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青春

云水禅心

单人校的课表从来不是钉死在墙上的死规矩。想把两节课并成一节讲重难点，没人来拦你；学生作业完成得利落，多给他们半节课的时间去操场跑跳也没人有意见；拉着后进的孩子在桌边一对一辅导，从放学一直讲到暮色漫进窗户，也没人来催你下班。

到了中心校，一切都按最严格的作息卡着点走。专门的打铃人掐着钟点敲铃，或是轮值的老师攥着哨子，分秒不差地吹起上下课的信号。铃声一响，讲台上的老师必须结束授课——拖堂，可能挤占下一位老师的课时，擅自调课更是绝不允许。真有没讲完的内容，得提前和下一节课的老师协商，人家腾不出空，你就只能把剩下的知识点攒起来，等自己下一次有课再讲。今天没排你的课，就只能等到明天。

在这样的规矩里，"向课堂45分钟要质量"就成了所有教学的核心命门。所有知识点必须在课堂上消化透，留下的“夹生饭″是给学生添负担，也给自己的后续教学埋下隐患。这就要求备课必须做到极致：一节课的核心目标、讲授路径、互动设计、辅助教具，站到讲台前就得全部烂熟于心。不止要熟悉教材，更要把教材的重难点、课文前后关联等都烂熟于心。对我来说，啃教材就是每天最要紧的事。

那时候，没有如今这么发达的网络资源，网上一搜就能找到成套的教案参考。我们手里只有课本和薄薄一本教师参考书，剩下的经验，全靠追着教了几十年书的老教师请教，或是在昏黄的灯光下，一笔一划自己编写教案。

五年级是小学毕业班，课时排得满满当当，从早读到晚自习，上午五节，下午四节，全是统考的必考科目，音体美这些"副科"，全部停止。尽管上级要求开全开足课程，可在“成绩就是学校生命线″的年代，教室里就出现了两份课程表——在实际授课的课表上又贴了一张应付上级检查的课表，而且各学校师生口径一致，所以，检查是查不出的。

我每天除了上课，剩下的空余时间，几乎全耗在了备课和学习上，一页一页啃教材、磨教案。现在想想，年轻就是好，精力旺盛，心无旁骛，坐得住冷板凳，熬到深夜改完作业，天不亮又爬起来喊学生起床，第二天站在讲台上依旧精神抖擞，好像根本不知道累是什么。

支撑着我们熬下来的，除了年轻人的心气，还有那根实实在在绷紧的弦：学生的考试成绩公开排名，代教老师实行末尾淘汰，工资直接和成绩挂钩——考得差了，不仅可能丢了饭碗被辞退，还要直接扣发工资。代教的工资本来就微薄，被辞退是全乡都知道的难堪事，要是挨了罚款，连着几个月的起早贪黑都等于白忙活。谁也不敢松半口气，每一节课都攥着十足的劲儿去上。

站在讲台上的那几年，总觉得自己有掏不完的力气。讲课的时候倾尽全力，讲到嗓子冒烟，就抓起讲台边的搪瓷缸喝两口凉白开。那几乎是所有乡村教师的标配，讲台上永远摆着老师的喝水杯。有一回我嗓子发炎肿得说不出话，金嗓子含片揣在兜里，前前后后吃了一个多月，最后哑得连出声都费劲，也没舍得把自己的课时让给别人。那时候心里只有一个最朴素的念头：我自己的嗓子能扛，学生的课，一天都不能落。

教书这份活，从来都是磨嘴皮子的活。几十个孩子的智力天差地别，理解力、记忆力完全不在一条线上，你就得耐着性子，把同一个知识点翻来覆去讲上好几遍。可讲着讲着忍不住就拔高了音量，连吼带骂地再讲一遍。台下几十双亮晶晶的眼睛跟着教鞭转，我指到哪里，他们的目光就追到哪里。那时候我总以为，只要我讲得足够细、足够清楚，这些知识就一定能顺着孩子们的目光，稳稳当当地刻进他们脑子里。

可零散的知识点攒得越多，越容易混在一起。等整本书全部讲完，回头一测才发现，历史背景、起止时间、人物事件、历史意义，在他们脑子里全搅成了一锅粥，张冠李戴的错题满卷子都是。我攥着那叠试卷，看着上面刺眼的红叉，站在走廊里，急得半天没说出话。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去找了教了十几年书的老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