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校往事——（八）成长

凯旋

1992年9月，我在天津市蓟县卫校的第一堂课，既不是文化课也非医学基础课，而是一场沉甸甸的宣誓。相信每一位医学生，都上过这样一堂刻进生命里的职业教育课。

誓言是在我入学前一年，也就是1991年，由国家教育委员会正式颁布的。那天，我们所有新生都换上崭新的白大衣，列队站在操场上。升国旗、唱国歌之后，我们紧握右拳举过头顶，跟着老师大声宣誓——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谨庄严宣誓：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尊师守纪，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发展。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

医学生的一部分课本

中专一年级时，解剖、生理这两门基础医学课，都要学习一年。到了二年级，临床课的内科学、外科学同样是一年才结课。剩下的三十多门课程，每门都要在半年内学完，这还不算上大量的实验课和实训课。

1992年9月，与我们见面的第一位老师是教解剖学的。他姓李，大学刚毕业的年轻男老师。他的板书格外漂亮，还能随手在黑板上画出精准的人体结构示意图。每次上解剖实训课，他都让我们列队站好，先恭恭敬敬对着大体老师鞠躬。大体老师是医学界对遗体标本的尊称，也被叫做“无语良师”。李老师反复叮嘱我们要敬畏生命，感念、尊重大体老师的无私奉献，没有大体老师，我们的基础医学课根本就无法完成…

李老师的这番教诲，让我在第一次走进解剖实训室时，丝毫恐惧都没有，只觉得内心无比沉静。我的同桌王建华看到那几具遗体标本，刚戴上手套的双手就开始颤抖，她冲到门口摘掉口罩，又呕吐了起来。还有一些同学说，每次上完解剖实训课，接连好几天都会失眠、做噩梦、吃不下饭。

为了强化解剖部位的记忆，李老师还教我们顺口溜，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腹外斜肌插口袋儿，

腹内斜肌扇子面儿。

腹横肌像裤腰带儿，

前部贴着一块板儿。”

李老师看过我画的解剖图，夸我是绘图高手。我正为自己学过十年美术洋洋得意，他却告诉我画解剖图必须完全符合人体真实结构，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美观随意改动。那时我忽然想起鲁迅写的《在仙台》，鲁迅在日本留学时也是医学生，他的老师藤野先生，也说过和李老师相同的话……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蓟县人民医院

1993年9月升入中专二年级后，所有课程都是临床医学课，任课教师由蓟县人民医院的医生担任。市、县级医院是卫校学生固定的见习、实习单位，卫生局特意安排临床经验丰富的资深医生兼来讲课，就是为了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目的。

我们的内科学拆分出呼吸、心血管、消化、内分泌、血液、神经内科等不同板块，分别由对应的专科医生授课。心内科老师韩文山，是四十多岁的心内科主任。他戴着黑框眼镜，又瘦又高，同学们背后都悄悄地叫他“韩文竹”。

韩老师讲课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把自己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和真实病历，结合课本内容讲给我们听。他曾郑重地跟我们说：

“当医生和当老师是一样的，要有良心、爱心、责任心，还要有悬壶济世的情怀。如果你们将来只把行医当成敛财的职业，那你们永远都成不了一名好医生……”

1994年春天，外科学开始讲普通外科（涵盖肝胆外科和泌尿外科）、骨伤科内容了。上学期讲颅脑外科、胸外科的两位男医生，都生得五大三粗，一脸严肃。外科的魏云志医生登上讲台的时候，我和同学们都眼前一亮，有人还小声说：

“魏老师太帅了！”

魏云志当年30岁，刚被任命为外科副主任。他剑眉星目，健康的小麦色皮肤，不仅身姿挺拔玉树临风，讲课还自带幽默感。他的课堂气氛活跃，常常带着我们一起讨论问题。上实训课的时候，他仔细教我们外科操作的基础手法，考核的时候还会用分组比赛的形式，把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全调动起来。

我从小动手能力就很强，对外科操作一直特别感兴趣。所以在魏老师的课上，我听讲最投入，练习最刻苦。缝合伤口时要打手术结，需一只手持止血钳，另一只手拽住缝合线，正向反向各拉线一次。每一次拉线都要绕过止血钳，也就是说，打好一个合格的手术结得完成两个连贯步骤。手术结若打得不牢靠，直接影响伤口愈合。

我在家练了不止上千次，最后打出的手术结又快又稳，从来不会出现容易脱落的滑结。卫校的操作技能比赛上，我一分钟（60秒）可以打出45个合格的手术结，创下了卫校里的最快记录。这个记录一直保持到我实习一年后毕业，都没人能打破。

我去蓟县医院见习的时候，魏云志见到我还笑着说：

“朱文凯，你可真是天生干外科的好苗子，胆大心细，手底下的活也干净利落！”

外科老师魏云志近照，天津市蓟州区人民医院的院长

我特别感念魏老师的这份鼓励，从那时起，我心里就埋下了种子，一定要当一名外科系统的医生，站在手术台上救死扶伤。多年之后，魏老师一步步升任外科主任、副院长，如今已经是天津市蓟州区人民医院的院长了。（蓟县在2016年正式撤县设区，成为蓟州区）

那天，骨科老师潘学永医生刚走进教室，同学们又忍不住发出一阵惊呼：

“潘老师也太儒雅了吧！”

潘老师只是看了我一眼，就开始正式讲课。他比我大13岁，身高1.78米，身形修长，戴着金丝边眼镜，白净的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说话的语气也很亲切。全班同学都特别喜欢潘老师，我更是暗自窃喜——

他是我姥姥最小的孩子，比我妈妈小17岁的弟弟，是我的老舅。

其实我刚到蓟县卫校报到的时候，还埋怨过老舅。就是他告诉我爸妈这个信息差，说天津市蓟县卫校正在补录河北籍的中考生，父母才强行安排我放弃了重点高中的升学路，来到卫校读书。我气愤地对老舅说：

“都怪你！你要是不跟我妈妈说这个消息，我现在正念重点高中，以后就能考军医大学了……”

老舅的说辞与我妈妈一样，我想，估计他早就被我妈妈“洗脑”统一了口径。但是他从来没有松懈过对我学习的关注，他下班后主动翻看我的作业，帮我订正错漏。老舅还特意从医院找来废弃的手术用品，拿到姥姥家给我练习。我操作不当，他就手把手地指导我。我能在比赛中创下记录，确实有老舅悉心辅导的功劳……

骨科老师潘学永近照，天津市蓟州区人民医院骨科主任

当时所有老师、同学都不知道我和老舅的亲属关系，我们俩谁也没对外提过。老舅在学业上对我要求严格，我也不想借着亲属关系享受学校和医院的特殊照顾，只想靠自己的努力拿出好成绩。

我卫校毕业6年后的2001年夏天，我妈妈患癌症在蓟县人民医院做手术。已经是外科主任的魏云志撞见我和老舅，他得知我俩的亲属关系之后，不禁感慨：

“看来遗传基因真的太强大太神奇了！你这个外甥女和舅舅一样，都有做手术的天赋！”

我老舅当年毕业分配到蓟县人民医院，领导让他在传染病科。他被派去北京结核病研究所（现在的北京胸科医院）进修了两年。院长想提拔他当传染病科的副主任，他却说自己最热爱做手术，想要趁年轻转到骨伤科。直到他把传染病科的整体诊疗水平都提升了一大截，院领导考核老舅过关，才把他调到了骨科。

1994年春天，老舅给我们讲课的时候31岁，刚调到骨科满一年。他从小就是左撇子，写字拿筷子全用左手。如果是现在，医学院校的临床专业根本不会录取左撇子的学生。毕竟做手术的时候，医生要和助手、器械护士紧密配合，用右手接对方递过来的手术刀、止血钳、镊子、电锯、电钻这些器械。因此，最开始他也只能先做内科医生。

老舅从来没有放弃，常年坚持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左右手都能熟练完成切开、缝合的操作，如愿以偿当上了骨科医生。老舅又先后去北京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积水潭医院进修深造，一步步当上了骨科主任。

我在卫校遇到的这些老师，都是我成长路上的引路人，给我的影响深远。

教解剖学的李老师，让我读懂了敬畏生命、治学严谨的分量。心内科的韩老师让我明白从医从教都要怀揣医者情怀，治病救人的同时更要有一颗慈悲心。外科魏老师的肯定与鼓励，给了我往外科方向深耕的十足底气。还有我的老舅，他为了心中目标不肯轻易妥协的精神，更是我学习工作的榜样。

1993年7月，我在段桂芳家的核桃树上

我们班的班长郭军凯，是从农村来的憨厚男生。他身高1.85米，和我们当体育老师的班主任几乎一样高。1993年春天第二学期刚开学，我就不想再去上晚自习了。那阵子班主任正好休假结婚，班级事务全交给郭军凯代管。我的理由是晚上留在家里陪生病的姥姥，其实是想有独立的空间按自己的节奏学习，不想每晚骑车往学校跑。郭军凯没有批准我的申请，他说住在县城里的另几个同学，都按要求来上晚自习，不能搞特殊。我当时气得和他吵了一架，说他是“死心眼儿”、“一根筋”。我还偷偷把他的解剖学课本藏了起来，害得他那段时间只能和同桌共用一本书。

班主任休完婚假回学校，我以为郭军凯会给我告状，没想到他提前跟班主任说明了我的情况，还催我赶快递交申请。班主任同意了我的请求，告诉我是班长替我说了不少好话。我为自己的狭隘思想感到惭愧不已，急忙把课本还给郭军凯，真诚地向他道歉。他对我只摆了摆手，一笑而过……

一年级下学期，也就是1993年春天开学之后，学习委赵鹏的成绩下滑得很厉害。班主任找她做思想工作，她依然我行我素，与那几个社会青年混在一起。后来班主任撤掉了她学习委的职务，让我接替她，我直接拒绝了。那时候我的考试分数超过了曾经稳居第一的学霸赵鹏，但是，从小学到初中当了九年班长的我，在卫校不想再掺和任何班委事务，只想安安静静专心读书。

来自蓟县北部山区下营镇的蒙小满，接替赵鹏当上了新的学习委。她瘦高个子，脸上有淡淡的雀斑。她学习刻苦，是个特别朴实的姑娘。蒙小满还是学校里的运动健将，曾经代表卫校参加跳高比赛。她和蓟县体校的专业运动员、蓟县师范学校的体育生同台竞技，竟然拿下了冠军奖牌。

1994年4月的一天，蒙小满在课堂上突然喊头痛头晕，接着就不停呕吐。我们赶紧把她送到医务室，测血压数值明显升高……

一个月后，蒙小满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听说她被转到北京协和医院，确诊为“急进性肾小球肾炎”。这种病在青少年群体里极易发作，病情凶险，短时间内就会并发急性肾衰竭危及生命……

蒙小满的骤然离世，让我们这群才十八、九岁的少男少女，第一次真切体验到了生命的脆弱与可贵。我在怀念同学的同时，也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学习上，心里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我一定要当一名技术过硬的好医生，救治更多的病人！

1994年3月的我18岁

我的三位好友段桂芳、赵峥、王建华，她们身上各自的闪光点，也折射出了我的任性和幼稚。

我刚到卫校上学没多久，大舅从天津市给我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我之前骑了四年的旧车就送给了段桂芳。当时她家只有一辆三轮车，是她和父亲共用的代步工具，我送的自行车被段桂芳骑回家，她们一家人都十分高兴。

段桂芳经常带着我们几个好友，休息日骑车去她家玩。她家离蓟县城区有三十多里，是个安安静静的小村庄。有几次我和赵峥还留在她家住宿、吃饭。段桂芳在简陋又整洁的小房间里，用自家种植的新鲜瓜菜，搭配鸡蛋和打捞的小鱼虾，能做出许多美食。

段桂芳的老爸年近六旬，腿脚有残疾，木讷又实在，里里外外总在干活。她妈妈患有间歇性精神病，最开始见到我们几个同学时，带着警惕的眼神。每次都要段桂芳轻声细语抚慰一会儿，才会安静地靠在墙边，对着我们露出善意的微笑……

我见过段桂芳胳膊上的伤痕，都是她妈妈犯病的时候，失手抓她打她咬她留下的。可段桂芳从来没有怨过原生家庭，也没有恨过父母。她说家里那么穷，爸妈拼尽全力还能供她和弟弟读中专，供妹妹读大学本科，已经是天底下最不容易的事了……

赵峥好学也心眼子多，她打听到卫校附近住着一位医术很高的老中医，就拉着我和王建华一起去拜师。老中医并没有收下我们任何一个人当徒弟，但答应我们随时可以去找他请教。我和王建华自顾忙着上课，慢慢就把这件事淡忘了。只有赵峥一直记在心上，有空闲就往老中医的诊所跑，帮他熬中药、打扫卫生。等到我们毕业的时候，赵峥已经跟着老中医学会了不少针灸治病的实用手法。

王建华性格内向胆小，还是个不折不扣的追星族，学习成绩不算好。但她心地善良，最是有同情心。她家在蓟县城里的崔店子，家庭条件比较好，她时常从家里拿东西，分给住校的段桂芳和赵峥。每次都笑着说这些东西都是家里多出来的，吃不完、也用不上的……

1994年7月，我（左）、妹妹与姥姥在蓟县合影。

两年的在校学习时光转瞬即逝，我不仅收获了医学知识，心智也有所成长。我有时候会反思自己——

我从小到大逆反心理极其严重，自负任性、争强好胜。我怨恨父母对我管教太严，责怪姥姥偏心妹妹。我和身边的同学、好友比起来，我衣食无忧，还有父母亲属为我的学习铺路，我其实已经过得很幸福了。

我的心浮气躁渐渐被磨掉一些，那两年住在姥姥家，我还帮着姥爷一起照料生病的姥姥。1994年7月放暑假的时候，姥姥强打精神坐在我和妹妹中间拍照，她已经不舍得我离开蓟县回河北省三河市了（1993年4月三河县升为县级市）……

1994年夏天，我和同学们学完了所有的课程。我们带着理想与信念，即将奔赴医院去实习。然而，成长的路上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等待我们的却是一个猝不及防的坏消息……

（未完待续）

写于2026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