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扇门

李令志

那扇门

风从那扇没关过的大门灌进来。

二〇二五年中秋夜，我一个人出门遛弯。说是遛弯，心里其实早有了去处——晌午过后我就绕到教堂门口站了半晌。天黑下来，沿着当年的干渠往回走，路过县医院新门诊楼，一阵风从门厅里灌出来，来苏水味贴着鼻子钻进来。那味道一到，耳朵里就“嗡”地灌进一阵喊杀声。不是真的。是五十三年前的回声。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五，我八岁。那天过中秋——就是八月十五。我们那帮孩子，没人管它叫中秋，只知道今天放学早，晚上月亮大，能多疯一会儿。

赵县医院家属院，原先是耶稣教堂。如今是医院和武装部合用的家属院，两扇大门高三米多，门洞宽三米，黑漆剥落，从来没关过。风从早到晚穿堂过，夏天灌热风，冬天灌冷风，春秋灌的是庄稼地和干渠泥土的水汽。

院里那口井，是后来挖的。挖了三米深，出了沙子才冒水。井台是青石条砌的，磨得光溜溜，是我们每天放学聚头的地方。井台边上有一架老葡萄，藤蔓爬满半边墙，是我们捉迷藏的老窝。

那天傍晚，团长在井台上摆开象棋盘——他是部队上退下来的，正和部队复员的陈医生杀得难解难分。团长捏着个“炮”不撒手，陈医生催：“你走不走？”团长说：“想好了就走。”空降兵周叔靠着井台擦他那条跛腿，时不时支一招，团长拿眼瞪他：“观棋不语。”大勇用黄泥捏了把手枪，湿泥还没干，攥在手里直淌黄汤。二嘎折了杨柳枝编了顶伪装帽扣在头上，叶子耷拉下来遮住半边脸。天还没黑，黑子就把手电筒掏出来别在腰上，说那是“探照灯”。我嘴一嘬，嘟嘟嘟，就是冲锋号。

书包一扔，我们从那两扇大门里涌出去。大门底下青石门槛磨得凹下去一块，像一条浅槽，我们踩着那道槽冲出去，像从笼子里倒出来的家雀儿。

干渠边的土坡是阵地。我们分成两拨，一拨“解放军”，一拨“敌人”。大勇端着泥手枪“砰”一声，二嘎就势一滚，滚进干渠底下的浅水里，爬起来时裤子湿了半截，伪装帽上挂满了水藻。黑子打开手电筒往对面晃，天还亮着，光柱根本看不出来，我们就自己喊“探照灯！探照灯！”对面就配合着东倒西歪地“牺牲”。我吹冲锋号吹到一半岔了气，二嘎笑我“号手牺牲了”，我捂着胸口假装中弹，倒在地上。

跑累了就换花样。摸瞎子、官兵抓强盗、踢毽子，轮着来。玲子蒙着眼摸到了二嘎的屁股，二嘎“嗷”一声跳起来，大家笑得蹲在地上。黑子当强盗跑得最快，绕着井台差点撞了团长的棋盘，团长拿蒲扇照他屁股拍了一下，黑子跑得更快了。

玩着玩着，黑子提议捉迷藏。场院往北不远就是村小队的菜园，菜园边上有一片荒坟地，几十个坟包，坟间的草长得没膝，得看清了才敢下脚。二嘎当“摸家”，趴在草垛上数数，我们四散藏。草垛边上人扎堆，我想找个没人找得着的地方，就往坟地深处跑，找了一个大坟包，贴着坟头蹲下来，脑门几乎抵着凉土。

开始我还憋着不出声，听外头二嘎数到二十，脚步声朝各个方向去，黑子被拽出来了，玲子也被拽出来了，就没人往我这边来。坟地里静得很，日头已经偏西，坟包影子拉得老长，风从坟包之间穿过去，呜呜的，玉米叶子哗啦哗啦响，像有人跟着走。我忽然想起大人说，荒坟地里住着灯笼鬼，头皮一下子麻了，也顾不上赢了，猫着腰就往外跑，鞋都跑掉了一只。跑到场院，二嘎问我藏哪儿了，我说坟地里。黑子瞪着眼说我胆儿肥。我说那边没人来找我呀。大家都不说话了，那天的迷藏就此散了伙。二嘎又打着手电筒，陪我摸回坟地边上，把鞋找了回来。

散了伙，天还早，我们又聚到村小队菜地边上。看园的老头德夫爷回家吃晚饭了，我们猫腰窜进垄沟，一人薅了个半红的西红柿和一根带刺的黄瓜。西红柿还带着日头晒过的温热，黄瓜的刺扎手，我们也不管。春生还从地里刨出两个漏刨的小土豆，说留着晚上烤。又溜到春生家，院墙高，墙头探出枣树，枣红透了。春生踩着我肩膀翻进去，爬上树摇得红枣噼里啪啦掉，我们在底下撩起褂子接。枣砸在头上生疼，春生压低嗓子：“我奶睡了。”装了半兜溜出来，春生又抓了一把塞给我。

蹲在干渠边，洗都不洗，直接啃。西红柿咬开沙沙的，籽儿在嘴里爆开，酸得眯眼。黄瓜扎嘴，红枣甜得粘牙。那股子混着泥土的生腥味，就是我们的中秋大餐。

母亲不知道这回事——她要是看见我褂子上的泥印子，非揍我不可。

天擦黑，我溜回院里，在井台边胡乱洗了把脸，把褂子上的泥搓了搓。母亲在灶房忙活，没注意我。父亲今晚在医院值夜，前脚出门，母亲后脚就用医院提回来的来苏水擦了桌凳。那股子味道在屋里还没散，混着灶房里飘出的毛豆清香和月饼的甜腻。

月亮刚冒红，母亲在自家屋门外的窗根底下摆上小桌。供品：一个梨、一盘毛豆、一盘月饼、一碗清水、一盘花生。按老理儿，供月不用梨——可家里就剩这一个梨了，母亲还是摆上了。没有香炉，没有月光马儿，就那么摆着。

我没进屋。我蹲在柴垛后头，从缝隙里看。

母亲一个人站在小桌前，背影瘦瘦的。她低声念叨了一句，我听不太清。只听见几个字：“……他爹今晚值夜，平平安安的……下月粮票够吃……”然后她朝柴垛这边轻喊：“来，磕个头。”我愣了一下——原来她早知道我在后头。我钻出来，磕了一个，比她想象的潦草。

月亮升起来了，白晃晃的，照得供桌上的梨子泛着冷光。隔壁张婶在墙那头咳嗽了一声。母亲朝墙头望了一眼，低声说：“收了吧。”我问：“还没供完呢。”母亲说：“心到就行了。”她把声音压得很低，等张婶那边没了动静，才把供品端进灶房，关上门，松了口气。那几年祭月是“四旧”，母亲谨慎，但也没慌。

在灶房里，母亲把毛豆剥了让我吃，梨切成小块，花生几颗，月饼切成几牙，我两牙，母亲一牙，剩下的包上，给值夜的爹留着。我拿到手先舔冰糖渣，再咬一口。那甜里带着股油墨的味儿。黄草纸包的，麻绳扎的，纸上印着红字。可它就是我八岁那年整个中秋的甜。我们蹲在灶房门口嚼着供过的毛豆，院墙外县广播站的高音喇叭放着《红灯记》选段——“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那唱腔震得窗户纸嗡嗡响，月亮在外头听着。

吃完供品，月亮已经升过房脊了。我们又溜出院子，沿着干渠往场院走。路过菜地时春生从兜里摸出下晌薅菜时顺的那两个生土豆，说：“烤着吃。”场院边的玉米秸垛旁，不知谁划了根火柴，点了一小堆玉米芯。我们把土豆埋进热灰里。火星溅到大勇裤腿上，烧了个洞，他一拍，大家笑他“屁股冒烟”。

等土豆熟的工夫，黑子用手电筒照月亮，说要给“指挥部发信号”。光柱在夜空里晃来晃去，照到月亮上就散了。春生他爷过来抽旱烟，蹲在草垛边上，烟锅一明一暗。春生是他爷他奶带大的，他爷一来，我们就知道有好听的。他压低声音讲嫦娥，说月亮里有桂树，有玉兔捣药。二嘎非说看见玉兔在捣药。

土豆烤熟了，掰开黑乎乎的，烫手，面的，噎人，咽下去心里发热。二嘎说比家里的窝头香。

月亮升得老高了，露水下来。各家大人开始喊。不是拖长音，是压低了嗓子——“回来——”“别疯了——”。团长家、陈医生家、空降兵家，各家的呼唤从院墙里头漫出来，在干渠这边撞在一起。我妈站在大门底下朝干渠方向招手。她的声音夹在那些呼唤里，不响，但准得很，我一下子就听出来了。

我拍拍身上的土，拎着那只跑丢又捡回来的鞋，鞋窠里灌满了沙土，兜里还揣着春生给的红枣。走到院里回头看，月光把门楼的影子投在院里，两扇大门大敞着，黑乎乎的，像在等明天。

后来教堂归还了教会。十字架上去了，钟声也重新响起来了。我们这些住户，陆陆续续搬走了——团长回了老家，陈医生也迁居到市里，周叔家搬进了新家属楼。全院的孩子散了——黑子去了省城，玲子嫁了，大勇前几年走了。我总记得那把淌黄汤的泥手枪。二嘎接了他爹的班进了厂，春生留在县里，前年还在集上碰见过他一回。那两扇从来没关过的大门，后来终于有关上的时候了。

那天晌午，我去了趟教堂。教堂还是那座教堂，修葺过了，白墙蓝窗，门口的牌子写着“赵县基督教堂”。原先那两扇黑漆大门早没了，拆的时候换成了新装的铁栅栏门，关得严严实实。我隔着铁栅栏往里看——葡萄架没了，井台没了，铺了水泥的院子干干净净，几个老人在长椅上坐着。门口进出的人不少，有个看门的老人朝我点点头。我站了很久，摆摆手，到底没进去。

从教堂出来天就黑了。我沿着当年的干渠走了走，走到新修的马路牙子上站住。救护车鸣笛驶过，来苏水味又飘过来了。跟五十三年前一个样。

年年中秋，月亮都圆。可你再闻不见西红柿秧子的腥甜，再看不见干渠边那堆烤土豆的暗火，再听不见“官兵抓强盗”的喊杀声了。

说到底，我找的是那个八月十五的自己。那段日子粗粝，可这么多年过去，棱角都磨平了，剩下的全是月光、枣香、烤土豆的暖，和教堂大门那阵没关过的风。

那年我走到院里回头看，大门大敞着，像在等明天。

五十三年过去。家属院那两扇大门不在了，门槛上那道浅槽不在了，踩着那道槽冲出去的那群孩子，也各奔了东西。可那扇门没等错人——我就是那个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