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烟火

清邑樵夫

正吃着晚饭，手机铃声响了，是军生的电话。他说：“你的一个学生在龚敏家，她们叫你过来吃饭！”

龚敏是谁，我的学生又是哪一位？军生说：“龚敏是当年华坪中学的学生，在开远粮食储备库，认得你，她和你的学生谢玉琴（琼）是闺蜜。”

龚敏接过电话，快言快语自报家门：“杨老师，我是龚敏，您还记得29班的谢玉琴（琼）吗？”

与29班学生一别40年，我能把容貌和名字清晰对上号的只有十来人了，于是祭出“记不清就蒙”的考场招法：“稍有点印象，是不是个子偏矮小一些？”

“对对对！杨老师记性好，她是我闺蜜。”龚敏接着告诉我，“还有杨绍菊、方明昌家两个，都是华中的学生，都认得您，赶快过来吃饭！”

我说：“吃过饭了，告诉她们明天在一起聚一聚。”

“她们明天要去建水。”

“那我一会儿过来！”

撂下饭碗来到龚敏家，几名学生已吃好饭，只有军生杯里的酒没干。在华坪那几年，我和军生都是华中的老师，在开远也同为报社的记者编辑，只是他爱喝酒，两人社交圈不同，退休后就极少相聚了。华中的那几届学生都认得我和军生，两位老师却已记不住大部分学生了。云南方言读“琼”为“琴”，我对谢玉琼很快恢复了记忆，问她：“印象中你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好像是‘琼’而不是琴？”

她肯定了我的记忆。而我对龚敏、杨绍菊和方明昌的记忆则深度模糊，过后也只有对杨绍菊恢复了印象，她是30班的。谢玉琼说她和龚敏、杨绍菊是闺蜜，3人初中时同在59班。方明昌高她们一届，高中时在27班，后来与杨绍菊成了一家人。

谢玉琼、杨绍菊是华中1986届高中毕业生，她们前脚告别母校，我后脚离开了华坪。分别40年重聚首，还是他乡遇故知，师生畅谈往事，场面格外欢快温馨。谢玉琼聊到29班的一次郊游，同学们每两人骑一辆单车到新庄河边的一电站观光，我负责带一个女生，谢玉琼说我带的就是她。时间久远，许多细节已模糊不清，我记得的是午后返回时在公路边休息，新庄河水清清流淌，柳絮在微风中隐约飘飞，几名学生游兴未尽还在互相嬉闹。芮春明突然从公路对面跑过来，两辆相对而行的自行车紧急避让发生碰撞，一辆车的铃铛被撞哑了，两名骑手发生了纠纷，还把芮春明牵扯进来。29班的班主任是一名老教师，不爱随学生出游，外出活动都是我随同前往。我走过去对两人说：“你们没撞着学生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还怪她横穿公路，她又没碰到你俩的车。”

我扒拉了几下坏了的车铃，铃铛居然响了，于是做了一下双方的工作，两人就平静地各自骑着车走了。回来后写日记，芮春明在日记中对自己横穿公路深深自责，说很对不起为避让自己而撞坏了车铃的那位骑手，还说让“好心人”受委屈，自己心里很不安。看到日记，我被学生的自审意识和“为他人着想的善良”震撼了，为自己在“妥善”处理纠纷时的油滑世故感到很不是滋味。双方撞车又没造成损失，人也没受伤，劝劝人家和解就行了，还说些拒责任于千里之外的话，既画蛇添足又卑下猥琐。我脸上一阵发烧，想在日记后面写一段批语，却不知如何下笔。我心里清楚，学生的纯洁已映照出我蒙尘的灵魂，于是想到“教学相长”，不禁感叹唏嘘。

两位老师与当年的三位学生。前左军生(和军生)，前右作者。后排从左至右:谢玉琼、龚敏、杨绍菊(方明昌摄)

谢玉琼把来开远的信息告诉了同学，第二天29班的仲有容就来电话，热情邀请我到华坪耍，还把我拉进班群中。我心潮起伏，一幕幕往事浮现脑海，开始像牛羊一样反刍一段忧伤迷惘的人生。44年前，我带着挫败感来到华坪，几年后在不堪回首中离开了这个地方，此后就从没回到过华坪。原以为与这个地方的情缘断了，一个学生的到来重又勾起了我散落在新庄河和鲤鱼河畔的情丝，才知逆境岁月最为难忘，留在某些人生驿站里的东西想忘也忘不了。

我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1982年1月从昆明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先分到丽江，再分回永胜。当年毕业生由人事局分工，但师范生先要到教育局报到，我两个部门都去了。交报到证时值班的副局长说地区人事局已电话通知，无需再交报到证，只要我在家等分工通知就OK了。

我在过年前一天回到清水（清邑）老家，在家等通知到2月下旬没消息，母亲有些焦虑，担心会出幺蛾子。我是1969年被遣散回乡的“老三届”初中生，跳农门多次遭“贫下中农”拦截，1972年中考上榜后还被“再教育”我的人拉下马，母亲对我在家等分工免不了心有余悸。正在母亲担心人家不分我工时，县人事局女秘书打电话到清水大队找到我，在电话中指责我“不交报到证，还躲在家里拿架子，不像其他毕业生三天两头就来人事局”。我觉得人家误会了，刚开口想解释原因，女秘书打断了我的话：“别狡辩了，学校马上要开学，你今天必须来人事局报到！”

清水离县城53公里，一天只有一班过路车上县城，这时车子已开过，我说今天赶不来了，女秘书气冲冲说了句“你看着办”！就把电话挂断了。

我年前报到时没见着女秘书，她显然是领导情绪的传声筒，对我的态度其实就是领导的态度。第二天，我在忐忑不安中来到县人事局，局长在埋头收拾文件，我毕恭毕敬走上前，叫了声“X局长”，人家没出声。我说“我是杨文星，来报到”，对方依然没应答。办公室里还有一位年轻公务员，对我被晾嗮在局长办公桌前实在看不下去了，小心翼翼轻声为尴尬中的我解围：“已分过工了，你分在……”

“把你的报到证交出来！！”

一声惊雷声震屋瓦，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声源竟然来自X局长！来无轻言，去无好语，维护尊严的下意识让我在惊呆中条件反射似地回应：“报到证被我丢了！”

“没报到证我们不分你工！”

“Y副局长说不需要报到证，我才把它丢弃了。”

“狡辩！”

我气冲冲去隔壁房间把Y副局长“请”过来，办公室里的空气一下变得凝固。

针尖对麦芒，办公室里四人面面相觑，X局长开始自下台阶：“如果不是Y副说过，根本不分你工！”

“Y副”受到抬举，马上从蔫头耷脑中“活”了过来，像发最后通牒一样冲着我叫嚣：“限你后天去二中报到！”

我受不了人家喝五吆六侮辱我人格，语气坚定地低声回怼：“我不会去二中。”

“不去取消分配资格！”

Y副局长气急败坏威胁我，我语带讥讽抵回去：“不用麻烦Y副局长了，我自己取消。”

我转身出了县人事局，步行三天，从羊肠小道穿过人迹罕至的金沙江大峡谷到了丽江，希望能改分到丽江的学校。我妹妹和两个弟弟陆续进入中学，我想被分到一所好的学校，拉弟妹们一把。77级这届学生毕业前，丽江向省里要11名高中语文老师，昆明师范学院中文77级只有两名丽江人（不包括蒙自和大理普通班），其中一人还不回丽江，我对自己回丽江充满美好想象。丽江分工虽让我体味到了现实的骨感，但回永胜进一中也是退而求其次的好选择，人家要我。不知是否因为我“拿架子”还是其他原因，要我的学校没要到人（1984年负责教务的习老师还动员我“三不带”回永胜到一中），我被分去一所自己最怕去的学校。高考前半年，我被父母压着头与邻居家的姑娘订了亲，因对对方毫无感觉，上学后悔了婚。悔婚伤害了无辜之人，我和母亲充满负罪感，其中我在好长一段时间以不谈对象来寻求解脱。县里分我去的这所学校基本就在家门口，与最怕面对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我简直不敢想象“陈世美”怎么去见人，这时我真后悔当初为什么要积极回丽江。

当然，在落户之前还可补救，我可返回昆明，学校会帮忙改分。但家庭经济困难，去昆明不仅要向亲朋借路费，还会增加母亲的担忧，我心情十分复杂。来到丽江，我把报到证交还了签发单位，负责分工的那位领导做我的思想工作，要我顾全大局服从永胜人事局的分工。我对不食人间烟火的这类说教分明就是“绝缘体”，开门见山直接说：“我理解领导的难处，你们不好处理，我自己回昆明。”

我起身离开，那位领导赶出来，问我住在什么地方，要我“明天再来一下人事局”，我答应了。我知道，最初报计划时，丽江向省里要33名高中语文老师，最后压缩至11人，昆明师范学院分来1人还没安置好，今后到省里要人肯定不好说话，搞不好领导还会受批评影响仕途。我的判断没有错，第二天地区人事局同意我改分，但要分我去宁蒗，我一口回绝。最后双方各让一步，我被改分到华坪。永胜打电话到丽江施压没成功，二中没等到新老师到来，分工部门专门发了一个文件，说我“不服从分工，已被取消分配资格”。

3月10日来华坪报到，人事局接待人员的第一句话就让我再添新伤：“华坪好得很呢，多少人想来都来不着！”我预感到人家又要拿我开刷了，两天后果然再次听到了那句耳熟能详的官话：“其他学校（地方）不需要语文老师……”

一路走来，“语文老师”俨然成了要饭的叫花子，最后人家施舍我去了仅有4个初中班的一所农村中学。我不能再反抗，而且已经无力反抗，只好“顾全大局”随遇而“安”。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今后一定要寻机逃离这些让我伤心的地方！我对这所学校的校园生态很不适应，心里寂寞孤单，时常想到师院时的老师和同学。暑假回清水，尽管我宅在家里怕见乡人，但一想到学校就心灰意冷，直到学生开学前一天才回到学校。我迟到了两天，校长见我回来，像见到了救星，对着我连说带比划：“快快快，快去华中报到！教育局一天来几次电话催，好像是我把人藏起来不让你走……”

就这样，我于8月31日下午来到华中，在忧伤迷惘中开始了新的教学工作。

从左自右:军生(和军生)、作者、谢玉琼、杨绍菊、方明昌(龚敏摄)

我到华中还未满一学期，原来那所学校就爆出了第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二十二三岁的班主任刘某奸污了初二的几名女生，带着学生去渡口市（攀枝花市）打胎时东窗事发被抓捕和判刑！利用职务便利性侵未成年人性质恶劣影响极其坏，据说法院原来是准备重判的，但被告父母活动能力强，有的受害人家长也不愿出来作证，法院最终只判了刘某6年徒刑。秋季学期刚开始，又传来了这所学校的第二个负面消息：教师王某在暑假期间盗走了学校刚买来的彩色电视机，在成都销赃时被公安民警抓获！这个消息同样让人震惊，不仅因为教师变盗贼，还在于王某碰上了“从重从快从严”的严打，竟然获刑18年！两名教师前后几个月犯案，刑期却有天壤之别，刘某若狱中有知，不知是惊出一身冷汗，还是庆幸自己出事早在梦中笑醒？这所学校只有十来名教师，前后一学期却有两人犯案，犯罪率高达约20%，是我国刑案发案率峰值（0.52%）的近40倍！

华中则校园生态好，教师责任感和荣誉感强，学生努力上进，校园笼罩着浓厚的学习氛围。第一年我上初二一个班的语文和高一两个班的政治，其中语文是我的专业，也是学校重视的主科。华坪当时有10万人口，只有一所完全中学，人们习惯称之为华中。华中之前以高中为主，我来时初二只有60和61两个班，我和60班班主任赵芝兰老师搭班子。赵老师教数学，40来岁，丈夫张文炳也是这所学校的老师。初二学生最调皮，课堂上我不时对调皮捣蛋的学生发火，赵老师怕我受委屈影响情绪，时常安抚我。出身社会底层的我遭受过不少歧视和挫折，对学生虽有火气，但更有爱心。调皮捣蛋鬼学习成绩往往一塌糊涂，我为他们没把聪明才智用在学习上痛惜不已；而对困难家庭成绩差的学生，我心里特别难过，在他们的日记和作文中只要发现悲观苗头，鼓励交流的批语一写就三四百字。

赵老师把两个最调皮的学生安排在最后一排，我发现谁调皮捣蛋就把谁揪起来站着听讲。故意影响干扰其他同学学习的，我还会怒气冲冲把他“请”出教室。一次背对着学生板书，我感觉后排有动静，猛一回头看到一“捣蛋鬼”在戳前排学生的脊梁骨，于是怒不可遏一脚把靠在讲台边的笤帚踢到了窗边，全班学生都惊呆了。“捣蛋鬼”见我一步迈下讲台朝他快步走来，吓得像兔子见到捕食者闪电般钻洞，一溜烟溜出了教室。我回到讲台继续板书，想到那名学生“夹着尾巴逃跑了”，忍不住暗暗发笑。回过头刚想开讲，看到“捣蛋鬼”猫着腰鬼鬼祟祟溜回来，我实在忍不住笑，于是装作咳嗽溜出教室，偷偷释放和调整情绪。在与学生的“周旋”中，不少天真纯洁的表情和举动不时让我产生幽默感，我常常忍不住笑逃出教室掩饰自己的失态。次数一多，有的学生发现了“水中桥”，见我一“咳嗽”出教室就悄悄说我“神经病”！

刚到这所学校时，我运气还真是好。开学第二周周一早上，我一走进教室，看到后排坐着校长和十来名各科骨干教师，气氛庄重肃穆。我心里咯噔了一下，知道是学校在考察新老师了，马上镇静下来。这节课碰巧讲朱自清的《背影》，内容非常切合我一路遭遇挫折后的心情，朗读文章和讲述写作背景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第一节下课时我默默走出教室，一个人在走廊尽头静静地沉浸在情绪中。第二节讲父亲为儿子奔忙翻越车站栅栏时的臃肿背影，启发学生体会父母关爱自己的拳拳之心，以及父母为家庭操劳的不易。包括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写一段亲人关爱自己的小事，每个环节我都讲得饱含感情。下课了，我还沉浸在浓浓的感伤情绪中，没同校长和听课老师打招呼就回了宿舍。这次碰到了好讲的课文，我无疑取得了成功，后来好几名学生在日记中都写到这堂课，说“老师眼里噙满泪水”。除了学生，听课老师和校长想必也被感动了，后来县教育局局长还专门来听了我的一次课，显然是校长和听课老师的评价传到了他的耳朵中。

转眼一学年过去了，在学校两个学期的四次统一考试中，60班的语文成绩与61班难分高下，每次考试不是及格率这个班略微占优，就是平均分那个班稍稍高出。61班是班主任担任语文老师，班主任所教科目好于一般科任老师被视为理所当然，而我则像守门员扑出点球就是荣耀。我在这个学年的教学中扑出了“点球”，学年一结束学校就安排我和三四名骨干教师去丽江参加中考阅卷，我显然已被视为骨干教师。

1983年秋季学期开始，学校安排我教高一29班的语文，同时兼任两个班的政治。开学第一周，学校组织高一四个班举行语文知识竞赛，29班没一人进入前十名，班主任罗老师安慰我，说这个班补习生多，分班没分好。其实，学校根据中考成绩“之字形”分班，形式公平，我反过来安慰罗老师：“一次考不好说明不了什么，只要我们尽力而为，相信局面会改观。”

罗老师或许正希望我持有这种态度，马上附和赞同。高一其他三位语文老师都是所教班级的班主任，而我同初二时一样只是一般科任老师，只要不被其他三个班拉开较大距离就算保本。高一时（包括高二），29班的语文考试成绩都在第二第三名之间转换，我不仅又守住了“球门”，还被初三毕业班的“守门员”进一步衬托出了守门功夫。60和61两个班从初一开始就暗中较劲打擂台，其中60班语文是弱项。初二时，原来的老教师被安排去教毕业班，赵老师担心由新老师接手会进一步被拉大距离，曾有过抵触情绪。我来了，木已成舟，赵老师定下心来热情帮助我开展工作，语文成绩紧紧咬住了61班。初三时老教师回归了，60班的语文中考成绩却被61班全面碾压，我想到赵老师、60班学生和他们的语文老师，心里有些同情和难过。但同情归同情，别人的失意还是间接为我加了分，当年华中获得两个高考阅卷教师名额，领导就把其中一个给了我。阅卷还在进行中，学校又汇款给我，嘱咐我阅卷结束后在昆明等一星期，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可就在这时，我郁结在心中的两个“痛”遇到了爆发机会，后来就在怅𢜟中告别了厚爱我的华中，离开了华坪。

作者(右)与学生谢玉琼(方明昌摄)

除了分工中一路遭遇屈辱形成了我心中抹不去的阴影，还有一个“痛”就是我的婚姻。从悔婚之日起，我的性格就决定了我婚姻难成，大好年华只能在迷茫惆怅中度过。高考那年，大兄弟准备结婚，女方家无端把我扯进来，说是要等我“有着落”后才同意。母亲焦急中看上了邻居家的姑娘，要我订亲，我反对。母亲没办法，写信给父亲，父亲专门从昆明请假回来逼我订婚。在父亲欲“跪求”我不要自私时，我实在受不了，没好气地回答：“你们看着办吧！”

“亲”就这样定下来了。父亲“牛不吃水强按头”逼我订婚后，在我拿到录取通知书前突发脑溢血撒手人寰，只留下无尽的苦果由妻儿吞咽。后来悔婚之事爆发了，母亲对我寻求解脱不谈对象很自责，认为是她写信给父亲惹的祸。母亲独自一人承受着里外不是人的巨大痛苦，逃避在外的我也难以置身事外，在本是黄金年华的大学岁月里备受煎熬，情绪长期处于低沉忧伤中。

到华坪第二年，我已31岁，“高龄”鳏夫早在兄弟结婚前就成了村人茶余饭后的趣谈，我的年龄在“传奇”中被越传越大，连小时候的同学和一条街的街北邻居都对那些满足心理需要的“传奇”深信不疑。一位一年级时的女同学曾这样质疑我：“我都快37岁，你还没有36？”

以前农村学生入学晚，而我有点例外，6岁读一年级，与她姐弟俩同班。她弟弟都大我3岁，过了20多年，听那语气，好像她比我还小。母亲更少不了不断被人有意无意探问儿子的年龄，我曾见她与一位不信我年龄的乡邻争辩：“我家杨文星属龙，同XXX是一命的！”

被人问得多了，伤疤越抠越疼，母亲在痛苦加深中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寒冬腊月坐着乡人做生意的手扶拖拉机来华坪看我，催促我抓紧找对象。看着50来岁的母亲脸上刀刻般的皱纹，我心都碎了，泪水止不住流了出来。我知道母亲最疼爱她的长子，却偏偏是我带给她的痛苦最深，于是和泪回答母亲我会找，只不过不像完成某项工作，要看机遇。

华坪是个女人金贵、男人能干的地方，已过而立之年的我不仅不能干，在许多方面还十分低能，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婚姻困境。在困境中，我如困兽犹斗，十分荒唐地先后向两个女子写信求偶，人家对堂吉诃德似的梦游者理所当然不屑回复。随后有熟人介绍一个即将跨进大龄门槛的外地女子，要我主动跟对方联系，我又写信了。通了两次信后，女方觉得我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提出想见一次面。我“奉召”前往，女方发觉写信人竟是一个缺乏生活常识的巨婴而大失所望，我不得不十分狼狈地铩羽而归。我还追求过一个萍水相逢的女子，这人知道我毕业后分工的一些情况，是我离校后遇到的第一个对我有热情的女子。她说她已和人订婚，但心中很苦恼，无心走进婚姻殿堂。她主动跟我说这些，我想机会来了，于是热烈追求。我阅卷结束后从丽江一路追随到下关，路上她说了男朋友的名字，居然是我老师的儿子！不知是我的惊讶让她做出了理智选择，还是权衡两个男人的情况后紧急刹了车，到车站一下车就礼貌而不失热情地与我道别。我终于没能成为“第三者”，只是站在街头，痴痴地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中……

这次参加高考阅卷到了昆明，找到昔日的同学和老师，别后辛酸一股脑儿倾泻而出。班长严超灵像老大哥一样一如既往关心我，为我的遭遇感到十分痛心，强烈建议我调来昆明，并忙出忙进为我落实接收单位。班主任王学智老师更是和师母一齐出动，先后两次给我介绍女朋友，并挽留我在他家住了一个多星期。还有严超灵的爱人周老师也给我介绍过对象。

从昆明阅卷回来，我开始写调动报告，理由是女朋友在昆明。调动报告伤了学校领导的心，教务主任这样回答我：“要走就写辞职报告来，我批！”只是校长比较开明，依然对我保持着较高的好感度，试图通过帮我解决个人问题留住我。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何况我要离开华坪还有更深层次的“痛”，即使成了家也留不住我的心。

我开始“闹调动”，这是我最辛苦艰难的一段时间。我一方面要给人造成“不安心”的印象，让学校和县里不再挽留我，一方面又不能伤及无辜的学生，只能采取“外松内紧”的策略。“外松”做给人看，“内紧”让灵魂获得安宁。所谓“外松”，就是让日常生活和工作状况发生一些不同往常的变化，显出精神懈怠和工作拖沓。下围棋耗费时间，以前我从不沾围棋，这时开始学围棋并很快成了爱好者，晚饭后频频出现在棋摊前与围棋“苦恋”。在教学工作中，我一下课就回了宿舍，不像以前在教室停留回答学生的问题或与学生交流到上课铃响。

“内紧”则是“打枪的不要”，悄悄在背后刻苦加班。我对语文知识两星期进行一次测验，要求学生作文、日记交叉写，一星期写作文，一星期写日记，对试卷和作文、日记都认真批改打分。从天黑到凌晨、再到白天的大部分课余时间，我都龟缩在宿舍里备课、设计试题、刻写蜡纸和批改作业。

这时华中教师吃紧，高中教师调离要上县委常委会，一位朋友引荐我见了县里主要领导。这位领导是一位有故事的人，据说年轻时做过一件让他后悔不已的事，此后变得对人特别友好，步入仕途后一路顺风。他听了我的诉求，询问了一些情况，这时秘书来找他，我便起身告辞。他送我出办公室，说了一句安慰我的话：“别着急……”

此时“外松”有了效果，初三补习班班主任反映我不负责任，要求换老师。校长去班上找学生调查，学生只说我一下课就走了，想问问题问不着，其他方面都是赞扬声。刘校长深入班级了解情况是家常便饭，她把学生反映的情况反馈给了我，其他什么也没说。写调动报告一年后，县里同意放人，我的“内紧”也到了收获季。29班高二期末的语文及格率排在两个班之前，仅不及文科班。初中补习班升学率暴涨，语文成了拉高总分最突出的学科，先前反映我“不负责任”的班主任还满怀愧疚上门感谢我。

我的档案随后寄到昆明地质学校，但没赶上当年地矿部的审批，我在华中又打了一年多“酱油”。初中从我到华中那年已扩招，我在等待调动期间先后代过初中语文、地理、生物和政治等科目的课。在煎熬中好不容易等来地矿部的批复，却遇到省里入昆落户政策突然收紧，我调动失败，档案被退回华中。这时上海同学邱兆丰提供了九建一公司子弟学校需要语文老师的信息，建议我进不了昆明进郊区县，我便去校址在呈贡的这所学校试讲。我出身农民，很不注重衣着仪表，邱兆丰就让我穿上他的外衣去应试，把我包装成一个都市里来的先生。前次在地质学校试讲，偏偏遇上没上过的课文，底气不足的我讲课咯咯噔噔，显然是严超灵的影响力帮助我过了关。到呈贡试讲没了后台，我退无可退，一切只能靠自己。好在这次像初到华中时一样运气不错，我又碰到了适合自己口味的课文——高二年级的《欧也妮.葛朗台》。坎坷经历让我对主人公的遭遇感同身受，深深的同情在课堂中像溪水一样自然流淌，朗读完课文时，沉浸在故事中屏住呼吸的学生情不自禁发出“嘘”的如释重负声。试讲一结束，校长、教务主任、其他听课老师和十几名学生围过来，学生好奇地看着我，校长盛情邀请我调来他们学校。我问了一下自己最关心的户口问题，原来这个公司是省直属单位，属于昆明户口，落户仍然要经过省人事厅。我说了调昆明失败的事，校长说他们会想办法，但我已不敢抱幻想，只好谢过主人的赏识和美意，直奔开远找军生。我来呈贡试讲时，军生已调到开远报社，走前他告诉我报社正在招人，建议我到开远当记者，他的同学是开远报社的常务副总编。在军生的引荐下，经过宣传部领导和热情刚正、善恶分明的李成光副总编的简单测试、考察，我于1987年5月调来开远，结束了煎熬人三年的调动奔波。

来开远后我被宣传部截留，第二年报社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科级单位，我为了在机关分房子结婚，直到1992年才回到相对自由舒心的报社。我到开远第二年结了婚，但婚姻只维持了五六年，分手后长期处于单身状态。母亲对我找不到对象已不像原来那样纠结，只不过依然是她最放心不下的心事。母亲病危期间，嘱咐我三件事，我都答应了，第一件就是要我成一个家。临终前，母亲耗尽全身能量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格外明亮的目光绽放着幸福和喜悦的光芒，表达着对内质最像她的儿子的信任和赞赏，持续几秒钟后头一歪在我怀里驾鹤西去……

母亲去世第二年，我有了对象，翻过年结了婚，离第一次婚姻失败已14年。这年我56岁，短暂犹豫后决定要孩子，58岁做了父亲。去幼儿园和小学接送孩子，不时有家长问我是孩子的公还是爷，我含糊其辞说半截话敷衍：“都……不是……”有人还刨根问底，我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保密！”搞得人家一愣一愣的。

母亲没能看到最牵挂的儿子第二次成家和有孩子，这成了我人生中最大的遗憾。每当夜深人静或独处时，我一想到母亲的期望和失望就泪流满面，梦中啜泣还惊动了枕边人，连问“你怎么了怎么了”？直到近两年，想到母亲临终前内涵丰富的目光，隐约感到母亲似乎已知身后儿子的一切，遗憾才逐渐淡化。

上帝没按正常程序安排我的人生，我跟不上一般人的节奏怕人询问，长期畏怯回老家和故乡，还断绝了与同学和旧时朋友的联系。即使到了有互联网和手机的今天，联系也微乎其微，我显然已“躲进小楼成一统”，习惯了半隐居的平静生活。

大跃进中大炼钢铁时当记工员的作者母亲

行文至此意犹未尽，还想说一下华中。当时高中正从两年制向三年制过渡，为了高考不断档，华中让已是三年制的81级学生提前到1983年参加考试，没考走的再作为1984届毕业生参考。我在华中不到5年，经历了3任校长，最后一任在我调动即将出现曙光时就职，几乎没什么印象。前两任高校长和刘校长都治校有方，高考成绩十分突出，待人也好。高校长为人善良正派，曾是大学生军人的他在“三支两军”中犯了阶级立场错误被复员回乡，直到改革开放纠正冤假错案后复出当老师，随后任校长。凭着1983年优异的高考成绩，高校长在这年底被提拔到县委任宣传部部长。接任的刘校长之前只是华中的一名普通教师，也不是组织成员，显然是有识人之明的高校长极力推荐了她。刘校长是湖南人，相夫教子和管理学校都是一把好手，一天到晚忙学校忙家庭忙得脚不着地。在家庭成员中，任数学教研组长的丈夫比较逍遥，除了教学和围棋水平高，其他方面看不出华坪男人的能干。女儿则继承了父母的优秀基因，读高中的大女儿不仅承担了校长母亲的大部分家务，还在1985年考进了北京大学。二女儿也在第二年被北京农业大学录取。华中在刘校长手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残缺不全的1984届毕业生虽然只有40人上本科线，但在丽江地区当年的高考中仍属于可圈可点的不错成绩。1985届134名毕业生参加高考，125人上录取线，除了十多名专科，其余都上了本科线。在丽江地区上重点线的60名考生中，华中有27人，占比为45%，其中7人进入前十名，前八名中只有第三名不是华中的考生。以高考上线人数与全县人口之比衡量，华坪当年的高考成绩名列全省第二，刘校长还被安排在省教育厅召开的相关会议上作重点交流发言。1986届考生增加了一个班，上线率不及上一届，其他数据依然光鲜耀眼，其中29班一人进入清华，31班考分更高的一名女生则报了上海的学校。

面对许多地方（包括省外）频频向刘校长抛来橄榄枝，丽江行署有意让刘校长去地区教育局任领导职务，校党支书于是来动员她写申请加入组织。但刘校长要照顾尚在小学读书的小女，担心加入组织后做不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没写申请。群众干部到行政机关当领导只能任副职，大约在1986年底或1987年初，刘校长被调任华坪县教育局副局长。可能不太适应机关行政工作，我离开华坪没多久，与我保持通信联系的朱尔毅老师就来信说，刘校长夫妇已去了贵阳市的一所学校。

对一般老师，当时政府没奖励，只是华坪各界十分尊重华中的老师。我在各种压力之下经常胃疼，还不时患感冒，到医院看病只要说是华中的老师，医生就会对排队的患者说：“他是华中的老师，忙上课，先让他看。”

到山区乡的永兴中学监考，去永兴没班车，老师都是搭林业局拉木料的卡车前往。华坪林业局不属于当地政府管辖，但非常认可华中，我和一名青年教师站在城边的鲤鱼河桥头，见卡车开过来就举手高喊：“我们是华中的老师，要去永兴监考！”卡车马上停下来，两人麻利地扒上车厢。

“华中老师”这块招牌屡试不爽，我甚至从永胜返校在路边等车时，还对华坪百货公司的驾驶员喊过一嗓子：“我是华中的老师……”如今想来，颇有点“我爸是李刚”的味道。

华中那几年没高中补习班，学生虽然大部分是农家子弟，但基本都能升学，升不了学的在招工招干中也是香饽饽。85届的一位落榜生曾对我说，他不愿去乡上财政所，只想到工作岗位在县城的邮电局。当时社会处于上升期工作岗位多，29班的40多名学生如今基本都在微信群里，应该都有了满意的工作。俞丽萍在群里告诉我，女同学都已退休，男生还有一两年。

曾经沧海难为水，40年转瞬即逝，祝华中当年的学生们喜迎快乐潇洒、“生机勃勃”的人生阶段到来！

2026年9月于开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