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人物篇之八）</p><p class="ql-block"> 记得当年，座落在鼓楼汉口路的南京大学教学区的北门，和生活区南园遥遥相对。每天从早到晚，南北行走的师生川流不息，我也有幸经常混迹于中，可惜胸前少了一枚校徽。</p><p class="ql-block"> 先是五十年代后期，我主编《南京日报》的《鸡鸣》副刊。为了组织有份量的文稿，我经常造访这座最高学府，结识了中文系里一群生气勃勃的年轻人。他们有的即将毕业，有的正在攻读硕博士学位。比如浙江人裴显生，戴着深度眼镜，专攻写作学，对文字特别讲究，稿件中有些关键词语总是求我不要轻易改动。留着学生头的吴新雷，是个戏迷，每次约他写剧评，总是一早就来到剧场，向我了解有关信息。董健是个山东大汉，魁梧的个子，性格豪爽，曾经就读北京俄语学院。有时和我来几句俄语会话，然后哈哈大笑起来。</p><p class="ql-block"> 对于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编辑，他们非但没有看不起，而且有点毕恭毕敬。对于约稿，有求必应，交稿时总是谦虚地要我多提意见。有时也会主动投稿。有一次董健寄给我一篇题名《灵巧的石匠》的很别致的短文，电话里对我说：“随意写的小玩意儿，你看看！不行就扔掉！”多年以后，他在一篇文章里回忆起这篇东西，还有点得意：“文虽稚嫩，但艺术分析颇为认真”。</p><p class="ql-block"> 后来，他们都成为中文系甚至整个学校的中坚，有的成为红学权威，有的担任中国写作学会会长，有的挑起文学院长和学校副校长的重责。而我，改行从事创作以后，依然得到这些学者们的指教，北门南园之间，走得更勤了。</p><p class="ql-block"> 吴新雷是与我来往最密的一位。从越剧《秦淮梦》创作之始，我就踏碎了他南园住所的门坎。他住在二楼一间不大的二居室里，紧贴房门放着一张书桌。每次进门，总看见他正在伏案工作。等我在书桌旁的椅子上坐下，从包里取出提纲或者文稿，他立刻仔细阅读，然后娓娓畅谈。还时不时从桌旁的书柜里抽出一本古籍，或是一叠剪报，或者是他的一本著作，使我得到宝贵的资料。我一稿一稿地写，他一稿一稿地提意见，直到这个戏登上舞台。</p><p class="ql-block"> 吴新雷还是一位昆曲大家，曾一面打着节拍，一面吟唱昆曲，咪着两眼，完全沉浸在戏曲世界里。我来到美国后，他拜托我留意昆曲在北美的动态，我也就不断把有关剪报寄给他。后来他主编的一部昆曲大辞典出版（见图），我向他祝贺，他哈哈大笑说：“也有你的功劳，你的功劳！”</p><p class="ql-block"> 最近电话里听吴新雷说，裴兄已八年前仙逝，董健也在上个月走了。悲痛之余，问及他本人的身体。他的声音依然洪亮：“还好，还好！只是老伴病倒，不能行动，我得全天照顾，做不了事啦！”</p><p class="ql-block"> 遥望南天，仿佛又看见了北门南园间的人来人往，又听见了老友们书斋雅居里的高谈阔论。我会永远珍惜这一份亦师亦友的珍贵情谊，</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