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蝶恋】【倚云栽】:——「雍正年制」珐琅彩蓝釉《百合与蛱蝶图》诗文玲珑笔筒

鸣岐

徐明岐

Enamel‑Painted Brush Pot with Lily and Butterfly Motifs and Poetic Inscription, Mark of Yongzheng Period, Qing Dynasty

By Xu Mingqi

笔筒高7.9厘米、口径7.15厘米、底径6.7厘米、净重144克。

「雍正年制」珐琅彩蓝釉《百合与蛱蝶图》诗文玲珑笔筒

此件「雍正年制」天蓝地珐琅彩《百合与蛱蝶图》诗文玲珑笔筒，器为直筒形制，口沿平切，底足修削圆润规整，器身比例端庄简净，亭亭如立，契合文房清供的雅致气质。胎骨细薄坚致，叩之声韵清越，净重轻盈，尽显玲珑之态。
通体罩施匀净淡雅的天蓝地釉，釉面莹润光洁，温润如凝脂，色泽沉静柔和，恰如晴空淡霭，为彩绘铺就清雅底色。
外壁一面绘珐琅彩百合蛱蝶图，数株百合次第舒展，花瓣以粉白为底，边缘晕染紫嫣，瓣脉刻画细腻入微，花叶穿插俯仰，生机盎然。
　　一只眼斑蛱蝶翩跹于花间，蝶翅纹理、眼斑层次以多层彩料晕染，纤毫毕现，灵动欲飞。

「雍正年制」珐琅彩蓝釉《百合与蛱蝶图》诗文玲珑笔筒（局部放大图）

画师承袭宫廷工笔花鸟笔法，设色妍润而不俗，晕染过渡自然，将花卉的柔美与蛱蝶的轻盈表现得淋漓尽致。
另一面书行书题句“映水却疑京洛媛，绿帷唯是倚云栽”，字体秀逸流畅，两侧钤朱红闲章，诗、书、画、印四美兼备。
　　底落蓝色料彩方框“雍正年制”楷书款，字体端谨，书写规整，此款为雍正珐琅彩的特殊标识。整器集御窑高超胎釉与珐琅彩绘技艺于一体，天蓝地釉沉静，彩画鲜活生动，诗文意蕴悠远，是雍正朝文房御瓷中诗画相融的精品佳器，置诸书斋，风雅自生。

「雍正年制」珐琅彩蓝釉《百合与蛱蝶图》诗文玲珑笔筒（另面）

一、从雍正皇帝的艺术审美谈这只珐琅彩笔筒的绘画、构图以及彩料的创新

雍正皇帝是清代帝王中审美品味极具个人特色的君主，他摒弃了后世乾隆朝繁缛堆砌的装饰风尚，追求“雅、静、简、逸”的文人化格调。清宫造办处珐琅彩瓷器的生产，全程处于雍正的直接过问与严苛审阅之下，器物的图稿、设色、用料，皆需呈御览审定，这件天蓝地《百合与蛱蝶图》诗文珐琅彩笔筒，正是贯彻雍正审美理念的典型文房御作，其绘画笔法、画面构图、彩料运用，处处映现帝王的艺术取向，亦见证雍正朝珐琅彩工艺的突破性创新。

「雍正年制」珐琅彩蓝釉《百合与蛱蝶图》诗文玲珑笔筒（另面）

在绘画笔法上，雍正偏爱宋代院体花鸟的写实精神，反对粗疏写意与过度浓艳。此笔筒外壁百合蛱蝶画面，取法宋画工笔，以细腻的线条勾勒物象轮廓，绝非草率平涂。数朵百合俯仰开合，花瓣脉络丝丝分明，白粉打底，自花心向外由深紫向浅粉自然晕散，层次丰润饱满，将花瓣轻薄柔嫩的质感描摹如生；蛱蝶翩飞花间，蝶翼的鳞纹、眼斑均精细描绘，深浅色彩层层叠加，蝶翅似有颤动欲飞之势。画师不以浓烈色彩夺人眼球，而是追求物象的传神写照，以细腻柔和的笔触表达自然生趣，契合雍正所推崇的“隽秀含蓄、清雅不俗”的审美标准。

「雍正年制」珐琅彩蓝釉《百合与蛱蝶图》诗文玲珑笔筒（局部放大图）

另一面行书题诗“映水却疑京洛媛，绿帷唯是倚云栽”，笔墨秀润潇洒，搭配两方闲章，形成诗书画印合一的完整文人画面，正是雍正极力倡导的文人意趣，将文房瓷从单纯器物升华为可赏可读的纸上丹青。
构图布局方面，雍正帝崇尚简约留白，忌讳画面满密拥塞。笔筒为圆柱弧面，绘画需适配曲面视觉，画师采用散点式折枝花构图，几株百合自画面下方舒展而出，花朵错落排布，有盛开、含苞之别，枝叶穿插疏密有度，并不铺满整个筒身。蛱蝶置于花丛一侧，形成动静呼应。
　　大面积保留纯净的天蓝地釉作为留白，天青底色如同素绢，衬托花叶清雅。

「雍正年制」珐琅彩蓝釉《百合与蛱蝶图》诗文玲珑笔筒（局部放大图）

曲面构图经精心测算，环绕筒身移步换景，转至另一面，诗文印章接续登场，画与诗文分区而设，虚实相生。没有冗余装饰，删繁就简，以少胜多，完全契合雍正“宁缺毋滥2，忌繁艳”的审美要求，区别于康熙珐琅彩色地满绘的厚重风格，开启清新灵动的宫廷花鸟瓷绘新风。
彩料与色地工艺的创新，则是雍正珐琅彩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同样根植于帝王的审美诉求。雍正朝造办处不断试验、提纯进口珐琅料，改良配方，丰富色彩品类。
　　此器选用天蓝釉地，这种柔和静谧的浅蓝色地，便是雍正时期新创色地。区别于康熙珐琅彩浓重的黄地、红地，天蓝温润沉静，不抢主体画面，为花卉彩绘提供素雅的底色。

「雍正年制」珐琅彩蓝釉《百合与蛱蝶图》诗文玲珑笔筒（局部放大图）

彩绘所用珐琅彩料经过精细研磨，料质细腻油润，薄施于釉面，色彩通透柔和，可实现多层次渐变晕染。花瓣的粉紫过渡、蝶翅的深浅斑纹，依靠多层彩料叠加渲染方可实现。彼时造办处攻克了珐琅料在瓷胎上的发色、熔融、收缩难题，精准控制低温烘烧温度，规避料面针孔、流彩、剥彩等瑕疵。
　　在雍正的主导下，珐琅彩不再单纯模仿西洋彩画，而是中西技法相融：以西洋珐琅料为载体，内核却是中国传统院体花鸟画精神。这件笔筒，色地沉静、绘笔精工、构图留白、诗画相配，完美诠释雍正的审美追求。它不再是单纯炫技的宫廷珍玩，而是将帝王审美、文人意境、御窑顶尖工艺融为一体的文房重器，是雍正一朝珐琅彩工艺创新与美学思想的鲜活实物见证。

大自然中的《百合花》

二、这只雍正年制珐琅彩笔筒上的题诗书法风格应该出自「戴临」手笔

在雍正朝造办处珐琅作的制度之中，器物绘画、诗文题写有着严格分工：
画师专司绘事，题诗则由内廷专职书家承担，而武英殿待诏戴临，便是雍正一朝奉旨为珐琅彩瓷器题写诗文最核心的书家。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屡载雍正谕旨，直接指派戴临为珐琅御瓷遴选诗句、挥毫题书，这件天蓝地《百合与蛱蝶图》诗文珐琅彩笔筒，筒身行书题句“映水却疑京洛媛，绿帷唯是倚云栽”，从笔法结构、气韵格调、布局章法来看，书法风貌与存世雍正朝戴临所书珐琅彩诗文高度契合，应出自戴临亲笔。

大自然中的《百合花》

戴临供职武英殿，供奉内廷，深得雍正赏识。其书法最大特色，是取法晋唐行书，兼习康熙、雍正帝王书风，笔势温润流畅，不追求狂放跌宕，契合雍正所推崇清雅内敛的审美取向。
　　雍正帝偏爱戴临的书法，多次下旨令其在瓷胎画珐琅上题写诗句。档案记载，雍正九年四月十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持白瓷碗一对，奉旨：“着将此碗上多半面画绿竹，少半面着戴临选诗句题写，地章或本色配绿竹，或淡红色、或何色酌量配合烧珐琅”，清晰印证戴临是专门负责珐琅瓷题诗的御用书家，凡御定珐琅彩诗文，大多由他落墨，再翻制入料彩烧造于瓷面之上。

大自然中的蝴蝶

审视这件笔筒上的行书，与戴临传世书迹、其他雍正珐琅彩遗存题字做比对，诸多笔法细节一脉相承。此篇行书属于偏秀雅的行楷，字形大小错落有度，字间距疏朗从容。
　　用笔起收含蓄，起笔藏锋，转折圆润，没有凌厉陡峭的棱角；笔画粗细富于微妙变化，轻处如游丝，重处沉稳饱满。以“映、水、疑、京、洛、媛”诸字观察，字形略呈横势，结构宽绰舒展，不局促、不拥挤，正是戴临标志性结体习惯。戴临书写瓷面诗文，为适配器物弧面，不会写大字，以精致小字行书为主，笔势连贯但不连绵缠绕，字字独立却气脉相通，兼顾可读性与书卷雅韵，避免草书过于奔放而破坏器物沉静的格调，此笔筒题字完全符合这一特征。

翅膀上有眼的蝴蝶

其次，章法布局与印章搭配，是戴临题诗范式的重要佐证。雍正珐琅彩的题诗，并非单纯写字，是诗、书、印一体的完整构图范式，这一套格式多由戴临确立。
　　这件笔筒诗文左右两侧，钤两方朱红闲章，一引首、一押尾，诗文居于筒身留白区域，与另一面百合蛱蝶绘画分区呼应，虚实平衡。存世戴临题写的雍正珐琅彩，皆是同样模式：图画占一面，另一面预留素地书写诗句，首尾配两方闲章，印文小巧精炼，诗文居中排布，字行顺着器物圆柱弧面微微调整行气，适配圆筒曲面的视觉观感。普通工匠写字，只会刻板整齐排字，而戴临深谙书画构图，懂得让书法与画面互为映衬，让书法本身成为画面的组成部分，而非简单附加文字，这是宫廷专职书家与民间匠人本质区别。

「雍正年制」珐琅彩蓝釉《百合与蛱蝶图》诗文玲珑笔筒（局部放大图）

同时需要辨析，器底“雍正年制”蓝料方款并非戴临书写。根据造办处档案，珐琅彩器物底款由另一位专职写字人徐同正负责，戴临专司外壁诗文，二者分工明确，不可混淆。戴临的任务，是在画师完成花鸟稿之后，依照御旨挑选契合意境的诗句，以行书题写，把纸绢上的文人书法移植到瓷胎之上。瓷上书写与纸上作书差异巨大，先要写于稿本，再以珐琅料临摹上瓷，经过低温烘烧，料彩收缩、发色变化，对书家笔力控制要求极高，笔画不能臃肿，也不可纤细断裂。这件笔筒上的料彩书法，笔画干净利落，墨彩（料彩）浓淡层次自然，没有晕散漫漶，还原了戴临原本行书的笔意，可见摹写翻制环节亦严格忠于原稿。

「雍正年制」珐琅彩蓝釉《百合与蛱蝶图》诗文玲珑笔筒（局部放大图）

从审美内核而论，戴临的书法，恰好与这件百合蛱蝶笔筒的整体格调高度统一。雍正摒弃浓艳繁饰，追求文人清雅，戴临行书温润秀逸，无张扬恣肆之气，和筒身静谧天蓝地釉、工笔百合蛱蝶的含蓄之美相得益彰。诗句虽源出咏牡丹，但戴临以秀润行书写于筒身，文字意境与百合亭亭之姿相融，让整件器物完成从绘画到诗文的意境延伸，实现瓷上“诗书画印”四美合一的雍正珐琅最高标准。
　　综合造办处档案史料、戴临书风特征、同类雍正珐琅彩器物比对，这件笔筒外壁题诗，笔法、结字、章法、钤印范式，从审美内核而论，戴临的书法，恰好与这件百合蛱蝶笔筒的整体格调高度统一。

　　另一面行书题诗“映水却疑京洛媛，绿帷唯是倚云栽”。

雍正摒弃浓艳繁饰，追求文人清雅，戴临行书温润秀逸，无张扬恣肆之气，和筒身静谧天蓝地釉、工笔百合蛱蝶的含蓄之美相得益彰。诗句虽源出咏牡丹，但戴临以秀润行书写于筒身，文字意境与百合亭亭之姿相融，让整件器物完成从绘画到诗文的意境延伸，实现瓷上“诗书画印”四美合一的雍正珐琅最高标准。
　　综合造办处档案史料、戴临书风特征、同类雍正珐琅彩器物比对，这件笔筒外壁题诗，笔法、结字、章法、钤印范式，均与戴临在雍正朝珐琅彩瓷上题书风格完全吻合，可判定为戴临所书。戴1临的笔墨，与宫廷画师的花鸟丹青共同铸就这件文房御瓷，见证雍正朝珐琅彩工艺、书画艺术融合的巅峰成就。均与戴临在雍正朝珐琅彩瓷上题书风格完全吻合，可判定为戴临所书。戴临的笔墨，与宫廷画师的花鸟丹青共同铸就这件文房御瓷，见证雍正朝珐琅彩工艺、书画艺术融合的巅峰成就。

“映水却疑京洛媛，绿帷唯是倚云栽”

三、笔筒上百合花的生长过程与这只眼斑蛱蝶的生活习性

这件雍正天蓝地珐琅彩《百合与蛱蝶图》诗文笔筒，并非单纯凭空臆造的装饰纹样，而是宫廷画师细致体察自然万物，将百合完整生长状态与蛱蝶灵动生态凝于瓷面。画面里盛放之花、初绽蓓蕾与舒展枝叶，搭配翩飞的眼斑蛱蝶，藏着古人对草木虫物的细致观察，也是宋代院体花鸟“格物”精神在雍正御瓷之上的延续。
先论画面中百合花的生长过程。百合属于多年生球根草本植物，生命周期由鳞茎萌发、抽茎展叶、孕蕾开花直至结实休眠循环往复。

诗句上半阙

画师在筒身曲面之上，捕捉了百合花期之中不同阶段的形态。画面有数朵完全盛开的百合，花瓣向外舒展翻卷，六枚花被张开，花蕊挺立，花药饱满，是盛花期的样貌；旁侧尚有两枚含苞的青绿色花蕾，花苞紧实，尚未舒展，预示后续绽放。一器之上，同时绘出盛放与待放两种状态，完整展现百合开花阶段的生长时序，可见画师绝非简单临摹画稿，而是亲身观察百合生长的全过程。
　　初春时节，百合地下鳞茎苏醒，汲取养分，向上抽生出直立花葶，互生叶片次第长出，叶色青翠，呈披针形，叶脉清晰，笔筒上所绘绿叶便还原这一特征。待到春夏之交，花葶顶端孕育花蕾，花苞初为青绿色，慢慢膨大，花瓣内部渐渐晕染出粉紫斑纹。

诗句下半阙

待花期到来，花苞缓缓舒展，花瓣由基部向外翻卷，色彩由花心向外渐变，形成白地紫晕的色泽。待花期结束，花朵凋零，孕育蒴果，入秋后地上茎叶枯萎，养分回流鳞茎，等待来年再度萌发。
　　画师提炼百合最美的花期瞬间，以珐琅彩层层晕染，将花瓣柔嫩通透的质感、瓣尖浓紫向瓣根浅白的自然色彩过渡精准复刻。百合在传统文化之中，本身寓意高洁、百年和合，雍正朝宫廷花鸟绘百合，既写实写貌，亦借草木寄托清雅的文人品格，和筒身戴临所书“映水却疑京洛媛，绿帷唯是倚云栽”的诗意彼此呼应。画师把山野间亭亭的百合移入文房笔筒，借植物生生不息的生长情态，为冰冷瓷胎赋予自然生机。

戴临书法风格（珐琅彩瓷器上的题诗）

再观画面中的眼斑蛱蝶，也就是瓷绘上这只翩跹于花间的彩蝶。眼斑蛱蝶最鲜明特征，便是翅膀外缘分布圆形眼状斑纹，如同动物眼眸，这也是画师重点刻画之处。在自然界中，眼斑是蛱蝶演化出的生存策略：当遭遇鸟类等天敌捕食时，突然展露翅上大眼斑纹，能够震慑天敌，争取逃生机会，这也是此类蛱蝶标志性的生物习性。
　　眼斑蛱蝶属于完全变态昆虫，一生历经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雌蝶多将卵产在寄主植物的叶片背面；幼虫孵化之后，以植物叶片为食，不断蜕皮生长；成熟之后化蛹，蛹期静默蜕变，最终破蛹而出化为成蝶，也就是画面所见飞舞的蛱蝶。

戴临书法风格（珐琅彩瓷器上的题诗）

成蝶多在白日活动，偏好阳光充足的环境，常在花丛之间穿梭，吸食花蜜为生。百合盛放之时，花蜜馥郁，正是蛱蝶流连采蜜的理想场所，画师捕捉到蛱蝶访花的瞬间，蝶身微微倾斜，翅面舒展，仿佛正徘徊花间、吮吸花蜜，动静相生。
　　瓷绘之上，画师细致描摹蝶翼鳞纹、翅脉层次，深浅蓝、绿、褐诸色珐琅料层层叠加，把翅面眼斑、细碎鳞粉的质感尽数表现，足见宫廷画师对昆虫形态与习性的细致观察。古人将蝶与花同绘，除写实写生外，亦有美好寓意：蝴蝶破茧羽化，象征新生与自在；花蝶相伴，寓意生机盎然、春光常驻。

戴临书法风格（珐琅彩瓷器上的题诗）

值得留意的是，清代宫廷花鸟绘画，承袭宋儒“格物致知”的理念，要求绘者仔细观察万物形态、生长规律，不可随意歪曲生物本貌。雍正皇帝对御瓷绘画审核极严，凡草木虫兽，务求形神兼备。这件笔筒画面，百合含蕾盛放，眼斑蛱蝶栖花翩飞，并非简单的吉祥图案堆砌，而是画师深入体察自然，将植物生长时序、昆虫生活习性浓缩于筒身。瓷上一花一蝶，既是自然生态的缩影，也是雍正朝院体花鸟写实功底的直观体现，让这件文房御瓷，兼具自然科学观察与文人艺术审美双重价值。

戴临书法风格（珐琅彩瓷器上的题诗）

后记

纵观有清一代御窑文房，雍正一朝珐琅彩瓷始终以清雅脱俗、意境深邃、精工极致而独冠清代瓷史。相较于康熙之富丽、乾隆之繁艳，雍正御瓷独守简静、含蓄、温润、书卷盎然的审美高度，是中国宫廷陶瓷美学最为成熟、最具文人气质的巅峰阶段。此件「雍正年制」天蓝地珐琅彩《百合与蛱蝶图》诗文玲珑笔筒，正是雍正御窑艺术精神最真实、最完整的缩影。
本器形制端正玲珑，胎釉精纯细腻，天蓝地釉沉静素雅，为清代雍正朝独有的经典色地工艺。外壁工笔彩绘百合盛放、蓓蕾初含，花叶俯仰自然，生趣充盈；一只眼斑蛱蝶翩跹花间，翅纹、眼斑、鳞粉层层晕染，极尽写实传神，延续宋代院体花鸟格物致知的绘画传统。

「雍正年制」珐琅彩蓝釉《百合与蛱蝶图》诗文玲珑笔筒（底部）

另一面配内廷名家戴临行书题诗，笔意秀润、章法疏朗、气韵端雅，诗、书、画、印四美合一，完整呈现雍正珐琅彩最高制式。
　　本文由帝王审美、宫廷工艺、名家书法、自然物象四大维度逐层剖析，从雍正极简清雅的艺术理念，谈珐琅彩构图、笔法、彩料的时代创新；从清宫造办处制度，考证筒身诗文为戴临御书真迹；再从植物生长规律与蛱蝶自然习性，阐释画面写实求真的宫廷绘画精神。一器可观万象，一画可证时代，小小文房笔筒，承载的是雍正一朝严谨细致的造器法度、极致入微的绘画功力、中西融合的制瓷技术，以及清雅高远的皇家文人审美。

「雍正年制」珐琅彩蓝釉《百合与蛱蝶图》诗文玲珑笔筒（蓝料款四字方章）

古瓷无言，却能载道。百年之前，此器出于内廷御窑，经画师落笔、名家题诗、御览审定、精工烧制，专为帝王文房所制，代表清代宫廷艺术的正统高度。百年之后，再观此器，天蓝如洗、彩画如生、诗书隽永、风骨依旧。它不仅是一件珍贵的雍正御窑遗存，更是清代宫廷审美文化、陶瓷工艺、书画艺术、自然美学的完美集合。
　　今作此文，细细考据、层层解读，意在透过器物表象，还原雍正珐琅彩的工艺高度与艺术境界，让世人窥见雍正朝文房御瓷独步古今的清雅风骨与绝代风华。

徐明岐 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