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川的黄昏与清晨

徐其龙（一鸣）

　　绩溪龙川，这个皖南山坳里的小村子，是明代嘉靖年间兵部尚书胡宗宪的故里。胡宗宪是个毁誉参半的历史人物——既是青史留名的抗倭统帅，又因依附严嵩奸党而抱憾终身。在龙川，至今还保留着胡氏宗祠、胡宗宪少保府、胡宗宪故居、都宪坊、奕世尚书坊、乡贤祠等历史遗存。

对龙川之行，我盼之久矣。此次仲秋到绩溪，当日黄昏时分，我便来到龙川。

步入古村，龙川溪两侧的马头墙层层叠叠地挤着，白的墙，灰的瓦，被几百年的日光照得有些倦了。溪水声很轻，岸边的银杏开始泛黄，偶尔有一两片叶子落下来，飘在溪面上，打着旋儿。

　　不远处便看见都宪坊和奕世尚书坊隔溪相望。奕世尚书坊立了四百六十多年，三间四柱五楼，花岗石的额枋上刻着“奕世尚书”四个字，是文徵明的手笔，温润端庄，但你若凑近了看，那笔画里又藏着一股不肯迁就的硬气。

穿过尚书坊，便是胡宗宪抗倭纪念馆和少保府。二者同在一个大门之内。但天色已暗，大门紧闭，只有门楼上的灯笼亮着一点微弱的光。我贴在门缝上往里看，什么也看不清。

来到胡氏宗祠，宗祠门也关了。我带着一点未竟的怅然离开，心里想着，还要再来一次。.

　　出景区的路上，我走在溪边的石板路上，溪水仿佛从脚下流过，带着仲秋的凉意。忽然想起几十年前读《明史》时的感受。那篇《胡宗宪传》不长，我读了两遍。第一遍读的时候，只觉得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攀附严党，又抗倭有功，功过参半，仅此而已。

再读第二遍时，才注意到那几个字：“竟瘐死”。这就是一个曾经总督东南七省军务、统率数十万兵马的人最后的结局。

当时合上书，想的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我是他，在那样的处境里，我会怎么做？

　　第三天清晨，我又来到龙川。那天我起得很早。仲秋的清晨还有一些凉意，龙川溪上浮着一层薄薄的雾气，像是谁把一匹白纱轻轻地铺在水面上。两岸的银杏在晨光里黄得透亮，像是挂了一树一树的金箔。

远远望去，奕世尚书坊在晨雾中显得比黄昏时更高，更瘦，更沉默。我站在坊下，仰头看那些浮雕。这一次，我看清了那些龙的鳞甲，那些珠的纹路，那些匠人们一刀一刀刻进去的耐心与虔诚。

　　走进了胡宗宪抗倭纪念馆。纪念馆的四个展厅依次排开：生平、倭患、建功、冤狱。那些文字和图片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清楚。

穿过纪念馆，便是少保府。院子正中立着一尊胡宗宪的塑像。塑像很高大，胡宗宪一身戎装，一只手按着剑柄，目光望向远方——大约望向的是东南沿海的方向，像是在思考什么。

他的身后是少保府的院落，从善堂、官厅、轿厅、蒙童馆，一进连着一进。我静心站了一会儿，想着这个人曾经在这里读书、在这里守孝、在这里度过人生最后的两年闲居时光。他被罢官回到这里的时候，大约也是这样一个仲秋吧

　　我在“剑埋冤狱，魂绕白云”那个展厅里站了很久。墙上是胡宗宪在狱中写下的诗句，字是放大的，一笔一划都看得分明。

“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这诗写得有些直白，有些粗糙，像是一个武人临终前用最后一点力气喊出来的。但“宝剑埋冤狱”五个字，使我觉得沉甸甸的。

那把曾经号令三军的宝剑，最后埋在了冤狱的泥土里。而“忠魂绕白云”，白云是什么？是缥缈的，是抓不住的，是风吹就散的。

　　说胡宗宪，绕不开严嵩。他是严嵩的义子赵文华推荐的。赵文华到浙江祭海，胡宗宪陪着他，一掷千金地结交，送钱，送房，甚至送女人。

一个抗倭名将，竟要靠这样的手段往上爬，后人读到这里，总不免要皱眉。可你若站在嘉靖三十年代的浙江沿海看一看，或许就能明白几分。那时候的倭患，不是几股流寇，而是滔天的巨浪。几十万军民的生命悬于一线，而朝廷里主持大局的人，要么不懂兵事，要么互相掣肘。

胡宗宪若要做事，就必须有权力，在当时就绕不开严嵩。为此，胡宗宪选择了绕行。或者说，他选择了先低下头，再抬起头。

　　这让我想起了胡氏宗祠里的那些荷花木雕。宗祠的享堂两侧，有几十扇槅扇，裙板上雕着荷花，据考证画稿出自徐渭之手。

徐渭曾是胡宗宪的幕僚，一起参与抗倭。荷花开得饱满，花瓣舒展，然而旁边却刻着几枝折断的枯荷，荷叶残破，荷梗佝偻，与那些盛放的荷花并置在一起。

为什么要于此刻上枯荷？我在槅扇前看了很久，似乎明白，或许是为了提醒后人，世上没有纯粹的盛放。每一朵莲花的底下，都有一片淤泥；每一段清白的功业背后，都可能藏着无法言说的妥协。

　　是啊，胡宗宪不是一朵干净的莲花。他沾染了那个时代最肮脏的政治泥淖。但他在那泥淖之中，把一个几乎不可收拾的东南海疆，一点一点地收拾干净了。

他提拔了戚继光，重用了俞大猷，招揽了徐渭、茅坤、文徵明做幕僚。制定“攻谋为上，角力为下”的战略，剿抚兼施，诱杀内奸，从根本上瓦解和剿灭了倭寇的主力，从而赢得了东南沿海几十年的太平时光。

这些事，换一个“干净”的人来做，未必做得成。干净的人往往死在干净的地方，而肮脏的地方，需要一双愿意弄脏的手去收拾。念及此，不禁唏嘘。

　　但手弄脏了，终究是很难洗干净的。嘉靖四十一年，严嵩倒台，胡宗宪的命运急转直下。先是被人弹劾，说他“党庇严嵩”，革职回家。后来又被翻出旧账，说他曾经假拟圣旨，终于锒铛入狱。

他在狱中写了一份万言书，为自己辩白，但没有用。嘉靖帝曾经说过“宗宪非嵩党，朕自用之”，但那是严嵩还在的时候。现在严嵩不在了，胡宗宪就只能是“严党”了。

他死在狱中。死前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就是：“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

　　从少保府出来，已近中午。我向一位毛豆腐摊主问起胡宗宪，那位五十来岁的妇人朗声说：“抗倭英雄啊。”随即又喃喃自语：“就是……冤啊。”

在溪边，与那位景区保洁大爷聊起胡宗宪的事，他说：“好人。”又停了停，说：“也苦。”我感到这“苦”字用得真好：恰如他朝堂如履薄冰、海疆出生入死、狱中万言上书的一生，是一口口咽下又说不出来的沧桑。

这几位乡民语气中，唯有后人对前人的体谅。他们或许不懂《明史》上的党争罪名，只知龙川出了个打倭寇的胡宗宪。

这种朴素的判断，比任何史书评价都更有分量。因为史书是写给天下人看的，而乡音，是留给自家人听的。

　　漫步在龙川，我的脑海里久久盘桓着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评价一个“有功也有错”的人？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似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非黑即白”的冲动。一个人要么是忠臣，要么是奸臣；要么是英雄，要么是败类。胡宗宪恰好卡在“中间状态”，这往往让后世的人感到为难：于是有人把他捧到天上，有人把他踩到地下。

但捧和踩，其实是同一种思维方式——都把他简化成一个单一的符号。

　　我在想，也许我们需要的不是“盖棺论定”，而是要理解一个人所处的具体处境，及其做出的选择，理解那些选择背后的无奈与算计、私心与公心、怯懦与勇气。这并非要为胡宗宪开脱，而是要把他还原成一个“人”。

因为，人是有血肉的，是有挣扎的，是在泥淖中走路的，裤脚上溅着泥点，但有时候，那泥点溅得值得。

　　离开龙川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奕世尚书坊。仲秋的正午阳光很亮，牌坊上的“奕世尚书”四个字清楚得像是刚刚刻上去的。文徵明的字还是那么温润，那么端庄，那么不肯迁就。

我想，这大概就是龙川的黄昏和龙川的清晨之间的距离。黄昏里，光线太短，看不真切；清晨里，雾气散了，一切都清楚了。历史是重的，也是轻的。重的时候，压在一个人身上，让他“瘐死”在狱中；轻的时候，飘在晨雾里，谁都能随手拨开。

而我，一个偶然路过的旅人，第一天黄昏来，第三天正午走，看了一个人的功与过、清与浊、荣与辱，然后便走了。

　　龙川溪的水还在流，银杏叶还在落，仲秋的太阳还在照着那座四百六十多年的牌坊。

牌坊不辩解，不申冤，只是立着。它见过太多黄昏，也见过太多清晨。它知道，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