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影印象漫忆（60年厂庆感怀）

李兴洲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成立于1953年7月7日。恰好我与新影建厂时间同龄，在厂庆之后的10月我将退休离职。

1979年初我由文化部干部司调入新影美术工作室，从此和电影美术工作结缘。在这之前我已有七年军龄，在测绘部队学习制图专业，后调入大军区机关。复员后在地图出版社又干了三年美术编辑工作。

老领导和老同事

在中央新影工作了三十多年，我曾和两代前辈们共过事，也和晚辈60、70、80后都有合作，经历了七任厂长（现为总裁），也经历了新影的变革和发展。“工作单位”这个词对我们这代人有一种深层意义，我想许多老同事都会有一种“新影情结”。

在中央新影我最敬重的是老厂长钱筱璋，从三十岁当厂长到六十五岁离休，他任职时间最长，对纪录电影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倾注的心血最多。这位老一代革命前辈熟悉我们这个创作团队的每一个人，真正做到了识人和用人。前几年我为《钱筱璋电影生涯》一书做封面和版式设计，钱厂长的老伴儿张建珍阿姨亲笔签名赠书与我。当读到抗战胜利后钱厂长奉党中央指示赴东北接收“满影”时，不满周岁的大女儿和日籍留用人员的女儿同时感染了肺炎、发高烧，而当时只有一支潘尼西林，只能救活一个孩子，他们毅然放弃了自己女儿的生命时，我被老一代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所感动。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开国领袖毛泽东通过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的实践大浪淘沙带出了一批人，这些人是建立共和国的基石，永远是值得我们敬重的。

调入新影工作，我立刻感到了一种半军事化的气息。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新影摄影队的任燕群、彭武华等青年摄影师配合“八一厂”到战地执行拍摄任务，那是冒着枪林弹雨的拍摄任务。我记得中午在食堂吃午餐，常能看到他们穿着军装的身影。摄影师姜英杰也曾受命赴柬埔寨拍片。记得那时的生产处按电影工业生产的规律，时时下达“生产命令”。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经过了“文革”后期心有余悸的时段，思想开始解放，社会上的各种思潮也反映到单位里。中午食堂的餐厅成了三五人围坐边吃边聊的文化沙龙。那时我时常同影资科的方彤、音乐工作室的李海晖、方培荃，解说窦春起（后为儿影厂长）一起聊天。前些年方彤老哥退休时跟我说起，非常怀念八十年代食堂餐厅聊天的那一段时光。

和新影的老同志相处，感到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我与当年的老编导郝玉生、高维进、木铁、段洪、王映东、陈光忠、陈泽人、张贻彤、肖淑琴、张景泰、范厚勤；老摄影师李则翔、李振羽、沈杰、张庆鸿…都合作过。那是刚刚结束了“文革”的年代，老同志们将压抑了许久的创作激情迸发出来。

郝玉生当厂长期间，狠抓编辑部的创作“龙头”作用，他也亲自担任编导。我与他合作了《我们的母校——抗大》《四十年前的这一天》以及电视传记片《阳翰笙》等。纪录电影用胶片生产的工业模式一直延续到1993年新影整建制并入中央电视台为止。

李建当厂长时，新影已并入中央电视台。经过了三年“转轨”，纪录电影在沉寂了几年后，突然在1998年由张建华副厂长主抓、傅红星编导的《周恩来外交风云》一炮打响，拿走了当年中国金鸡、华表等各种奖项，那一年这部纪录片的票房收入超过了冯小刚的电影《甲方乙方》。纪录电影几十年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通过这部片子反窥出来，并由此形成了那几年文献片的创作模式。随后《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丰碑》《国庆纪事》《中国1949》等文献纪录片相继形成了中央新影的创作品牌。

时下，高峰厂长（现为总裁）进一步提出了经营历史的创作理念，开播老故事频道，在纪录片之外，开展了多种经营，恢复了戏曲电影的摄制，又增加了电影故事片和电视连续剧的摄制工作。

我的新影生涯

‍ 三十多年时间，我在老一代新影人的身上，感受到了他们创作上的激情和敬业精神。在美术工作间，前辈用胶片拍摄片头字幕、动画、图表等手工制作的经验，也应该记录和传承。尽管目前影视创作已经是高清数字化，电影胶片给人们留下的视觉感受仍然有它独特的魅力。

影视艺术终归是导演的艺术，但也离不开各辅助工种的配合。记得制作部当年的工作程序是先在东楼小放映室看洗出的样片，各职能部门根据编导的要求完成本职工作。影片后期完成后再进入标放由领导审查。审片时各工种都要到场，厂领导经常对编导、摄影、音乐、剪辑、解说、美术提出非常具体的意见。哪个方面有问题，则令其修改再审。多年参与审片的经历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使我感受到了新影一些老领导的政治素养和艺术才华。

在新影制作部尽管我做的是边缘性的工作，但有时也会牵动政治神经。1993年夏初，我参加了为北京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拍摄江泽民主席演讲的电影镜头。由摄影师姜英杰负责，拍摄地点在中南海江泽民主席办公室。我的工作是布置一下办公室的气氛。办公室只有二十多平米，要两台BL摄影机同时拍摄，房间只能留有写字台和书柜，其他东西都被暂时搬出。江主席要站在写字台旁讲话。当年还没有提示器，我预先将中英文讲话稿用仿宋体手工书写在两块大白纸条上，利用照明支架手工操纵纸条向上移动，使江主席的视点始终在一个水平线上，这样拍出来，就看不出来在念稿。写字台后面的两个书柜作为背景有点矮，书柜顶部将画面分割成两半，不好看。当时奥审委的一位负责人指示我，要突出民族风格，摆点花瓶、字画之类。我看过环境后认为不妥，我觉得书柜不好看，应该用书来解决，摆上花瓶、字画很不协调。关键是拍摄国家领导人画面要简洁大气，是一种“正大光明”之气。毛泽东主席的书房，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是从不摆这些东西的。我提议用高低错落的中式线装书放在书柜顶上即可，并提议将书柜中原有的马列著作暂时拿掉，最好换上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另外，江总书记访苏时苏方赠送的木雕礼品玻璃罩反光，也应该拆掉。我将想法告诉姜英杰和中办的贾秘书，他们表示同意。采访当天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先生也会在场，何老答应负责将百科全书带来；而我去了北影道具库借来了线装书。第二天中央电视台化妆师徐晶也来了，我告知不要看出化妆的痕迹，只需将头顶额头反光处解决一下即可。由于准备充分，下午准时开拍，拍摄只用了二十分钟，提前完成了任务。江主席还表扬了新影的摄制组工作认真、一丝不苟并愉快地和大家合影留念。

我从1982年开始利用各种机会介入电影故事片和电视剧的美术创作。我感觉不管是从事什么片种，电影、电视所展示的美术手段都应该了解和掌握。目前纪录片“情景再现”的拍摄方法已成为制作常态，假如没有故事片美术工作的经验怎么能胜任当下的工作？中央新影在九十年代初的改革举措就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人才的培养，那时有一个词叫做“放水养鱼”。现在摄影部几位有成就的摄影师罗凌、李雄，制作中心剪辑师张慧敏，录音师瞿卫军，都有不错的影视故事片作品。影视艺术需要用开放的眼光和社会接轨。

国庆60年，王一岩导演参与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的创作，同时负责拍摄出一部舞台艺术片，我也加入了摄制组的工作。当时急需在人民大会堂舞台屏幕上投放幻灯，做成露天电影的断片效果，在幻灯背景下，由歌手蔡国庆演唱《打工谣》。北京幻灯厂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关闭，这时我想起了我和老照明师郭维均先生关于幻灯机和幻灯云片的交往。郭师傅是制作中心技艺精湛的老同志，退休之后仍然坚持工作多年。几年前我俩在合作拍摄戏曲名段《连升店》时，由于天片过于平淡，我找出了多年前用变形格画的几张幻灯云片，他拿出了个人收藏的幻灯片照明灯具，投放合成在天幕上，立刻有一种纵深感，效果极佳。郭师傅对戏曲布光有独到的见解，他利用摄影棚内的固定光源，自己又制作了许多灯具，巧妙利用各种灯具，使画面通透干净。这种爱岗敬业的精神深得大家的尊敬。我找出存放了多年的透明水色，用旧幻灯云片手绘制作了＂跑片不及＂的幻灯片制作，解决了《复兴之路》遇到的一个难题。由此而想到我们纪录影视常常讲述历史年代久远的故事，有些老的制作工艺、传统手艺不能完全丢弃。

有人说：新影就像一个老式火车头，过去很辉煌。我听后不以为然，在新形势下，新影人总会有深化改革、调整体制的办法。电影受电视冲击，使电影制作更精良，把观众请回了电影院；电视受网络的冲击来得更迅猛，但电视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主流媒体。近几十年科技的进步使影视生产方式也相应地改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适应了这种变化。我相信新一代的新影人有能力迎接挑战，创造新的辉煌！

‍ 原载《桥·纪录影视》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