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动乱年代（三）

一代枭雄

　　1967年盛夏，灼人的日头把沈阳城烤得发烫，空气里飘着挥不开的躁动。姐姐放暑假，领着还未成婚的姐夫从北京回沈阳探亲。彼时社会氛围特殊，大字报铺天盖地，成了街头巷尾最惹眼的存在。闲来无事，我便陪着姐夫往兴顺街去，想亲眼瞧瞧那满城的“大字报文化”。我们坐着老式摩电车晃荡，离目的地还差一站时，姐夫忽然提议提前下车，说想沿路多看看街景。我虽摸不着头脑，却拗不过他，只好跟着下了车。

我们沿着街道慢慢踱着，两旁的大字报如潮水般扑面而来，内容五花八门，有的字句激昂，有的满纸沉郁。走得我双腿发僵，忍不住埋怨姐夫，怪他非要提前下车，害我平白多走这么多冤枉路。姐夫只是淡淡一笑，并不辩解，眼底藏着对周遭一切的好奇与思索。如今回想，他那时不过是想多贴近几分这股时代的浪潮，多窥见几分世间的真实百态罢了。

后来姐姐提议带姐夫回盖县老家，见见家乡的父老，顺便就近逛逛，我自然也乐呵呵地跟着同行。三人坐上开往盖县的列车，一路上谈笑风生，从国家大事聊到邻里家常，无话不说。可好景不长，没走几站，列车上忽然涌上一群凶神恶煞的造反派，他们手里攥着棍棒，挨个对着乘客搜身。好在我们没带任何违禁物品，他们翻查半天一无所获，只能悻悻离去。

列车继续往前开，我依旧兴致勃勃趴在车窗边，赏着窗外飞速掠过的景致：一排排树木挺拔而立，一座座青山连绵起伏，一片片农田铺着鲜亮的绿意，处处都透着鲜活的生机。可正当我沉醉在自然美景里时，车厢前方忽然传来一阵喧哗。我定睛望去，只见一群暴徒站在路边的石堆上，正往列车这边扔石块。我吓得魂都飞了，大喊一声：“有人砸车！”赶紧缩着脑袋躲回了车厢里。

可坐在内侧的姐夫没来得及躲开，一块飞来的大石头正正砸在他的头上，鲜血瞬间涌了出来。车厢里一下子乱作一团，哭喊声、惊呼声此起彼伏。我们急忙找到列车长，请求紧急救治。列车长立刻通过广播寻医，没一会儿一位医生匆匆赶来，给姐夫做了简单的应急包扎。列车长当机立断，决定在大石桥车站临时停车，让我们下车就医。到大石桥站后，我们找了附近的医院，医生给姐夫打了破伤风针，开了药，重新仔细包扎了伤口。这时天色早已暗透，去往盖县的列车也早已停运，我们只能暂在车站住一晚。车站领导得知姐姐、姐夫是北京清华大学的学生后，格外关照，破例把车站一间闲置的大房间借给我们落脚。那一夜我们根本没法合眼，车站附近的蚊子又大又凶，专盯着外来人下嘴。我们本就够倒霉了，它们还趁火打劫似的轮番进攻，仿佛要把人生吞活剥一般。不管躲到哪儿，它们都能隔着衣料叮出红包，打死一批又涌上来一群，像嗡嗡盘旋的敌机似的轮番轰炸，让人防不胜防。一夜熬下来，我们浑身都是肿包，苦不堪言。终于，一轮红日从东方缓缓升起，熬人的漫漫长夜总算过去了。我们迎着初升的曙光，又踏上了去往盖县的路。

晃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到了我的故乡盖县红花峪村。一进村，村里的大爹、二哥等一群乡邻都出来迎接，热热闹闹地款待我们，满溢的乡情裹得人心里暖融融的。对我这个城里长大的孩子来说，乡村的一切都透着新鲜。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让我觉得格外亲近。我的童真彻底撒开了欢，正所谓“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每天只顾着游山玩水，和家乡的小伙伴们疯玩打闹。就着井拔凉水冰透的高粱米水饭、鲜蛤蜊，这些地道的家乡风味，吃起来格外香甜。可姐夫是河南人，吃不惯这边的饭食，吃完鲜蛤蜊后上吐下泻，连着打针吃药好几天才慢慢好转。

八月正是螃蟹育肥的时节，蟹子个个饱满肥美。二哥便领着我们，还有堂姐、侄子、侄女一大群人往西海去抓螃蟹。螃蟹有个习性，每到天黑就会从海滩的洞里爬出来透气。一行人到了沙滩，各自背着小桶或小篓，一只手攥着手电筒往沙地上照，螃蟹见了光就僵着不动，另一只手顺势就能把它抓进桶里。我年纪小，怕被蟹钳夹手，特意戴了手套去抓。没几个钟头，我们的篓和桶都装得满满当当，大家高高兴兴地满载而归。

往回走时已是深夜，天色黑得像浸了墨。一座大山横在面前，我们深一脚浅一脚顺着山间小路鱼贯往前挪，小路崎岖坎坷，格外难走。二哥打着手电在前面引路，可夜色实在太浓，我们不小心迷了路，在山里绕来绕去。这时我忽然看见前面密林边露出一片小房子，房顶在月色下泛着白茫茫的光，远看竟像一片海面。我吓得大喊：“完了，我们迷路了，又绕回海边了！”大家一听也慌了神。这时二哥仔细瞧了瞧才说没事，那是片小房子，不是大海。我们这才松了口气接着赶路，最后总算走出了大山，回到了暖融融的家。这次有惊无险的小插曲，给那段日子添了不少鲜活的印记。

可短暂松弛的乡村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回到沈阳，重新撞进了现实里。文革的风暴半点没有停歇，反倒越刮越猛。一批批领导干部相继被揪斗打倒，身上被扣满了莫须有的罪名，随后便下放到基层改造。父亲也被安上了“阶级异己分子”“资产阶级代理人”两顶大帽子，下放到一车间参加劳动改造。

1968年初春的一天，三哥、四哥响应号召，要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到辽中县刘二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天一大早，他俩打好背包去了三哥就读的沈阳第二十二中学，我也跟着去送行——那时父母都还在岗位上忙着上班。学校操场上锣鼓喧天，彩旗飘展，到处都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乡光荣”的标语。满操场停着载满知青的卡车，围满了送行的人，大家揣着满心的不舍，含泪送亲人踏上远行的路。那一刻，我真切触摸到了那个特殊年代的脉搏，也读懂了人们心头复杂难言的情绪。

1968年秋天，姐姐从北京风尘仆仆回到沈阳，那时她已身怀六甲，准备回沈阳待产。年底时分，在沈阳第八人民医院，姐姐顺利生下了一个虎头虎脑的小婴儿，孩子生得格外讨喜，一双大眼睛亮得像浸了星子。家人给他取名叫郭振川，寄意高山大川，盼着他往后能像山川那般壮阔坚韧。

那时父母工作忙，我常帮着姐姐照看孩子。有一回姐姐出门办事，把孩子托付给我独自照料。那时我自己都还是个半大孩子，扛着这么重的差事，心里直打鼓，生怕看不好孩子。我反反复复问姐姐什么时候回来，姐姐总安慰我说：“快了快了，一会儿就到家。”姐姐走后，孩子哭闹个不停，我抱着他左右晃着哄睡，他忽然猛地往上一蹿，头往后仰去，我吓得赶紧伸手去接，慌乱里指尖不小心蹭到了他的囟门，那触感软乎乎薄得像一层纸，我惊出一身冷汗，不敢想万一用力按下去会是什么后果。我赶紧小心翼翼把孩子放到床上，再也不敢轻易抱他，只能揪着心等姐姐回来。直到下午姐姐才踏进家门，我如释重负赶紧把孩子交回去，没敢提白天那桩险事，就怕姐姐责怪我。

我的好朋友石威家住在我们标准楼的中楼门，我常去他家玩。他家摆着一个大鱼缸，里面养着红箭、黑玛丽、燕鱼等各式各样的热带鱼，缸里还布置着假山、水草，景致精巧好看，我总爱盯着看半天。石威的父亲是铸造厂的科长，姐姐石磊是市里医院的医生，一家人日子过得安稳和美。可天有不测风云，一天早晨，他们全家像往常一样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到了中午石威放学回家，推开里屋门见他爸爸还躺在床上，觉得不对劲，上前怎么喊都没动静，伸手一摸才发现人早就凉透了。桌边放着一纸遗书，原来是他父亲不堪忍受造反派的严刑拷打，选择服毒自尽。等八院的殡葬车来拉遗体时，院子里围满了街坊，人人都叹着气，面上满是惶然，兔死狐悲的情绪漫在空气里，没人知道下一个遭殃的会是谁。

没隔多久，销售科长于长胜也熬不住造反派的轮番摧残，在一个午休的空档，趁人不备钻进了厂锅炉房的炉膛里。等大家发现不对四处寻人，扑灭炉里的熊熊烈火后，只在烟囱根处找到了他的一堆遗骨。就这么一个勤勤恳恳干了几十年的老干部，被无情的大火吞没得一干二净。

造反派的桩桩罪行令人发指，他们用卑劣残忍的手段把大批领导干部逼得走投无路，生不如死，所作所为比国民党反动派还要过分。短短几年里，仅铸造厂被迫害致死的干部就有二十多人。

文革浪潮里造反派无孔不入，从中央到地方到处疯狂迫害革命老干部。彭德怀这位叱咤疆场的开国元帅，毛主席曾为他赋诗：

山高路险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他在抗日战争中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给日寇以沉重打击，解放战场上立下不朽功勋，朝鲜战场上更是把不可一世的美军赶过三八线，赢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可这样一位伟人，也没能逃过造反派的魔爪，在“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1974年含冤病逝于北京。

开国元勋林彪，抗日战争时期在山西平型关全歼日军劲旅板垣师团一部，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解放战争时期，他率领东北野战军打响辽沈战役，五十二天浴血奋战，歼灭国民党军四十七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随即挥师南下，率领百万雄师发起平津战役，又歼敌五十二万余人，解放华北全境。之后他率部一路势如破竹，从北国一直打到南疆海南岛，解放了大半个中国，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不朽功勋。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将领，最终也没能躲开悲剧命运，1971年9月13日乘坐“三叉戟”飞机前往苏联时，在蒙古国温都尔汗折戟沉沙，坠机身亡，成了文革政治斗争的又一个牺牲品，也成了中国历史上一大令人扼腕的悲剧。

面对着接踵而至的残酷现实，父亲凭着解放前做地下工作的经验审时度势，为了暂避锋芒保全自身，等待日后的转机，主动向造反派申请下放回老家。这申请刚好遂了他们抢班夺权的心意，很快便得到了批准。之后父亲又给母亲办了离职手续，替我办妥了转学证明，把所有离开沈阳的准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