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恶与人的格式化 读《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篇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

刘宁生

美国犹太裔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

因一个偶然的原因关注起一组相关电影作品，包括《万湖会议》（或《阴谋》），《朗读者》和《利益区域》。为深入理解这三部电影的共同思想内核，即所谓的“平庸之恶”，以区别于其他众多反映二战屠杀犹太人的电影暴露的所谓“根本之恶”。比如《辛德勒的名单》中塑造的纳粹反派，“根本之恶”的艺术典型化人物亲卫队军官阿蒙·哥特，一个狂热变态、喜怒无常、有杀人快感的怪兽，他会赤裸着上身站在别墅阳台上，像玩游戏一样用狙击枪随意射杀集中营里正在干活的犹太囚犯。

为进一步理解“平庸之恶”进行的拓展阅读和独立思考滋生了一些零碎想法并留下笔记，形成几段文字，包括这篇短文和关于电影《朗读者》的观感。我自己是在理解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篇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之后，进而了解了犹太学者汉娜·阿伦特身世和学术思想以后，才觉得有点儿看明白《朗读者》等这一电影系列的。

1960年5月1日，在逃的前纳粹分子，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担任重要角色的阿道夫·艾希曼（以下简称艾希曼）于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抓捕并带回以色列。次年4月11日至12月15日在耶路撒冷受审，被判处绞刑。

出生于德国并在著名的海德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二战中移居美国的犹太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以下简称阿伦特）当时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旁听了审判全过程，写成《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篇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在《纽约客》连载，后以同名结集成书。书中，阿伦特通过对艾希曼现象的分析，首次提出“平庸之恶”的概念描述以下现象：普通人并不一定需要残暴动机和行为，仅仅通过放弃独立思考，行动上盲从、道德上麻木，便能犯下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

“平庸之恶”的英语原文是Banality of Evil，其中Evil通常译为“（邪）恶”，理解为人的品行。有时也因语境译作“（恶）魔”，通常理解作为实体的人。Banality在英语日常用法是 “平常” 、 “平淡” 、 “枯燥” 、 “无聊” 的意思。相对于Banality of Evil的另一个概念是Banality of Heroism，可以译作 “平凡之勇/善” ，表示英雄主义或善，并非仅属于少数非凡之人的罕见特质，而是一种普通人在适宜条件下便能做出的选择。这两个概念的对举有助于深入理解这一对概念的实质。概念的翻译受制于语言的格式化，尤其是具有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内涵的概念，往往因为在没有百分之百对应和匹配的情况下，有限的词语选择影响对概念的深入理解，尤其是那些细微但至关重要的差别。相同一个英语词 banality，在汉语中被有选择地分别译作 “平庸（之恶）” 和 “平凡（之善）” ， 就是一个有意义的学术问题，不过这是另一个复杂话题。

阿伦特关于“平庸之恶”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29年她的博士论文《圣奥古斯丁爱的概念》。公元五世纪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圣奥古斯丁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很哲学：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纯粹是“善的缺乏”。如同世界上没有一种叫做“冷”的实体，冷只是“热量的缺失”；世界上也没有一种叫做“黑暗”的物质，黑暗只是“光明的缺席”。当人类的心灵背离了上帝、背离了善，那个空出来的黑洞，就呈现为“恶”。所以，也就有了后来“空心人”的说法，始于英国诗人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于1925年发表的诗歌The Hollow Men （空心人）。

阿伦特笔下的艾希曼并非一个面目狰狞的恶魔，而是一个循规蹈矩、满嘴官腔、只知机械服从命令的纳粹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部件。艾希曼在纳粹德国时期的最终军衔是中校，核心职务是帝国安全总局第四局犹太人事务与疏散科科长，在体制内握有实际执行权，负责协调和落实针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也是“万湖会议”的组织者。

在耶路撒冷的审讯和法庭辩论中，艾希曼极力向法官证明自己没有狂热的纳粹意识形态，反复强调自己并不仇恨犹太人，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因为国家法律和长官命令，他必须履行职责。艾希曼在庭审中甚至辩称自己的家族里有犹太裔亲戚，自己年轻时也结交过犹太朋友，私下里完全没有反犹意识。艾希曼还表示自己曾认真阅读过犹太复国主义的奠基之作，甚至自学过希伯来语。1937年，他曾前往巴勒斯坦地区考察，当时非常同情犹太人建立自己国家的想法。在纳粹时期，他所负责的 “犹太人事务” 是强制驱逐和移民，他将这视为一项高效率的 “物流搬迁工作” 。法庭记录显示，即使在系统性大屠杀 “最终解决方案” 已经开启的1944年，艾希曼依然利用过自己的权力，帮助一些有特殊关系的犹太人逃往瑞士。

阿伦特认为，一个真正被疯狂意识形态彻底洗脑、充满绝不妥协的狂热仇恨的恶魔，比如盖世太保的其他高官，是绝不可能允许任何一个犹太人从眼皮底下溜走的。艾希曼之所以放人，是因为他把这当成一种务实的行政置换或顺水人情。

阿伦特仔细研究过艾希曼的生平。他年轻时是个工程学院的辍学者，当过流动油漆销售员，失业后在迷茫中经人介绍加入了纳粹党卫军。艾希曼在法庭上承认，自己加入纳粹并不是因为读了什么高深的种族主义理论，而是因为当时需要一份工作，需要一个能让自己显得有身份的组织。他加入后，唯一的追求就是“升职加薪、渴望被长官赏识”。

艾希曼在法庭上不断重复一句话：“我只是在完成我的工作。” 这种辩护的底层逻辑是：做这件事的不是作为个体行为人的艾希曼，而是作为角色的帝国安全总局第四局犹太人事务与疏散科科长艾希曼。“我只是这个庞大国家机器里的一枚齿轮，任何一枚齿轮处在这个位置，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在法庭辩护中，“角色”成为了艾希曼试图逃避作为“人”应当承担的法律与道德责任的终极护甲。

阿伦特认为，在私下里作为“人”，艾希曼可能不恨犹太人，也可能是关心家庭的普通父亲、丈夫和儿子；一旦坐在办公室里作为“角色”：犹太人事务与疏散科科长，他关心的就只有运载犹太人火车的时刻表、运转率和运载量。他用完成指标的角色成就感代替杀戮生命的道德罪恶感。

可是，不能不提的是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出版以来，关于艾希曼是不是一个“平庸之恶”的典型代表一直具有极大争议。2014年9月，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 (Alfred A. Knopf) 出版社出版了《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大屠杀者未被仔细审视的人生》 (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 The Unexamined Life of a Mass Murderer)的英译本。该书作者贝蒂娜·斯坦尼思 (Bettina Stangneth) 是德国汉堡的一位独立哲学家。她根据艾希曼战后在阿根廷藏身时写的数千页回忆录和其他大量历史文件和证词，证明了与阿伦特意见相反的学者们的观点：艾希曼绝不像他自己在审讯中所辩称的那样，只是一名服从命令、 “没有思考” 的公务员，而是一个狂热献身纳粹事业的纳粹党人。

斯坦尼思同时认为阿伦特是被艾希曼在法庭上的表演愚弄了，但她不认为阿伦特的思想不重要，而认为她是个不可或缺的智慧伙伴。

《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的作者贝蒂娜·斯坦尼思

有史学家认为，如果阿伦特像其他很多人那样被蒙骗了，那么艾希曼的表演仍让她洞察到很多当时在现场执行屠杀的人们的心态，这很有价值。“她说的那类人的确存在，但他不是那类人” ，史学家克里斯托弗·R·布朗宁 (Christopher R. Browning) 说。他1992年的著作《普通人》 (Ordinary Men)调查了波兰的一个德国警营，成千上万犹太人在这里被害。“艾希曼所假装的那种人的确存在，各种各样的人都是那样的。所以他的策略才能奏效。”

所以，尽管关于艾希曼个人是不是试图在审判中伪装获得同情存在极大争议，阿伦特关于“平庸之恶”的普遍理论没有因此受到削弱，六十年来一直受到学界和思想界的重视和推崇。理由很简单，“平庸之恶”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

值得一提的是，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出版三个月后，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耶鲁大学开展的一项极其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即“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Milgram experiment），又称“权力服从研究”。实验的背景和动机深受“平庸之恶”理论的影响，试图探究普通人是否仅因“服从命令”就会做出残忍的行为。实验表明，当普通人置身于一个合法合规的权威体制中，并认为责任已转移给权威者时，绝大多数人都会丧失道德反叛的勇气，沦为残酷命令的执行者。当然，这个实验后来也受到一些实验设计和技术的批评以及伦理道德层面上的指责。

人类文明进程，特别是进入工业革命以后，效率来自细化的分工和规模效应。在生产流水线上工作的就不再是有自我意志和感情的“人”，而是执行规定动作的“角色”。卡尔·马克思最早从经济学角度将人解释为被流水线异化的劳动力；六十年后，马克斯·韦伯把这个概念拓展到整个社会组织，包括国家和行政体制；罗伯特·默顿发现了人的性格和心理也可以被规则异化；汉娜·阿伦特则洞察良知和思考被角色异化；米歇尔·福柯指出，我们的整个肉体、欲望和灵魂，在出生后就已经被现代社会的规训网络彻底格式化了。

“人的格式化”是由计算机基本概念“格式化”基础上产生的衍生术语，指个体受到外部环境（如社会规范、职场规则或算法）的规训，导致思想、行为和生活方式变得高度标准化、单一化，从而失去独特个性和自主性的过程。它通常包含三个核心特征：思维同质化：用统一的成功标准或价值观来思考，失去独立批判能力。行为模式化：生活沦为死板的打卡、KPI、两点一线流水线作业。情感工具化：压抑人的自然情感与创造力，只追求效率与功能性。

有血有肉、形象性格种族各异的人类生命个体变成标准化角色的格式化，是全世界“平庸之恶”的基础和根源。

作为犹太人，阿伦特1933年以“秘密收集纳粹的反犹太主义宣传资料”罪名被盖世太保在图书馆逮捕，被关押8天。据说是因为看押她的年轻盖世太保喜欢她把她给放了，这里人性起了作用。1940年流亡法国时又以 “敌国侨民” 罪名被逮捕关押数周，最后成功逃脱。阿伦特的可贵之处在于，作为犹太人，她并没有简单地从民族复仇而是从人性和社会性的矛盾的角度看待大屠杀。她的 “平庸之恶” 理论并不为主流犹太人接受，就像另一位犹太人学者施罗默·桑德的学术著作《虚构的犹太民族》一样，遭到主流犹太群体的联合抵制和愤怒批判。但那丝毫不减弱阿伦特思想的光芒。

“平庸之恶”之外，阿伦特从法律的角度在书中冷静地分析了审判的漏洞，并指出二战中部分“犹太人委员会”领袖客观上配合了纳粹的统计工作，引发整个欧美和以色列犹太阶层的狂怒。清醒理智大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阿伦特被贴上“自我憎恨的犹太人”和“背叛民族的败类”的标签，甚至遭到了朋友的绝交和社区的联合抵制。可惜可贵的是：她的学说依然在更大范围内警示人类。

阿伦特曾说过一句极具争议的话：“我一生中从未‘爱过’任何民族或集体——无论是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还是工人阶级，我确实‘只’爱我的朋友。” 在她看来，把对任何一个民族的盲目狂热爱戴凌驾于正义、良知、理性和个人的独立思考之上，本身就是滋生极权主义的危险土壤。

有意思的是，在1951年出版的、奠定其世界级政治学者地位的里程碑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使用的是康德的术语“根本之恶”（Radical Evil）。“根本之恶” 用于描述一种极端根深蒂固的恶行，这种恶行会败坏人性或彻底毁灭人的价值。她当时认为，纳粹集中营所展现的罪恶是具有 “深渊般深度” 的、绝对的、魔鬼般的邪恶。这种恶试图彻底改变人性、抹杀人类的自由意志，其动机是无法用世俗的贪婪或自私来解释的。直到1961年，当阿伦特在法庭上亲眼看到坐在防弹玻璃后的艾希曼时，她突然意识到巨大的罪恶不总是需要魔鬼般的深层动机，它可能只是因为肤浅和不思考，即所谓的 “平庸之恶” 。更有意义的是，阿伦特把对 “平庸之恶” 的审判提升到了全人类的道德、法律和哲学高度。这使得大屠杀叙事不再仅仅是 “犹太人的苦难史” ，从而成为全人类在面对极权、群体盲从、现代官僚主义时，如何保持个体尊严与独立思考的启示录。

这让我想起1966年夏，我被裹挟着随一群娃儿去班主任住的宅院“抄家”，我虽只站在院子里没有丝毫举动，却壮大了抄家队伍的声势，这是很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的。刚念完四年级的小学生的“抄家”小把戏无非是把班主任家的一切有序胡乱弄成无序，把原本立着的放倒，把挂在墙上的丢在地上，把干净的衣物扔在肮脏的阴沟里踩上两脚，把垃圾包括煤灰渣从撮簸里倒进南京城南人家当时用的食用水缸……很快，这一幕在我自己的家又如出一辙地被复制，那年我们都才11岁。班主任杨老师很冷静也很清醒，仿佛早已洞察“平庸之恶”，专门来我家安慰外婆说，不要怪这些娃儿，应该也包含主动原谅我去她家造访的意思。那是我去她家的最后一次，虽然那时还没听说过“平庸之恶”，原始的羞耻感一直延续至今。

在耶路撒冷受审中的艾希曼

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篇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不仅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更给二战反犹文学与大屠杀叙事带来了颠覆性的范式转变。 在此书出版前，反犹文学大多停留在悲情控诉和善恶二元对立的框架中。纳粹加害者被塑造成面目狰狞、残暴嗜血、带有病态狂热的反犹恶魔，“根本之恶”通过视觉感官的纳粹个人的鞭笞、虐杀等肉体和精神暴行具象化。而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指出：大屠杀其实也是一场高效的现代行政、物流、后勤活动。一部分作家这才开始将大屠杀视为现代文明、官僚体制和技术理性冷酷发展到极致的产物。后来的小说，包括战后德国的“废墟文学”和反思小说，常常避开残酷暴行的正面展示，以大量笔墨去描写纳粹如何制定精确的火车时刻表和统计表格，程序性完成盖章公文，以此展现那种不流血但更令人窒息的体制性残酷。如三次被搬上荧幕的万湖会议，其中两部由德国摄制的影片均以《万湖会议》为名。英美2001年合拍的电影取名为《阴谋》，根据真实历史档案，唯一幸存的万湖会议微缩胶卷记录改编。整部电影没有犹太人被捕遭凌辱屠杀的镜头，而是讲述会议室里15名纳粹高级将领和政府高级官僚在90分钟的秘密会议。像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或公司的上层会议，参会人开会、喝红酒、吃自助餐，繁文缛节但又极其认真讨论并且争辩抓捕，遣送，消灭犹太人身体和灵魂计划的每一个技术细节的法理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最终决定600万犹太人命运。再如2023年电影《利益区域》，没有任何集中营里恐怖、血腥和毒气室的镜头。相反，整场画面是奥斯威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一家在一墙之隔的花园洋房里，过着幸福祥和平静甚至令人向往的生活，只有画外音让人隐约感觉大墙那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存在。 电影正是通过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日常化与隔绝感，把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一个侧面具象化地展现到极致。

与以上两部电影不同的是，2008年电影《朗读者》的女主角汉娜只是纳粹集中营“忠于职守”的低级别女看守，纳粹国家机器中那颗最小的齿轮（艾希曼在受审时用的是“齿轮”这个词，我们在相同语境说“螺丝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朗读者》更加有助于以艺术形象诠释并充分展开“平庸之恶”的本质。

文学是一面神奇的镜子。它虽然由虚构的文字组成，却映出最真实的现实；它明明写的是别人的故事，却折射着读者自己的灵魂和过往经历，不论你身处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文学这面镜子最大的作用，就是不断提醒坐在格子间被格式化的人不要忘记：你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痛苦也有梦想、有罪孽也应该有道德底线的生命体。

当然，“平庸之恶”的存在并不必然否定“根本之恶”的存在。只不过，“平庸之恶”往往更容易被忽视，其危害更加广泛而深远，是至今华语伤痕文学尚未充分揭示的。这里的“伤痕文学”泛指反映近百年来由于内外原因给中华民族造成多次灾难的文学艺术作品。《牧马人》赞颂的是体现在董大叔、郭谝子、李秀芝身上的那种可贵的不盲从外部环境只听从内心良知的“平凡之善”。不过我更欣赏《芙蓉镇》既赞美“平凡之善”的秦书田，谷燕山，胡玉音，也鞭挞“平庸之恶”的李国香和王秋赦。遗憾的是，李国香和王秋赦的艺术形象被表现得令人憎恶，最终还是跳不出“根本之恶”的设计思路。倒是鲁迅先生早在1919年的小说《药》里把表现为“看客心理”的民众“平庸之恶”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位为拯救国家民族的英雄的牺牲，在普通善良的平民价值系统里，只是一剂治疗痨病的偏方、一段茶余饭后事不关己的茶馆八卦和一次街口拼命伸长鸭脖子凑热闹的景观。鲁迅小说《药》早于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篇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四十二年。

阅读《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篇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和相关材料所得到的启示远远超越反思“伤痕文学”。

历史已经驱散了大屠杀的阴霾，但制造“人的格式化”的官僚制与专业分工却以更加精密的方式嵌入了我们现代人生活。今天，满大街的外卖骑手被系统格式化为精确到秒的路径执行者；大厂员工被格式化为360度环评监督的工具人。我们正在算法的侵淫中，把活生生的人简化为一组组转化率数据；我们正在网络的束缚中，用廉价的标签和套话去损害或剥夺他人的尊严。现代社会的格式化的结果并不一定直接造成流血，却可能是一场温水煮青蛙式的精神屠杀。它让人们在追求高效率和循规蹈矩的节奏中，一步步交出独立思考的权力，沦为新时代外表光鲜却麻木不仁的工具人。

1936年无声电影《摩登时代》中的卓别林只是一个虚构的被强烈夸张的艺术形象。这个艺术形象不幸已经幻化为现实生活中闯红灯的外卖骑手。

行文至此，笔者突然有一种“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的凄凉灰暗的感觉。一位睿智的友人写下这样的评语：“在特定环境中平庸之恶或许不可避免，但其中依然存在人与人的良知、道德底线不同所产生的不同结果。“

是的，人与角色的关系是复杂的，人作为个体的差异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在无奈或有奈扮演“平庸之恶”角色的时候，个体的人性差异极大左右了他们完成角色成功的程度。2022年电影《永别了，霍夫曼先生》从一个层面生动且幽默地诠释了这些复杂性，最重要的是让我们人类有信心相信永不泯灭的人性光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点击链接阅读 人性的阴暗和光亮 --被占领区人民的道德困境和 人性光辉照亮的平安夜

人类有理由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底线，那才是世界光明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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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别了， 霍夫曼先生》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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