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梦》 景然

景然

《人生如梦》景然

逆流而上

许多年代过去了，回想起青春时代走过的路，峰回路转，又柳暗花明，期间贵人接踵而至，一次次出现，如有神助。仅在上山下乡这件事情上，就有几个环节还是让人惊奇不已。

一是知青办把我分配到山上的林场，在我要乘小火车上山的时候，小火车突然脱轨翻了，没上去。

二是正在走投无路时，在铁路路基上意外碰到了一位我父亲三十多年没有见过面的老同事帮了大忙。

三是住的床铺挨着的人恰恰是我的老乡。更巧的是他姐姐就在广播站工作，吃饭的时候偏偏赶上要广播的时间，使我的技能得以展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四是他们广播站正巧没有男播音员。

五是绥化的播音员被调走了，我去应聘。在无望的情况下，遇到好心人宋主任。

六是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招收播音员选中了我，我一无所知蒙在鼓里，是陈站长在关键时刻出现给我指明了行动的方向。

这种种机缘巧合常常让我仰天叩问，若不是有什么外力安排，怎么能这么巧呢？

我从一个上山下乡知青到成为一个国家正式播音员历时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恰如孕育了一个逾期的婴儿。那个年代全国1700多万知识青年还在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上山下乡，还在风雪中烈日下急流里呼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战天斗地，而我却能逆流而行，扶摇直上，这实在是太特殊太神奇太幸运了。

我对命运的自我关注是从成年开始的。最初的时候也不是以奇特的梦境为标志的，而是以一种机缘巧合的方式为起点。这种巧合总是在人生转折的一个个关键时刻出现，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不止，渐渐的我发现了它。开始的时候我很惊奇，也很痴迷，后来引发了猜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怎么总是这么巧，生活难道是按着早已安排好了的路径行进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人怎么能主宰自己，显然就是装在钢琴里的琴弦任外部力量随意弹奏，至于弹出来什么样的曲调，是高亢舒缓，是幸福的，悲怆的，是狂放的或是深沉的，都跟自己全然无关。只是这根琴弦的粗细长短，音质如何才是本身所具有的。人不过是构成乐器的一个材料，难道真的如此吗？

就先来说说上山下乡这段机缘巧合不可思议的事儿吧。

我带着行李正要上山的关口 小火车翻了 人生的路开始转轨

　　“时世年荒事业空，兄弟羁旅各西东。”1974年，正是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我十八岁，成人了。那个年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年代一一文革十年。当时，所有的青年都被一股巨大的洪流席卷着，上山下乡是当时青年的必由之路。自从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以后，中国知识青年数千万跟琴弦就无可选择的被弹奏了起来。他们跳跃着轰鸣着，奏出了一部惊天动地，震耳欲聋，悲喜交加的时代交响乐章。

应该说到了1974年，上山下乡的洪流已经不再那么汹涌了。但是一股洪流所经过的土地也留不下什么青青小草，它们会被连根拔起，席卷而去。

据后来我采访当年国务院知青办主任顾红章讲，从1968至1978年十年间，中国有1700万城市知识青年席卷到农村边疆及广大山区，这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牵动着当时十亿国人的心，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我是一千七百万分之一，自然也逃不出这股洪流的掠劫，只能随波逐流，无法抗拒。

当时我在黑龙江省绥化县第二中学读书是共青团员，上山下乡需要带头的。我别无选择，如果说有选择只能从上山下乡这两种出路中选择其一，或上山和下乡，想跳出如来佛的手掌是不可想象的。当时的社会出路还有一条就是当兵。我生来就与之无缘，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当兵。

那时上山下乡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制度。各地都设有知识青年办事机构，简称“知青办。”当时高考制度已经废除，大学基本不招生。8月份高中生一毕业，各地的上山下乡动员工作就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学校的动员工作一开始，首先就要动员学校里的团员要带头。老父亲曾对我说，我看你还是上山吧，上山还可以挣点儿现钱，遇到点儿事儿手里还能有个应急，当农民一年到头在生产队里挣工分，也见不着几个钱。

世上每一个孩子都是在成人的教导下引领下成长起来的，他们能有什么选择。我听从了父亲的劝告，报名上山了。

奇特经历由此便端倪初现。

中国铁路最北端，当时是龙镇车站。这里再向前就可以看到水流湍急的黑龙江了。那里是中国和前苏联的国境线。这条国境线是沙皇俄国和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1858年5月28日在爱辉（今黑龙江省黑河）签订的，它距龙镇有200公里左右，其间布满了地球诞生以来形成的原始丛林，草原，河流和山峦。

116年后的1974年5月28日我和父亲就在龙镇前的一个小站跳下了火车，这是一个没有候车室的小站，名叫蔡家岗。火车在这里每天只往返一次，只停留一分钟，跳下去必须马上开火车，不然很容易被火车刮倒，造成伤亡事故。我要上山的地方沾河林业局就在这个小站境内。

　　带着上山下乡介绍信，我们找到了当地知青办。我被分配到沾河林业局新青林场。新青林场位于小兴安岭余脉的大山深处，去那里必须乘坐在林区才能见到的那种森林小火车。实际上，小火车跟大火车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是轨道窄，车身小。小火车是单线而行，有下线没有上线，有上线没有下线，不能上下两辆车同时行驶。这种小火车是分日而行，或一三五，或二四六。知青办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今天正赶上有车去山里，你们去小火车站等车吧，时间快到了。

父亲带着我急急忙忙地赶到小火车站。小火车站比大火车站强一些，有一个候车室，候车室里早已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穿皮大衣的，拿大斧头的，都是些林业工人模样的人。我们找了个凳子坐下来等候上车。

在等车的时候，父亲嘱咐了我许多的话，到今天也忘不了。他说山里有山里的规矩，你到山里一定要听老工人的话，他们有经验。进山的时候。树墩子不能坐，那是山神爷呆的地方，坐上去会有灾难。你要是伐树，树锯断了，怎么也不倒的话，千千万万不能离开这个树，更不能跑，一跑它准砸向你。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把衣服脱下来，朝远处抛去，大树会追着砸过去，树倒了，你才可以接着干活儿。睡觉的时候，头一定要冲炕里，脚冲外。”

“不这样不行吗？”

“ 山里的野兽很多，这样做是防止野兽进屋找食物伤着。”

他详细的给我解释，还说，山里的熊很大，大的有七八百斤，站起来比人都高，一巴掌打在人的脸上，脑袋都能打飞了。他特别告诉我，要是在山上万一遇到了熊，如果是刮大风的天气，可以跑，不过不能顺风跑，不能跑直线，那样熊很快就会追上你，要迊着风跑，熊毛长风一刮能挡住它的眼睛，一会儿它就看不见你了。要是跑不了，要马上爬在地上装死，熊到跟前的时候千万不能喘气，它用嘴拱你，用爪子拨弄你，你也别动，熊是不吃死人的，一会儿它就走啦。

他讲的那么认真，怪吓人的，再看看满屋子里的人，脏兮兮的，跟小说《林海雪原》里的土匪一样，我的一腔豪情像突然遇到的暴风雪的打击完全冷却了。我开始动摇，有些不想去了。我真担心能不能适应山里的生活，能不能活着走出阴森森的野兽出没虎啸狼嚎的原始森林。可是已经没有办法回学校了，彻底告别了郎朗的校园和情同手足的同窗，户口都带来了，后悔也没有用。只好顺其自然，听天由命。

我呆若木鸡地坐在板凳上，望着窗外连绵不断的远山，内心长满了黑色的恐惧，它不住的下沉，下沉，仿佛正在滑向神秘的危机四伏的地下原始森林。

“吉人天相，绝处逢生。”也许苍天可怜我，怕我到山里真的被野兽吃了，正在无奈的时候，火车站里的广播喇叭响了，里面传来通知：

“通知由于小火车脱轨，造成路基损坏，今日上山的车暂停营运。”

这消息如同投在候车室里的一枚炸弹，立刻炸开了，候车的人们议论纷纷，骚动不安。

有的人敲着窗户向服务员大声喊着：“什么时候能通车呀？”

“三天以后吧。”服务员回答。

“早不坏，晚不坏，偏偏咱们来了，赶上坏了。”父亲倒霉似的自语。

一阵喧哗之后，人们背包提袋，三五成群的陆续离开了。屋子里只剩下了我和父亲，到哪儿去呢？这里四处都是茫茫的荒草地，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父亲默默的背起了行李，我又拎起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黄色提包，跟在他后面出了门。

这消息给了我一种莫名的安慰，缓解了我恐惧情绪的蔓延。我和父亲的感受截然不同，我没有一点遗憾，反倒是有点儿庆幸，太好了，谢天谢地，坏的正是时候，起码还能和父亲多呆一会儿。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依赖亲人，以前真是从来没有过，即使是他给我讲了那么多恐惧的故事，我还是觉得他是最安全的。

人的思想感情总是在不断地经历体验的过程中逐渐丰富完善的。这大概就是成长吧！

　　在无望的途程中，一位父亲三十多年未见面的人突然出现在道路的中央，犹如天降，他像一位神仙，一位扳道工，及时地扳开了道岔，把我引向了另外一条道路。

虽然季节已是五月，在南方，已是繁花绽放，柳绿花红了。但在北方，还是一片荒凉，路两旁的草木刚刚变软，还没有发芽，两三棵杨树伸展着光秃秃贫穷的枝条，无助的在荒原上摇摆，风呼呼的在耳边响着，脚不时地踢到路基上的小石块儿。

我和父亲沿着火车路基边的小道朝前走，想回到局里找个地方住下。这里只有局里有一个小小的招待所，其他的地方要找个旅店不容易。

回头的路很长很长，两条铁轨直直的插入荒原深处，偶尔对面有行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我们相互踩着对方陌生的脚印走着自己的路，我走的完全是一条陌生的未知的路，过去的陌生人，走的或许也是一条陌生的路。

父亲着急，走在前面，走得很快。我心情不好，加上折腾了大半天早已经没有了力气，远远的被甩在后头。望着父亲前行的背影，我想起了我的哥哥，他也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是父亲送他去的。

那个地方很穷，是绥棱林业局五四林场。我曾去过他们那个地方，那次正赶上他们栽树，哥哥领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自然现象，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

那的山坡上有一个浅浅的水沟，一根一丈多长的木头就在水沟里，整个被水淹没了。水能灭火，这是普遍真理，没有人怀疑，就连一年级小学生，甚至上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可是被水淹没的木材竟公然的燃烧着，对抗着现存已知的科学。

这真是不可思议，为什么淹在水里的一根木材能熊熊燃烧？虽然看不见火苗，但蓝色的烟雾清晰可见，在明亮亮的水面上不住的摇摆，袅袅浮升，形成一条长长的烟带。这是我最早看过的一次自然奇观，留下了不灭的记忆和永生的质疑！

这和我们教科书讲的科学道理完全相反，水下怎么能点着火呢？可是它就燃烧着，事实不容争辩。还是古人说得对：“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啊。

“快点儿走，来叫姜叔。”父亲把我从回忆中唤回到现实。我抬头一看，一个头戴蓝色前进帽，身穿灰色中山服，脚穿一双黑布鞋的矮胖子老头儿，像个土地老，父亲和他手握着手，站在储木场两座高高原木堆间的夾道上。

“平时待人多厚道，急难自有人相帮。”原来，他是父亲三十年前在一起工作过的老同事，得知我来上山，而且车翻了，没地方去。

他说：“让孩子到我那里去吧，我在局里的基建处，那也有一些知青。”

父亲听了以后，兴奋异常，一拳打在姜叔的肩膀上：“你真是我的大贵人，30年没见了，见面就帮忙。”

人在无助的时候，忽然有人来帮助你，际遇出现了转机，内心的喜悦是压不住的。我也立刻有了精神，也不累了，跟着姜叔来到了他的基建办。

那是一栋长长的黄色平房，窗子之间的墙上写着大红标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工作人员把我领到了一个帐篷里。

帐篷比较矮，进门要先低头，不然门梁会撞头的。里边有两排长长的铺，铺是由一根根白色的桦木杆塔成的，上边一个挨着一个摆放着行李。床铺下西长着没有铲净的青青野草，潮湿，阴暗。里边住的都是上山下乡的青年，是一个基建队。

我进去的时候，没有人，他们都出工干活去了。在靠门不远处有几个空铺位，父亲帮我选了一个南向的位置把行李挨着另外一个行李放了下来，在那里落了脚。

送走了父亲和突然出现的姜叔，我独自坐在帐篷里，面对昏暗的帐篷，想着自己将在这样荒凉偏僻的地方生活，想着要和窗子外面那些挑砖的，和泥的，扬沙的泥瓦匠在一起，一种不可言表的孤独袭上心头，顿时感到无比的失落与无助，一股暗流无声地从胸口涌起，向上奔腾，热热的夺眶而出。我尽量的控制它，可是泪水就像是开了闸门难以阻挡，最终竟泛滥呜咽起来。

现实与希望之间的反差形成的压力有时突然间就会爆发，它强烈的刺激人的感情，令人难以抑制，百感交集，思绪飞扬。

很小的时候，天真地我曾对收音机发生了兴趣。一天，我到邻居家去玩，一个长方形的匣子吸引了我。那匣子里正在讲故事，我以为后面一定有人，我就到后面去看，可是什么也没有看到，我发现那匣子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窗口，就爬在那往里看，只见一盏小红灯在里边亮着。小红灯下面一个人也没有，那里谁在说话呢？再看黑黑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我随手拿起一个小勺，正要去抠，结果被邻居大爷踢了一脚，当时还恨大爷，现在想，真应该给他送两瓶茅台酒，好好谢谢老人家，不然，我早就触电身亡了，还当什么播音员，早被播音员当不幸的消息播出了。

然而就是这个小匣子引发了我无边的遐想，设定了我的人生轨道。此后，我对声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去邻居家听收音机，有时还长久的站在电线杆子底下听广播喇叭，渐渐的我的心里生出了一种愿望，长大以后，当一名神奇的广播员，让我的声音也从匣子里传出，家家户户也能听到我的声音。

说来也巧，小学五年级初冬的季节，我当上了学校广播站里的播音员。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它来得那样早，那么突然，我始料不及，格外珍惜。

播音的感觉怎么那么好，令人神往，我非常喜欢那种感觉。一个人坐在话筒前，就像独霸一个世界，不用出门，声音就跑到外面去了，人坐在那里，就可以天马行空，任意驰骋。因而我也特别珍惜每一天播音的时刻。

北方的冬天，天亮的晚。每天外面还是黑黑的，我就悄悄的推开家门，迎着刺骨的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经过摆放着一口露天棺材的人民公社的空地来到学校播音室。打开放大器，播放东方红乐曲。多少次太阳在我播放的乐曲声中冉冉升起，它熹微的晨光一次又一次的照亮了我播音的窗口。我的声音伴随着一缕缕阳光一遍遍地洒满了校园。给同学们带来了温暖希望和力量。

可是现在我告别了校园，远离家乡，举目无亲，孤独地坐在帐篷里，止不住的泪水打湿了夜襟。我慢慢的解开行李，学着他们行李摆放的样子，把行李铺好，没什么事儿了，我顺手拿起同学送给我的那本泰戈尔的飞鸟集，懒散的翻起来。

瞬间，在书的空白处，我看到书中我记过的笔记依然清晰：“理想与幻想希望与绝望或许是孪生姊妹。”

这话犹如闪电划过我沉郁的胸膛，激起了即将平复的感情波浪，难道我的理想真的要化为幻想，我的希望真的要转成绝望吗？

　　他乡巧遇小老乡，她的姐姐居然在广播站工作，一次吃饭的机会，显现了我的技能。

铛铛铛，从帐篷的窗口传来了远处的敲钟声。这钟声和校园里的铃声截然不一样，缓慢而低沉。我判断可能是基建队下班了，我把书放在被子底下，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在读外国人的作品，他们对我会有看法的。要知道，那个年代正是文革时期，人人读的都是毛泽东选集和马列著作，这种书是“封资修”的东西，很少见的，登不了大雅之堂，不能公开亮相。

果然，不一会儿帐篷的门“哗”的一下被拉开了，一群和我年龄差不多的青年人走了进来。一个理着小平头的青年径直走到我身边，把衣服往铺上一扔说：“新来的吧，从哪儿来的呀？”

“从绥化。”我怯生生地回答。

“那咱俩还是老乡呢。”

“那你也是绥化的？”我脱口而出。

“我是绥化五中的。”他一边说，一边从床铺下面掏出洗脸盆：“我洗洗脸，回来再唠。”

挨着我铺的人竟然是我的一个老乡，你说巧不巧，这可是四大喜事之一呀一一他乡遇故知。我太幸运了，望着他的背影，我也拿出洗脸盆跟了出去。

“同时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很快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快半个世纪了，现在我还能记住他的名字，他叫李元荣，眼晴比较小，中等个头，圆圆的脸向里凹，皮肤白而细，说话快，有点像鲜族人。

因为我一直热爱播音工作，所以每天早晨开饭之前，总是到帐篷外一里多远的水塘边去读书，去朗读。遇到下雨阴天的时候，我就到盖好的空房子里去练声。在空房子里喊，听自己的回声。经常读一些饶口令。如“哥挎瓜筐过宽沟，

赶快过沟看怪狗。

忙看怪狗瓜筐扣，

瓜滚筐空哥怪狗。”

我每天早早起床，小老乡醒来时总也见不到我，十分好奇。有一天，我正在水塘边晨练，他突然出现在我的背后。

“别动，你在干什么，不是在画边境侦查图吧？”

“怎么，在你眼里，我是特务？”

“是不是我不知道，我想知道你来这儿干什么？”

“你没听见吗，我在练声。”

“你练什么声？想当歌唱家，还是广播员？”

“其中之一吧。”

在小老乡一再追问下，我不得不说出藏在心里的秘密。

有一天，快下班的时候，小老乡对我说：“别上食堂了，上我姐那去吃饭，她们那儿有肉菜。”

“你姐姐在什么地方？”

“在机关，林业局广播站。”

我一听，高兴万分，真的想看一看这个地方的广播站是什么样子，而且还能吃到肉。下乡的年月，平常能吃上一顿肉，那是相当幸福了，比现在吃龙虾鲍鱼还要香。我责怪他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他风趣地说早告诉我怕我疯了，得夜游症。

“无曲不成词，无巧不成书。”我俩来到广播站的时候，正是林业局晚上开始广播的时候，同时也是林业局机关食堂开饭的时间。食堂开饭时间是17点到17:30分，而广播的时间是16:55分开始。这样如果去买饭就不能广播，如果广播他姐姐就不能去给我们两个人买饭，为此他姐姐为难了。

　　这时候，我对她说：“我来帮你播放广播可以吗？”

姐姐一听，睁大眼睛：“你会放广播？”

“我从小学就开始在学校广播站放广播，播音这些都是我一个人干。”

“那样吧，我站在门口，你先在屋里放一遍，别往外面播，我听一下。”他姐姐有点不放心。

“蹲在路旁少夸口，要到现场显身手。”我打开放大器，推上各个旋钮，每一个步骤做好了以后，显示灯立刻亮了。我把唱片放在唱机上，给他演示一遍，广播响了。

她听了听说：“可以，一会儿我在门口，你把广播放出来以后，我就到食堂去给你们买饭。”

我格外小心地坐到广播工作台前的那把转椅上，我从来没有做过会转的椅子，很好奇，轻轻地转了转，但不敢放肆。我看看手表，再看看墙上的挂钟，静静地等待着广播时刻的到来。

时间一分一秒滴滴答答地流淌着，我屏住呼吸，心里数着5、4、3、2、……

16:55到了，我准时地打开了广播，林业局的各个路上的广播喇叭立刻响起了东方红乐曲，之后里边传出了：“沾河林业局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的高亢明亮的女播音员的声音。

姐姐听了以后说：“你在这里看着，我去给你们买饭去。”

说着就提着饭盒沿大路向食堂跑去。

林业局广播站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一个办公间，一个机房，机房里还摆放着一张床，据说是值班人员睡觉的地方。虽然这里不如我想象中的那么好，但是比起我们的帐篷要好上一百倍。帐篷里吵吵闹闹的，这里很安静；帐篷里脏衣服，臭袜子，鞋到处都是。这里虽然简陋，很整洁，房间里的味道都不一样。

广播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像钉子钉进了脑子里。吃完饭以后，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它。

“屋里无灯望月出，身上无衣盼天热。”走在回帐篷的路上，我多次回头，以至于停在了大路中央深深凝望。一只灰色的大喇叭高高的昂着头正在对天演讲，一间独立的黄色平房在绿色的草原中鲜明矗立，夕阳的光辉柔软的弥漫着它，仿佛一座圣殿镀满了金光。我预感到我的生活即将出现庄严的时刻，发生重大的转机，开始有了某种全新的东西，是理想，是希望，我有些激动，血管簌簌地在膨胀，喉咙发干，脸明显的发热，我听到了心脏砰砰击打胸膛的声音。很显然，我感觉发生的剧烈变化完全是由于我的生活出现了明确的目标，那目标已经划定了我的心路历程，我将自觉的遵循它的轨迹。我心里这样想，时机初显，就要来临，我要把握机会，希望决不能变为绝望，理想也不能演变为幻想。我的两脚像生了根，信心在壮大，在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