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名士郭泰（十二）

湛泉

李膺之死，确在郭泰之后。

第一次党锢之祸，李膺得以幸免。然其声望日炽，又令当权者感到不安。中常侍侯览指使朱亚上书告发张俭等二十四人结党营私，图谋不轨，危害社稷。曹节也借机煽动奏捕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宇、颖川太守巴肃、太尉掾范滂、太常赵典等。

《资治通鉴》记载了汉灵帝和曹节的一段对话：

帝问：“何以为钩党？”

曹节答：“钩党者，即党人也。”

帝又问：“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

曹节答：“皆相举群辈，欲为不轨。”

帝又问：“不轨欲如何？”

曹节答：“欲图社稷。”

建宁二年，皇帝才十三岁，没有什么天纵英明，更不懂什么政治，窦武、陈蕃伏诛，朝征皆由宦官说了算。号称皇帝，娃娃而已，傀儡而已。经曹节这一说，当即准奏。

李膺提前得到消息，友人劝他赶紧逃命，他却抱定必死之念：“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不等官府来捕，自己就去投案了。据《李膺家录》，其时荀翊也被关在新汲县狱中，李膺见其镇定自若，问道：“死者人之所恶，今子无吝色者何？”荀翊说：“求仁得仁，又谁恨也！”李膺乃叹道：“汉其亡矣，汉其亡矣！善人，天地之纪而多害之，何以图存！”

汝南督邮持诏书来捕范滂，走到征羌，不忍加害，怀抱诏书闭门不出，县里都不知该如何行事。范滂得知，也自去投罗网。县令见到范滂，大吃一惊，责怪道：“天下这么大，你不赶紧逃命，跑来这里做甚！”当即解下印绶，要与范滂一起逃亡，范滂却说：“我一死，祸事便可以了结，怎能因我之罪而连累你，只是不忍心老母亲流离无依！”与母亲绝别，其母说：“吾有何惧！吾儿如今与李、杜齐名，死又有何恨！既成全了名节，又要保全姓名，鱼和熊掌岂能兼得！”范滂跪受教，再拜而辞。被害之时，年方三十。

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李膺、范滂包括巴肃诸人，皆视名节胜于生命，甘愿舍生取义。当时被捕者百余人，皆死于狱中，女人和孩子被发配边关。一时冤狱大兴，天下豪杰以及儒学名士，都被宦官指为党人，遭处死、流放、罢官、禁锢者，竟达六七百人。

死里逃生的有张俭。张俭字元节，高平人。党锢之祸起，四处逃亡。人们景仰其人望，同情其遭遇，宁肯破家损命，也情愿收客他，为此被杀之人，史家宣称竟达百余。一人之存，百人之死，张俭以此扬名后世。清末戊戌变法失败，义士谭嗣同写绝命诗《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比之于李膺等以生命护高节，郭泰等以明哲保自身，张俭虽以八十五岁高龄寿终正寝，留下了“望门投止”的显名，然而，面对家国之大义，真正堪赞的却不是他！

郭泰正月死，李膺十月死，相隔不到十个月。

郭泰之死与第二次党锢之祸的关系，鲜有论及。

郭泰与李膺，关系亦师亦友。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李膺被捕，不到三个月，郭泰病亡。郭泰丧葬期间，上下奔赴者络绎不绝，展示了清流力量的蓬勃之势，成为当时轰动朝野的大事件。之后，在陈蕃等援助下，李膺等复出为官，士人学子欢欣鼓舞，更引起当权宦官势力的忌惮，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为清除异己，维护自身地位，无所不用其极。于是，一场政治灾难不可避免地降临了。

有史家记述李膺之死，先于郭泰。袁宏《后汉纪》、荀悦《前后汉纪》都说郭泰闻知“三君八俊”被害，忧愤而死，更有的说郭泰死于“建宁四年”，导致立碑时间，也常常被认为是建宁四年。这些应该都是误会。口传不如书传，书传不如碑石传。书传之误，当以碑石正之。

郭泰祠，相传始建于宋代。

据县史资料记载，郭泰（有道）祠原有亨堂三间，“清妙堂”三间。嘉靖十年，知县固安王宗正辟地载树。隆庆三年（1569），知县兴国刘旁在任时，重修祠门一间，廊屋六间，东、西钟鼓楼各一。万历二十四年（1596）冬，贤县令渭南史纪事在任，振修郭泰墓及祠，道路增宽，钟鼓二楼，茶房围墙，俱加修葺。又“清出墓田二十二亩，申请台使免粮，给守祠、守墓者各四亩。余粮所入，储为岁修之资，勒碑垂后。”地租收入使祠堂及暮冢的维护，得到相应保障，小修小补不再是大问题。

康熙二十六年（1687），国学生张基巩增建卷棚三间，政府又设立了奉祀生，经儒学教谕核准，报县颁发证书。祠前有大槐，槐前又有冬生院。这一年移建城西关，祠前显得空阔起来，远山平畴，一望而收。

祠前槐树大可四十围，郁郁苍苍，擎宇华盖。康熙五十四年（1715）树碑一通，碑题“汉槐”二字，其阴有七律一首，未知书者之名：

吾爱奇巍大汉槐，先生有道史经开。

风离百世题天下，天植神槐仰圣才。

巍巍古干取凌云，抖角风流天下闻。

高蹈不图人爵贵，仍留槐荫企清风。

民国《介休县志》载，其树“空中残半，皮如剥肤，而枝叶郁葱，岁岁不改。真千年灵物，或先生呵护之也。”

清代祠堂之情形，县志绘有“郭有道祠墓图”。祠旁曾有书院，名“三贤书院”，后废。民国之时的情形，有祈庐先生《百年碑情》收录的“郭林宗祠前合影”“堀川英嗣提供民国期间画报中的郭林宗祠”等几幅图片，提供最直观的感受。文人墨客瞻仰者众多，著文作诗，吊古思今，使祠院再现了无数次的人文景观。民国间修同蒲铁路，铁轨自墓祠之间穿过，分隔两端。又数十年过，物是人非，过往之人，莫不扼腕叹息，心中有所希冀，如此而已。

关于郭泰后人，清末明初介休董重《介休金石略》中引述杨秋湄（杨笃，清代著名方志学家，山西乡宁人，总纂《山西通志》）的一段话：“宋谢景初《魏文侯墓碑》云，汾州图牒东汉郭林宗墓在介休县城东二里，蔡邕作林宗碑在墓之侧。余于州城东大中佛寺北庑得《林宗碑》备刻之。其一蔡邕之文，其一记林宗后裔纤悉，不刻立碑年月。”1986年，长治市出土的《唐故右领军卫泾州纯德府折冲太尉太原郭府君墓志铭》记载的墓主郭韬，字宏泉，碑称“其先郭泰……其祖郭嵩”。《新唐书•宰相世系》载，郭泰“世居介休，其裔孙居魏州昌乐（在今山东潍坊）。另外山东馆陶（今冠县）郭氏也自称是郭泰之后。不过，家族记忆多从传说中来，攀龙附凤者多有，往往牵强附会，时隔久远，真假着实难辨。除此之外，尚找到更为详细和确实可信的资料。

至于郭泰故居，元代之前未知是何状况，中统二年成了华严寺，供奉着关圣帝君、释迦如来、空王古佛、观音大士、地藏菩萨，明洪武十年还进行过整修，似乎已经与郭泰没啥关系了。现在连华严寺也不复存在，只留下一条叫做“华严寺”的巷子，沦为彻彻底底的居民区。巷子在顺城关主街（明清一条街）东段北侧，原有小学，以前叫顺城关学校，后来叫“林宗书院”，院内塑汉白玉郭泰像，塑得颇显名士风度。近年学校合并，改称“彦博小学（林宗校区）”。学校东边不远处，有文公祠、介子祠和祆神楼，多有游客往来观瞻，只是邑人做事太不讲究，铸铁下水盖上赫然可见“三贤故裏”四字，弄巧成拙，惹先贤们嗤笑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