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那些文脉的大树——参观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

刘强 jose liu 婉拒私聊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白石龙

今天特意前来参观深圳白石龙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向当年参与大营救的先辈致以敬意。如果说被营救的文化名人是中华文脉的大树，那么这些先辈，便是战火台风之中，守护、支撑这些大树不被吹倒的粗壮木杆与坚韧毛竹。

走进纪念馆，我特意先去看参与营救的普通小人物。一张2005年的黑白照片首先映入眼帘：十一位白石龙村的村民，身着朴素衣衫，没有军装，没有勋章。照片里的他们已是白发苍苍、垂垂老矣，他们正是当年参与营救行动的亲历者之中的十一个。照片上的人如今大多已经离世，但他们的功绩，是子孙后代永远的骄傲与荣光。

展室内一张张八十多年前的老照片里，是一张张年轻自信的面孔。正是这些普通游击队员，一路护卫护送，将从香港脱险的文化精英带出险境，全程无一人掉队、无一人伤亡，创造了地下交通线的奇迹。

细读馆内史料，我理清了这次大营救的来龙去脉，如同给自己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1938年1月，党中央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设立“粤华公司”，这便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由廖承志负总责，潘汉年、连贯、刘少文在此开展工作。对外不公开挂牌，是顾及港英当局在抗战时期的“中立”立场；但机构承担的任务十分繁重：转运援华物资、联络海外华侨、掩护中共工作人员、团结在港文化界人士。

1941年12月8日，日军开始进攻香港。早在12月7日，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就已急电廖承志。12月9日、12月20日，周恩来又接连从重庆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指令十分紧迫：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茅盾等人士，“应派人帮助他们离港”，要不惜任何代价将他们抢救出来。

于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迅速行动：先按照名单，在九龙、港岛逐一寻找被困人士。邹韬奋辗转搬了六次家，茅盾搬了四次家，最终都被找到。随后将他们化装成难民，由交通员护送至铜锣湾避风塘，趁夜偷渡前往九龙。渡过海面之后，便交由曾生、王作尧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接应。

深圳河北岸，曾生、王作尧早已布置好接应线路。王作尧部在落马洲、深圳河一带负责接人；曾生则在白石龙、阳台山一带搭建接待站、搭建草寮、布置岗哨、筹备粮草。党中央的指令、香港办事处的周密谋划、港九交通员的机智果敢、东江游击队的武装力量、白石龙村民的担架、扁担与锅灶，环环相扣连成一条生命链条，将数百位文化人从日军的围追堵截中，一步步营救出来。

前些日子我徒步翻越梅林坳，发现山道上有几处关于大营救的记述，让我初步了解这段往事。为进一步弄清历史细节，便有了今天这场参观。梅林山海拔并不高，如今铺好了石阶步道，可山势依旧陡峭，攀登起来颇为费力，山林茂密，杂草丛生、蚊虫肆虐，醒目的提示牌立在山路边，写着：小心有蛇。试想当年茅盾一行人途经此处，脚下没有规整石阶，只有崎岖山石、泥泞土路与丛生荆棘。营救队伍白天为躲避敌人，只能藏身灌木丛，待到入夜才摸黑攀爬，深一脚浅一脚，稍有不慎便会跌倒。我穿着旅游鞋走修好的台阶尚且气喘吁吁，当年的人们身着普通衣鞋，背负书稿行李，在黑夜里攀越山崖，所承受的苦难，远非“辛苦”二字可以概括。

1942年1月9日，茅盾一行八人随数百人逃离香港的队伍从铜锣湾登船，途经九龙、荃湾，翻越大帽山；1月12日，经元朗、过落马洲、渡深圳河，再翻越梅林坳；1月13日傍晚，在游击队护送下，终于抵达白石龙天主堂的红门前。他们见过上海、香港诸多宏伟华丽的教堂，可唯有这栋白墙灰瓦的小小天主堂，让逃亡的双脚真正踏到了让身心踏实的土地。踏入门前，望着门楣上“天主堂”三个字与下方两扇不大的木门，他们心中都十分清楚：拯救他们的并非教堂里的神明，而是中国共产党、游击队员，还有村里一双双种田的手、一副副挑担的肩膀。

彼时白石龙村中物资匮乏，拿不出像样的吃食。村民刘鸣周家忍痛杀掉自家的狗，做成狗肉饭，款待饥肠辘辘的文化名人。有一位大作家后来在回忆亲历大营救的文章中写道，那是他平生第一次吃狗肉，却觉得格外鲜香。游击队与村民准备的这一餐一荤一素，胜过山珍海味。并非狗肉本身有多美味，而是历经四天四夜颠沛奔波，终于能够安心坐下，吃上一口热饭，获得了久违的安全。

这栋不足百平方米的小天主堂，见证了辗转脱险的文化名人，与曾生及其率领的游击队第三大队、当地村民之间生死相依的情谊。王作尧率领的游击队第五大队承担西线整条营救任务：从港九布防、越过边境、翻山渡河，途经梅林坳抵达白石龙，部分队员伴随队伍继续向内地转移，其余战士沿途警戒放哨，多处交通站也由第五大队人员坚守，一路护送文化名人队伍离开宝安地界，把被营救的队伍交给下一站护送的人们。

王作尧带领的第五大队的游击队员，还有沿途各村的百姓：砍柴的刀为队伍劈除荆棘，肩膀扛起文人的行李，双手搭建草棚、烹煮热饭，甚至把自家通行证交给文化人用来闯过敌人哨卡。如果把这场营救比作一场战斗，曾生、王作尧是指挥者：王作尧的队伍在九龙负责接应护送，曾生的队伍在白石龙统筹后勤保障。沿途的村民与交通员，便是手持路条、扁担、担架、柴刀默默作战的战士，白石龙村民便是这群战士的典型代表。

西方有句名言：“老兵不死”。这句话用在当年参与大营救的白石龙村民身上，尤为贴切。如今这些村民大多已经离世，我不愿只以悼词缅怀他们，更想表达发自内心的敬仰。无论他们是否还在世，在我心中，他们与那些文化名人一同活着。所谓活着，就是后世的人们不曾将他们遗忘。

这些文化名人，如同一棵棵大树，汇聚成一片中华文脉的森林。茅盾、邹韬奋、胡绳、夏衍、柳亚子、梁漱溟，每一位都是枝繁叶茂、荫蔽后世的大树，撑起中华文脉。曾生、王作尧、游击队员与普通村民，在战争狂风之中甘愿做支护大树的粗壮木杆与坚韧毛竹。狂风过后，他们会各自归位自己的生活，但他们对那些大树所做的救助，也会如同万古长青的大树一般，被子孙后代永远铭记。

这份守护文脉的情怀，根植于我们民族的底色。中华民族的普通人向来敬重读书教化，纵使家境清贫，也盼子弟勤学向学；无论境遇如何，始终恪守本分，信奉凭劳动安身立命，不取不义之利。正是这份朴素的道义，在山河破碎的乱世，托举起了民族的文化火种。

今天的我们，就生活在这片文化大树的荫庇之下。先辈传承下来的文脉，结出的精神硕果，依旧守护、滋养着我们。世间的浅薄与喧嚣难以侵蚀我们，只因我们头顶，有一片生生不息、万古长青的文化林海生出的茂密枝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