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迹不问心，“职业打假”何罪之有？续篇（之四）

愚作成

《问迹不问心，职业打假何罪之有？》（之四）——“诛心之论”！警惕正当维权被污名化，运动式整治“职业打假”矫枉过正

笔者就职业打假议题连篇累牍，此为第四篇。明知此话题敏感、舆论风向不利，仍旗帜鲜明撰文力挺，非为标新立异，实因眼见合法维权者蒙冤入罪，而舆论场中"问心"之诛愈演愈烈，不能不言。

民间素言，徒法不足以自行。立法设立惩罚性赔偿，本意便是借助民间力量，弥补行政监管之手的不足，以民事索赔倒逼商家敬畏法度，规范经营，遏制制假售假泛滥。然则近年舆论场上，凡谈及职业打假，动辄便与敲诈勒索、非法占有、寻衅滋事绑定，仿佛凡是以索赔获利的维权，天然便带着原罪。此乃典型的"问心"逻辑——不问行为之迹，专究主观之心。殊不知"问心天下无好人"，若以动机纯否论是非，则天下正当维权尽成敲诈勒索，消费者但凡主张赔偿便先陷于自证清白的泥潭。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打假本身并无过错，只要立足事实、凭据依法的职业打假，究竟何罪之有？

罪刑法定，乃是刑法的基石。敲诈勒索成立，必备两大要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之目的，客观上实施虚构事实、栽赃陷害，以胁迫要挟强取钱财的行为。用"问迹"的标准审视——迹者，客观事实也。倘商品确系假冒伪劣、过期不合格，维权人确已完成购买，凭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主张惩罚性赔偿，无论其是否以此为业，其请求皆源于法律赋予的实体权利。协商之时开价高低，仅属于民事和解谈判的博弈，诉求过高不等于非法占有，谈判漫天要价，最终自有法院居中裁断。即便法院不完全支持索赔金额，也绝不可仅凭索赔数额，便径直将民事纠纷升格为刑事犯罪。

殷鉴不远的典型，郭利、黄静两起打假维权领域的冤错案件，便是沉重的历史教训。郭利因女儿食用的奶粉确含三聚氰胺而索赔，反被以敲诈勒索罪判刑五年，直至再审改判无罪，后依法申请国家赔偿；黄静因所购笔记本电脑确装测试版处理器而索赔，被羁押近十个月，后经检察机关以证据不足不起诉，明确其索赔属维权行为而非敲诈勒索，并获国家赔偿。两案当事人皆因商品确实存在质量缺陷、和解谈判中提出较高赔偿诉求，即被商家控告敲诈勒索，历经羁押乃至错误定罪，最终经司法纠偏洗清冤屈。前车之鉴警示世人：这两起案件的共同病灶，恰恰就是司法者陷入了"问心"的迷思——不看商品确有缺陷之"迹"，反去揣测维权人"想多要钱"之"心"，以主观动机替代客观要件，把合法民事维权随意刑事追责。切不可再蹈覆辙，陷入运动式整治的思维，出现矫枉过正。

必须厘清：我们所坚决支持的，是基于客观事实的打假维权，绝非调包伪造异物、篡改生产日期、刻意制造假货缺陷的"假打"。此种捏造/证据、借举报投诉大肆勒索钱财的行为，不属于维权，属于彻头彻尾的敲诈，理当依法打击惩处，这一点并无争议。但打击"假打"，靠的也应当是查清客观之"迹"——有无栽赃、有无伪造，而不是靠揣测"此人是不是职业的""此人是不是想赚钱"。不能因为存在个别人恶意碰瓷式索赔，便对全部职业打假一概污名化，更不可借整治"假打"的风口，反向压制正当维权。

还须高度警惕不良商家的反向碰瓷、恶人先告状：自身售卖劣假商品有错在先，面对消费者合法索赔，不选择退赔纠错，反而抢先报警，罗织敲诈勒索的罪名，企图借公权力打压维权民众。现实之中，部分商家产品确有违法硬伤，不去反思自身制假售假的过错，一旦遭遇索赔，便动辄报警，扣上敲诈勒索的帽子，试图以刑事手段化解民事债务，把本该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转化为对维权者的人身追责。商家这一招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利用了"问心"思维的漏洞——只要把维权者描绘成"逐利之徒"，舆论与办案人员便容易先入为主，对正当维权者“疑罪从有，有罪推定”，忽略商品确有问题的客观之"迹"。此种现象值得司法实践高度警惕。

现行《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设定五万元的入罪门槛，应当警惕该条款在现实当中被片面解读、不当利用。五万元仅为该罪的追诉数额起点，并不代表销售额未达此数即可肆意制假售假。可在实际市场环境下，这一条款客观上容易被不良商家当成挡箭牌，钻规则漏洞，刻意控制违法经营金额游走于刑事红线之下，以此规避刑事追责，无形之中助长部分不法商贩心存侥幸，制假售假有恃无恐。制假售假数额不足五万，虽然不构成刑事犯罪，却绝不等于制假售假合法，行政罚款、民事退赔依然不能免除。个别商家便钻此条文概念缝隙，刻意把刑事不起罪，歪曲为全部责任归零；更有部分舆论片面渲染职业索赔之弊，却淡化商家售假的根源过错。这背后同样是一种双标的"问心"：对商家，不问其制假售假之"迹"，只说"金额不够不入刑"，轻描淡写；对维权者，不问其凭据是否属实之"迹"，专抠其"动机不纯"之"心"，重拳出击。

时下有一种论调：打假不能谋利，维权只能不计回报。可普通人耗费时间、金钱购买送检、奔走投诉应诉，付出实实在在成本，凭什么要求只能义务奉献？法律条文从未规定，消费者维权必须大公无私，主观带有谋利目的，并不剥夺维权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亦明确，食品药品领域，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之内，知假买假的惩罚性赔偿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商家不得以购买者知假买假为由进行抗辩；法律并未把"是否以此为生"作为否定权利的前提条件。

此处须严辨一字之差——"牟利"与"谋利"，语义判若云泥。

牟利之"牟"，历来作贪取、攫取解，引申为以不正当手段攫取利益，自带违法性与道德贬斥，是贬义词。刑法语境中，"牟利"一词多出现于"以牟利为目的"的犯罪构成要件，指向的是非法占有的主观恶性。

谋利，则是通过合法途径、正当方式谋求利益，是中性词。商人经营曰谋利，劳动者务工曰谋利，消费者凭法律赋予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主张赔偿，同样是谋利。谋利不等于违法，更不等于犯罪。

公权力在办理职业打假案件时，诛心之论的核心话术，正是将"谋利"偷换为"牟利"——把维权者依照法律主张惩罚性赔偿这一正当谋利行为，贴上"以牟利为目的"的标签，进而推论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再以此为跳板，将民事纠纷升格为敲诈勒索的刑事指控。逻辑链条看似完整，实则第一步就偷换了概念：惩罚性赔偿是法律明文赋予的权利，依权利主张赔偿，是谋利，不是牟利；是依法求偿，不是非法占有。

目的谋利不等于目的非法占有，二者万万不可混为一谈——而这恰恰是"问心"逻辑最致命的混淆：把"想依法拿到赔偿"等同于"想非法讹诈钱财"，把民事索赔中完全合法的利益期待，偷换为刑事犯罪的主观要件。不问商品是否确有缺陷之"迹"，专抠维权者"想拿钱"之"心"，再把这个"心"定性为"牟利"而非"谋利"，诛心之论由此而生，冤案由此而出。

当然，职业打假确有边界，不能无限放任。批量疯狂囤积商品，专抠不影响安全的标签文字瑕疵，批量流水线式诉讼，大肆消耗司法与行政资源，此种过度谋利行为，司法也应当予以适度约束。但约束应当止步于民事层面：不支持超额的赔偿请求、驳回不合理诉讼，足矣。刑法应当保持谦抑，刑法是社会治理的最后手段，不可轻易越过民刑边界，把民事争议刑事化处理。区分正当打假与恶意索赔，标准始终是"迹"而非"心"：有无真实购买、商品是否确有瑕疵、索赔有无法律依据，查清这些客观事实，远比揣测维权者"心里怎么想"靠谱得多。

社会治理，切忌运动式摇摆。既不能放任恶意索赔横行，亦不可矫枉过正，为呵护营商环境而牺牲消费者合法权益。打击应当精准对准"造假、碰瓷式假打"两头，而不是单单对准民间维权一方。评判的标准，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话——问迹不问心。

职业打假客观上净化商业市场，倒逼商家规范诚信经营，不敢不想不能制假售假，整体上利远大于弊。因为有假冒伪劣、制假售假，所以才有打假——包括职业打假，这是不争的因果逻辑。没有制假，何来打假？职业打假人奔走于市井街巷，以个人之眼替监管之眼查漏补缺，以个人之诉替公益之诉发声发力，过期食品下架了，假冒商品曝光了，标签违法收敛了——这些实实在在的市场净化效果，岂是"逐利"二字可以一笔抹杀？

制假售假才是市场乱象的源头。商品无假，何来打假？倘若市场之上商家皆恪守法度，不卖假货劣品，职业打假自无生存土壤。不去苛责制假者，反而诘难揭露假货之人，逻辑上本就本末倒置。

职业打假何罪之有？罪不在知假买假，罪不在依法索赔；有罪的，是栽赃构陷、伪造证据的假打假，是肆意制假售假、践踏消费者权益的不法商家。司法裁判当牢牢恪守罪刑法定，坚持问迹不问心，分清民刑边界，不被舆论风向裹挟，汲取郭利、黄静案件的教训，力戒运动式整治带来的矫枉过正，甄别防范商家反向碰瓷，审慎看待五万入刑门槛的作用，既不放纵敲诈勒索，亦不让正当维权者蒙冤——方是法治市场应有之义。

2026年9月27日

于春风与湖

附：本文事实与法条来源：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刑法2023汇编版）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9号）第十二条；《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1〕17号）第三条。

3. 郭利案：获刑5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年4月7日再审改判无罪，终获国家赔偿63.183.14元（最高人民法院官网、央视新闻）

4. 黄静案：2006年因购华硕笔本电脑被商家作假欺诈，协商索赔500万美元，被以涉嫌敲诈勒索等罪名羁押295天；2007年11月9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作出不起诉决定，明确索赔仅属维权过度，不构成敲诈勒索；2008年11月获国家赔偿29197.14元（央视网、央广网、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