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世界秩序 l 为什么所有崛起的大国，最后都会挑战旧秩序？——从德国、日本到中国的历史规律

山海静波

读书明心 以文筑境

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经飞过......

提要：不是所有崛起大国都会挑战旧秩序，而是当一个国家的实力增长速度超过它在既有秩序中的制度地位时，它往往会开始要求修改规则、扩大话语权，甚至建立自己的制度和势力范围。

德国、日本、中国恰好提供了三个不同阶段的案例：
德国是军事挑战，日本是帝国式挑战，中国则更多表现为制度、经济和地缘秩序上的重新塑造。

大国崛起不可怕。可怕的是，旧秩序不知道如何容纳一个新的大国，而新大国也不知道如何在不摧毁旧秩序的情况下获得自己认为应有的位置。 “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这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经典概括。

两千多年过去了，人类发明了联合国、国际法、国际组织，也建立了比古代复杂得多的国际秩序。

可是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消失：
当一个国家突然强大起来以后，它为什么很少愿意永远按照别人制定的规则生活？
德国统一以后如此。
日本崛起以后如此。
今天的中国，也正在面对同样的问题。

于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现的判断就是：
是不是所有崛起的大国，最后都会挑战旧秩序？
答案是：
大体上有这样的结构性倾向，但“挑战”不等于“推翻”，更不意味着必然战争。

真正值得理解的，是另外一个更深的问题：
为什么实力增长以后，一个国家对旧秩序的态度会发生变化？
这才是理解德国、日本和中国的钥匙。

一、一个国家强大以后，为什么突然“不满意”了？

一个国家弱小的时候，通常不会太在意国际规则是谁制定的。
因为它没有能力改变。
最重要的事情是：
进入这个体系，获得贸易、资本、技术和安全。

所以，一个崛起中的国家，在早期往往是现有秩序的受益者。

但问题出现在第二阶段。
当这个国家越来越强大，它会突然发现：
自己的经济实力已经发生变化，但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位置，却没有同步变化。

于是出现一个非常微妙的矛盾：
实力变了，位置没变。
这就是很多国际秩序发生变化的起点。

国际关系理论通常把这种现象放在“权力转移”框架中理解。

历史研究也反复讨论过：当新兴大国的力量增长，并开始触及既有霸权和既有规则所维护的利益时，冲突风险会上升。

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
“这个国家是不是突然变坏了？”
而是：
“一个实力已经发生变化的国家，还愿不愿意永远接受自己过去的位置？”
答案通常不会那么简单。

二、德国：最典型的“实力与位置错位”

1871年，德意志帝国统一。
这是19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变化之一。

统一之前，欧洲大陆存在英国、法国、俄国、奥匈等多个大国。
统一之后，一个拥有巨大人口、工业能力和军事潜力的德国突然出现。

问题也随之产生：
欧洲原来的权力结构，是在没有统一德国的情况下形成的。
现在德国出现了。
而且发展得非常快。
德国工业迅速崛起。
钢铁、化工、机械制造不断扩张。
德国人口增长。
军事实力增强。
经济实力开始接近甚至超过欧洲一些传统强国。

于是产生了一个历史上非常经典的矛盾：
一个新兴大国进入了一个旧大国已经分配好的世界。

英国拥有全球海上优势。
法国拥有庞大的殖民帝国。
俄国拥有广阔领土。
德国却发现：
自己的实力已经足够强大，但海外殖民地和全球战略空间却明显少于英国、法国。

于是德国开始要求：
重新分配。
殖民地要重新分配。
海权要重新竞争。
欧洲大陆的力量结构要重新调整。
这时候，德国已经不满足于“参与秩序”。

它开始要求：
参与制定秩序。
而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

三、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崛起本身

而是：
崛起以后，旧秩序无法容纳新的力量。

这句话非常重要。

一个新兴国家崛起，本身并不意味着战争。
真正危险的是：
新旧力量之间没有找到新的权力平衡。

德国的问题，并不是“德国变强了”。
而是：
欧洲原有的力量结构，没有能够顺利容纳一个迅速崛起的德国。

德国于是开始通过军备、外交联盟、殖民扩张和海军建设争夺自己的战略空间。
最终，一系列矛盾在1914年集中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不能简单归因于“德国崛起”。
民族主义、巴尔干危机、联盟体系、军备竞赛、帝国主义竞争等因素共同作用。
但是德国崛起所造成的欧洲力量结构变化，是理解这一时期的重要背景之一。

所以：
大国崛起不会自动制造战争。
但它一定会制造一个问题：
旧秩序还能不能容纳新的力量？

四、日本：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路径

日本的故事更加有意思。

19世纪中期，日本面对西方列强。
当时的日本不是一个挑战国际秩序的大国。
恰恰相反。
它面对的是一个已经由欧美列强主导的国际体系。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快速现代化。
学习西方制度。
建立现代军队。
发展工业。
建设铁路。
发展教育。
改革财政。
几十年以后，日本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1894—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击败清朝。
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又击败俄罗斯帝国。

这时候，日本的身份发生了根本变化：
从被西方列强压迫的国家，变成了东亚强国。

但问题也出现了。
日本逐渐发现：
国际体系并没有因为日本崛起，就自动给予日本与西方列强完全相同的地位。

于是，日本开始建立自己的帝国体系。
台湾。
朝鲜。
满洲。
再到后来更大范围的扩张。
日本最终走向了与现有国际秩序发生严重冲突的道路。

这条道路最后导致太平洋战争。

五、德国和日本，其实有一个共同点

它们都经历了一个非常相似的心理和战略过程：
第一阶段：
“让我加入。”
第二阶段：
“为什么我的地位这么低？”
第三阶段：
“我已经足够强大，为什么还要按照你们制定的规则？”
第四阶段：
“那我自己建立一套。”
这就是崛起大国非常典型的心理和战略转变。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崛起国家都会走到第四阶段。
但是：
从接受秩序，到要求修改秩序，是非常常见的。

六、中国的故事，为什么又不完全一样？

到了中国，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因为中国不是19世纪的德国。
也不是20世纪初的日本。

今天的国际体系已经高度制度化。
联合国。
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
G20。
各种区域组织。
国际金融市场。
全球供应链。

一个国家已经不可能像19世纪那样：
直接退出旧秩序，然后重新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世界。

所以，中国面临的是另一种选择：
留在体系内部，同时改变体系。
这其实是理解今天中国外交与国际战略非常重要的一把钥匙。

七、中国崛起最特别的地方：既是秩序参与者，又是秩序改革者

中国加入WTO以后，成为全球化体系的重要参与者。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从全球制造中心逐渐成为贸易、科技、金融和基础设施领域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要求更大的国际制度影响力。

例如：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金砖机制。
“一带一路”。
人民币国际化。
上海合作组织。
以及在联合国、G20、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更大影响力。

这些行动不能简单理解为：
“中国要推翻现有国际秩序。”
因为现实远没有这么简单。

大量研究也指出，中国并不是在所有领域都拒绝现有国际制度；在一些领域，中国仍然深度参与既有体系，同时在另一些领域推动规则调整，或者建立新的制度平台。

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
中国更像是在争夺“规则解释权”和“制度塑造权”。

八、这就是中国与德国、日本最大的区别

德国和日本崛起的时候：
国际制度远没有今天这么复杂。
当时的大国竞争，更多表现为：
殖民地。
军队。
舰队。
领土。
势力范围。

今天则完全不同。
一个国家可以通过：
投资。
贸易。
金融。
技术。
基础设施。
国际组织。
供应链。
外交联盟。
标准制定。
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所以现代大国竞争越来越像一种：
制度竞争。

真正的问题已经不只是：
“谁拥有多少军队？”
而是：
谁能够制定规则？
谁能够解释规则？
谁能够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标准？
谁能够控制关键技术？
谁能够提供金融？
谁能够建立供应链？
谁能够让更多国家愿意跟随？
这才是21世纪大国竞争最重要的变化。

九、但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误解的地方

我们不能把：
“挑战旧秩序”
理解成：
“推翻整个世界。”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事实上，一个崛起大国通常不会愿意推翻一个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的体系。
因为：
它本身也是这个体系的受益者。
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中国经济崛起，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全球贸易体系。
受益于WTO。
受益于国际金融体系。
受益于全球供应链。
受益于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环境。

所以中国没有理由简单地把这一切全部摧毁。
更现实的选择是：
保留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的部分，推动自己认为不合理的部分发生变化。

这其实也是绝大多数崛起大国都会采取的策略。

十、于是，我们终于可以理解一个历史规律

大国崛起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融入
国家实力还不够强。
最理性的选择是：
加入现有体系。
因为现有体系虽然不是自己制定的，却能够提供贸易、资本、技术和安全。

第二阶段：受益
随着实力增长，这个国家开始成为现有体系的重要参与者。
它从规则接受者变成规则受益者。
甚至成为体系的重要支柱。

第三阶段：重塑
当一个国家的力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开始提出新的问题：
为什么我的力量已经这么大，我在规则制定中的权重还这么低？

于是，它开始要求：
更多话语权。
更多制度代表权。
更大的地区影响力。
更符合自身利益的规则。
甚至建立新的制度。
这就是所谓：
“崛起大国的秩序诉求。”

十一、真正危险的，不是“新大国要求改变”

而是：
新旧大国都认为自己没有必要改变。

这才是最危险的情况。

崛起国家认为：
“我的实力已经变了，你为什么还让我按照过去的位置生活？”
守成国家则可能认为：
“过去的规则就是秩序，你为什么要改变？”
双方都认为自己有道理。

于是：
一个要求更多权力。
另一个要求维持现状。

最后，问题就从经济竞争变成安全竞争。
再从安全竞争变成军事竞争。
历史上很多大国冲突，都是这样逐步升级的。

十二、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中美关系如此重要

今天的中美竞争，并不能简单理解成：
“两个国家关系不好。”
它实际上包含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
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如何与一个仍然占据全球主要制度、金融和军事优势的守成大国共存？

这不是特朗普或者拜登个人创造的问题。
也不仅仅是某个人创造的问题。

领导人会改变政策速度。
但很难改变结构本身。

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发生变化。
美国的全球利益结构也已经形成。
两国在科技、金融、贸易、军事、供应链和国际规则方面越来越存在重叠利益。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
“谁喜欢谁？”
而是：
“两个力量结构越来越接近的大国，能不能找到新的平衡？”

相关研究也把中美关系的变化与“权力转移”、地区安全秩序以及中国要求调整国际规则联系起来。

十三、但是，中国也可能走出一条与德国、日本完全不同的道路

这恰恰是今天最值得观察的地方。

德国的道路：
军事扩张。
日本的道路：
帝国扩张。

中国的道路究竟是什么？
目前不能提前下结论。
因为中国仍然深度参与全球贸易体系，也在参与大量国际组织，同时推动新的制度平台和新的国际合作机制。

所以它可能出现一种更加复杂的模式：
既不完全接受旧秩序，也不完全推翻旧秩序。
而是：
在旧秩序中扩大自己的空间，同时建设能够增加自身选择权的新制度。

这与19世纪德国、20世纪初日本所处的时代条件已经完全不同。

十四、所以，“崛起必然挑战旧秩序”其实只说对了一半

真正的历史规律不是：
强国崛起 → 必然战争。
而是：
实力变化 → 利益变化 → 权力诉求变化 → 规则摩擦增加。

至于最后会不会战争，取决于很多东西：
旧大国是否允许调整。
新大国要求改变多少。
双方是否存在安全困境。
有没有稳定的沟通机制。
国际制度能不能提供重新分配权力的渠道。

双方是否能够接受：
“我强大了，不等于你必须退出。”
以及：
“你强大了，也不意味着你可以无限扩张。”

这两句话，其实就是21世纪国际秩序最难解决的问题。

结语：真正改变世界的，不是崛起本身，而是“崛起以后怎么办”

历史最值得警惕的，从来不是一个国家变强。
国家变强，本身可以带来贸易、科技、财富和文明交流。

真正危险的是：
一个国家强大以后，认为自己必须改变世界；而原来的强国又认为自己绝不能让世界改变。

德国走过一遍。
日本走过一遍。
今天的中国，则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里。

所以我们真正应该观察的，不是：
“中国会不会挑战美国？”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太简单了。
真正值得观察的是：
中国会要求改变哪些规则？
美国愿意接受哪些变化？
哪些变化可以通过谈判完成？
哪些变化会触碰核心安全利益？
双方能不能从“谁取代谁”的思维，走向“如何重新分配权力”的现实主义？

因为历史真正反复出现的规律，不是：
崛起的大国一定要摧毁旧秩序。
而是：
当世界的力量结构已经发生变化，而旧秩序却没有及时调整时，秩序本身就会开始出现裂缝。

德国如此。
日本如此。
今天的中国，也正在面对这个历史命题。

大国崛起不可怕。
可怕的是，旧秩序不知道如何容纳一个新的大国，而新大国也不知道如何在不摧毁旧秩序的情况下获得自己认为应有的位置。

这，才是21世纪真正的“大国之问”。

参考资料
Brookings Institution：关于权力转移理论及德国崛起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关系的历史分析。(Brookings)

Brookings Institution：关于中国参与、调整及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研究。(Brookings)

Brookings Institution：关于中国通过国际机构和新制度平台扩大国际影响力的研究。(Brooking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关于国际秩序转型、守成力量与崛起力量之间关系的分析。(外交关系委员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关于中美关系结构性变化以及中国作为规则塑造者崛起的分析。(Brook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