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七十七年大庆就要到了。就象一个人过生日，富有富过法，穷又穷过法。风雨动荡时，又有对付着过法。我们这一代人，除了幸运儿，大半生的国庆节就是这么过来的。国庆节的欢乐、忧虑与随意，往往不取决于我们个人的愿望，甚或遭际，实际上取决于国家的政治清明与否，人们的心态平和安详与否，与生活水准适意与否。国家欣欣向荣时，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向往光明，自然举国同乐；国家蒙难、政治动荡之时，活着尚且艰难，谁还关心庆典？至于贫富分化，未来不可预期，生活压力加大，心理负担日重的时期，富贵与贫贱，安适、惬意，焦虑、不安，心态不同，自然富过法和穷过法是两重天地，两重日月。<br> 1954年，西安。国庆庆典是新城广场释放西安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烟火。那是共和国初创五周年，抗美援朝胜利，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蓬蓬勃勃，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对未来充满期望。所以，一有喜庆节日，几乎是倾城而动。国庆傍晚，几乎全城人都涌到新城广场看烟火，从钟鼓楼到东大街、北大街、解放路到西五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那是一个狂欢的夜晚，火树银花不夜天（见作者博文《童年的元宵节》）。《孟子见梁惠王》一文，涉及到仁政，取信义于天下。那上面记载：孟子问梁惠王，“独乐乐，与民乐乐，孰乐？”意思是，你孤家寡人一个人享受快乐，与举国臣民一起享受快乐，哪一个是真快乐？”君王个人的快乐没有气氛，没有共鸣和呼应，其实是不足道的；只有与民同乐，才是一个国君，一个执政者倍感快乐的事。而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中国，一个新的国体刚刚诞生，上下同心，面向未来，中国人生活在希望与理想的梦幻中，所以，举国同乐，那才是真正的喜庆气象，铭刻于我这个童子心中不朽的节日。 岁月倏忽，到1959年，十年大庆在西宁。五年前充满了国人心中的希望和预期已不复存在，虽然，大跃进的狂热还没有成为完全的过去，但是低标准已经来临，市面的紧缺，供应的不足，开始肆虐的饥荒，已经使人们感到恐慌。那欢乐已不复发自心间，不过是为了应付形式需求和政治压力的强颜欢笑。虽然西宁搞了盛大庆典，在大十字广场附近集会，游行，放飞气球与和平鸽。少先队员们，最后涌向主席台，在张国声、高峰等青海党政军高层面前放飞手中的希望时，也曾欢欣激动。但事后回到家中，面对一锅清水面汤的时候，一切欢乐都不复存在，只剩下以生物的意义活着的本能。 又过了10年。1969年国庆，仅仅是个一般日子。从低标准开始，到“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家贫国穷，又天无宁日，国无宁日。上面忙着夺权斗争，也早就不搞庆典了。北京还在在形式上庆祝，也就是上上天安门（参与者政治上走红的标志），搞个国庆晚会，以示喜庆罢了。一般国人除了记得“十一”这个日期，便什么也淡漠了。此后十年，基本上浑浑噩噩，艰难度日，无所谓假节日，无所谓喜庆，运动一个接一个，政治人物走马灯一样转换，比起追逐名利权势，国庆远不是那么重要了。<br> 再想起郑重过国庆节，已是1989年，个人倒事业顺利，蒸蒸日上。可经历了六月的事件，刚刚开启的政治革新戛然刹车，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不同步，方向发生偏移。虽然，人们当时还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国际制裁，通货膨胀，环境氛围紧张，普通人也没有什么心思节不节了。<br> 五十大庆，我不快活。离开了地方，与武装部门和军队失去联系、友谊，酷爱射击的我，不再能见到军用枪支，不再能驰骋山野，优游大河岸边，狩猎嬉戏，自得其乐。自己办了持枪证的折叠式新式气枪被企业武装部长为保护国庆安全借口没收。我就是不明白，正大光明的枪证，国家销售的发票就这么无用，说没收就没收了，400元钱也白砸了，无疑被抢了一样。好人才办证，坏人根本不办证。好人倒成了防卫重点，坏人可以恣意逍遥。我从此与射击绝缘，也就少了趣味和快乐。 岁月荏苒，我是知天命而又知了人生。但儿子大学毕业，艰难就业，被假洋鬼子买办欺骗，又十年漂流在沪，所得仅仅够谋生，虽然挣了个上海户口，但是，所有积蓄不够买上海10平方米安身之地，金融危机还得打道回府。我明白，对于我们工薪阶层来说，下一代再有才气，也无关痛痒发展，无权势，不拥有国家资源，打一辈子工，没有横财可发，别说房子，连个老婆都混不上。因此，夙夜忧思，还管它节不节。 而今终于平顺了，起码衣食不愁，居家安然，气象兴隆。关起门来三尺天地，普天同乐，有了摸样，没有心境和能力再去“穷年忧黎元，叹息未应闲”只有“独乐乐”了。<br> 但我真诚地希望祖国变得更好，更光明，公平公正，让人们真正生活和谐，老有所养，幼有所长，人尽其才，各得其所。但目前至少还是希望。因为节日的欢乐仅限于衣食不愁，乐在其中的富人贵人，对于广大平民百姓来说，衣食住行还未达到希望值，这节日多少就单薄了喜庆，普天同乐还是一种向往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