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行第四十九站：山西博物院（晋魂·民族熔炉）

向阳花

顺着博物馆三层的指引标识向左转，我踏进了“民族熔炉”展厅的入口，暖光裹着厚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

我站在展厅里，脚边是暖黄的展灯晕开的软光，眼前一件件文物静静立着，像把千年前的风都攒在了玻璃柜里。

山西地处中原腹地与塞外草原的农牧交错地带，是中原与北方、农耕与游牧的交汇点。山西北连蒙古草原，南接中原腹地，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农耕民族北上的必经之地，为各民族提供了交汇的地理空间。

先秦时期：山西是华夏族与北方戎狄（如白狄、赤狄）交融之地，晋国“和戎”政策促进了胡汉的初步融合。汉魏时期：山西北部是汉匈对峙与交融的前沿，南匈奴内迁并广泛分布于山西，与汉人杂居，开启了民族融合的序幕。魏晋南北朝（融合高峰）：山西是“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内迁、建立政权（如刘渊在离石建汉、石勒建后赵）的核心区域。北魏定都平城（大同）时，鲜卑族推行汉化改革（如孝文帝改革），胡汉文化深度交融，为隋唐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唐末五代：沙陀族内迁山西并建立后唐、后晋、后汉，最终完全融入汉族，完成了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融合。宋辽金元时期：山西是宋辽对峙、金元交替的融合区，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与汉人杂居、通婚，进一步促进了民族交融。

在长期的融合过程中，各民族在语言、服饰、饮食、艺术（如云冈石窟融合了鲜卑、中原、印度、希腊艺术）以及社会制度上互相取长补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山西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融合最彻底的民族“大熔炉”。

缓步走到展厅深处，视线一下子落在展柜中央那件镇馆之宝上，瞬间挪不开脚步。这是西汉河平三年从山西右玉县大川村出土的胡傅酒樽，两千多年的岁月并没有磨去它身上鎏金的光泽。

整座酒樽像一只敦实的金盆，稳稳立在三只虎形足上，腹部两侧衔着圆环，器身上浮雕刻满了虎、象、鹿还有西域传来的骆驼，一眼就能读出胡汉交融的鲜活印记。

蹲下来凑近了看那只虎形足，憨态可掬的小老虎驮着沉甸甸的酒樽，铜锈的青绿色混着鎏金的暖黄，像把两千年的时光都揉进了肌理里。

兽首衔环的细节做得格外精巧，环身磨出温润的包浆，伸手仿佛还能触到当年持环挪动酒樽的温度。

口沿上刻着的十八字铭文清清楚楚，把器物的铸造年份、主人、重量都一一记下，是那段胡汉杂处岁月最实在的注脚。

旁边展柜里并排摆着两件胡傅温酒樽，和酒樽同一年代同一地点出土，模样风格几乎一模一样，想来是当年一同铸好的一套器物。

它们和酒樽相伴了两千多年，从右玉的大川村一同走到这里，并肩向我们诉说着西汉时北方各民族把酒言欢的往事。

直筒状的温酒樽带着凤形钮的盖子，底下立着三只熊形足，器身两道弦纹之间挤满了二十多种姿态各异的小动物，活脱脱一幅西汉北方的生灵画卷。

我盯着温酒樽上完好的鎏金部分发愣，想起书上说古人把金和水银合成金汞剂涂在铜器表面，加热让水银蒸发，金就牢牢附在铜上，这项从战国就有的工艺，在汉代贵族的酒器上把身份与审美都揉进了金属的肌理里。

往边上走就看见了大名鼎鼎的雁鱼铜灯，这盏西汉的古灯通高五十多厘米，长也有三十多厘米，是1986年从襄汾吴兴庄出土的，站在展柜里绿锈斑驳，却半点掩不住它的巧思。

它是西汉人用的照明用具，用了传统的鸿雁衔鱼造型，鸿雁扭着修长的脖子回过头来，嘴里稳稳衔着鱼，双脚直直伫立，整个造型古朴又雅致。鸿雁头顶带着冠，眼睛圆溜溜睁着，身子丰腴饱满，两侧铸出羽翼的纹路，短尾往上翘着，脚上的蹼都刻得清清楚楚。雁喙衔着的鱼身子短而肥，下方正接着灯罩，屏板、鱼鳞和雁翅的位置还留着当年的彩绘残迹。

整盏灯拆开来是雁首、雁体、灯盘和灯罩四个部分，雁颈和灯体用子母口扣接，鱼身、雁颈还有腹腔全都是中空相通的。鱼腹下方连着两块弧形的屏板，带着小把手的灯盘可以自由转动，既能调整灯光照向哪里、调亮调暗，还能挡住风不让灯火晃。最妙的是点灯时冒出来的烟，会顺着鱼身和雁颈一路导到雁肚子里，雁腹里提前盛好清水，烟尘直接溶在水里，半点不会把屋子熏得乌烟瘴气，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就懂这么超前的环保设计，我站在灯跟前忍不住啧啧称奇。

这盏灯把汉代灯具那种柔美精巧的劲儿展现得淋漓尽致，个头不小，工艺却处处精细，实实在在代表了汉代青铜艺术和科技发展的顶尖水平，也给我们今天了解西汉人的生活日常，留了份活的参考。

顺着展厅往里走，迎面撞进了平城时代的展区，鲜卑拓跋部从鄂伦春草原一路南迁西进，最终在平城也就是如今的大同定都，开启了北魏百年的辉煌岁月。太武帝统一北方，文成帝开凿云冈石窟，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我忽然就懂了“民族熔炉”这四个字沉甸甸的分量。

宋绍祖墓的展区里，一排古朴的陶俑整整齐齐列在展台上，骑马的仪仗俑身姿挺拔，步行的侍从俑神态各异，旁边还绘出了石椁的复原图样。这些带着北魏特色的器物，既藏着中原丧葬制度的影子，又透着鲜卑民族的爽朗气质，一眼就能看见两种文化揉在一起的温度。

牛车展区的陶车陶牛安安静静立在展台上，北魏的士人偏爱乘牛车出行，慢悠悠的车轮碾过街巷，把中原的闲适风雅和北地的沉稳厚重融在了一起，连出行都成了一种兼具仪式感与生活感的享受，难怪南北墓葬里都能找到牛车的身影。

一匹驮着行囊的陶马静静立在展台上，身上还留着没褪尽的红彩，像正驮着满满的货物从丝路上踏尘而来。

另一匹披挂着精美鞍具的陶马身形健硕，昂首立着，仿佛下一秒就要扬蹄载着主人驰向平城的街巷。

墙面上的兽面浮雕带着北魏的粗犷劲儿，圆滚滚的乳钉排列得整整齐齐，一眼就能摸到那个时代雄浑的审美脉搏。

展柜下层摆着四尊跪坐的小铜人，神态各异笑意盈盈，上层是一只雁形铜熏炉，袅袅香气仿佛正从镂空的炉盖里散出来。

还有一尊带着裂纹的古朴陶马，岁月在它身上留下斑驳的红褐痕迹，却依旧站得稳稳当当，藏着最质朴的北朝气息。

孙龙石椁的介绍牌上写满了故事，它出土于榆社河洼村，椁板上的浮雕一边是骑龙升天，一边是猛虎猎场，宴饮、百戏、乐舞的图案挤在石头上，刻得拙朴又鲜活。带着准确纪年的石椁，把北魏迁洛之后山西地面上多民族杂居的生活样貌，实实在在留了下来。

那块带着裂痕的石碑静静立在展台上，上面的字迹虽然有些斑驳，可下方浮雕里对坐宴饮、舞乐助兴的画面还清清楚楚。汉人传统的宴乐场景和北朝的雕刻手法嵌在同一块石头里，那些刻在石上的小字，更是把家族世代辗转融合的故事，牢牢钉在了时光里。

司马金龙墓的展区氛围感格外沉厚，深色的墓志碑刻带着古朴的纹理，旁边排列着姿态各异的陶俑，马俑的线条敦实有力。作为北魏时期汉人与鲜卑贵族文化交融的典型遗存，这里的每一件小器物，都在说着那个南北文化碰撞、胡汉彼此接纳的时代故事。

被灯光托在展柜中央的石雕帐座瞬间抓住了我的目光，整座白石镂空雕出缠绕的龙纹，底座上还刻着细密的缠枝人物纹样，透亮的光从镂空的缝隙里透出来，太和八年的匠人的巧思好像顺着纹路都能摸到。它出自司马金龙墓，是那个时代能工巧匠把不同地域的雕刻技艺融于一身的绝佳证明。

红底黑漆的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板一下子抓住了我的视线，作为第一批禁出国的国宝，朱红底色上用黑漆勾出列女古贤的故事，和顾恺之的画风一脉相承。

这组漆画屏风板是北魏琅琊王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司马金龙本是东晋皇室后裔，家族归魏之后世代在北朝为官，是南北文化交融最鲜活的缩影。

展板上的文字把司马金龙一家从南朝辗转来到北朝的故事讲得明明白白，鲜卑皇室与东晋士族的联姻，本身就是民族融合最动人的注脚。

完整的四块漆屏并排立着，正反两面都绘满了故事，黄底黑字的榜题标着每一段历史典故，连书法都带着隶楷过渡时期的独特韵味。漆屏背面的画面虽然有些斑驳，却依旧能看清衣袂飘飘的人物身姿，岁月没有磨去它半分艺术光彩。

每一块屏风板都用榫卯拼接而成，层层叠叠的人物故事从《列女传》里走出来，把东晋南朝的绘画技法带到了平城的土地上。

我盯着漆画上的衣纹线条看了好久，行云流水的笔触完全是顾恺之铁线描的神韵，很难想象南北分隔的年代里，文化的脉络依旧这么紧密相连。

这些漆屏不仅是精美的工艺品，更像一本翻开的北朝生活书，把千年前的思想、审美与日常都铺展在我们眼前。

转进下一个展区，“别都晋阳”四个大字映入眼帘，晋阳从春秋建城起就是贯通中原与北方的枢纽，东魏北齐时更是成了实际的政治中心。

墙上的北朝墓志一览表铺得满满当当，从北魏到隋，几十方墓志依次排列，每一个名字、每一个年份、每一个出土地点，都对应着一段散落在山西大地的家族往事。这些墓志跨越了上百年的时光，把太原周边多民族共处、文化不断交融的细碎线索，整整齐齐铺在了参观者眼前。

北齐赵信墓的介绍旁，还贴着当年考古发掘现场的照片，土坑里的陶俑排列得还像千年前下葬时的模样。墓主人先祖是氐族赵氏，后来归附北魏，一生横跨多个民族交融的阶段，八十多件彩绘陶俑静静躺在土中，把不同民族血脉相依的故事藏进了黄土里。

娄睿墓的展区里，厚重的墓志盖板带着岁月磨过的痕迹，旁边展牌上的花卉纹样线条华丽。我早知道了娄睿墓里的壁画惊艳世人，那些绘满墓室的车马出行、天象人世的画面，代表了北朝绘画的最高水准，胡汉交融的艺术笔触，把那个时代的浪漫与壮阔都留了下来。

镇墓兽的展台上，四尊小俑模样格外憨态可掬，两尊兽形镇墓兽威风凛凛，两尊人面武士俑笑意盈盈。古人把对平安的祈愿都揉进了这些造像里，胡汉杂糅的造型既带着北朝游牧民族的勇武气息，又藏着中原丧葬文化里驱邪守安的传统，站在它们跟前，千年前那些关于守护、关于融合的细碎心意，忽然就触手可及了。

一尊造型奇特的陶镇墓兽蹲在展台上，人面兽身，头顶独角扬起，表情滑稽又威严，是北朝人们想象中守护墓葬的灵物。

旁边另一尊狮形镇墓兽雕得夸张又生动，镂空的纹路里藏着古人奇绝的想象力。

两尊铠甲陶武士并肩立着，胸前的圆护圆滚滚的，手里握着盾牌，胖嘟嘟的脸上带着笑意，半点没有寻常武士的凶气。

石质的伏狮憨态可掬地趴着，嘴巴上还开了个小方孔，像在打着呼噜，可爱得让人忍不住弯起嘴角。

展台上一溜排开五尊小陶俑，从坐姿的侍女到持盾的武士，高矮错落，服饰各异，把北朝社会不同身份的人物都轻巧摹画了出来。

三尊并排的北朝陶俑站得端正，宽袍大袖的文官和铠甲鲜明的武士凑在一起，满是鲜活的生活气息。

三匹骑在马上的陶俑一字排开，不同的服饰装扮，不同的神态动作，把北朝军队的多样风貌展现得淋漓尽致。

戴皮帽的骑马胡人俑笑意盈盈地坐在马上，仿佛正骑着马从草原深处缓缓而来。

披挂全身铠甲的甲骑具装俑稳稳端坐，是那个时代甲骑部队最真实的写照。

穿红衣的文官骑马俑衣袂轻扬，带着满满的儒雅气质。

再往里走，娄睿墓的壁画铺展开来，残存的两百多平方米壁画把北齐东安王生前出行的盛大场面完完整整呈现在眼前。墓道里的出行图保存得格外完好，成群的骑手策马奔腾，红棕色的骏马扬蹄疾驰，千年前的风仿佛正从壁画里迎面吹来。

画面里的人物主次分明，马匹每一匹都长着不一样的神态，北齐人写实质朴的画风，把贵族出行的排场描摹得淋漓尽致。

两骑并驱的局部里，前面的骑手持缰前行，后面的骏马紧随其后，笔触细腻得连马鬃的根根纹理都仿佛清晰可见。

成群的骑卫簇拥着前行，衣袂翻飞间满是北朝尚武的豪迈气息。

整幅长卷里，核心位置的东安王在众人簇拥下从容前行，气度雍容，把鲜卑世家大族的气派展现得恰到好处。

最动人的还是骑手侧脸的特写，鲜卑人浓密的胡须和向后梳拢的发辫，把那个民族大融合时代的人物样貌永远留在了墙面上。

最妙的是那匹受惊的骏马，画师把马儿前蹄急顿、后蹄猛蹬的瞬间完完全全定格下来，连马身下的粪便都细致绘出，这鲜活劲儿哪里像千年古画，分明就是昨天刚发生的一幕。

凑近了看马首的特写，圆溜溜的眼睛仿佛正盯着你，缰绳的纹路根根分明，画师对生活的观察细致到让人惊叹。

接下来撞进眼的是这件胡人吃饼骑驼俑。它来自隋代开皇十五年，算下来在地下安安静静待了一千四百多年。总高将近半米，是当年从太原沙沟村的斛律彻墓里出土的。我盯着它看了好久，总觉得下一秒骑在骆驼上的旅人就要咬下手里那口饼，骆驼也该迈开步子往丝路的尘烟里走了。

查资料的时候才知道，1980年考古工作者在太原西南郊的沙沟发掘了这座隋代墓葬，整座墓是砖筑的单室结构，由墓道、天井、甬道和墓室四部分组成，墓室方方正正的，南北和东西都不过三米多宽，却满满当当出土了三百多件随葬品，大多是模制的陶俑和动物模型，表面还留着当年彩绘的痕迹。墓志上写得明明白白，墓主人斛律彻在开皇十五年去世，两年后正式入葬在并州的这座墓室里。

这件陶俑的比例看着带着点夸张的童趣，可每一处细节都活灵活现。骆驼生得高大健壮，昂首站得笔挺，张着嘴像是正迎着风嘶鸣，短尾巴翘得高高的，双峰之间驮着丝绢和皮囊货物，囊的末端还刻着虎头的纹样，一眼就能看出是走惯了长路的商队座驾。

我凑到展柜跟前去看皮囊上的纹路，那些一圈圈卷起来的刻痕里，还留着千年前工匠指尖的温度，好像能摸到丝路商队行囊上磨出来的毛边。

皮囊上坐着的这位旅人，深目高鼻，头戴圆毡帽，穿着胡地样式的短衫和窄腿裤，一腿伸直一腿蜷着，脚上蹬着乌皮靴子。左手攥着缰绳稳稳控住骆驼，右手举着饼正往嘴边送，活脱脱一个赶了大半天路，抽空啃两口干粮的赶路干饭人，把丝路上那些奔波又鲜活的烟火气全揉进了陶土里头。

旁边展柜里立着的舞俑甩着广袖，影子投在墙面上，像是下一秒就要踏着节拍旋起身来，跟着丝路上传来的胡乐跳上一段。

眼前这只浮雕着胡人驯狮图案的扁壶，深目高鼻的胡人立在两头雄狮之间，满满的异域风情扑面而来。

旁边那件满是贴花装饰的青釉尊，莲花与宝相花纹样层层叠叠，把西域与中原的审美巧妙揉在了一起。

转过拐角，展厅最深处的空间豁然开朗，整座虞弘墓石椁就安放在展台上，周遭的灯光柔缓地打在汉白玉的表面，把那些浮雕里的色彩一点点唤醒过来。

这座隋代开皇十二年的石椁快有两米多高，将近三米长，两米多宽，当年是从太原王郭村发掘出土的，站在它跟前才觉出自己的渺小，像是面对着一整座从千年前搬过来的异域小殿堂。

1999年它重见天日的时候，整个考古界都为之震动，这座隋代的古墓随葬品算不上多，可这方举世罕见的汉白玉石椁，直接把北朝到隋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盛景完完整整铺在了世人眼前。

墓主人虞弘的人生完全称得上是古代的外交传奇，从墓志里能得知，他来自史书上都没留下多少记载的“鱼国”，后人推测大概是中亚或者西域的某处国度，他十三岁就跟着使团出使波斯、吐谷浑，之后辗转在北齐、北周、隋三朝任职，一辈子都在打理和西域相关的事务，最后长眠在了并州也就是今天的太原。

整座石椁做成了仿木构的三开间歇山顶殿堂模样，每一处都精雕细琢，由底座、椁身和顶上的歇山顶三部分拼合而成。

表面满满当当浮雕着一幅又一幅画面：围坐宴饮推杯换盏，乐舞班子丝竹齐鸣，狩猎场上骏马奔腾，出行队列前呼后拥，每一幅都鲜活得像是下一秒就要从石头上走下来。

我凑到近处去看立柱上的花纹，细密的联珠纹里嵌着一朵朵小花，每一道刻痕里都藏着远跨重洋而来的审美意趣。底座上趴着的兽头憨态可掬，抬着头像是正望着石椁上那些热闹的浮雕。

石椁门扉上的门钉排列得整整齐齐，旁边的立柱刻满了缠枝纹样，暖光落在上面，连石头的纹理都显得格外温润。

这些浮雕里的模样半点都不是传统中原的风格，人物的服饰、手里抱着的箜篌，盛酒的器具，跳着的胡旋舞，甚至边角装饰的花草纹样，全都浸着浓浓的波斯和中亚风情，还藏着不少祆教的特有元素。

凑近了看浮雕里的人物，眉眼间的异域特征清晰可见，手里捧着的酒盏样式，是中原器物里从来没见过的模样。

它们就像被封存在石头里的老胶片，把墓主人虞弘身上的异域血脉与信仰，还有丝绸之路上商队、使臣、僧侣来来往往的热闹场景，原原本本呈现在我们眼前。

虞弘石椁的价值，早就超出了普通葬具的范畴。它是研究北朝到隋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珍贵的实物依据，这些不会说话的石雕，替一位走遍了万水千山的外交家诉说了他的传奇一生，也成了北朝到隋唐时期，欧亚文明在晋阳这片土地上碰撞交融的永恒印记。

它不只是虞弘一个人的最终归宿，更是那个文明交融的黄金时代，在太原大地上留下的最璀璨的注脚。

站在“民族熔炉”展厅里，摸着展柜微凉的玻璃，我才真正懂了所谓晋魂，从来不是守着一方天地的固步自封，是敞开城门迎接着从丝路那头走来的旅人，把八方的风都酿成了自己血脉里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