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腔北调·旧事留声】NO1:烧肉粽

张小城

文/张小城

美篇号/101986785

图片/网络（致谢）

阿伯从台湾回来那天，六月。风裹着海腥味。

他站在石埕上，一只脚踩着青苔，另一只脚悬着，没敢落下去。六十年了。走的时候还扎羊角辫，现在满头白发。

“就是这里了。”他弯腰，摸门框上那副楹联。祖父写过“紫气东来”。现在只剩“东来”两个字还认得出来。他用指腹摩挲着，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红砖古厝还在。燕尾脊还翘着。土路没了，换成石板路。路边多了咖啡馆和民宿。老祠堂改成研学教室，几个穿校服的孩子在里头学南音。阿伯摇头。不是不满。是感慨。

巷口传来一声吆喝。

“烧肉粽——卖烧肉粽——”

尾音拖得长长的，苍老，沙哑。阿伯定住了。

他想起傍晚。挑担老人从村口进来，扁担敲着桶沿。那个“烧”字，闽南语里是“热”。舌尖卷起来，烫烫的。整个巷子都知道，阿福伯来了。

阿母从围裙兜里掏出铜板，推他一把：“去，买一颗回来。”他跑出去，踮脚递上铜板。阿福伯掀开蒸锅盖子，白雾扑他一脸。粽子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他捧着粽跑回家，跑进灶间。阿母解开粽叶，五花肉、板栗、香菇、虾仁的香气一下子炸开。阿母夹起一块油亮亮的肉，吹了吹，塞进他嘴里：“吃烧肉粽，要趁烧。”

那声“烧”，是阿母的声音。

后来他去了台湾，在艋舺住下来。每年端午，街市上也有人卖烧肉粽。也是闽南话叫卖。也是五花肉和板栗。可他就是觉得少一个人。邓丽君用闽南话唱过一首《烧肉粽》。他每次听，喉咙就发紧。

阿伯走到巷口。卖粽老人正把蒸锅从三轮车上搬下来。车架上挂着喇叭，循环播放录好的叫卖声。

“阿伯，粽怎么卖？”他用闽南话问。

老人抬头打量他，笑了，露出一口被槟榔染黄的牙：“你也是咱厝人？”

“是啊。不过我从台湾来。”

“台湾？”老人眼睛亮了，“台湾的烧肉粽也很好吃啊。我有个亲戚在台南，每次回来都说，台湾人包的肉粽跟我们的一样。本来就是一样的嘛。都是闽南人，同一个祖宗传下来的。”

阿伯点头。买了两颗。站在巷口就吃。粽叶揭开，热气涌出来，烫得他眼眶湿了。

就是那个味道。糯米软糯，五花肉油润，板栗粉甜，香菇吸饱卤汁，咸蛋黄沙沙的。他嚼着嚼着，眼泪落在粽叶上。

老人没说话，递了张纸巾。过了好一会儿，阿伯才开口：“我离开的时候，这个巷口有棵大榕树。现在呢？”

“还在。在祠堂后面。你去看看，现在树下修了个小公园。老华侨回来都爱去那里坐。”

榕树果然还在。粗了两圈。气根垂下来扎进土里，又长成新的树干。树下几个老人围着石桌喝茶。阿伯走过去坐下。有人递来一杯铁观音。他说：“我从台湾来的。”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聊起来。有人问他台湾的生活。有人说自己也有亲戚在台湾。阿伯听着，喝着茶。两颗粽子都吃完了。

吃完最后一颗，他忽然说：“我在台湾住了六十年，一直觉得自己是闽南人。回到闽南才发现，这里的人也觉得台湾那边是闽南人。”

茶桌上安静了片刻。一位穿花衬衫的阿婆用闽南话低低说了一句——“是啊，都是一样的。”

阿伯住了三天。去了泉州。开元寺拜了拜。西街走了走。又去看了闽台缘博物馆。玻璃柜里一册册族谱、一封封两岸家书，纸页泛黄。他在一本晋江族谱前站了很久。没有打开，只是站着。

三天后，阿伯要回台湾了。

离开那天早晨，他又去了巷口粽子摊。老人认出他，多给了一颗：“带在路上吃。台湾吃不到的。”

阿伯笑着接过来。他知道台湾吃得到烧肉粽。可他也知道，老人说的是对的。台湾吃不到这一颗。

上车的最后一刻，阿伯回头看了一眼。红砖厝在晨光里泛着暖光。燕尾脊高高翘起。远处飘来南音，咿咿呀呀的。巷口老人的叫卖声又响起来——

“烧肉粽——卖烧肉粽——”

阿伯把粽子攥紧了，转身上了车。车窗外的闽南渐渐远去。粽香却一直留在鼻尖。

后来我收到阿伯寄来的一封信。信里夹着一张照片。他在台南的家中，面前摆着一颗烧肉粽。粽叶拆开了，油亮亮的。照片背面写着一段闽南话，歪歪扭扭的：

“烧肉粽，趁烧呷。不管伫海峡的彼边，抑是海峡的这头，拢是咱的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