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丶 嘉庆皇帝</p><p class="ql-block">丶 （二）</p><p class="ql-block">丶 要说嘉庆皇帝，就得先从嘉庆皇帝在嘉庆四年（1799年）的一条圣旨谈起。这条圣旨很长，只摘录其中一部分：“即如从前徐述夔、王锡侯，皆因其著作狂悖，将家属子孙遂比照大逆缘坐定拟，殊不知文字诗句原可意为轩轾，况此等人犯，生长本朝，自其祖父高曾仰沐深仁厚泽已百数十余年，岂复系怀胜国（胜国：被战胜的国家。邓玄曰：‘胜国，亡国也。’）？而挟仇抵隙者遂不免藉词挟制，指摘疵瑕，是偶以笔墨之不检，至与叛逆同科，既开告讦（告讦：讦jie，即攻击人家短处，告发人家隐私。告讦即不怀好意的告发）之端，复失情法之当。著交刑部，除实犯大逆应行缘生人犯毋庸查办外，凡比照大逆人犯，其家属子孙，或已经发遣，或尚禁囹圄，即详晰查明，注写案由，开单具奏，候朕核夺降旨。”</p><p class="ql-block">丶 今译</p><p class="ql-block">丶 “就如从前徐述夔、王锡侯的案件，都是因为他们的著作狂妄悖论，就把他们的家属子孙也按照大逆不道的条例定罪。岂不知文字诗句的意思也有高低轻重区别的（意为可以称此文字为悖逆，也可以定为是不悖逆的平常文字。轩轾：本指车高低不同的两个部位，意为文字有不同的解读），何况这些人犯，都是生长在本朝，自他们的祖父高祖曾祖都沐浴本朝厚恩百数十年，怎么还会去怀念他们灭亡的旧国呢？这中间不免有挟仇寻隙的人用悖逆之词来攻击他们，利用文章中间的某些疵瑕来报复他们，使他们偶然因为笔墨不检点，于是就认定了他们与叛逆同罪。这样既开了诬陷別人的滥觞，又失去了人情与法律的公正。凡与这些案子有关联的人交与刑部，除了确实是犯了大逆不道并还活着的犯人不用平反外，其余的都应比照大逆不道的条例进行对照。他们的家属子孙，间或有些已发配了的，间或有些还在囚禁监狱的，马上详细查清楚，写明案件由来，开单具奏给朕，待朕来核实降旨。”</p><p class="ql-block">， 嘉庆帝不光平反了他父亲朝被判谋逆罪的人们外，也说到做到，他执政的二十五年中，沒一起文字狱的发生，这在历代皇帝中所没有的，只有嘉庆皇帝是绝无仅有的一个。</p><p class="ql-block">， 在《乾隆有个好儿子》中也提到了此圣旨，虽将“告讦”说成了“告奸”，但基本事实是正确的。从此圣旨中，我们见到了一个开明仁慈的嘉庆帝。 清朝从1644年入主中原以来，到嘉庆四年的1799年，一百五十几年间，文字狱盛行，特别是嘉庆帝的祖父雍正朝与其父乾隆朝，更是变本加厉地大兴文字狱。雍正帝在位不过十三年，便制造了十几起耸人听闻的文字狱，致使雍正朝文人谈文变色；至乾隆，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文字狱在乾隆朝达到了顶峰。</p><p class="ql-block">， 乾隆即位不久，曾有监察御使曹一士上了一份《请宽妖言禁诬告疏》，疏中指出，康熙雍正两朝，因为大兴文字狱，使老百姓人人自危，受文字狱之害者不在少数，请求乾隆帝能革除文字狱之弊端。疏中一针见血地提到：“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文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曹一士的疏谏，得到了乾隆当时的认可。因此在即位之初的十几年里，亁隆的确改变了其先人大兴文字狱之弊端，十几年中没有一桩文字狱的出现。</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