衬衫

那秋

一九八零年，我上高一。学校那座三层教学楼刚竣工，灰白色，在周围一片平房里头像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棵新树。老师说，这叫步步高升。可我们高一（三）班，在一楼最东头。

推开教室门，一股新砖新灰的气味扑面而来。教室不小，架不住人多——七十三个，一人一桌，从讲台跟前一直排到后墙。第一排的桌沿几乎顶着讲台，最后一排背贴着墙，转身都费劲。课桌是新的，木头还泛着白茬，谁趴在上面睡觉，起来时额头上准印着几道杠。

人多，什么都挤。下课想出教室，得先跟同桌说一声，同桌再拍前面那个的肩膀，一个传一个，一排人都站起来，侧着身子，把凳子往前推，挤出一条缝。你从那条缝里蹭到过道，才算真正站起来了。为这个，我练出了本事——能憋着两节课不上厕所。

老师的办公室都是平房，在操场西边，一溜排开。语文组、数学组、理化组，每间屋子几张旧办公桌，几把木头椅子，桌上堆着一摞一摞的作业本，本子边角都卷着。有的老师把茶杯搁在作业堆上，杯底洇出一圈茶锈，黄褐褐的，像年轮。孔老师的茶杯搁在最底下那摞上，杯口缺了个小茬，他用胶布缠过。

我们的宿舍也是平房，大通铺。十几个人睡一溜，铺板底下铺着麦秸，上面是各人从家里带来的褥子，厚薄不一，颜色各异。晚上睡觉，谁翻个身，整排铺板都跟着吱呀。冬天还好，人挨人挤着，暖和。夏天就难过了——屋里没有风扇，窗户开着也进不来多少风，蚊帐一挂，里头更闷。下晚自习回来，一身汗，拿蒲扇扇半天，扇着扇着睡着了，扇子啪嗒掉在脸上。

高一那年夏天过去了。到了高二，日头更毒。文理分科后，隔壁班并过来十几个，桌子加到了七十六张——多出来的那三张是从隔壁教室抬过来的旧桌子，桌面上有字，被刀刮过。刮不干净，还能认出上一届学生写的人名。

孔老师，五十来岁，矮胖，圆脸，戴一副黑框眼镜，镜腿总往下滑，讲几句话就用手往上推一下。每次从办公室走到教室，进门时额头就湿了。往讲台前一站，掏出手帕擦擦脸。开始讲课。他声音洪亮，一句“同学们，今天讲摩尔”能从前墙震到后墙。可讲着讲着，声音渐渐慢了，擦汗的频率越来越高。他在黑板上写化学方程式，粉笔吱吱嘎嘎地响，写着写着，抬起胳膊，袖口往额头上一蹭。我坐在第二排，能清清楚楚地看见他后背——白衬衫洗得很薄了，汗一湿，贴在脊梁骨上，一节一节地，像一条水渠从后颈往下淌。汗渍从一小块慢慢扩成一大片，最后整个后背都是深色。这些年我也见过别人汗湿的衬衫，没有一件是这样的——那汗是从脊梁骨那一节一节往下走的，是有秩序的。

有一回，他画原子结构示意图，画到一半，粉笔断了。他转过身来找粉笔，我们看见他整张脸都是红的，汗珠子从鬓角往下滚，顺着下巴滴到讲台上。他弯腰捏起一小截粉笔，直起身，喘了口气，说：“这屋里比太上老君的炼丹炉还热。”全班都笑了。他拿粉笔的手摆了摆，接着画。

不过也不总是这样。有一回他讲有机化学，讲到自己当年在实验室里第一次合成出某种东西，忽然笑了，拿粉笔的手在空中划了一下，说“那才叫有意思”。他说，那东西是什么颜色、什么气味，说那天晚上回去，骑车骑过了自家门口。讲完这些，他停住了，看看我们。又看看黑板，最终没说出来，抬手在黑板上写下那个物质的名称。那几分钟，他后背的汗好像停了。

到了晚自习，才是真正的考验。十点一到，电灯灭了。教室里窸窸窣窣一阵，蜡烛一根一根亮起来。七十三个影子在墙上晃。有一天晚上，前排一个女生忽然流了鼻血，滴在卷子上，红了一片。她接过来草稿纸堵住鼻子，另一只手还在画辅助线。靠过道的一个男生把自己的蜡烛往她那边推了推，推得很快，头也没抬。

我们这一班人，一个一个地考了出去。一九八三年夏天，成绩下来那天，我回学校拿通知书。教室门开着，桌椅还在，可坐的人少了很多。我走到自己原来的位置，桌面上那道用圆规刻的线还在。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第一排的桌沿，还顶着讲台。

很多年过去了，有一次我路过老家的中学，进去看了看。那座三层的教学楼不知什么时候被拆了，原地起了新的六层综合楼，有空调，有电梯。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想起那个后背上汗湿的白衬衫，看见第一排的桌沿，还顶着讲台。

那味儿，现在闻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