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田小学：嵌在岁月里的灯塔

晴

一 开篇

清晨，村庄弥漫着清新的气息。上午回村参加党员大会，见时间尚早，便漫步走向原半田小学的旧址。当我走近清幽古朴的圣王堂，深情地环视着这片当年的校园，虽然旧貌已无踪影，但头顶依旧是那片天，脚下依旧是那块地。那一刻，眼前仿佛浮现出小学老师们亲切却已模糊的身影，还有同学们笑靥如花的一张张稚嫩脸庞；恍惚间，小学课堂的琅琅书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时光倒流，心如潮涌。

二 半田小学的旧日时光

据《仁丰义序》记载，半田小学始创于1943年6月，由半田村的黄人武先生牵头出资，暂借村里的圣王堂作为校舍开堂授课，成了彼时周边孩童难得的就学去处。

六十年代初，我曾在此上学。由于时隔一甲子，小学情景记忆已然模糊，幸得与爱钦同学共同回忆，才拼凑出当年的轮廓：原福州市义序半田小学，隶属于义序学区，主要招收半田村及部分中山村民子女入学，学校主入口朝东南方向，入内即圣王堂，其两侧厢房和后大厅被隔成教室，中间大戏台旁的二楼是教师办公室。圣王堂后面是中山村的大鱼塘；堂的右侧是操场——我的入队仪式便是在这里举办的，后来操场移到了现在文化宫生产队的晒谷场；左后侧靠鱼塘处是男女厕所，侧边小路直通黄金华发同学家。六十年代学生激增，教室不足，还租借过他家的厢房用作教学。圣王堂后边角设有教师食堂，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依姆负责采买炖饭，还兼顾上下课敲钟。

我那时一年级的教室在堂内左侧，站在椅子上，就能望见右侧二楼的教师办公室。随着村里适龄入学的孩子数量猛增，狭小的圣王堂再也容不下越来越多的书桌，学校只得临时借用附近学生黄金发家的宅院分散上课。为了理顺教学秩序、解决教室紧缺的难题，1964年学校决定，在紧挨着圣王堂地址上，动工新建一栋单层教学楼。

当时办学经费十分紧张，建房所用的砖瓦，全靠土船顺着半田透支河运到学校附近的河岸。我们这群半田小学的小同学们，就拿着畚箕，抬的抬、挑的挑，像蚂蚁搬家似的一块砖、一片瓦，把所有建材一点点运到了施工工地上。还记得木工伙俤师傅手艺很好，下课时我经常看他操作，心想长大后当木工也很好。等到建筑完工，坐在崭新宽敞的教室里时，大伙的心里都像揣了块暖乎乎的蜜糖，满是说不出的高兴。

我是二年级下学期加入少先队的。入队仪式上，高年级同学给我系上红领巾，校长给我们讲红领巾的寓意：那是红旗的一角，是用烈士鲜血染成的，我们要加倍努力学习。在辅导员老师带领下宣誓，我们激情澎湃，真真切切觉得自己要做革命的接班人。辅导员住在半田村，瘦身高挑，腰肢纤细，青春靓丽，圆脸上总带着笑，同学们都爱听她说话。因班上只有几个同学入队，我那时感到特有面子。

我们小学生经常参加义务劳动，其中“除四害”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农村秋后是鼠害最严重的季节。那时学校给各班分配灭鼠指标，为完成指标，我们下午课后三五成群，拿着锄头在田野上找鼠窝，用锄头刨，用水灌，逮住老鼠后把尾巴剪下交给老师。班级里我交的老鼠尾巴最多，因为我家里有一只母猫，经常叼老鼠给小猫吃，家里阁楼上有小猫吃剩下的老鼠尾巴，我捡了用小绳绑了，提去学校交给老师，所以经常受到表扬。

印象很深的一次，下午放学后我没及时回家，和同村的黄牛生等三个伙伴，躲在依桃的大宅院里偷偷打扑克，不巧被巡查的振南老师撞个正着。扑克当场被没收，我们几个还挨了一顿哭笑不得的训斥。

1966年，文革的热潮席卷而来，全社会都裹在一股无处安放的亢奋情绪里，大伙忙着闹革命、搞造反，工厂停了工，学校也纷纷停了课。我们这群半大的孩子瞬间成了无拘无束的小鱼儿。那时当红卫兵年龄太小，没资格，也没有红小兵一说，那就跟着黄依富同学当“红卫军”吧。红袖章要一角钱，回家向父亲要，钱是给了，但大人劝我要好好读书，不要跟人瞎闹。戴上红袖章后，觉得很有派头，成天在街上看看大字报，观看戴高帽被批斗的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最出格的事，是受黄牛生同学鼓动，一起到振南老师办公室要回被没收的扑克牌，并在教室里公开打牌。

文革刚开始，校长还特意请了建新公社的中学生来教我们唱语录歌。日子久了新鲜感褪去，大伙连学校门都懒得进，就在家帮忙大人在自留地里种菜、浇水、除草来打发时间。那时候我对不用上学的日子倒没觉得有多沮丧，毕竟家家户户的孩子都不去念书。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特殊年代里，念过书有文化的人之后要上山当知青，反而是常事；没读过多少书的反倒能留在家里，陪在父母身边。

两年后学校通知复课，我已经被动员前往廿一中就读了。算下来我在半田小学前后就读了四年光景，却正好赶上1966年文革掀起的乱局，连一张全班的小学毕业集体合影都没留下——在那时天下大乱的环境里，“毕业”本身就是个没人顾得上的说法。因为没有毕业照，我也记不清谁是当年的同班同学了。如今看着现在幼儿园的小娃娃们都能热热闹闹拍上正式的毕业合影，我这颗饱经岁月沧桑的心，总免不了泛起一丝淡淡的怅惘。

"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明媚的阳光照新屋，门前开红花…″ 想来我的同学，多半还能哼起这首《美丽的哈瓦那》。

它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为声援古巴人民反美斗争创作的歌曲，是那么好听，抒情略带一丝淡淡的忧伤，坚韧裹夹悠悠的浪漫，旋律饱蘸满滿的正义感。曲调简单明快、朗朗上口，几乎随便听上两遍，就能跟着节拍哼唱起来。我最初正是从这首歌里知道，在地球遥远的另一边，有个盛产蔗糖的国度，它的首都叫哈瓦那。至今还能清晰记起，当年音乐课上，老师带着我们一句句学唱，就连操场集合整队的间隙，大伙也总会扯开嗓子高歌，在上、放学路上，嘴里都忍不住下意识哼起这段调子。

如今隔着数十年的岁月回望，这熟悉的旋律一冒出来，当年和同学们一齐唱歌的旧时光瞬间就涌到眼前，满是穿越漫长岁月的鲜活亲切感。

三 忆两位恩师

在我求学的岁月里，有两位老师的身影，时隔一甲子仍清晰如昨，每每想起都满是温热的感念。

中级算术老师郭振南，因络腮胡，被我们私下称为“胡须伯”。四十多岁的年纪，中等个头，身形偏瘦，常年一身洗得妥帖的中山装，左胸口袋总别着一支钢笔，在阳光下偶尔闪出细碎的光。他为人精明干练，平日里不苟言笑，周身带着一股老派教书先生的严谨劲儿。他家住郭宅村，往返家校的路上总捧着一份报纸边走边看，另一只手还捏着小夹子，时不时抬手拔掉新冒出来的胡茬，那模样成了我们学生眼里独有的标志性画面。

文革初期，看着红卫兵上街造反、随意批斗教授的乱象，他满心愤懑，好几次私下拉着我们几个学生低声感慨：“这成什么体统？”在那个人人噤声的年代，这份藏在严肃面孔下的正直与清醒，让年少的我们悄悄生出了几分敬畏。

初级算术老师钦华，因年轻，学生们都爱叫他“钦华帅”。二十出头的年纪，个子不算高，性格憨厚又热忱，待我更是格外上心。有一回全班检查作业，我前一天贪玩忘了写，情急之下骗他说铅笔用完了，笔用得太快家长不肯再买。他听完没当场戳穿我，反倒以为我家境贫寒买不起文具，特意把我叫到楼上的办公室，从裤袋里摸出一毛钱塞到我手里，让我赶紧去买支新笔。回家后与母亲说了此事，母亲取出一角钱让我赶紧还给老师。在学校办公室里，老师还拉着我的手谆谆叮嘱，要我好好读书，别在学习上马虎偷懒。那温热的一毛钱，还有他眼里藏不住的殷切期盼，可惜学生愚钝，辜负了恩师的期望。如今岁月匆匆走过六十年，当年的少年早已鬓角染霜，可两位老师留在我生命里的温度，从来没有淡过半分。

四 年少轻狂的插曲

像我这般年龄的人，都记得当时一支口口相传于学生之中的民间诙谐小调，那是调侃老师的：“先生先生，面向鼓山，爱吃肉骨，与狗相争。”（福州人尊称教师为“先生”，此曲用福州话念很押韵）。当初读得朗朗上口，觉得好玩，唉，真是年少轻狂。

记得有一次因迟到，受个别同学怂恿，一起逃学到机场边水闸上玩耍了半天。老师叫同学通知家长，我被母亲狠狠地揍了一顿，从此再也不敢逃课。现在回想真无知，真可笑。

上一年级的冬季，祖母将大姐穿过的棉袄改给我穿，怕被同学讥笑，我死活不肯穿去上学，被母亲打了一顿，最后还是被押着心不甘情不愿地去了学校。其实那时候学校学子大多出身清贫，身上的衣裳都是缝补过的旧衣，赤脚上课是常事。那是天气真冷，土路上结着白霜，脚趾都生了冻疮。可大伙都比较懂事，老师们也都和蔼可亲，课堂氛围轻松又鲜活。平日里老师布置的作业不多，期末也有统一考试，内容不算难，大家空余的大把时间都泡在看小人书、玩耍或回家帮家长做家务事上。

五 嵌在岁月里的灯塔

世事浮沉，沧海桑田。上世纪末，人口逐渐向集镇流动，乡间入学人数逐年锐减，各地乡村学校随之开启撤并进程。我记忆里那座虽经过多次扩建、承载了无数童年的半田小学，也在时代浪潮中悄然隐去身影。

2016年，半田小学正式拆除，在校的孩子们全部并入了义序中心小学。往日里飘着读书声的校址，重新变回了圣王堂，再次成为乡民们焚香祈福、顶礼膜拜的地方。这所伫立了七十三年的乡村小学，曾为一代代乡民扫去文盲的蒙昧，托举起好几代人的文化起点，终究还是顺着历史的车流慢慢退出了现实的视野。我虽然只在此就读四年，可从来没有从我的心里消失过——它是我整个童年的鲜活见证，是带我叩开知识大门的第一盏启蒙灯，是我往后漫漫人生里永远亮着的灯塔。

在那些滚烫的童年记忆里，握着粉笔站在讲台上的启蒙老师，一同在操场追跑、在课堂上传过小纸条的同窗好友，早已和我的童年长在了一起，深深嵌入灵魂的褶皱里，无论过去多少年，形象都清晰得像昨日。一甲子的悠长情丝越过万水千山，风里好像还飘着当年教室外的桂香。我如今隔着岁月遥遥牵挂着：我的老同学们，你们如今都在哪里？

我们曾一同走过那个动荡又特殊的年代，从半田小学的校门走出来后，各自走向了不同的人生轨迹。写下这些文字，谨以纪念我再也回不去的小学时代，由衷感恩所有谆谆教导过我的老师们！

202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