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禾散文：伤亡弟

柴然

伤 亡 弟

辛禾

人这一生，大多只知自己的来处，谁也无法预料自己的归途。如同我的弟弟，活着的时候，明白他生于一九六二年的阴历二月初五，去世的那一天是二〇二五年的阴历七月十一，他是再也不会知道的。在我们五口之家的原生家庭里，父母早已过世，留在人间的我和姐姐，只有我记住了这个悲怆的日子，而我的姐姐，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所有人向她瞒住了这个噩耗。

其实，我们这个家庭，在我和弟弟出生之前，父母已经养育了三男三女，六个子女，由于子女众多，家计日艰，我的三哥出生之后就送入别家，不承想，送走三哥的十来年光景里，大哥、二哥、二姐、三姐先后夭折，在世的只有留在家里的大姐和送出门的三哥。我和弟弟的出生才给罩在阴影里的家庭，带来了生机。论排序，我是这个家庭里男丁老四，弟弟则是老五。

这个世界里，我们曾经有很多的亲人，走着走着，散了。

儿时的记忆，如同泛黄的纸张上褪去墨色的字迹，只剩下一个大体的轮廓印记。隐约记得，父亲在村里联校给老师们做饭，母亲下地劳动，十几岁的姐姐早早辍学，也在生产队里干活儿，日子虽然艰辛，一家五口倒也其乐融融。有一年的夏天，母亲爬上院子里的洋槐树，捋下槐花，拿去供销社卖掉，为我和弟弟一人买了一双塑料凉鞋。兄弟俩穿上，兴冲冲跑到门前的河边上，与村里的小伙伴玩耍。我们用湿漉漉的河砂堆起一座座小山。我们脱下新买的凉鞋，包在小山里，然后一次次挖开小山寻宝，挖着挖着，弟弟的一只新凉鞋说什么也找不着了，弟弟心疼得哇哇大哭，母亲和姐姐闻讯赶来，把身边的河砂翻了个底朝天，却始终没有找回那只塑料凉鞋。一脸失落的弟弟，一只脚穿着未丢失的凉鞋，另一只光脚走回了家。

因为贫穷，因为幼稚，儿时的失落，甚至屈辱常常发生，积淀在我们整个人生过程的段落之中。我们拼命地想把它忘掉，却在不经意间又常常想起，那时的心依旧隐隐作痛。

家庭的变故是从父亲去世开始的，那一年，我八岁，而弟弟才六岁。父亲去了，贫困之家折了大梁，望着填满旧衣烂絮的窗格，母亲除了泪还是泪。勉强过了一段日子，十七岁的姐姐远嫁他乡，而母亲则拖起我和弟弟改嫁到另一个村里。一辆驴车载着母子三人，行进在颠簸的乡间小路上，三月里的天很高很阔，风依然清冷，看着母亲凄楚的脸，我和弟弟一改往日的顽皮，压抑着对前方的未知与新奇。而随着我们的这一次迁徙，不只是生存场所的变化，各自的身份和命运也悄然发生了变故。我的母亲由从属于父亲的名分转嫁到我现在的叔父名下，村里人的称谓再明白不过。而我的弟弟则随继父改换了姓氏，成为继父根脉的延续。只有我依旧作为父亲唯一的承继寄居在这里。兄弟本自同根生，头上却各自顶着一重天。人生的无常，地缘与血缘的演变，往往导致族籍的变迁，如果日后成了人物，或许在若干年后，有人去考证，类似我等普通人，淹没在芸芸众生之中，谁会记得起这些？

童年是苦涩的，这苦涩也是在懂事之后，甚至在为人父之后，才从心骨里剔剥明白的。在重组的家庭里，我和弟弟从小是在看人脸色，背着无数双怜悯和不屑的目光中渐渐长大。那个年代，生活困顿。我和弟弟从没享受过零食的馈赠，没得到过光鲜的鞋袜，叔父还经常呵斥着我们的顽皮，逼我们去捡柴火，拾驴粪，割青草。一捆青草捆起，弟弟是背不起来的，当哥哥的我先把他扶起来，而站起来的弟弟总要在我的背后扶上一把。

我们喂过兔子，一种叫青紫蓝的品种，我们刨过药材，茵陈、柴胡、五加皮，卖了钱补贴家用，弥补学费。五加皮是中药的一种，俗称羊条梢，坡上沟里到处都是，枝条晒干后做柴火，根皮却可入药。难捱的是，山里羊条梢虽多，可是根子埋在厚厚的土层里，这便苦了我们小小人儿，总是刨出三五寸便弄断了根。看去，两人都是背着很沉的一捆回去，实际是做柴火的多，把每一根红色的根皮用木棒轻轻敲醒，然后轻轻捋下，摆在箭盘里一条一条，等第二天的阳光暴晒。

一日，在一面陡峭的崖畔，我们发现了一株老羊条，兄弟俩兴奋得泪光闪现。因为顺着崖畔寻根，既省力，又能弄出长根来。当下，兄弟俩在老羊条左右，刨了站脚处，你一镢我一镢，从两边寻根，那根竟有镢把来粗，而平时刨出的只有手指粗细。我们压抑着兴奋，也不顾头上一道一道的汗水，一点一点往下刨，谁也舍不得弄断它。看着有一米来长了，人站的地方却够不到了，若要再往下刨，人还得另寻个站脚处，而再往下是四五丈高的陡坡，坡底是稀稀落落的酸枣圪针。一旦掉下去，会很危险的。于是，我不得不惋惜地准备弄断它了。我那八岁的弟弟同样舍不得，手拽了羊条梢往下移，准备再刨出一个站脚处继续下挖。我当时就没有很好地看清，那一刹那是怎样发生的。懵懂之间，弟弟一声凄厉恐惧的呼喊划破山谷，伴着那一株老羊条梢和一团尘土土坷垃一般顺着坡滚下，滑向沟底。我的脑子里“嗡”地一声肿大，糊里糊涂地开始害怕，不知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当我从陡坡的侧面飞奔而下，连跌带跑赶到沟底时，看见我的弟弟被倒挂在酸枣圪针裸露出来的黑根上，头朝沟底，而一两米处是沟底挤满龇牙裂嘴的片石！他的两手乱抓着，却什么也抓不到，带着哭腔哀号着：“哥呀——哥呀……”他的小褂破了，露出的小肚皮划开几道血痕，渐渐涌出血色来。我用手来拨出他的光脚，那树根竟系得很牢，慌乱之中不知道弟弟的脚是怎么塞进去的。最后，还是他搂住我的腰，我用镢头把那根救命的树根刨断，解救弟弟站起身来。

虚惊过后，我们坐在沟底许久。回家的时候，我心疼他，不愿让他再背东西。弟弟却执意要拿着那株险些让他送命的老羊条。弯弯曲曲的山道上，兄弟俩逶迤前行。日头将落下的那一边天空，有无数云彩阻拦着，烘出美丽的颜色，兄弟俩一高一低的背影拉得很长很长。

那时的我们，虽然年幼，依稀懂得了为弟的谦恭和为兄的担当，想着在今后的岁月里，风雨同舟，相互支撑，尽早走进我们眼中最羡慕的成人行列。

日子在清汤寡水、四季轮替之中，我们渐渐长大。十八岁那年，我走进当地的人民公社，做了一名通信员，而弟弟在一所社办高中毕业，回到了村里。那时，集体田地已经分到个户，吃饭问题总算得到解决，可农村青年的出路只有在田土里刨挖。我的弟弟早早懂得了人生的艰难，除了下地作务庄稼，还不时出去找些零工来做。村里有人在山里开采石料，他便去给人家用一担箩筐，从山里往外运送蛭石。一副担子百十来斤，往返一趟三里多地，弟弟一天来来回回十几趟。饿了，带着窝头干粮充饥，渴了，沟里的山泉水管饱，一个秋天下来，挣回四十多块钱。看着弟弟的劳累，当哥哥的我总是于心不忍。一个冬日，我从公社里回家，弟弟正赶着驴车往地里送粪。吃饭的时候，看着他的手指上左一道右一道缠着胶布，问他，他说是裂口，一家人也没说什么。返回公社的路上，我却一阵阵心痛。我在公社里当通信员，虽说也是一份伺候人的营生，毕竟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而我的弟弟夏天种地，沟底担水，吃苦受累，泼命地受苦，我能为他做些什么？于是，我厚着脸皮，找了一位当地驻军的管理科长，介绍弟弟去太原一家部队干休所烧锅炉，每月工资六十元。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弟弟时，他十分乐意，甚至有些激动。

早年，辛禾（左）和弟弟

弟弟在那里干了整整四年，在此期间，他成了家。后来因为要照顾家庭，他又不得不回到村里过日子。那年正月里，弟弟带着弟媳来看我们。一进门，弟弟拉着他妻子说：“咱们先给哥哥嫂子拜个年。”那一份真诚，那一脸的庄重，当他们跪拜在地时，我的眼泪溢满了眼眶，不知是怜悯还是感动。我的弟弟，凭他个人的辛劳，没明没夜地劳作，终于成家了。想着我们坎坷的家世，想着从前失去父亲的难兄难弟，今天总算长大成人，心里翻江倒海。眼前这超乎常理的跪拜，弄得我不知所措，赶紧扶他起来，嘴里却责怪于他，哪有平辈拜年的？不懂礼数。弟弟却说了一句：该拜，没有你的招架，就没我的今天。这话出自他口，是满腔的感激。而对于仅仅长他两岁的我，却是一份如同长辈般的责任和担当。

困顿时期的兄弟，那一份从心底里的牵挂，难以言说。而今衣食无忧的当下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还能回到从前吗？不敢想象。

以后的岁月里，在我的拉引下，弟弟先是从山区把一家人的户口迁到城郊来，又在城里找了一份合同工的工作。几年时间里，在村子里盖起了五间房，还把两位老人接到身边，贴身照料，精心培育他们唯一的儿子。因为工资不高，盖房子又欠下了不少外债，弟弟在业余时间里，学会了吹笙，经常跟着鼓乐班去周边参加红白事筵，挣得百儿八十的，贴补家用。一个风雪交加的冬日里，弟弟去邻县一户人家送葬吹笙。冬日天短，归家时已是晚上。雪下得很大，四周白茫茫一片，分不清身处的方位，看不清道路所在，平川野地，没有一点参照。骑着自行车的弟弟在风雪地里迷了路，又没有一个歇脚的地方，他不停地走呀、走呀，顾不得天冷饥寒，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一直在野地里转圈圈，直到天明时分，才辨得清方位，踉踉跄跄走回了家。这件事，我也是一年之后才得知。也因此，我告诫他，再不要做这营生了，就为了这百八十元，怕把自己的命搭上，困难再多，不是还有我吗？

岁月是在我们化解着养老扶幼的责任中慢慢流逝的，两位老人先后终老离世。只不过在葬礼上打发叔父时，弟弟在出殡时头上顶上孝盆；而在安葬母亲时，我的头上顶了孝盆，按理我是没有资格为已经改嫁的母亲守孝的，因为开明的叔父生前吩咐过，让我的母亲归终时，与原配父亲合葬。而他生前有一房妻子早逝，他与其合葬。悲痛之中再触摸不堪回首的身世，愈加悲痛。好在现代的人生，不会再有这般悲痛了吧！

父母半生缘，兄弟一世情，余下的生活也只有我们兄弟一起往下走了。每年我的生日，弟弟总要送来一盒蛋糕，并坐下来说说家长里短的话，而他和他儿子的事是不变的话题。从小学到考上大学，他的付出，孩子知道，我也知道。在孩子上大学到研究生那几年，每年，我也拿出两个月的工资，帮助孩子交学费，弟弟知道我的关心，为此，就把孩子的近况尽量详细地告知我。每年清明节，我们相约回乡祭祖，半道上弟弟先下车，回村里为叔父扫墓，而我则再前行几里路，回到父亲的坟头上祭祀。周而复始，我们度过了平静又平常的烟火岁月。

我是二〇二〇年退休的，过了两年，弟弟也到龄退休。因为他的儿子在京城里找到工作又安了家，不久又生了孩子，于是，弟弟两口子一年里有半年去京城看护他们的孙子，而回家的半年里，弟弟也不愿意歇着，总是找些零工来做。一开始，他很不情愿去京城，总感觉那里人生地不熟，在儿媳妇跟前不自在。有一天，我约他在路上散步，告诉他为了孩子，去吧。他听我的话，去了。第一次返回来时，他向我直倒苦水，说去了京城，别的倒也不算什么，就是吃不惯，孩子们习惯的饭菜，他不喜欢，经常偷偷地去小区楼下买些烧饼，等孩子们睡了才敢拿出来吃。为此很困惑，说什么也不想再去了。其实，孩子们也是为他的身体着想，岂不知他的父亲从小饭量大，从前在村里担蛭石时，光干粮就能吃下十多个窝头。听了弟弟的感慨，我拨通手机与侄儿沟通了一回。第二次从京城回来时，弟弟十分高兴，一是能吃饱了，孩子们依了他；二是熟悉了环境，三是孙儿开始懂事了，一天也离不开他这个爷爷的。看着他的高兴，我也就放下心来。

每年的清明节，我们照例回到乡下去扫墓，走在乡间的小道上，那熟悉的沟渠地畔，总能回到从前，这地畔割过青草，碰到过一条菜花蛇，那崖畔打过酸枣，捡枣，脚上扎过刺，仿佛又回到童年。故乡留给我们太多的记忆和情感，弟弟感慨地说，想起从前，再看这会儿，仿佛在天堂里活着。村里还有一些老人，见了我们也是一番感叹，说到弟弟赞不绝口，领上了退休金，有个好子弟，还在京城里，该享享清福了。弟弟嘴上客气，一般一般，但看得出，他的内心还是无比自豪的，因为从前的自卑，一下子变得高大自尊起来，风来雨去，几十年以后的转变，人事沧桑，尽在岁月里沉淀。我们唯愿在这顺遂的环境里，平平安安走完我们未尽的人生之路。

然而，天不遂人愿，就在那个深夜，酣睡中，手机在枕边嗡嗡作响，睡梦中拿起来一看，是远在京城里的侄儿，侄儿在电话里告诉我，我的弟弟半夜心脏病突发，正通知120上门急救。这消息是他母亲告知的，让我赶紧去家里看看。我猛一激灵，翻身下床，打开灯，叫起我的儿子，开车直奔弟弟所在的小区，一路上，心里翻江倒海，唯恐出了大事，又暗自求上天保佑，我的弟弟平安。当走到小区楼下时，只见救护车停在单元门口，几个戴着口罩的医护走出门来，上前打问，他们摇头，只轻轻一句，人，没了。那一声轻叹，犹如晴天霹雳，震得我一下子瘫软下去，连走进楼门的力气也使不出来了。

我的弟弟，他，悄悄地，走了。

没有告别的只言片语，没有对他的亲人们有任何嘱托，甚至连他自己的手机密码也未曾留下，就匆匆而去，或许他根本没有想到，病魔来得如此迅猛，他来不及抬起手来与众人告别，就离开了我们。

断枝别离，手足同心。让长他两岁的兄长送他远行，实则有失公允，许多年后，我又如何向长眠在地下的父亲母亲交待？他是我这世上唯一的弟弟，我竟没有守护他的周全。

记得小时候家里穷，每逢春节的时候，买回一挂百响的小鞭，舍不得一次点燃，解开串线，一个一个地听响。兄弟俩分小炮时，弟弟主张拆开来，一个一个平分，而我仗着是哥，从炮鞭中间用手拽开来分，一人一半。弟弟看着他得到的小半拉一脸的愠色，而我却扬长而去。这件事压在我心底多年，我欠弟弟一个道歉。

长大了的时候，弟弟从山里举家迁到平川来。用四五年的时间，盖起了五间房，整理出一个院落。地基自己开挖，院落自己铺平，作为兄长，我没能抽出一天的时间，去帮工，去招呼，那是他最无助，最需要人的时候，我借口公事忙乱，抽不出时间。如今想来，一肚子的愧疚。

这些年来，退休赋闲，无所事事。有人鼓励再拿起笔，写些东西出来。坐在桌旁，难以落笔。虚构的文本，绞尽脑汁，怕也弄不出什么声响。记实过往，又怕触及身边人的旧疾，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从前的风骨早已在体制内磨平，不写也罢。历史也不是我们书写的，弟弟也时不时来看看我，说些家长里短的话语。而后两个人默默地坐着，有时侯他也提起一些现实的话头，我立刻打断，总觉得他的见识不够，不能往深里谈。如今，当他悄然离去时，我才发现，这世上怕是再也找不到感情倾诉的对象了。有什么人，你可以敞开心扉，毫不避讳地交流？亲戚朋友怕说多了伤害感情，职场中人见面多是避重就轻，说半句咽下半句，只有兄弟之间才能吐露真情，发泄不满，吐尽块垒，消散情绪。而一夜之间，这世上再也看不见我对面的弟弟了，想来，这是一场最大的遗憾。

又是一年秋草黄，从京城里回来的侄儿与我回到乡下，为他的父亲祭奠周年。我的弟弟从这里走出，最终又回到了这里，人生划出一个不规则的圆，陪伴在从没有走出山里的叔父身边，他的坟头长出了一些无名的小草，周边的油松依然葱绿，山里的天空很蓝很蓝，墓地的环境宁静而凄美。侄儿摆放着供品，我燃起三炷香来，突然想起从前弟弟为我拜的那个年，我重重地为他磕下头来。

别了，我亲亲的兄弟。

2026年9月

辛禾，本名宿新和，1960年生于山西忻州，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1986年，参加山西省作家协会赵树理作家班学习，2000年，鲁迅文学院进修；1986年，短篇小说《秋事》获《山西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