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行之柏林 洪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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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严教授
文： 严教授 前面两集介绍了德意志帝国（第二帝国）的来龙去脉。脑子里一直有个问题挥之不去：德国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次惨重失败，甚至一度满目疮痍、国土分裂，为什么后来都能够重新站立起来，并再次成为欧洲最重要的经济体和强国之一？我似乎在参观柏林洪堡大学时找到了部分答案。一个文明或文化的兴起与强盛，一定有其深层的历史和文化原因。旅游不单单是游山玩水，更是走进一个国家、接触一种文明的绝佳途径。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格物致知。这一集就让我们从柏林洪堡大学说起，聊聊教育在普鲁士崛起以及德国后来发展中的作用。让我们一起来品旅游，聊历史，学文化。

1806年，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军队在耶拿—奥尔施泰特战役（Schlacht bei Jena und Auerstedt）中击败普鲁士军队。普鲁士遭受沉重打击，柏林也随即被法军占领。1806年，拿破仑又迫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放弃帝号，神圣罗马帝国由此宣告解体，结束了延续近千年的帝国历史。
这场惨败给普鲁士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也促使普鲁士统治集团和知识界重新认识国家的弱点，展开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革。其中包括农业改革、行政改革、军事改革以及教育改革，而教育改革尤其具有深远影响。
早在18世纪，普鲁士就已经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学校教育体系。1717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颁布教育令，要求儿童接受基础教育；18世纪后期，普鲁士又进一步加强学校教育制度。1806年以后，教育改革则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目标不再只是让民众“识字”，而是通过教育培养具有知识、能力和责任意识的新型国民。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改革，就是创办大学。
1809年，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受任领导普鲁士教育事务，并推动在柏林建立一所新的大学。1810年，柏林大学（Universität zu Berlin）正式成立，后来因洪堡兄弟的贡献，于1949年更名为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洪堡所倡导的大学理念具有划时代意义。他认为，大学不能只是传授已经存在的知识，更应该通过自由的学术研究创造新的知识。因此，大学应该把“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也是研究者；学生也不只是被动接受知识，而应该参与学术探索。
这种理念与“学术自由”密切相关，包括教师的教学自由（Lehrfreiheit）和学生的学习自由（Lernfreiheit）。后来形成的“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大学模式，成为德国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特征，硕果累累，并对世界各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洪堡大学由此成为普鲁士教育改革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它不仅是一所大学，也成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的象征：国家的强大不能只依靠军队和行政机器，还必须依靠科学、教育、人才和创新能力。
第二方面，是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发展。除了大学教育之外，普鲁士及后来德意志各邦还逐渐发展出技术学校、职业学校以及各种专业培训机构，为铁路、机械制造、采矿、冶金、电气工程等新兴产业培养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这种教育体系后来成为德国著名职业教育传统的重要历史背景，并最终发展出今天所熟知的“双元制职业教育”（duales Ausbildungssystem）。也就是说，德国的工业化并不仅仅依赖大学培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同时也依赖大量经过系统职业训练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
第三方面，是军事教育和军事改革。1806年惨败以后，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von Scharnhorst）、奥古斯特·奈德哈特·冯·格奈森瑙（August Neidhardt von Gneisenau）等人推动普鲁士军事改革。他们认识到，现代战争已经不能仅仅依靠勇敢和纪律，还需要系统的军事教育、战略思维和专业化的军官队伍。普鲁士后来建立并发展了战争学院（Preußische Kriegsakademie），培养具有战略、历史、地理和军事科学知识的专业军官。普鲁士军队逐渐形成一种重要传统：军官不仅是勇敢的战士，也必须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员。这一传统后来成为德国总参谋部体系的重要基础。
第四方面，是培养高素质的官僚和专业人才。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教育不仅服务于个人发展，也直接关系到国家机器的运行效率。普鲁士逐渐建立起一套专业化的官僚体系，源源不断为国家输送大量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包括法律、行政、财政、教育、工程、医学以及军事等领域的专业人员。
大学、中学以及职业教育机构，构成了德国人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改革，教育开始产生一种“乘数效应”：它不仅提高个人的知识水平，也增强国家的行政能力、组织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
与此同时，普鲁士的学校教育也比较强调纪律、守时、规则意识、责任感以及基础知识。这些教育传统与专业化的行政体系、军事体系和技术教育结合起来，使普鲁士逐渐形成了一个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能够适应现代国家和工业社会要求的人才基础。
到了19世纪中期，普鲁士逐渐形成了一个相互促进的体系，即：教育改革 → 科学研究 → 技术创新 → 工业发展 → 专业人才 → 高效行政 → 军事现代化。这并不是一个单线发展的过程，而是多个领域相互推动、不断强化的结果。
随着工业化和国家实力的增强，普鲁士逐渐成为德意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1864年，普鲁士与奥地利联合击败丹麦；1866年，普鲁士在普奥战争中击败奥地利，确立了自己在德意志统一进程中的主导地位；1870—1871年，普鲁士领导的北德意志邦联与南德意志诸邦共同对法作战，并最终击败法国。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Deutsches Kaiserreich）在法国凡尔赛宫镜厅宣布成立，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Wilhelm I）成为德意志皇帝（Deutscher Kaiser），德意志诸邦最终在普鲁士主导下实现政治统一。

回头看这段历史，会发现德国的崛起并不仅仅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铁血”外交和战争谋略。战争只是最终呈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一部分；在它背后，还有经过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积累的教育、科学、技术、工业、行政和人才体系。而洪堡大学，正是这个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5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这所学校的最好证明。

洪堡大学

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简称 HU Berlin）坐落于柏林著名的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上，主楼原为腓特烈大帝时期修建的海因里希亲王宫（Palais des Prinzen Heinrich）。这座宫殿建于18世纪中叶，原本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弟弟——海因里希亲王的府邸。1809年，普鲁士将这座宫殿交给新成立的柏林大学使用，此后这里成为大学的主要校舍。

大学所在的菩提树下大街，也是柏林历史文化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主楼附近汇集了柏林国家歌剧院、圣黑德维希主教座堂、旧皇家图书馆（现为洪堡大学法学院）等重要建筑，向西则通往勃兰登堡门。因此，这里不仅是柏林的大学区，也是普鲁士王国和德国历史的重要见证地。
洪堡大学的创建与普鲁士在1806年遭遇拿破仑重创后的改革密切相关。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大不能只依靠军队和行政机器，还必须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人才。
1809年，威廉·冯·洪堡主持普鲁士教育改革，并负责筹建柏林大学。在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的批准和支持下，柏林大学的创建工作正式展开。1809年已有创建大学的王室命令，部分创校教授并于当年11月开始在海因里希亲王宫授课；1810年10月，大学正式开学。
严格来说，柏林大学的创建并不是威廉·冯·洪堡一个人的功劳。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神学家兼哲学家弗里德里希·丹尼尔·恩斯特·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等人也积极参与了建校工作，并在大学的学术理念和组织制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施莱尔马赫后来成为神学院教授及首任院长；费希特则成为大学早期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并曾担任校长。
洪堡大学自建校以来，秉承“思想源于自由、独立”的学术精神，成为德国现代化体系的重要支柱。一所好的大学不在它有多少大楼，而在于它有多少大师。洪堡大学在办学过程中广招贤才，尤其重视哲学、历史、语言以及自然科学，一时间人文荟萃，名流云集。洪堡大学迅速成为19世纪德国乃至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大学之一。

主楼。 大学入口荣誉庭院立着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1821–1894）。他曾担任过柏林大学校长（Rektor）。 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雕像，是19世纪初德国最重要的教育改革家、语言学家、外交家和思想家之一。他是柏林大学（今洪堡大学）的首创者。 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雕像，他是19世纪最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之一，也是现代地理学、生态学和地球科学的重要奠基者。他与哥哥威廉共同成为今天柏林洪堡大学名字的来源，哥俩一个从事人文，一个从事科研。 贝贝尔广场（Bebelplatz）,位于洪堡大学主楼对街。左侧粉红色的建筑是柏林国立歌剧院(Staatsoper Unter den Linden)；左侧绿色圆顶建筑是圣赫德维希主教座堂（St.-Hedwigs-Kathedrale）；中间建筑是罗马酒店（Hotel de Rome），建于 1887–1889年，最初是德累斯顿银行（Dresdner Bank）总部；右侧宏伟的古典主义建筑是柏林洪堡大学法学院（Juristische Fakultät / KomKom）。 柏林洪堡大学法学院（Juristische Fakultät / KomKom）和法律图书馆（Jura-Bibliothek）。这里曾是普鲁士王室时期的皇家图书馆（Königliche Bibliothek），由腓特烈大帝下令于1755–1780年兴建。

群星璀璨

走进洪堡大学主楼大厅，正面墙上刻着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曾在洪堡大学求学。 主楼二楼悬挂着在洪堡大学工作和学习过的著名学者。其中包括费希特、黑格尔、谢林、叔本华等哲学巨匠。还有爱因斯坦、普朗克、薛定谔、赫兹等顶尖科学家。 走道学习间。 大楼走廊，非常简朴，没有一丝奢华，体现了学校的本色。

补充说明：这篇贴文发表后的2026年10月5日， 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出炉，由美国学者戴瑟罗特（Karl Deisseroth）、德国学者黑格曼（Peter Hegemann）及德国学者纳格尔（Georg Nagel）共获殊荣，表彰他们在光控离子通道（light-gated ion channels）与光遗传学（optogenetics）方面的发现。其中黑格曼（Peter Hegemann）就职于洪堡大学。 2026.10.05记。

国家图书馆

菩提树下大街上的柏林国家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紧邻洪堡大学，是柏林最重要的历史文化机构之一，也是普鲁士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柏林国家图书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61年。当时，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建立了“选帝侯图书馆”（Churfürstliche Bibliothek），这被视为今天柏林国家图书馆的历史起点。随着勃兰登堡—普鲁士国家的发展，图书馆的藏书不断增加，馆藏范围也从宫廷和行政文献逐渐扩展到历史、文学、哲学、法律、神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1701年，普鲁士王国建立后，原来的选帝侯图书馆逐渐发展成为服务于普鲁士国家和学术研究的重要文化机构。因此，如果从1661年算起，柏林国家图书馆至今已有360多年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图书馆带来了严重影响。战争期间，为保护珍贵馆藏，大量书籍和文献被分散转移到德国各地。战后，随着柏林被划分为东柏林和西柏林，原本统一的国家图书馆体系也随之分裂。位于菩提树下大街的图书馆建筑处于东柏林一侧，继续作为东德的主要学术图书馆使用。与此同时，西柏林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图书馆体系。1967年，西柏林开始在波茨坦大街（Potsdamer Straße）兴建新的图书馆建筑，新馆于1978年正式开放。德国重新统一以后，原来分处东西柏林的两个图书馆重新纳入统一的柏林国家图书馆体系。今天的柏林国家图书馆因此拥有两个主要馆址：一个是位于菩提树下大街的馆址，另一个是波茨坦大街（Potsdamer Straße）的新馆。
菩提树下大街紧邻洪堡大学的国家图书分馆，平时不对普通游客开放。不过有个小庭院供游人参观。

周边建筑景点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 von Preußen，即“腓特烈大帝”）的骑马纪念碑，他于1740–1786年任普鲁士国王。雕像底座上的人物还包括普鲁士将领、军事统帅、政治人物、艺术家、科学家，甚至还有康德、莱辛、音乐家格劳恩。
** 二战期间，为保护雕像，它曾被砖墙包围。1950年东德政府将其拆除，后来一度迁往波茨坦的无忧宫（Sanssouci）附近。1980年重新回到柏林菩提树下大街。1997–2000年又进行修复，并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位于洪堡大学附近的新岗哨（Neue Wache），建于1816—1818年，由普鲁士著名建筑师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1781—1841）设计，受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委托兴建。随着王朝的更迭，这座最初的皇家卫兵驻地和纪念反拿破仑战争阵亡者的纪念建筑，历经多次修改和创建，如今它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战争与暴政受害者中央纪念馆”（Zentrale Gedenkstät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für die Opfer von Krieg und Gewaltherrschaft）。 新岗哨建筑内部雕像《母亲与死去的儿子》（Mutter mit totem Sohn，又称《圣母怜子》/ Pietà）。创作者为德国著名雕塑家凯绥·柯勒惠支（Käthe Kollwitz）。
雕像刻画了一位母亲怀抱死去的儿子，低头紧紧搂住孩子，独自坐在大厅中央。雨雪天时，雨水与雪花会通过大厅中央的圆形天井开口（Oculus），直接落在这尊雕像身上，增强了无尽哀思与反思战争创伤的艺术震撼力。柯勒惠支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儿子彼得（Peter Kollwitz），因此她对战争与失去子女的母亲这一主题有非常深切的个人体验。
柏林国立歌剧院 Click to open side panel for more information （德语：Staatsoper Unter den Linden，也称“菩提树下国家歌剧院”）。 洪堡大学和博物岛只隔着Spree河。 河桥上的生动雕塑。

书店

在德国旅行，到处都可以看到街边长椅和列车车厢里有许多人在读书，读书的风气颇为盛行。我们下榻旅店附近，腓特烈大街（Friedrichstraße）上有一家Dussmann das KulturKaufhaus文化书店，里面装潢考究，顾客盈门。参观完洪堡大学，路经这里，不免踅进门一探究竟。书店上下有好几层，书籍琳琅满目，虽说大多是看不懂的德文书籍，仍然十分面善，透着一种亲切感。书店还有一面巨大的垂直植物墙和室内花园，环境雅致而清静，还可以坐下来喝杯咖啡。想想都觉着美滋滋的。可惜旅途匆匆，不能久留。

扩展阅读：洪堡大学豪华名人录 （见证奇迹的时候）

人文领域：柏林洪堡大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德国唯心主义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于1810年起在柏林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并成为哲学系（哲学学院）的首任院长。1811年，他当选为柏林大学第一任民选校长（Rektor）。费希特不仅是德国唯心主义的重要代表，也是柏林大学创办初期学术理念的重要推动者。
德国古典哲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于1818年出任柏林大学哲学教授，直至1831年逝世。在柏林任教期间，他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尤其是关于辩证法、历史与精神发展的思想，吸引了大批学生和追随者，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柏林黑格尔学派。黑格尔对辩证思维的系统阐述，对后世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柏林大学还汇聚了众多哲学家、神学家和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神学家兼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是大学创建时期的重要参与者；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1775—1854）则于1841年受邀赴柏林讲学。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曾在柏林大学学习，后来也曾在此开设课程。
19世纪，柏林大学还与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1809—1882）、弗里德里希·阿道夫·特伦德伦堡（Friedrich Adolf Trendelenburg，1802—1872）等哲学家及思想家有着密切联系。特伦德伦堡长期在柏林大学任教，并曾担任大学校长。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也在柏林大学任教，成为19世纪德国哲学、精神科学和解释学的重要代表。到了20世纪，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等思想家也曾在柏林大学求学，为这所大学的思想史增添了新的篇章。
柏林大学的影响甚至超出了正式的大学课堂。青年时期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曾在柏林参加谢林的讲座，并对其哲学思想进行批判。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1813—1855）也曾专程前往柏林听谢林讲课；俄国革命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1814—1876）同样曾受到柏林哲学界的吸引。
除了哲学家和学者，柏林大学还与许多影响欧洲历史的政治人物和文学家有关。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曾在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和哲学，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他的理论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德意志统一的重要政治人物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曾在柏林大学学习法律；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也曾在此求学，后来获得哥廷根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

自然科学领域：洪堡大学诞生了57位诺贝尔奖得主。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914–1932年任柏林大学教授，同时担任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在此期间完善并发表了著名的广义相对论。1921年因光电效应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长期任柏林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校长。他是量子力学奠基人，1900年提出“量子”假说，1918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瓦尔特·能斯特（Walther Nernst）担任物理化学教授兼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曾任校长。 他提出了热力学第三定律（能斯特定理），获得1920年诺贝尔化学奖。
埃尔温·（Erwin Schrödinger）1927年接替普朗克出任柏林大学理论物理学讲席教授。 他建立了薛定谔方程，开创波动力学，获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海因里希·赫兹（Heinrich Hertz）在柏林大学随赫尔姆霍茨攻读博士并担任其助手。 他首次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为无线电通信奠定了物理基础（频率单位“赫兹”由此得名）。
赫尔曼·冯·赫尔姆霍茨（Hermann von Helmholtz）任柏林大学物理学教授、物理研究所所长。 19世纪顶尖的物理学兼生物物理学家，独立确立了能量守恒定律，在生理光学和电磁学领域有极大贡献。
古斯塔夫·基尔霍夫（Gustav Kirchhoff）是柏林大学教授。他提出电路基尔霍夫定律、基尔霍夫热辐射定律，并与本森共同开创光谱分析法。
华特·波特（Walther Bothe）柏林大学博士毕业并任教。他发明符合测量法，因粒子物理与核物理方面的突破获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奥托·哈恩（Otto Hahn） 1906–1930年代在柏林大学任教及进行研究，担任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所长。 他是放射化学先驱，发现了核裂变现象，被誉为“核化学之父”，获1944年诺贝尔化学奖。
莉泽·迈特纳（Lise Meitner）柏林大学第一位物理学女教授，与奥托·哈恩长期合作。她与哈恩共同发现镤元素，并在理论上首次对“核裂变”做出了物理学解释（物理学史上的无冕之王）。
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柏林大学教授，兼任威廉皇帝物理化学与电化学研究所所长。他发明“哈伯法”合成氨，解决全球粮食生产难题，获1918年诺贝尔化学奖；亦被称为现代化学战之父。
雅各布斯·亨里克斯·范托夫（Jacobus Henricus van 't Hoff），1896年起任柏林大学教授及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院士。他是化学动力学与立体化学的开创者，历史第一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1901年）。
埃米尔·费歇尔（Emil Fischer），长期主持柏林大学化学研究所的工作。他是有机化学巨匠，因糖类和嘌呤合成的研究荣获1902年诺贝尔化学奖。
阿道夫·冯·拜尔（Adolf von Baeyer），柏林大学校友（博士毕业并在柏林取得任教资格）。 他用人工合成了靛蓝染料，贡献于有机合成化学，获1905年诺贝尔化学奖。
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柏林大学卫生学教授兼卫生研究所所长。他是现代细菌学奠基人，发现了结核杆菌和霍乱弧菌，确立“科赫法则”，获190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柏林大学校友与医学院教授。他是免疫学和化学疗法的开创者，研制出治疗梅毒的有效药“诜凡纳明”，获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欧图·瓦尔堡（Otto Warburg），柏林大学校友（博士毕业于化学与医学）及威廉皇帝细胞生理学研究所所长。 他发现细胞呼吸酶作用机制及著名的癌细胞“瓦尔堡效应”，获193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埃米尔·冯·贝林（Emil von Behring），曾任柏林大学医学院助理医师及讲师。 他因发现白喉血清抗毒素，开创血清疗法，获得第一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01年）。
奥托·勒维（Otto Loewi），柏林大学医学院校友。他因实验证明了神经冲动的化学传递，获193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由于名单太长，就不一一列举了。

2026.09.23-28， STP16

作者简介
旅行家，作家，兼摄影师。出版有长篇小说《海鸥教授》，《杜鹃花开》，《玫瑰血》，《生命是用来虚度的》，中篇小说《留学生》，《寒星》，短篇小说《悔恋》，《小倩绝恋》，《年夜》，《真实的谎言》等，英文哲学著作《A Brief History of European Philosophy: Key Thinkers and Ideas through the Ages》，并著有大量散文，游记，摄影专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