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百年红色记忆（杨向东摄影）

杨向东

重庆是中国四个直辖市之一，简称“渝”，位于中国西南部、长江上游，别称“山城”“江城”“雾都”“桥都”。面积约8.24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3190万，是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直辖市。

2026年9月13日我们来到重庆，参观了这些红色教育基地。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是重庆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位于渝中区人民路173号，是一座融合了中西建筑精髓的大型仿古民族建筑群。

站在重庆人民大礼堂的宽阔石阶上抬头望，青瓦鎏金的穹顶在云天下舒展着中式建筑独有的庄重，粉衫的身影静静立在梯阶中央，身后层层叠叠的飞檐彩画，每一处纹路都藏着这座城市独有的厚重分量。

由著名建筑设计师张家德主持设计。他的方案最初曾因“不切实际”被撤下，后因其宏伟气势被领导层重新发现并采纳。落成时命名为“西南行政委员会大礼堂”，由贺龙题字。1956年更名为“重庆市人民大礼堂”。

大礼堂的建设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庆作为西南大区首府，急需一个能容纳大型集会的场所。在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主导下，工程于1951年6月动工，1954年4月竣工。

建筑外观仿明清宫殿形式，以中心礼堂为中轴线对称布局，主体造型借鉴了北京天安门和天坛的艺术风格。其核心是一个直径46.33米的半球形钢网壳屋架，重达280吨，实现了巨大的内部无柱空间，这是当时西方先进建筑技术的体现。

建筑拥有孔雀蓝的琉璃瓦屋顶、大红廊柱和熠熠生辉的金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外观金碧辉煌，气势雄伟。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1987年，被载入英国皇家建筑学会出版的《比较建筑史》，位列新中国42项载入史册的工程第二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评价其为“20世纪50年代具有标志性和划时代意义的工程”。

自建成起，它始终是重庆举行大型集会和演出活动的中心。其环形大厅可容纳3400至4200余人，是国内外观众座位数较多的剧场之一。

沿着环形看台慢慢走，四层楼的挑空空间开阔得让人惊叹，奶白色的回廊边缘嵌着细金边，成排的红色座椅顺着弧度铺开，零星坐着歇脚的游人，安静得能听见远处轻声的交谈。

仰起头看穹顶，交错的钢骨托着铺展的方格吊顶，一圈圈向中心收拢，这是仿古三重檐圆形攒尖屋顶，最中央的纹样像一枚精致的印章，把岁月的重量稳稳托在头顶。

换个角度望向舞台，整座礼堂的恢宏尽收眼底，三层看台顺着弧度向外舒展，明黄色的木地板舞台亮得温润，仿佛下一秒就能听见熟悉的旋律在这里响起。

挂着“步云楼”木牌的木门静静关着，红底的提示牌倚在门把手上，像守着一段还没对外细说的旧时光。这个门是最高领导开会走的专用门。

这是当时西南军政委员会主要领导在大礼堂前的一个珍贵的合影。刘伯承：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邓小平、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均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展板上烫着金的文字回溯着1949年的往事，老照片里并排站立的身影，把当年那段热火朝天的建设故事，一字一句讲得明明白白。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目前悬挂于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的环廊上，与最终选定的大礼堂设计效果图一同展示，供后人参观回顾。

靠在大礼堂外廊的朱红立柱边歇脚，身后雕着彩画的飞檐垂着鎏金的坠饰，木格窗的纹路里，藏着老重庆最鲜活的烟火气。

站在观景台边扶着栏杆望出去，前方广场上满是散步的游人，大礼堂的圆顶稳稳立在绿树之后，远处的高楼衬着古雅的飞檐，新与旧在这里融成了最和谐的画面。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与人民大礼堂隔人民广场相望，两者与广场共同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城市标志性建筑群。博物馆本身也是一座国家一级博物馆，其建筑外观形似三峡大坝，与古朴的大礼堂形成了“历史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博物馆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17万平方米，展厅面积达2.7万平方米。其馆舍并非单一建筑，而是由五个场馆组成，包括主馆、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重庆宋庆龄纪念馆、涂山窑遗址和重庆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主馆正门的巨幅弧形玻璃幕墙，其设计灵感来源于三峡大坝，气势恢宏。

曾家岩50号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城内的主要办公地，对外称“周公馆”。这栋灰色三层小楼依山临江，当年环境极其特殊：右侧一墙之隔是国民政府警察局，左侧几十米外就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宅邸，活动随时处于监视之下。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曾在此工作，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也曾在此接见中外人士。它与红岩村、虎头岩并称“红色三岩”，是红岩精神的发祥地之一。

1939年初，中共代表团迁至重庆后，办事处的住房十分紧张。邓颖超以周恩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名义，租下了曾家岩50号的主楼及部分房间，对外称作“周公馆”，实际上是中共在国统区的心脏地带坚持斗争、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哨阵地。

1939年1月5日，中央决定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董必武等13人为南方局委员，周恩来为书记；1月16日，南方局完成内部分工，在重庆正式成立。

胡乔木曾评价：“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

简朴的小屋里摆着竹制凉床，叠得整整齐齐的被褥放在床尾，桌上摆着笔墨纸砚，从蓝色的窗格里漏进来的光，把旧时光照得格外清晰，这是警卫室。

底层为传达室和会客室。南方局的文化委员会、妇女组、军事组、外事组等核心机构均设于此。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在此接见中外各界人士，是决定中国命运走向的关键时刻的见证地。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领导人常在此办公和居住。

周恩来、邓颖超办公室：陈设简朴，墙上印有周恩来的语录，透露出当年斗争的艰难与革命者的坚定信念。

周公馆的饭堂位于小楼一层，面积约20平方米，是办事处工作人员日常用餐的地方。这里的条件非常简陋，有资料描述饭堂“只有椅子没有桌子”，甚至有时连碗筷和凳子都不够用。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人常在这里与大家一起用餐，毫无特殊。

周恩来等人还曾在这个饭堂里招待过柳亚子、张澜、黄炎培、郭沫若、章伯钧等众多知名人士，这里成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场所。

靠窗的旧书桌旁摆着藤躺椅，绿罩台灯亮着暖光，衣架上挂着的风衣，让人忍不住想起当年伏案至深夜的身影。这是董必武办公室兼卧室。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参加了长征，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等职。

房间里摆着高低铺的竹床，旧藤椅和皮沙发围着小茶几放着，老电扇静静立在窗边，处处都是旧时光里最鲜活的模样。这是吴玉章办公室兼卧室。吴玉章（1878—1966），四川荣县人，是一位跨越世纪的革命家与教育家。他早年参加同盟会，是辛亥革命元老，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延安五老”之一。抗战时期，他以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和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公开身份，在重庆开展工作。

“红色三岩”是对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三个主要公开办公地点的统称，它们因地名中都有一个“岩”字而得名，是红岩精神的重要发祥地。它们是红岩嘴（红岩村）、曾家岩：即曾家岩50号“周公馆”、虎头岩：《新华日报》总馆所在地。这三处地点共同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铁三角”，是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核心阵地。

后院角落有一个防空洞，可以直通到嘉陵江边。当年，秘密交通员常通过这个防空洞进出周公馆，向南方局汇报工作和递交情报。

坐在江边公园的石凳上歇脚，身后一块巨大的岩石纹理粗粝，远处的高楼衬着近处的绿树，江风拂过，把山城的风致吹得格外鲜活。

桂园是重庆谈判的核心见证地，它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65号，原为国民党上将张治中的公馆，因院内有两株桂花树而得名。

桂园约建于20世纪30年代末，最初是国民政府财政部司长关吉云的产业，后成为张治中的官邸。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主动让出这座公馆，供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在城内办公、会客和休息，桂园由此从一座私人宅邸转变为决定中国命运的政治舞台。

1945年8月，毛泽东应蒋介石三次电邀，亲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这里成为毛泽东在城内的主要办公和会客场所，他会见了各党派、各界人士以及外国使节，广泛开展统战工作。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在桂园会客室正式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著名的 “双十协定”。如今，会客室里仍按当年情形复原了签字台、木椅和文件，展柜中陈列着协定的复制件。

圆形的大餐桌上铺着镂空蕾丝桌布，皮面餐椅围得满满当当，桌上的白瓷茶具摆得整整齐齐，暖光落在木窗棂上，满是旧时光的仪式感。这是一楼右侧的餐厅：毛泽东、周恩来曾在此宴请各国驻华团体负责人和中外友好人士。

小小的备餐室里摆着一溜木椅，靠窗的旧书桌旁放着铜脸盆架，暖黄的灯光裹着木地板，把这里衬得格外有人间烟火的温度，这是警卫室。

简朴的小房间里摆着单人木床，绿罩台灯搁在旧书桌上，藤椅靠在桌边，窗边的阳光漏进来，落在木地板上，安安静静的满是岁月的味道。这是担任毛泽东秘书的王炳南的办公室。

卧室里立着雕花铁架床，绿底的床褥铺得软乎乎，墙上的吊灯洒下暖光，简单的陈设里满是当年起居的日常暖意。这是张治中卧室。

靠窗的书桌旁摆着藤椅，蓝底碎花的被褥铺在床上，衣架上挂着的中山装，把当年伏案工作的身影，悄悄留在了这间小屋里，这是毛泽东办公室。

另一间卧室里绿罩台灯亮着柔暖的光，藤制的小椅挨着旧书桌，绿底黄花的床褥软乎乎的，暖光漫过木地板，把旧时光的温度留得扎扎实实。这是周恩来办公室。

展板上印着重庆和平谈判的方针说明，泛黄的老照片定格下当年会面的瞬间，把那段牵动全国目光的往事，清清楚楚铺展在眼前。

重庆湖广会馆是目前已知中国城市中心区最大的古会馆建筑群，也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会馆建筑群，被誉为中国移民文化的一座丰碑。它位于重庆市渝中区长滨路芭蕉园1号，坐落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的半岛上，依山而建，与东水门古城墙相邻。

湖广会馆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后经乾隆、嘉庆、道光、光绪等朝代的不断改建和扩建，始成今日规模，现存建筑主要系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 重建，已有超过300年的历史。

它是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 大移民潮的产物。当时，大量来自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等地的移民来到四川、重庆，为了寄托乡愁、祭祖议事、互相帮衬，移民们修建了这些会馆。到清末，重庆城曾有“八省会馆”，湖广会馆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禹王宫：始建于康熙年间，是其中最重要的建筑，正厅净空高达10.65米，梁柱选用优质柏木，历经150多年仍完好无损。檐下龙头斗拱都朝向长江，寓意“大龙锁江”。

齐安公所：是湖北黄州府移民修建的府会馆，也是建筑群中保存最为完好的建筑。其大门斜向东方，朝向移民家乡湖北黄州府的方向，寄托了移民的思乡之情。

湖广会馆现存4座古戏楼，其中齐安公所的戏台是保存最为完整、精美的一座。戏楼周围的木雕中，还有反映移民祖籍地（湖北）和居住地（重庆）环境的浮雕，艺术水准高超。

《醉巴渝》非遗表演：会馆引进了常态化的 《醉巴渝》 非遗表演项目，在齐安公所的古戏台上演。你可以欣赏到川剧变脸、长嘴壶茶艺、川江号子等传统艺术，近距离感受巴渝文化的魅力。

盖碗茶，又称“三才碗”，茶盖：象征“天”，茶船（茶托）：象征“地”，茶碗：象征“人”。天盖之，地载之，人育之，暗合“三才合一”的传统哲学。它起源于唐代，盛行于明清，是川渝茶馆里最经典的饮茶方式。

川剧变脸是川剧艺术中用来揭示人物内心情感的绝技，被誉为“国宝、绝活、奇观”和“东方魔术”。它不仅是技巧，更是一种将人物抽象情感“相随心变”具象化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

川剧变脸，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传统戏 《归正楼》 。剧中义盗贝戎为劫富济贫遭到官兵追捕，通过变脸巧妙脱身，这种新奇的表演方式从此延续下来。

早期的变脸手段相对简单，演员脸罩多层纸壳面具，临场以烟火或折扇掩护，层层揭去。此后，经过魏祥林、康芷林等一代代名角的巧思与创新，变脸技艺日益精湛，最终成为川剧最“叫得响”的名片。

长嘴壶茶艺的精髓在于将传统茶道与武术、舞蹈、杂技、禅学等元素融为一体。表演者手持壶嘴长度通常在66厘米以上的铜制长壶，通过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让水流准确注入杯中。

盖碗茶是《醉巴渝》演出的标配。长嘴壶茶艺师手持铜壶，壶嘴长逾半米，水流如龙，精准注入盖碗，不溅不溢。你坐在八仙桌旁，一边听川剧变脸，一边看长嘴壶“龙行十八式”，茶香混着古木气息，戏楼木雕在头顶生辉——这才是最沉浸的巴渝文化体验。

腊像模仿会馆里商人的聚会情景。

广东公所，又称“南华宫”，是重庆湖广会馆建筑群中位置最高、木雕最精、戏楼最气派的核心建筑之一。它由广东籍移民集资兴建，是在会馆游览中不容错过的一站。

广东公所的戏楼是湖广会馆现存四座戏楼中保存最完好、最气派、最精致的一座，可同时容纳约300人看戏。

渝州书院的名字连接着重庆的历史文脉。据《道光重庆府志》记载，清乾隆三年（1738年），重庆知府李厚望曾在治平寺后捐建过一座“渝州书院”，后改名为东川书院。如今的书院虽为新建，但借用了这一历史名称，意在延续重庆的书院传统。

渝州书院的核心功能是文化传承与公共服务，它借鉴了传统书院“讲学、藏书、游息”的理念，并融入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书院目前有藏书3000余册，主要聚焦于重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地方志、会馆文化、文物考古等领域。

今天的湖广会馆，早已超越会馆的旧时功能，成为重庆的“城市礼堂”与“文化客厅”。禹王祭祀列入市级非遗，传统节庆、文化讲座、手作体验轮番登场；游客在这里看变脸、品盖碗、逛书院、登戏楼，于一砖一瓦间读懂重庆。这里让历史不再遥远，让文化可触可感，让城市中心保留了一方最沉静也最热烈的乡愁！

杨向东：原国家税务总局四子王旗税务局工作，内蒙古摄影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艺术摄影学会理事，四子王旗摄影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