有点私产琐事要结清，得亲自回去处理完才能走，等从宁波一回来，立刻就扛着行李往宁夏去。那时候的街道干部也并非全是不通情理的，看她说得恳切，家里也确实拆了阁楼像模像样在准备，没多为难就批了她的假。母亲就这么拖着小包袱，悄摸摸去了小姨家避难，一躲就是一个多月，连家门都不敢多迈。

后来还是小姨传了信，说最近风头明显松下来了，估摸着不会再有人找上门来刁难。其实这事根本不是上海市政府的统一规定——要把所有“四类分子”的家属迁往大西北，完全是各个区自行出台的差异化举措，像虹口区就压根没推行过这类政策，也正因如此，才有了“风头松动”的说法。母亲这才敢蹑手蹑脚摸回19号的家，进门之后悬了几个月的心才总算落了地——果然，后来街道的人再也没来追问迁移的事，那场压得我们全家喘不过气的迁往宁夏的指令，就这么悄无声息地不了了之了。

翻开这段浸着岁月温度的旧往事，指尖触到的全是那个特殊年代里，普通人用善良与勇气焐出来的生路，最是让人动容的，是母亲在疾风骤雨般的迁移指令前，那份临危不乱的生存智慧和小姨的大胆的人性决定。

现在我年纪大了，翻回头去想那段日子，才后知后觉感受到小姨当时到底顶着多大的风险。要知道她住的房子，一板墙之隔就是一对在区政府上班的夫妻，隔墙有耳，半点儿风声漏出去就是天大的祸事。那时候我们家头上扣着三顶所谓的“黑帽子”，谁沾边都可能被牵连，可小姨那时候已经是街道的党委书记了，本来是最该避嫌的人，却宁愿冒着自己被处分、被撤掉职务的风险，悄悄把我母亲接过去收留，护着我们全家躲过了那场可能连根都要被拔走的劫难。

写到这里，指尖抖得已经敲不对键盘上的字，热的眼泪扑簌簌砸下来，落在按键上晕开小小的湿痕。旁人都说乱世里人心薄如纸，可我们家能捡回这安稳的日子，全是靠母亲的急智，靠老街坊的照拂，更是靠小姨捧着一颗真心，拿自己的前途当赌注撑出来的。这份恩情我揣了一辈子，到现在说起来还是忍不住心口发热：小姨啊，你哪里是普通人，你就是我们家当年熬过大难的活菩萨，这份恩情我们子子孙孙都不敢忘。

小姨见母亲大难过后彻底安了心神，恰逢三姨和大舅母也到了上海，便兴致勃勃提议：“咱们陈家这几个姑嫂，活了大半辈子还从没单独痛痛快快出去玩过，这回就去杭州——游西湖、逛灵隐，就咱们几个老姐妹，把欠了几十年的清闲时光好好补回来，我还给你们当专属摄影师！”

Fig.08 专属摄影师-我的小姨

小姨向来就是这样的性子：心里装的全是旁人，半分也没顾上自己。这场说走就走的行程定在入秋的头一个大晴天，没了拖家带口的累赘，也没了挂心琐事的焦灼，几个挎着布包的中年女人挤在开往杭州的火车上，望着窗外成片往后掠去的稻田，笑得比天边的秋阳还要暖——这份她们揣了大半辈子、专属于姑嫂之间的松弛时光。

Fig.09 家母与三姨摄于杭州西子湖畔

Fig.10 姑嫂四人摄于杭州西子湖畔

Fig.11 姑嫂四人摄于杭州雷峰塔前

Fig.12 姑嫂四人同游杭州，摄于钱塘江大桥前 Fig.13 摄于1961年的陈氏四姐妹珍贵的合影 多年之后母亲曾跟我说，1961年的那次杭州之行。是一生当中最轻松，最放松的旅行，因为小姨帮我们解决了最大的难处。活了大半辈子，后来也去过不少地方旅游，住过装潢讲究的酒店，吃过山珍海味的宴席，可再也没有哪一次，像当年那样，整颗心都是松松软软的，没有半分挂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