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光明散文:道是寻常最奇崛

岳麓山下

原载《红豆》2026年第九期

读唐史，安史之乱后多灾多难的中唐，终于在唐宪宗李纯手里有了起色，沿用永贞革新措施，平定藩镇叛乱，恢复中央集权，出现了“元和中兴”局面。然而，到了他的儿孙穆宗李恒、敬宗李湛手里，一番折腾，局势很快又逆转。《资治通鉴》唐纪所记长庆、宝历年间事，读来扼腕叹息。政局尚未安稳，穆宗却“不留意天下之务”，以为“天下太平”，纵情游乐，更错误采取“消兵”之策，自毁长城。敬宗即位后，有过之无不及，大兴土木，营造宫室别殿，“昼夜球猎”，“游戏无度”，“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甚至深夜在宫中捕捉狐狸。虽然二位皇帝在位连起来只6年，但极大影响了中晚唐的发展轨迹。杜牧的《阿房宫赋》，就是此时所写，感时讽刺之作，他在《上知己文章启》中直白：“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

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早春的一天，长安城依然寒意袭人。55岁的水部员外郎张籍闲坐静安坊家中，虑及朝廷见闻，仍沉缅于自己在《宫词》里抒发的愁绪，“新鹰初放兔犹肥，白日君王在内稀。薄暮千门临欲锁，红妆飞骑向前归。”忧思重重。他随手翻看案头书简，忽然眼睛一亮，来自江南越州的应届举子朱庆馀一首近体绝句映入眼帘。标题别开生面：《闺意上张水部》，是写给自己的，却假托“闺意”，巧思动人。“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他是在探问自己参加进士考试是否有把握呢。

这个朱庆馀，文学史上虽名气不大，但是个有真才实学的文士，《唐诗三百首》里他上榜二篇，风头还超过了提携他的张籍。玩味诗意，张籍会心一笑，援笔而书，作《酬朱庆馀》一首：“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委婉地告诉朱庆馀，要有自信，临场发挥好。但他不知道，他们的唱酬，竟成为唐朝科举史上一桩佳话，暮气沉沉的中唐难得的一脉温情，千百年来举子诗人津津乐道的一件美事。

唐朝实行科举制度，向全社会开放，开启了社会阶层的流动通道，吸收了不少出身寒门庶族的知识分子进入政权，这是一大社会进步。正如刘禹锡诗言：“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每每读到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之语，就为“贞观之治”的人才新政点赞。唐人科举，明经科较易，进士科最难。进士科除考经学和时务以外，还要“加考诗赋”。而且每次只取二、三十人，仅是明经科名额的十分之一，所以最为士人看重。唐朝科举还流行一个做法，凡应进士举的人，可以把自己最得意的作品送给朝中有权势有声望的人看，请他们推荐宣扬，称作“行卷”，如王维请宁王引荐诗文给玉真公主，白居易诗谒顾况。临试前还可以公开推举，甚至推荐给主考官，称之“通榜”。并美其名曰“温卷”。

《唐诗三百首》收录了朱庆馀的这首诗，诗题为《近试上张水部》，正是朱庆馀的温卷之作。南宋年间成书的《唐诗纪事》记载，朱庆馀之前曾向张籍行卷，张藉“索庆馀新旧篇什，留二十六章，置之怀袖以推赞之。”从现有史料看，朱庆馀应该是寒门贫士，虽有张籍推重，诗名蜚声京华，考试前仍忐忑不安，故写诗再献张籍，投石问路。朱庆馀很幸运，他遇上了热心奖掖后进的张籍，不像盛唐诗人崔颢行卷遇上李邕那样倒霉。果然，这一科朱庆馀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后来又迁协律郎。

受到张籍推荐的不止朱庆馀，还有同样出身贫寒的项斯。最初知道项斯，我并没有把他与张籍联系起来，而是另一位中唐诗人杨敬之，及因其诗而来的一则成语“逢人说项”。建国初毛泽东与柳亚子有一次诗歌唱和，柳亚子刚从香港到北京，遇到些尴尬事，以其性情，大发牢骚，写了七律《感事呈毛主席》，首联便说“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毛泽东回赠诗劝他：“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柳诗里“说项”之“项”，便是项斯，成语“逢人说项”的原型。

成语“逢人说项”略带贬义，而在杨敬之的诗里，则是满满的褒奖：“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赠项斯》）。杨敬之的这首诗使他获得了千古美名，其实，在他“逢人说项”前许多年，张籍就很看重和善待项斯了，项斯诗风也深受张籍影响。《唐才子传》说，项斯“特为张水部所知赏，故其诗格颇与水部相类，清妙奇绝。”张籍有一首《赠项斯》，对项斯评价颇高：“端坐吟诗忘忍饥，万人中觅似君稀。·····曲江亭上频频见，为爱鸬鹚雨里飞。”还曾托项斯带信给亲友，“省中重拜别，兼领寄人书”（项斯《留别张水部籍》）。正是张籍等人对项斯的推崇，宝历年间以后，项斯的诗名日隆，才有了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杨敬之的“几度见诗”。

二

张籍奖掖后学，爱才重德，与人为善，当时便受人称誉，唐宣宗、懿宗朝的中书舍人、吏部侍郎郑薰曾有诗写照：“项斯逢水部，谁道不关情。”张籍的品性修为，既是他独特人生经历的磨炼，也是家族“百忍”祖训的传承，更是师范友善的熏陶。

贞元十三年（797年）清秋时节，汴州城韩愈的寓所，来了一位年轻的读书人，一身褐衣，随身携带的竹笥里除了几本诗文，别无长物，这位年轻人叫张籍，26岁。当时韩愈进士及第后未正式授官，在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任观察推官。这时的韩愈虽尚年轻，但熟读六经百家之书，鄙薄六朝骈体文风，心怀大志，力推古文运动，以道统自居，不畏人言，竭诚为师，在城西设馆授业，培养推荐人材。他提出的“文道合一”、“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创作理论，吸引集合了一批崇尚李杜、不满大历诗风的文士，著名者还有孟郊、李翱、皇甫湜、卢仝、贾岛等。《新唐书》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

张籍的才学品行异于常人，韩愈非常欣赏，便留张籍在身边读书。从此开始二人了近三十年的友情，也开启了张籍仕进之路。次年正赶上汴州秋闱举进士，考官恰是韩愈，张籍参加应试名列第一，被举荐到长安参加礼部会试。韩愈后来细细回忆了这一段时光：“念昔未知子，孟君自南方。自矜有所得，言子有文章。·····驱驰公事退，闻子适及城。命车载之至，引坐于中堂。开怀听其说，往往副所望。”“留之不遣去，馆置城西旁。岁时未云几，浩浩观湖江。·····州家举进士，选试缪所当。驰辞对我策，章句何炜煌”（《此日足可惜赠张籍》）。

张籍得识韩愈，搭帮孟郊推荐。贞元十二年（796年），孟郊进士及第东归，路经和州，结识了以诗著名的张籍。孟郊比张籍大了二十岁，相同的家庭出身、诗学人生见解，使两人相见甚晚，结为忘年交，同游赋诗，惺惺相惜。张籍尊崇孟郊，孟郊也看重这个青年才俊，遂介绍他去见韩愈。孟郊离开时，张籍作诗《赠别孟郊》：“君生衰俗间，立身如礼经。纯诚发新文，独有金石声。才名振京国，归省东南行。停车楚城下，顾我不念程。”

张籍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父亲曾是和州地方小吏。虽然“家甚贫”，却严持家训，书香传家，叔父和从兄均有文名。张籍自幼好学，有抱负，“籍也在闾里, 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娱戏, 金石日击撞”（韩愈《病中赠张十八》），冲龄之年就崇尚英雄，曾听张巡、许远旧部于嵩讲述睢阳故事，成年后还向韩愈讲述过。

大约12岁时，张籍离家往鹊山漳溪一带 (今河北、河南、山东结合部) 求学，并与后来与他一起写乐府诗的王建同学。正如他在《远别诗》中写的：“念君少年别亲戚，千里万里独为客。”为何远赴漳溪求学，且一学十年，师从何人？史料无记载。从王建诗里可寻到些迹象：“年少同为邺下游，闲寻野寺醉登楼”（《酬赵侍御》），这是王建赠昔日同窗的诗。张籍也在给王建的诗里回忆：“十年为道侣，几处共柴扉”（《登城寄王建》）。邺下，即漳水之滨著名的古邺城，战国时“西门豹治邺”故事发生地，曾为曹魏和十六国时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都城，一度是黄河流域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历史文化深厚，学子麇集。少年张籍离家别亲，择师而学，也就不难理解了。

贞元九年（79 3年），张籍22岁时，学业有成，便离开漳溪，开始了数年的游历。这一年，元稹明经登第，刘禹锡、柳宗元进士及第。张籍先是西赴长安，寻求仕进，因无人引荐，又西行游秦都城咸阳，北去襄国、蓟北等地。王建有《送张籍归江东》诗记载：“行成归此去, 离我适咸阳。失意未还家, 马蹄尽四方。”张籍也写过《别段生》：“我去秦城中, 子留汴水湄。”还有《襄国别友》、《蓟北春怀》等诗。后来张籍南归，周游扬州和江浙一带，然后再南行往岭南，直到贞元十二年秋天，25岁的张籍才回到和州。数年的漫游，一半是行万里路，丰富阅历，一半是为了干谒，积累人脉。虽干谒未成，穷愁潦倒，但从北到南，历览河山，感触社会，为其“新乐府诗”创作丰富了素材。

没有世家背景的张籍，想靠自己闯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注定无比艰难。但他又是幸运的，秋天回家，冬天就邂逅了孟郊，经孟郊推介，又认识了韩愈。

张籍跟韩愈学了二年多，学业更扎实精进，这为他参加科举奠定了过硬的基础。汴州乡试“膺首荐”后，贞元十五年（799年）春二月应京试，在礼部侍郎高郢门下进士及第。旧唐书载，这个高郢“性刚正，”看不惯会试前朋游宴集、钻营请托之风，既领知贡举之职，“拒绝请托”，“凡掌贡部三岁，进幽独，抑浮华。”白居易也评价他：“守官不挠，可以言直”。张籍和白居易都属“幽独”之类，凭才华赢得座师的青睐。

三

张籍与韩愈的友情被誉为“金石之交”。张籍的回忆细腻剀切：“出则连辔驰，寝则对榻床。搜穷古今书，事事相酌量。有花必同寻，有月必同望。为文先见草，酿熟偕共觞”（《祭退之》）。其实，他们不仅是师生关系，更可用亦师亦友、良师益友来概括。张籍还在城西馆学习期间，与韩愈就有教学相长的互动。贞元十三年（797年）冬，张籍写《上韩昌黎书》，直言不讳地指出老师的不足：“愿执事绝博塞之好，弃无实之谈，宏广以接天下士，嗣孟子、扬雄之作，辨杨、墨、老、释之说，使圣人之道，复见于唐，岂不尚哉！”韩愈曾遗憾与张籍交流不多，见其上书，更想借机与张籍深入讨论问题。于是认真写了《答张籍书》，首先对张籍学而思有己见感到高兴，“洒然若执热者之濯清风”。在对议论排佛、著书弘道方面谈了见解，澄清“博塞”之说的同时，也诚恳接受了“与人讨论问题不谦虚下气”的批评。张籍再次《上韩昌黎书》，认为韩愈“才识明旷，可以任著书之事，”“虽参于戎府，当四海弭兵之际，优游无事，不以此时著书，而曰俟后，或有不及，曷可追乎？”力劝韩愈抓紧著述立言。韩愈也作《重答张籍书》，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得其时行其道，则无所为书。书者，皆所为不行乎今而行乎后世者也。”认为传播圣人之道要解决当世之需，自己还未逢其时，现在著书为时尚早。韩愈不愧是大学问家，不仅不责怪张籍的直率敢言，还引为知己，负责汴州举进士时更将张籍擢为第一名。

诧异的是，这对名师高徒关于治学传道的讨论未曾引起人们的注意，《唐才子传》甚至曲解为二人性格冲突：说张籍“性狷直，多所责讽于愈，愈亦不忌之。”故不像宋代朱熹张栻岳麓书院会讲那样，产生较大学界影响，总觉得其对韩门儒学的形成、对唐宋古文运动的意义被低估了。毫无疑义，这次讨论触发了韩愈后来著述《师说》《原道》《进学解》等散文名篇的动机，奠定和丰富了其思想逻辑。一千多年后，读《师说》名句，“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就不由得想起这场“城西之辩”来。

张籍进士及第后，先绕道徐州看望韩愈。此时韩愈因董晋病逝，汴州兵变，又被徐泗节度使张建封聘为节度推官，寓居徐州。张籍到来，韩愈喜不自禁：“日念子来游，子岂知我情。别离未为久，辛苦多所经。对食每不饱，共言无倦听。连延三十日，晨坐达五更”《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张籍在徐州住了月余，二人经常通宵达旦讨论学问。张籍因母病重不得不离开时，韩愈依依话别：“萧条千万里，会合安可逢。淮之水舒舒，楚山直丛丛。子又舍我去，我怀焉所穷”（同前）。贞元十六年（800年），张籍归家不久，母亲去世，他居家服丧，生活困顿。韩愈得知后，给孟郊写信，告诉他：“张籍在和州居丧，家甚贫。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与孟郊书》），希望他去看张籍，并强调“速图之，吾之望也。”殷殷之情，跃然纸上。

公元805年，大唐王朝更替了三位皇帝。正月，唐德宗驾崩，唐顺宗李诵即位，然而唐顺宗患中风，口不能言，无法理政，七月，宦官拥立顺宗长子李纯为太子，八月，唐顺宗禅位，李纯登基，即唐宪宗。改年号永贞元年。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以“八司马”被贬流为标志而宣告失败。

这一年，候官五年的张籍终于得以调补太常寺太祝。太常寺是朝廷掌管祭祀礼乐的部门，太祝地位卑微，“掌出纳神主，祭祀则跪读祝文”，还要给太常端水递毛巾。九品官年俸不多，在长安生活，一家人吃穿用度加上租房，捉襟见肘，偏偏又患了眼疾，雪上加霜。其贫苦悲凉之状，诗里常用流露：“老大登朝如梦里，贫穷作活似村中”（《书怀》），堂堂京官竟活得如同村夫，穷得家徒四壁，衣食不足，缺医少药，“空堂留灯烛，四壁青荧荧”（《卧疾》），“无刍怜马瘦，少食信儿娇”（《酬韩祭酒雨中见寄》），“长安多病无生计”（《赠任道人》）。由于官职卑微，贫病交加，不仅“满城亲旧尽相疏”（《答刘明府》），自己也害怕客人登门，“家贫常畏客，身老转怜儿”（《晚秋闲居》）。连寒苦一生的孟郊也感慨：“东京有眼富不如，西京无眼贫西京。”“西明寺后穷瞎张太祝，纵尔有眼谁尔珍”（《寄张籍》）。比他晚一年登第却仕途得意的白居易听说后寄诗同情：“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贱贫。病眼街西住，无人行到门。”（《读张籍古乐府》）

张籍在位卑薪薄的太祝任上苦熬了十年。这十年，也正是韩愈宦途“跋前踬后，动辄得咎”的岁月。自贞元十九年（803年）任监察御史时《上天旱人饥状》，为民请命，触怒权贵，贬谪岭南阳山县令。贞元二十一年唐顺宗即位遇赦，但等到唐宪宗即位才量移江陵任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年）六月，召回长安代理国子博士，不久又被分司东都洛阳。任都官员外郎后分管洛阳兼判祠部，得罪了宦官，元和五年（810年）冬左迁河南令。河南令为唐代6个赤县令之一，赤县即所谓京县，比畿县重要，比一般县地位更高。元和六年夏召回长安任职方员外郎，次年二月，因“妄论”华阴令柳涧案，又贬回太学博士。后来韩愈又先后当过比部郎中、考功郎中，兼史馆修撰，考部郎中知制诰，直到元和十一年正月，任中书舍人，不久又被贬为太子右庶子。

韩愈十年经历了十余个岗位，唐朝官吏中实不多见。不管是升或降，有权还是闲职，韩愈总是在能力范围内帮助张籍，如同帮助孟郊一般。韩愈的友谊和帮助，对贫病交加的张籍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他后来深情回忆：“到今三十年，曾不少异更·····是事赖拯扶，如屋有栋梁”（《祭退之》）。“家贫无易事，身病足闲时。寂寞谁相问，只应君自知”（《酬韩庶子》）。“屋湿唯添漏，泥深未放朝。闻道韩夫子，还同此寂寥”（《酬韩祭酒雨中见寄》）。期间，张籍也倾己所能，教韩愈之子韩昶作诗。韩昶自述: “至六七岁, 未能把笔, 书字即是。性好文字, 出言成文, 不同他人所为, 张籍奇之, 为授诗”（《墓志铭》）。

元和八年（813年），张籍眼疾加剧，韩愈代他写信给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都团练观察使李逊，请其资助医药费。以韩愈当时身份名望，却为一个九品官员代写书信，足见韩张友情之深。由于韩愈推举，元和十一年，张籍终于转任国子助教，其眼疾也逐渐恢复，韩愈写诗相赠：“喜君眸子重清朗，携手城南历旧游”（赠张十八助教）。后来韩愈任国子监祭酒，正值国子监缺一名博士，立刻提名张籍为国子博士，赞誉张籍“学有法师, 文多古风，沉默静退，介然自守，声华行实，光映儒林。”国子博士是张籍官宦生涯一个关键台阶，为后来仕进奠定了重要基础。张籍感佩至深：“我官麟台中，公为大司成。念此委末秩，不能力自扬。特状为博士，始获升朝行。未几享其资，遂忝南宫郎”（《祭退之》）。

张籍任国子博士是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的事，年已50岁。几个月后，韩愈转任兵部侍郎。第二年，韩愈冒险赴镇州宣慰乱军，舌战刀兵，平息镇州之乱。回京后，进一步迁任吏部侍郎，不久又晋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正是韩愈任职吏部时，张籍得以选任水部员外郎。

张籍对这位提携自己的恩师无比敬重，时人都以他为新乐府运动的代表人物，还把他与王建并称为“张王”，但他最自豪的是与韩愈的并称，“公文为时师，我亦有微声。而后之学者，或号为韩张”（《祭退之》）。韩愈也把他视为最重要的挚友。韩愈现存三百多首诗，与张籍有关的达二十余首。韩愈人生最后时日，也是张籍陪伴身边。韩愈病逝后，张籍为他写了一首166句的长诗，细叙了二人三十年的交谊，字字含情，声声溅泪。

四

张氏家族曾出过张说、张嘉贞、张九龄等数位盛唐名相，名噪一时，流芳百世。初唐时，张氏先祖持“百忍”为家训，保守家业，和睦宗族，受到唐高宗亲书“百忍义门”旌表。《张公百忍歌》成为张氏家族祖训，世代相传。“百忍歌，歌百忍；仁者忍人所难忍，智者忍人所不忍”，“能忍夏不热，能忍冬不冷；能忍贫亦乐，能忍寿亦永”。张籍深受儒学道统熏陶，对祖训教义潜移默化，这就不难解释，贫病交加的十年“穷太祝”他是如何坚忍下来的。

让读者记住张籍的，不仅是他与朱庆馀的故事，更多是因为其乐府诗《节妇吟》。我最初是把《节妇吟》当作恋情诗来读的，深深感动于诗中“发乎情而止于礼”的情感表达。“恨不相逢未嫁时”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佳句，被后世不知多少言情小说桥段引用和化用。然而张籍写这首诗，却并非言情，而是讲政治。诗后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诗题下原注“寄东平李司空师道”，是写给李师道的。李师道是当时平卢淄青节度使，兼任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众多藩镇中的奸雄，占据十二州之地，即今天的山东地方。平卢淄青节度使治所在山东东平县，诗是寄往东平的。元和年间，为了增加声望，壮大势力，与朝廷分庭抗礼，李师道极力拉拢文人和朝廷官吏为其所用，听说张籍的才华，便用古书、重金拉拢他做自己幕僚。张籍是支持朝廷平定藩镇的，对李师道的野心有所风闻，虽然对太祝一职并不满意，“穷瞎”潦倒，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心明眼亮，因此作诗明志，婉拒了李师道的利诱相邀。诗的用意鲜明，却写得巧妙委婉，甚至有点缠绵凄婉，首二句说：“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你明知我是有夫之妇，还要对我利诱情挑，语中暗含微辞。“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知道你用心良苦，但我已发誓与夫君同生死了，表白己之忠贞不二。事实证明了他的卓识，元和十年，李师道联合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要挟朝廷停止讨伐淮西遭拒后，暗中派人焚烧河阴仓，刺杀宰相武元衡，刺伤裴度。直到元和十三年公然反叛，失败被杀。张籍的好朋友，后来当了秘书监的姚合曾在诗中记述了此事：“甘贫辞聘币，依选受官资。多见愁连晓， 稀闻债尽时。圣朝文物盛，太祝独低眉”（《赠张籍太祝》）。姚合诗开始先宣扬张籍的绝妙诗才，“古风无敌手，新语是人知”，烘托出张籍甘于贫贱“辞聘币”，只接受朝廷俸禄的正统理念。张籍后来自己也说：“长安寺里多时住，虽守卑官不苦贫”（《移居静安坊，答元八郎中》），生动诠释了实践 “百忍”祖训的行为。

在中唐，对藩镇的态度是最大的政治，文人士子选边站队正确与否关系前途命运。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身陷朱泚之乱的唐朝四大女诗人之一的李季兰，就因上诗朱泚，被唐德宗下令乱棍打死。而唐宪宗元和初年，以悯农诗著称的李绅进士及第东归，经过金陵，被镇海节度使李錡招入幕府任掌书记，因不支持李錡反叛而被关押。李琦之乱平定后，唐宪宗下诏让李绅到京任职，先后从校书郎、右拾遗、右补阙，一路做到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不同于李季兰曲意逢迎作诗、李绅佯装“怖栗”不能动笔，张籍表现出更高的情商和智慧，他至刚至柔，绵里藏针，表明心迹后，依然字斟句酌，以情语动人，“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退还您的厚礼我已眼泪双流，只恨自己没有在未嫁时遇到您呀。如此婉约凄切的语气，即使李师道不高兴，也挑不出太多毛病。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如果说，张籍纯粹靠儒家理念和祖训教诲支撑熬过十年“穷太祝”，未免过于拔高。老师韩愈的接济和鼓励无疑使他平添了几分功力，而白居易、元稹、王建、孟郊、贾岛等诗友的友情宽慰则给了他极大的精神温暖。张籍是较早写作乐府诗的人，白居易评价很高，“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白居易比张籍晚一年进士登第，但早三年入仕，元和二年就已经是翰林学士。白居易对张籍的境况很同情，“谏垣几见迁遗补，宪府频闻转殿监。 独有咏诗张太祝，十年不改旧官衔”（《重到城七绝句·张十八》）。张籍也把白居易引为知己，病中的他写诗给白居易：“自寓城阙下，识君弟事焉。君为天子识，我方沉病缠”（《病中寄白学士拾遗》）。翰林学士品级虽不高，却是皇帝亲近的秘书官，经常要轮值夜宿禁中，承命撰草重要文告，当时有“内相”之誉。白居易写诗回赠：“高才淹礼寺，短羽翔禁林。西街居处远，北阙官曹深。君病不来访，我忙难往寻”（《酬张太祝晚秋卧病见寄》）。当时韩愈正分司东都，远在洛阳，张籍病体缠身，心情焦躁，便写信求见白居易：“自掌天书见客稀，纵因休沐锁双扉。几回扶病欲相访，知向禁中归未归”（《寄白学士》）。白居易立即赋诗邀请：“怜君马瘦衣裘薄，许到江东访鄙夫。今日正闲天又暖，可能扶病暂来无？”（《答张籍因以代书白居易》）白居易当时租住于长安东边曲江畔昭国坊，而张籍在西街延康坊西明寺后一处陋室赁居多年。距离并未影响二人的交往。

白居易朋友中关系最好的，第一属元稹，可说是密友，白居易有诗为证：“一生休戚与穷通，处处相随事事同”（《醉封诗筒寄微之》）。第二是刘禹锡，属于挚友，已达“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境界。第三即张籍，应该算素友，即君子之交。张籍是性情中人，心地纯净，不计功利，无门户之见，喜欢谁的诗，便倾心结交。白居易在《酬张十八访宿见赠》记述了他们交往的情况：“昔我为近臣，君常稀到门。今我官职冷，唯君来往频。”“问其所与游，独言韩舍人。其次即及我，我愧非其伦。”“怜君将病眼，为我犯埃尘。远从延康里，来访曲江滨。所重君子道，不独愧相亲。”元和九年（814）冬，白居易丁母忧回朝，被授较为清闲的太子左赞善大夫官职，诗即此时所写。“张十八”即张籍，古人称呼关系亲密之人，往往直呼其名或其家族排行。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张籍与白居易道义之交的亲密友情，更描写了张籍不趋炎附势、重情守义的情操。

五

中唐社会有三大政治毒瘤：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牛李党争，三者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牛李党争，实质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它始于唐宪宗朝，到唐宣宗时才结束，持续近40年。曾想有一番作为的唐文宗慨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北宋、明末党争源于政见不同，但中唐的牛李党争却是发自私人恩怨，后来更是以科举出身还是门荫入仕、对藩镇是征剿还是姑息态度划线。朝廷官吏们或主动对号投靠，或被动无奈卷入，两个阵营相互排挤倾轧。元和年间党争虽还未发展到残酷打击的程度，但已开始污染官场生态，很多诗人都不由自主地搅和其中。

韩愈和白居易都是中唐时期最有影响的诗文大家，元和之后又同朝为官，两人曾在反对“宫市”问题上立场一致。韩愈撰《顺宗实录》，真实记录并抨击了宫市，“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并脚价钱。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而实夺之。”白居易则写了著名的《卖炭翁》，诗题下备注“苦宫市也”，以诗讽谏。但两人关系疏淡，交往并不多，似乎有解不开的疙瘩。微妙之处，除了诗歌门派不同，与当时日益蔓延的党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韩愈与裴度关系密切，裴度也很器重韩愈。从史料看，裴度应该不属于哪一派，他既引荐过李德裕，也引荐过李宗闵，但由于他与李党主要成员元稹、李绅意见不合，被视为牛党。元稹、李绅与李德裕被誉为“三俊”，且与白居易交游甚密，均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参与者。韩愈曾因“台参事件”与李绅交恶。韩愈和白居易自然携带了党争染色体。白居易比韩愈小4岁，迟八年进士，晚二年入仕，但仕途顺畅得多，元和二年（807年）就担任集贤校理、翰林学士，接近权力中心。韩愈出道成名都较早，地位也比白居易高。元和八年（813年）韩愈任比部郎中、史馆修撰，皇帝敕书说：“太学博士韩愈，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求之一时，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 这条《韩愈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制》敕为白居易起草，《全唐文》收录。虽是钦命公事，如此高度评价韩愈，应是白居易真挚情感流露，为韩愈担任史官加分不少。

读韩愈和白居易诗集，颇奇怪二人诗词唱和太少，与韩愈和张籍、白居易和元稹诗歌酬唱形成明显对照。白居易诗中和韩愈有关的仅6首，且多是韩愈晚年的事。而韩愈诗词与白居易有关的只2首，系与张籍游玩后所寄，有一首只是顺便送白居易。这两首诗白居易均有和诗作答，引出了一段唐诗轶事和两个大诗人之间孩子气般的逗趣。

长庆元年早春，韩愈与已当上国子博士的张籍一起游杨尚书家林亭，吟诗描写了早春沟渠解冻凤池水暖的情景，闲情逸致破冰而出。“墙下春渠入禁沟，渠冰初破满渠浮。凤池近日长先暖，流到池时更不流。”据说林亭为户部尚书杨于陵所筑，杨此时分司东都，其子杨嗣复为中书舍人，和牛僧孺、李宗闵情谊相得。诗寄给第三阁老同时送白居易和另一位冯姓阁老。唐代称任事很久的中书、门下两省的舍人为“阁老”，故诗题以阁老称白居易。白居易和诗很耐人寻味：“渠水暗流春冻解，风吹日炙不成凝。凤池冷暖君谙在，二月因何更有冰？”（《和韩侍郎题杨舍人林池见寄》）反问韩愈，凤池的冷暖您应该懂的，为什么二月了还会有冰呢？第二年春天，韩愈又约白居易和张籍春游曲江，张籍来了，白居易没来。韩愈写下《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问他到底为什么不肯来？白居易回答得更有意思，说自己在新昌里宅园新栽的樱树花开正好，绕着花木行走就如同春游，又何必跟随马队去曲江边冲泥踏雨呢。“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蹋雨曲江头”（《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其实，白居易心里有别扭，怪韩愈疏离自己。他在《久不见韩侍郎戏题四韵以寄之》一诗中心迹表露：“近来韩阁老，疏我我心知。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曾读到有人云，韩愈是在大雁塔读了白居易的题诗“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认为白太狂，因而心生嫌弃。历史细节不宜假设，如此推断韩愈气度，差之远矣。

元和年间，唐诗经过大历十才子的摆渡，虽然盛唐气象不再，还是呈现出新的生机，诗歌流派蓬勃生发，成为文学史上不得不说的一段风华。影响最大的是“韩孟诗派”和“元白诗派”。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瓯北诗话》）赵翼研史，讲究考据，以史证史，他的概括可谓一语中的。

张籍是当时为数不多没打上党争烙印的。他很纯粹，只以诗会友。不论李党还是牛党，不论“苦吟派”还是“新乐府运动”，只要诗写得好，他都有交游唱和。他是韩愈的得意门生，其诗也颇有韩诗风骨，散发“雅正”“奇崛”之光，然而他并不在“韩孟诗派”之中。他是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他与白居易交游密切，与元稹、刘禹锡唱和不少，但他也非“元白诗派”成员。他的诗歌不事藻饰，不假雕琢，语言通俗浅近，喜用口语，却又峭炼含蓄，着意提炼结语，以求意在言外的效果，在天然清新、平易流畅之中见委婉深挚，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形成了既别于韩孟，又不同于元白的个人风格。后来的研究者将他与姚合、贾岛合誉为晚唐诗之摇篮，成为后来流行于晚唐五代并延续到宋初“晚唐体”诗风的滥觞，为宋初诗史划出一条明丽的线条。

其实，无论是韩孟诗派还是元白诗派，都是源于杜甫的现实主义写作。张籍则是杜甫的虔诚追随者，他学杜甫诗的方式可谓千古一绝。成书于五代的《云仙散录》，记载了张籍将杜甫诗册烧成灰，以蜂蜜调伴，每天吃几勺的轶事。朋友奇怪，问为什么？张籍答：“令吾肝肠从此改易”，写出杜甫一样的好诗。此事几近怪诞，《云仙散录》为后唐人冯贽所撰，主要记录中晚唐的异闻趣事。联想民间广有道教符水之说，应该有其合理性和真实性。张籍确实学到了杜诗之精髓，继承了杜甫的现实主义和简丽诗风。

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79年版的《中国文学史》，提及张籍，是作白居易和新乐府运动群友捎带而论的，把张籍和王建、李绅等人列为“写新乐府较早的诗人”。遍翻闻一多、叶嘉莹、康震、蒙曼等现当代唐诗研究大家的文章，荦荦大观中，却不见张籍踪影。想必与其诗风格的多样化，自成一家，不便归于哪个诗派，难以解说有关。也难怪，中唐有韩愈、白居易这样的巨星闪耀，张籍确实不是很抢眼，而且他也不是好抢镜头的人。

历史给张籍留了镜头，虽然不是黄金时段。因为人们忘不了他。

我到洛阳，看到人们至今津津乐道张籍的《秋思》：“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仿佛洛阳的秋风乡愁比别地的细腻温馨，千载以下依然可闻、可触、可感。

在成都，人们一直回味着那阕《成都曲》：“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万里桥边的繁华韵律，随锦江烟波流淌了千百年。此诗毛泽东也喜读。1958年春，中央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期间，毛泽东亲自选编二册《诗词若干首——唐宋明朝诗人咏四川》，推荐了28位诗人，83首诗词，除了李白、杜甫，其中就有张籍和他的《成都曲》。

北宋王安石读张籍诗集，越读越喜欢，感慨而作《题张司业诗》：“苏州司业诗名老，乐府皆言妙入神。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是的，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既是对张籍诗歌的推崇，又何尝不是对张籍其人的评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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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词 石光明

作曲 尹晓星

编曲 朱 青

演唱 张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