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博物馆下篇

老陈

2009年10月4日星期天，晴。西安碑林博物馆。

       在西安碑林的院落之中，整齐林立着数十根明清时期来自陕西渭北地区的拴马桩，它们以方正青石为柱身，柱体布满岁月风化的斑驳痕迹，每一根桩头都雕琢着神态各异的石狮、胡人驯兽等生动造像，或威猛肃立，或憨拙灵动，百态纷呈，在青石板铺就的庭院里成排矗立，气势古朴浑厚。后方红柱回廊挂满水墨书画，垂柳轻垂，游人缓步其间，硬朗粗犷的石刻与雅致文气的书画长廊相融，刚柔相映。

       拴马桩本是旧时关中宅院用以拴系马匹、镇宅祈福的实用石柱，源自乡土民间，刀法朴拙奔放，尽显北方民间石刻雄浑豪迈的艺术气质。如今汇聚于碑林这座文脉圣殿，乡土民俗瑰宝与历代碑刻书法相映成辉，既留存了明清关中鲜活的市井民俗记忆，也完整保存了西北民间雕刻独有的生命力，让碑林不只承载文人翰墨，更收纳了关中大地包罗万象的民间艺术瑰宝，厚重了整座碑林的文化广度与历史厚度。

拴马桩。时代：明清时期（1368-1911)。来源：陕西渭北地区。

       拴马桩是古代用来拴系和镇慑牲畜的石柱。柱头往往雕以精美的人、兽形象，造型多样，镌刻朴实，是民间雕刻艺术的精品。

       西安石刻艺术室。典型的中式古典殿堂建筑，重檐翘角覆青灰筒瓦，斗拱彩绘精巧繁复，四根朱红立柱沉稳大气。正中黑底金字匾额古朴典雅，廊下两侧挂满书画作品，门前石狮镇守，院内散落拴马桩，古建形制与石刻书画相融，充满关中石刻艺术厚重文雅的气韵。

前言。

       石刻雕塑艺术，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陕西是周、秦、汉、唐等王朝的都城所在地，有丰富的石刻文物遗存。

       本室陈列以汉唐时期的陵墓石刻和宗教石刻为主。陵墓石刻包括墓室内的画像石、石椁、石棺和陵园中的纪念性、仪卫性石刻，宗教石刻为北魏以来的各类佛教及道教造像。这些石刻艺术品题材广泛、风格独特、雕刻精美，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是古代造型艺术中的精华，在中国雕塑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唐代著名诗人韦应物家族墓志特展。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这首脍实人口的《滁州西涧》诗的作者韦应物（737-791?)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白居易的评价："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宋代的不少诗人常把韦应物与陶渊明、白居易、柳宗元并比，苏东坡也说："乐天长短三千首，却爱韦郎五字诗。"韦诗对后世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但是，这样一位负有盛名的大诗人，有关他的生平记载却非常少。2007年，我馆经多方努力征集到了西安市长安区韦曲发现的韦应物及妻元苹、子韦庆复及妻裴棣墓志共四方。这批墓志的发现，对于了解韦应物生平，研究韦诗艺术以及中晚唐科举制度、选官途径、士族婚姻和士族妇女文学素养等诸多方面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尤为可贵的是，四方墓志中韦妻元苹的墓志是韦应物亲自撰文并书写，是唐人墓志中难得的抒情佳作，而且使我们首次见到了这位诗坛巨擘的手迹。这批墓志的发现堪称百年来唐代石刻文献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东汉（25--220年）走兽，1960年陕西省咸阳市国棉二厂工地出土。

       这尊古石兽体态矫健雄浑，呈迈步前行之势，身形修长流畅，四肢稳健有力，长尾舒展后扬。兽首张口露齿，神情威严威猛，石质历经千年风化色泽沉厚，肌肉轮廓简练概括，线条粗犷大气，尽显汉代石刻雄浑磅礴的气势，极具古朴厚重的力量美感。

东汉走兽，1960年陕西省咸阳市国棉二厂工地出土。

       此石兽昂首阔步，昂首张口，神态生动鲜活，下颌垂有细密须纹，颈部鬃纹刻画规整。躯体饱满壮硕，四肢蓄势欲奔，整体造型简练夸张，摒弃细碎雕琢，以雄浑轮廓凸显气势，将上古瑞兽的威严灵动完美呈现，是古代陵墓石刻的经典佳作。

陕北东汉画像石。

       东汉盛行厚葬和崇饰祠墓，以画像石装饰墓室成为时尚，通常装置墓门或镶嵌在墓室四壁，既是墓室的建筑装饰构件，又起着镇墓、避邪驱祟的作用。画像石是在加工好的石板上以刀代笔，用减底平雕和线刻的手法，雕出各种画像和图案，是一种绘画和雕刻相结合的艺术形式。

       东汉画像石主要分布在我国山东、河南、四川、江苏、陕西等地。陕西画像石集中出土于陕北的绥德、米脂、榆林、神木等地。陕北东汉画像石内容丰富，多为神话传说及现实生活的场景，有的还刻有记年记墓的文字，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艺术风格质朴简洁，形象生动明快，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东汉中期（100年前后）画像石墓门，米脂县官庄二号墓出土。 

       这个典型的东汉画像石墓门整体构图规整繁复。双扇门对称镌刻神鸟、铺首衔环与瑞兽，外围边框布满奔兽、车马、仙人纹样。雕刻技法简练古朴，祥瑞神兽层层排布，既寄托驱邪护墓的丧葬期许，也反映汉代盛行的升仙思想，是陕北汉画像石极具代表性的精品。

东汉（25-220年）四神墓门，1951年绥德县后思家沟快华岭汉墓出土。

       此套东汉画像石门承袭汉代对称构图范式，门扇上方神鸟展翅而立，中部威严铺首衔环镇守门户，下方分列虎、龙等四灵神兽。门框饰连续几何回纹，纹样古朴大气。整套石刻线条凝练、造型拙重，将辟邪祈福与四神信仰融为一体，尽显汉代雄浑质朴的石刻艺术风貌。

西王母、东王公，1955年绥德县出土。

       这块汉代画像石为陕北出土精品，是东汉时期墓葬装饰石刻，画面左右两端圆形轮图分别象征日月，左端端坐西王母，右端为东王公，二者是汉代神仙体系里掌管阴阳、主宰仙界的至尊神祇，是汉代长生升仙信仰的核心符号。画面中间排布玉兔捣药、青鸟、跪拜侍者等形象，完整复刻了汉代人想象中的昆仑仙境图景，寄托着逝者死后飞升仙界、长生不老的美好祈愿。石刻外围以连环璧纹、卷草纹做边框，构图规整，线条简练古朴，是典型的陕北汉画像石风格，直观反映了汉代盛行的神仙方术思想与丧葬观念。

围猎、神兽拉云车，1971年米脂县出土。

       同为东汉墓葬画像石，分为上下两层图景。上层布满奔虎、异兽、云气纹样，勾勒出缥缈灵动的仙界氛围；下层生动刻画大规模野外围猎场景，猎手持矛、执弓策马追逐猛兽，动态十足、场面壮阔，还原了汉代贵族田猎出行的生活风貌。神兽拉云车纹样穿插其间，将人间狩猎盛景与天界神兽图景相融，既彰显墓主人在世时的尊贵地位，又暗含乘云车飞升天界的丧葬愿景。画像运用减地浅浮雕技法，线条奔放雄浑，画面动感强烈，充分体现了汉代雄浑大气的艺术审美，也是研究汉代北方社会生活、狩猎习俗与神仙思想的珍贵实物。

迎宾客、六博图，1956年绥德县出土。狩猎、阙楼、七盘舞，绥德县出土。

       上下两幅均为东汉生活题材画像石。上方迎宾六博图刻画宅院、车马、宾客相聚博弈的世俗场景；下方描绘骑马狩猎、乘车出行与乐舞百戏画面。画面层次分明，生动还原汉代贵族宴饮、游乐、出行的日常生活图景，是研究汉代社会风俗的宝贵图像史料。

流云动物图，1957年绥德县出土。

       这幅汉代画像石以满幅流云纹为基底，舒展回旋的云气连绵交织，灵动飘逸。云纹之间穿插隐现瑞兽与飞鸟形象，神兽穿梭于流云之间，动静相融。石刻线条婉转奔放，构图饱满繁复，以云气象征仙境天宇，寄托了汉人灵魂升仙的美好祈愿，是汉代神仙思想与石刻装饰艺术的完美结合。

歌舞，绥德县出土。

       此为东汉时期竖幅分段式画像石，以竖向分格布局。左侧依次刻画长袖舞伎、乐人、侍者等歌舞表演形象，舞姿舒展灵动，再现汉代乐舞表演场景；右侧满布连绵云气纹样，下方搭配瑞兽图案。构图错落有致，质朴粗犷的雕刻手法，既记录汉代贵族享乐风貌，也暗含升仙祈福的丧葬寓意。

歌舞和博山炉，绥德县出土。

       这块画像石竖向分层分格排布，上层绘仙人、侍从，中层两位舞人扬袖起舞，姿态飘逸。下方刻画博山炉、瑞兽与仙草纹样，博山炉是汉代焚香通仙的重要器物。石刻将人间乐舞与仙界器物相融，画面层次分明，线条简练古朴，完美体现汉代人宴乐享乐与向往升仙的双重精神追求。

西王母、耦耕，1971年米脂县出土。

      石刻上下分段构图。上部有西王母仙界图景、神树与神兽，中部刻画西王母及朝拜侍者；下半部分最为珍贵，完整呈现汉代二牛抬杠耦耕农耕图景，搭配禾苗图案。一边是神仙信仰，一边是现实农事，是研究汉代宗教思想与农耕技术极为珍贵的图像实物。

朱雀、铺首、应龙、独角兽，1940年绥德县出主。

       画面构图自上而下井然有序，顶端朱雀展翅而立，中部威严铺首衔环镇守，环内雕刻应龙，底部刻画独角兽。朱雀象征祥瑞，铺首驱邪护宅，应龙与独角兽皆为汉代四灵体系中的瑞兽。石刻造型雄浑大气，轮廓简洁有力，整套组合寓意镇墓辟邪、引魂升天，是陕北汉画像石门扉经典范式。

朱雀、铺首、白虎、独角兽，1955年榆林县出土。

       整幅石刻主次分明，最上方巨型朱雀引颈展翅，四周环绕小鸟；正中硕大铺首衔环，环内有神兽，铺首四周分布奔兽；下方巨兽昂首前行，两侧小兽相伴。画面满布祥瑞神兽，动静结合，雕刻雄浑奔放。朱雀主吉祥、铺首镇鬼魅，整套纹样寄托庇护墓主、接引灵魂升入天界的美好祈愿。

朱雀、铺首、青龙，1957年绥德县出土。

       这幅画像石构图简洁大气，上方朱雀昂首振翅，羽翼舒展、尾羽修长，尽显神鸟气度；左侧青龙蜿蜒腾跃，身姿矫健灵动；下方为铺首衔环。朱雀代表南方祥瑞，青龙为四灵之首，二者搭配铺首，构成一套完整的汉代镇墓祥瑞组合。石刻线条流畅洗练，风格粗犷古拙，极具陕北汉画像石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东汉永元十五年（103年）郭稚文墓文字刻石，1957年绥德县出土。

       这对墓门侧边画像刻石属于陕北典型汉画像石精品。两块刻石均分三栏布局，左右对称排布。内侧竖栏镌刻隶书纪年与墓主信息，字体方正朴拙，清晰记载下葬年月与造墓缘由；中间栏满饰回旋连绵的卷草云纹，线条流畅婉转，充满汉代流动奔放的装饰美感；最下方栏雕刻树下骏马图案，树木枝叶舒展，马匹静立树下，质朴简练。整组石刻集纪年铭文、祥瑞纹饰、瑞兽图像于一体，既记录了东汉平民墓葬信息，也完整呈现了陕北汉画像图文结合的典型范式，是研究东汉书法、民间丧葬习俗与石刻艺术的珍贵实物。

西王母、牛车，绥德县出土。

       这幅竖长画像石分为上下两大区块，是极具汉代神仙信仰与世俗生活气息的画像石佳作。上半部分正中为西王母主神形象，头戴华胜、身形修长，神树蜿蜒向上，枝头栖落神鸟，树下配有骑马仙人，构建出汉代人心中的仙界图景。下半部分层层排布世俗意象：仙人与仙鹤互动、神兽俯卧、耕牛与盛器相伴，把仙界祥瑞与人间农耕富足的愿景融为一体。雕刻风格古朴粗犷，轮廓简洁厚重，既反映了东汉时期盛行的西王母崇拜，也寄托了百姓祈求五谷丰登、家宅安宁的美好愿望，生动展现了汉代人天人合一的精神世界。

执戟门吏，绥德县出土。

       此幅画像石构图简洁古朴，上部以连续菱形回纹构成几何装饰带，是汉代经典的边框纹样，规整有序，兼具稳固与装饰性。主体区域浅浮雕一位站立男子，人物眉眼清晰，身姿端正，一手持戟侧身而立，衣袍线条简约概括，体态悠然沉静。整体雕刻技法质朴浑厚，没有繁复纹饰，以极简轮廓勾勒人物形象，风格稚拙写实。这类门侧人物画像多用于守护墓室，寓意镇宅辟邪、庇佑墓主，既体现了汉代民间石刻简练大气的审美，也承载了古人墓葬中的守护信仰，是陕北汉画像石里人物题材的经典范例。

       李寿墓门。这件仿石门形制的石刻，整体模仿真实木门结构，门框厚重古朴，门扇以横向门钉分格，复刻了汉代府第大门的形制。上下两格对称雕刻瑞鸟，上方一对凤凰两两相对，羽翼舒展卷曲，翎羽纹路繁复精巧，彰显神鸟华贵气韵；下方一对孔雀昂首伫立，尾羽布满标志性眼状斑纹，姿态优雅端庄。凤凰象征祥瑞太平，孔雀寓意吉祥华贵，双鸟对称排布，满含富贵吉祥、福寿绵长的美好寓意。石刻线条细腻流畅，浮雕层次分明，将现实禽鸟与神禽意象结合，完美复刻了汉代豪门宅邸门饰的审美风尚，雍容典雅。

       李寿石椁。为北朝时期完整石质葬具，整体仿照人间庭院屋宇形制打造，顶部雕琢仿木构瓦檐，宛如一座微缩宅院。椁壁通体布满精美浅浮雕，两侧壁板分段刻画持剑侍卫、朝堂文官列队，上方穿插神鸟飞天、祥云瑞兽纹样，人物衣冠规整、仪仗井然，神态庄重肃穆。石椁正中开设小型窗洞，完全模拟活人居所布局，是古人“事死如事生”丧葬观念的极致体现。雕刻工艺精细繁复，人物排布有序、纹饰飘逸灵动，兼具叙事性与装饰性，完整还原了北朝贵族的仪仗规格与神仙思想，是北朝石椁艺术的巅峰遗存，兼具极高的历史、美术与考古价值。

唐代陵园石刻。

唐代（618--907年），经济文化空前繁荣。肇始于汉代的陵园石刻至唐代形成于较备的规制。陕西境内十八座唐代帝王陵前均有众多的石刻。

唐代帝里陵均"因山为陵"，陵园内石刻多用整体巨石雕刻而成，体量硕大，与高耸的山陵浑然一体。石刻题材广泛，仪卫性石刻有石狮、石虎、翁仲等；纪念性石刻有"昭陵六骏"等。雕刻采用圆雕、半浮雕和线雕等手法，体量宏伟，造型稳健，体态生动，气势非凡，体现了唐代雄健素放的时代风格，是申国吉代看刻艺术的瑰宝。

         这件兽首龟形墓志是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国宝级藏品，为唐代宗室李寿的墓志，也是国内仅存的唐代龟形墓志。以整块青石雕刻而成，呈匍匐灵龟之姿，兽首昂首威猛，四肢沉稳有力。龟甲为墓志盖，布满规整细密的纹饰与刻字界格，志石收纳于龟腹之中。灵龟自古象征祥瑞长寿，这件墓志形制规格极高，代表初唐皇室顶级丧葬礼制，雕刻浑厚精巧，既是珍贵的石刻艺术品，也是研究初唐历史与贵族葬仪的重要实物史料。

唐武德元年（618年）蹲狮，三原县李虎（李渊祖父）永康陵前。

       这件东汉蹲狮为镇墓神兽，体量敦实厚重，稳稳踞于长方形石基座之上。狮子昂首平视前方，阔口微张，面部线条古朴粗犷，颈部带有简洁卷云纹饰，四肢粗壮有力，前爪稳稳踏于基座，后肢收拢呈蹲踞姿态，体态稳健雄浑。整体雕刻摒弃繁复细碎的雕琢，以简练浑厚的轮廓塑造威严气势，是东汉陵墓前典型的辟邪瑞兽。古人将其置于墓葬之外，用以驱邪避祟、守护亡灵，雄浑质朴的造型尽显汉代石刻大气磅礴的时代风骨，代表了东汉北方陵墓石刻简练雄健的艺术特征。

西魏大统十七年（551年）石兽，富平西魏文帝（元宝炬）永陵前。

       这尊石兽体量高大挺拔，呈昂首伫立之姿，立于整块长方形基座之上。头部高昂，口鼻宽厚，牙齿隐约显露，神情昂扬雄健，脖颈修长挺拔，躯干饱满健壮，四肢笔直粗壮、筋骨分明，四肢间留出镂空空间，让整体造型更显轻盈灵动。兽身仅以少量浅线勾勒卷纹装饰，简约大气，不重细节雕琢而重整体气势，是汉代大型石雕的经典遗存。

唐贞观九年（635年）石犀，三原县李渊（唐高祖）献陵。

       献陵前原有石犀一对，这是其中之一，重达十吨。石雕用几条粗壮的线条勾勒出犀的特点，整体比例准确，形象生动逼真，反映了唐代工匠高超的艺术技巧和魄力。史载唐时外国曾向中国赠送活犀。这尊石犀的右前足的底板上刻有"口祖怀口之德"字样（应为"高祖怀远之德')。它是古代中外友好往来的纪念物，属国宝级文物。

       石犀是以整块巨石雕刻而成，身形庞大壮硕，完全依照真实犀牛形态写实雕琢。犀牛缓步前行，头部低垂，眼神沉静，口鼻轮廓写实，颈部褶皱以层层弧线精准刻画，身躯肥厚敦实，四肢短粗稳健，蹄足厚重有力。工匠精准抓住犀牛厚重敦实的体态特征，刀法浑厚简练，浑然天成，兼具写实性与力量感。西汉时期岭南犀牛经丝路传入中原，汉武帝时期曾有贡犀记载，这件石刻既是中外交流的实证，也寄托了镇陵辟邪、稳固国运的寓意，是中国早期大型圆雕石刻的巅峰之作。

唐（618--907年）卧牛，乾县西湖村石牛寺内。

       这件石牛为蜷卧休憩姿态，整体圆润饱满，老牛俯首静卧，四肢向内收拢蜷于腹下，体态松弛安详，肌肉轮廓以浑厚简练的线条概括而出，石材历经岁月打磨，表面温润古朴。雕刻风格质朴平和，没有神兽的威严凌厉，尽显耕牛温顺敦厚的气质。牛在古代象征农耕兴旺、五谷丰登，这类石牛常出土于汉代墓葬，既寄托了古人期盼农耕顺遂、家业富足的心愿，也以温顺安稳的意象镇守墓穴、安定幽冥。石牛风格写实柔和，与汉代雄浑的神兽石刻形成鲜明对照，展现了汉代民间质朴平和的审美情趣。

昭陵六骏。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寝，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北四十五华里之九峻山。"昭陵六骏"原陈列于九峻山北坡玄武门内东西两庑，是唐太宗于贞观十年（636年）为纪念开国征战时所乘的六匹骏马而诏令雕刻的，传其画稿由唐初著名画家阎立本绘制，并由画家本人主持雕刻。

       作品采用浮雕形式，构图新颖、刀法洗练，造型逼真，是唐代石刻艺术中的杰作。

       1914年，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䯄"流失国外，现藏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现存四件石雕均属国宝级文物。

       特勤骠。昭陵六骏之一，为唐太宗武德二年征讨宋金刚时的坐骑，毛色黄白、嘴呈微黑色。浮雕以浅浮雕手法刻画战马行进姿态，四肢迈步、体态雄健，虽石刻断裂破损，仍展现了骏马强健挺拔的身形与饱满肌肉线条。此马源自突厥特勤部，随李世民平定北境，战功卓著。雕刻风格雄浑简练，侧重表现战马沉稳骁勇的行进气势，既记录了大唐初建时的征战往事，也彰显初唐石刻写实雄健的艺术水准。

       青骓。青骓为李世民武德四年虎牢关大战王世充、窦建德时所乘战马，毛色苍白。浮雕刻画骏马四蹄腾空、全速疾驰的奔跃姿态，四肢舒展、身形矫健，动感十足。画面生动还原了战场上飞速冲杀的场景，战马身中五箭仍奋勇向前，五箭全部‌迎面射中‌，体现冲锋时迎箭疾驰之态，石刻定格其奔腾瞬间的无畏气概。浮雕以流畅简练的轮廓勾勒奔马体态，弱化细碎纹饰，全力突出极速冲锋的力量与动感，是初唐浮雕表现动态之美的经典作品，见证了大唐一统中原的关键战事。        什伐赤。什伐赤同样服役于虎牢关决战，是李世民对阵窦建德、王世充的重要战马，毛色纯赤，名字源自波斯古名。浮雕上骏马凌空飞驰，四肢完全舒展，身姿轻盈又充满爆发力，马匹在激战中身中五箭，五箭皆中‌臀部‌（含一箭从背后射入），负伤后依旧奋勇疾驰。这件浮雕以极具张力的动态构图，还原了虎牢关惨烈酣战的场面，兼具历史纪实价值与高超的造型艺术。        飒露紫。飒露紫为李世民征讨东都时的战马，也是六骏中唯一有人物形象的浮雕。画面右侧骏马静立，前胸中箭，神情隐忍；左侧大将丘行恭躬身俯身，正为战马拔箭，人物装束、佩刀、箭囊刻画细致。原作现收藏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现存为复刻品。整件作品叙事性极强，将战场危难时刻人与战马的深厚羁绊定格，刀法细腻传神，既歌颂了战马忠勇，也颂扬将士忠义，是昭陵六骏中人文内涵最丰富的一件浮雕。        拳毛䯄。拳毛䯄是李世民平定刘黑闼时的坐骑，毛色黑黄、毛卷盘旋，激战中身中九箭。浮雕上战马缓步前行，身侧遍布箭簇，四肢稳健却带着征战后的疲惫。骏马体态肥硕雄健，肌肉骨骼刻画精准有力。原作现收藏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展品为复刻品。这件浮雕不刻意渲染奔腾之势，而是以满身箭伤诉说战事惨烈，以厚重写实的雕刻，赞颂战马为主主赴死的壮烈，悲壮感极强。

       白蹄乌。白蹄乌通体纯黑、四蹄雪白，是武德元年（618年）李世民在陕西长武浅水原盒薛仁杲作战时所乘战马。浮雕塑造出骏马凌空狂奔的迅猛姿态，身形紧凑有力，四肢翻飞，尽显长途奔袭的强悍耐力。当年李世民凭借此马昼夜疾驰、击溃敌军，平定陇西。石刻虽碎裂多处，但奔马一往无前的迅猛气势扑面而来，简洁粗犷的线条勾勒出战马剽悍强健的体魄，既铭刻了大唐平定西北的功绩，也代表了初唐陵墓石刻豪迈大气的艺术风格。

唐贞观九年（635年）石虎，三原县（唐高祖）献陵。

       这件唐代石虎为陵墓神道石刻，造型浑厚质朴，风格简练大气。石虎呈缓步前行的站姿，身躯敦实厚重，四肢粗壮稳健，力量感浑然天成。雕刻摒弃繁复细碎的纹饰，以大块面塑造躯体轮廓，仅简单勾勒眼部与口鼻，神情沉稳威严。它继承了北朝至初唐石刻雄浑简练的审美，既有猛兽的威慑之气，又透着唐代前期宏大磅礴的时代气质，是唐代帝陵石刻体系里极具代表性的瑞兽作品。

唐会昌六年（846年）鸵鸟，三原县李炎（唐武宗）端陵。

       这件唐代鸵鸟浮雕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珍贵物证。鸵鸟曲颈回首，身形饱满圆润，长颈优雅弯曲，羽翼、腿部刻画简练写实，下方以层叠纹路表现山石地面。鸵鸟并非中原本土物种，是唐代西域诸国进贡的珍禽，将其刻于帝陵石刻，既彰显大唐万国来朝的强盛国力，也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繁盛。浮雕刀法古朴凝练，构图饱满和谐，将异域珍禽融入中国陵墓礼制艺术，兼具纪实性与装饰美感。

唐（618--907)走狮，礼泉县吴村。

       这尊石狮气势雄浑，为唐代陵墓典型镇墓瑞兽。石狮昂首挺立，双目微阖，阔口微张，神态雍容威严。颈部与身躯以整齐流畅的竖线雕刻鬃毛，线条规整有序，既表现出毛发蓬松茂密的质感，又让整体造型庄重规整。石狮体态壮硕，四肢稳固伫立，肌肉线条含蓄饱满，没有后世石狮的繁复夸张，充满盛唐大气从容、沉稳厚重的气象。雕刻技法简洁概括，以雄浑体量感营造镇守陵寝的肃穆气势，完美体现初唐石刻雄浑壮阔的艺术风貌。

唐（618--907)走狮，礼泉县吴村。

       此尊走狮动态感十足，区别于常见的蹲狮样式，呈现迈步前行的姿态，威猛灵动。石狮头部侧转，双目圆睁，嘴部微启，神情凶猛有力；身躯壮硕结实，四肢迈开，步伐稳健有力，狮身残存古朴纹饰。最特别之处在于狮腹侧面附有一小形武士俑残像。

唐（618--907年）卧羊，1992年西安市灯泡厂工地出土。

       这件唐代卧羊石刻姿态安详，跪卧于方形基座之上，造型温顺雅致。羊角螺旋卷曲，轮廓圆润流畅，五官刻画柔和沉静；羊身以细密规整的平行曲线层层雕刻羊毛，纹理排布整齐细密，细腻地还原了羊毛蓬松丰厚的质感。石羊身形圆润饱满，神态平和温顺，在唐代陵墓石刻中，羊寓意吉祥、祥和与孝道，象征祥瑞安宁。石刻刀法细腻规整，风格温婉典雅，与威猛的狮虎瑞兽形成刚柔互补，尽显唐代石刻兼顾雄浑与细腻的高超技艺，也承载着古人吉祥祈福的美好寓意。

       这幅《春梦》写意仕女画笔墨清雅，描绘杨玉环慵懒斜倚于山石之上，身姿柔美曼妙。仕女发髻点缀红花，衣衫飘逸素雅，指尖轻拈花蕊，神情温婉恬静。身旁藤蔓繁茂，彩蝶翩跹飞舞，画面意境柔美缱绻。以灵动线条勾勒体态，淡彩晕染服饰，展现了古典美人的温婉气韵，极具东方仕女画雅致韵味。        生命之光。此幅西北大漠山水画气势苍茫雄浑，以浓墨重彩勾勒戈壁山崖，山间点点艳红林木醒目亮眼。层层远山覆着皑皑积雪，天地辽阔空旷。数支骆驼商队穿行于旷野之间，沿着古道缓缓前行，远近错落排布。笔墨豪放苍劲，描绘出丝路古道苍凉壮阔的风貌，还原了古丝绸之路商旅跋涉的壮阔图景。        碑林艺术品商店是典型的北方明清仿古砖木院落建筑。灰青筒瓦层层叠叠铺成飞檐屋顶，檐角雕花古朴精巧。青砖砌筑墙体，木格古窗充满韵味，门楣黑底金字牌匾端庄醒目，两侧大红灯笼高悬，古建氛围浓厚，与碑林整体古风环境相融，售卖书画碑拓等文创艺术品，古韵十足。        贵宝堂深藏碑林古院之中，屋顶青草依依，青瓦飞檐古色古香。门前一株古柏姿态苍劲，枯虬枝干伸向屋宇，一侧尚有翠绿枝叶，枯荣相映颇具禅意。朱红大门搭配古朴匾额，大型国庆书画展条幅立于门侧。院落绿植环绕，古木与古建彼此映衬，静谧雅致，浓厚的书画文艺气息扑面而来。         为孩子在西安碑林的地标建筑孝经亭前打个卡。

　　当然也要留下老陈的标志性招牌笑容。

       西安碑林博物馆大门庄重古朴，整体为中式门楼形制，青灰砖墙沉稳厚重，两扇朱红大门肃穆大气。上方匾额题写馆名，笔力浑厚端正。屋顶是传统歇山顶样式，灰瓦翘檐精巧规整，四周古树繁茂葱郁，枝叶掩映门楼。整座门楼端庄大气，兼具文庙建筑的肃穆感与书香气息。

       西安孔庙影壁。整面墙体由青灰古砖垒砌而成，墙体厚重古朴，墙檐装饰着精巧繁复的卷草纹样砖雕，工艺细腻典雅。墙面正中镶有雕花边框，内嵌浑厚庄重的“孔庙”二字，字体雄浑端正。两侧古树枝干舒展，枝叶轻覆墙头，斜阳为青砖镀上暖调光影。整座影壁肃穆沉稳，既尽显传统礼制建筑的威严格局，也烘托出西安文庙绵延千年的儒雅文脉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