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传承】 百色丰碑 光照千秋

老罗

老罗/1290210

谨以此文献给国庆77周年

　　广西的百色地区不仅有奇峰环绕的浩坤湖、田园似锦的鹅泉村，还有一座著名的红色丰碑——百色起义纪念馆。

今年元月，我来到迎龙山下。举首仰望，百色起义纪念馆依山而立，气势巍峨。这拾级而上的过程，仿佛昭示着一段从低处起步、历经艰难，最终到达高峰的革命历程。

走近由江泽民题字的百色起义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高5.5米的邓小平紫铜塑像。当年才25岁的邓小平英姿勃发，他头戴八角帽、腰扎武装带，左手叉腰、右手高举，双脚稳健地踏在坚硬的磐石上。基座上镌刻着两行红字格外动人，“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步入大厅，迎面一幅大型浮雕气势恢宏，生动再现了 1929 年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百色起义的壮阔场景。

被毛泽东称为“中国早期农民运动三大领袖”之一的韦拔群，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回到家乡东兰开展农民运动，并且把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紧密结合。百色起义前夕，他领导的右江农军已发展到一万多人，为起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

1929年6月，广西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分别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编遣特派员，掌握了广西军政大权。他们要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党中央便利用这一契机，派遣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等一批共产党员前往广西，由邓小平为中央代表，全面负责广西地区党的工作。

正当广西革命形势好转之际，俞作柏、李明瑞仓促地公开宣布反蒋，结果，叛徒出卖、不战而败，使大好局势急转直下。在此风云突变之时，邓小平和陈豪人当机立断，决定将共产党掌握的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迅速拉到右江地区，与韦拔群领导的农民军汇合，准备发动百色起义。

在消灭了反动的警备第三大队，为起义扫清障碍之后，1929年12月11日，一面镶有斧头镰刀的红旗在百色城冉冉升起。这一天，山城红旗漫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万众欢腾。数千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及市民在东门广场庆祝百色起义胜利和红七军的正式诞生。邓小平任红七军政委，张云逸任军长。

起义成功之后，右江苏维埃政权颁布了土地革命法规和政策，在右江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

红色政权还创办了《右江日报》，采用山歌、戏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改变社会陋习，提倡社会新风。

1930年，左倾路线致使新生的红七军遭受了重大损失。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说道：“中央代表向我们传达了立三路线，指令红七军立即出动……，我感觉依靠这几千人，要想打下柳州、桂林、广州，是没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坚决执行。”

原广西绥靖司令兼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五师师长、广西编遣分区办事处主任李明瑞，投身革命后，参加领导了百色起义，并担任红七军、红八军的总指挥，却在1931年左倾的“肃反”中被错杀。

危急关头，红七军召开前委会议，邓小平、张云逸等提出了放弃攻打城市的错误主张，果断作出战略调整。随后，红七军主力从右江地区出发，历时九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转战七千余里，经过百余次大小战斗，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到达中央苏区与“朱毛红军”胜利会师。出发时七千余人的队伍，到达时仅剩两千余人，其悲壮惨烈，令人动容。

与此同时，留守在右江地区的红七军二十一师，在韦拔群的领导下，坚持开展反“围剿”的战斗，师长韦拔群终因叛徒出卖而壮烈牺牲。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二十一师坚持斗争，保持红旗不倒，直到迎来广西的全境解放。

百色起义的英烈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英雄战歌，为中国革命史上竖立了一座“光照千秋”的丰碑。

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的“粤东会馆”是必访之地，因为这是邓小平和张云逸领导百色起义的总指挥部。这座岭南特色的古建筑，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历经数百年沧桑而风骨犹存。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正是在粤东会馆大门前庄严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成立，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也就此爆发。

时至今日，这里，还保留着士兵们的床铺和他们当年用过的武器装备，无声地诉说着那段筚路蓝缕的峥嵘岁月。

傍晚，我们入住在江畔的“百色饭店”。伫立窗前，华美的夜色扑面而来。暮色中的右江倒映着两岸霓虹，一座竖琴般的斜拉桥横跨江面。桥上车流如织，流光划过江心，与远处建筑的璀璨灯影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

凝望这华美的万家灯火，不禁让人想起邓小平在开国大典那天的挥笔题词，“永远铭记着：在过去长期艰难的岁月里，人民英雄们用了自己的鲜血，才换得了今天的胜利。”

百色的夜晚越是璀璨，那份穿越时空的敬意与怀念便愈加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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