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鑫：知音一曲传千古——公安三袁与李贽的忘年之交

刘拉美

　　公安三袁，指晚明文学流派——“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他们是湖北荆州公安人，所以将其倡导的文学革新流派称为“公安派”。公安派不仅开创了一代新的文风，主宰着晚明文坛，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三袁兄弟中，以老二袁宏道（号中郎）成就最大。

公安三袁塑像（谷少海摄）

　　李贽，字宏甫，号卓吾，自称温陵居士，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农历十月廿六日出生于福建泉州城南门万寿路123号，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在北京狱中自刎，终年七十六岁。李贽死后，毁誉有之，被后世称为明代著名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反封建斗士，自由主义斗士，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最早的呼喊者与先行者，一代狂狷，儒教的叛逆者，中国第一思想犯，被诅咒的哲学家……

李贽画像（来自网络）

　　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分别生于1560年、1568年、1570年，李贽比他们分别年长三十三岁、四十一岁、四十三岁，可见相互间年龄悬殊相差颇大。

但自古以来，共同的爱好、相投的情趣、真挚的友谊足以超越时空，李贽与三袁兄弟更是演绎了一场超越年龄与功利的忘年之交。

他们之间开始交往，始于李贽隐居湖北麻城龙潭之时。

我们且先看看，作为一位福建泉州人，李贽从未在湖北做官，与湖北交集甚少，他是如何“跑”到麻城，隐居龙潭的呢？

麻城龙潭遗址

　　李贽自二十六岁考中举人跻身官场，辗转于河南、南京、北京等地任职，当过校官、县学教谕、国子监博士、刑部员外郎、刑部主事、礼部司务等，直到万历五年（1557年），五十一岁的他升任云南姚安知府，终于成了朝廷的一名四品官员。

李贽性格倔强，思想活跃，不甘摧眉折腰，不肯受人挟制，不愿巴结奉迎，所受之磨难与屈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好不容易升了知府，总该扬眉吐气一番了。然而，他的心中，却萌生退意，不愿上任。李贽所看重的，不在官职大小，而是精神，是学识，是思想。

李贽由南京走水路前往云南姚安，途经好友耿定理家乡黄安（今湖北红安县），舍舟上岸一聚。临别前夕，李贽拟将家属留在黄安，独自一人赴任，并与耿定理约定，三年任期一满，将不再续任，便来黄安定居，专心访友求道。可妻子黄宜人要求同行，态度非常坚决，李贽没有办法，只得将她带上，但还是将女儿和女婿庄纯夫留在了耿家，为此后的隐居埋下了“伏笔”。

李贽不愿为官，并不等于他在知府任上无所作为，他勤勉对己，宽以待人，与当地少数民族和睦相处，注重社会公益事业，三年时间，竟将姚安治理得井井有条。任期一满，李贽便摞下挑子，封印闭门，停办公务，坚辞不干了。消息一经传出，当地士民“攀卧道间，车不得发”，极力挽留这位罕见的优秀“父母官”。而李贽去意已决，于是，当地百姓便特地为他建了一座生祠以作纪念。

一旦摆脱官场的名缰利锁，李贽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与自由。他与妻子黄宜人取道长江，经三峡，过荆江，直奔黄安。

好友耿定理已为李贽的前来隐居作好充分准备，在耿家别业“天窝”专门为李贽一家建室筑居，使他大有宾至如归之感。

李贽前来投奔好友之时，适逢耿家老太爷去世不久，在朝廷做官的耿定理兄长耿定向也回到了老家守丧。李贽与耿定向思想迥异，两人经常发生龃龉，但有耿定理从中调和，倒也相安无事。可天有不测风云，三年后，年仅51岁的好友耿定理突然病逝，情势急转直下。因思想不同、言语不合，尽管耿定向守丧期满已赴南京任职，但两人书信往返之中，矛盾日趋尖锐。耿定向担心李贽继续留在黄安“天窝”带坏耿家子弟，不禁生出赶走李贽之意。

邻县麻城四大望族之一周柳塘及女婿曾中野得知，出于对李贽的仰慕，他们盛情相邀，并在县城买下一间大屋供他居住。正置尴尬境地、另寻别居的李贽，也就爽快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

李贽本想举家迁居麻城，可夫人黄氏坚决不从，颠沛流离一辈子，她想归返老家泉州，以求落叶归根，女儿、女婿也坚定不移地站在了母亲一方。于是，李贽只好让女儿女婿陪同夫人一同返乡，他则孤身一人前往麻城周柳塘翁婿为他提供的居所，并将其命名为维摩庵。

三年后，对佛学极有研究的李贽剃度出家，索性做了一名和尚，从维摩庵搬到离县城约三十里外的龙潭芝佛院，自号“龙湖叟”。对此，他写诗明志道：“空潭一老叟，剃发便为僧，愿度恒沙众，长明日月灯。”

麻城芝佛院（来自网络）

　　从万历十五年（1587年）三月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冬，除外出两三年外，李贽在龙潭芝佛院一住就是十年有余，第一部著作《初潭记》在此编纂而成，尔后又创作、编辑了《焚书》《说书》《因果录》《史纲评要》《读升庵集》《孙武子十三篇》及《藏书》的主要章节，还批点过《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等小说、戏剧著作。他一生中的主要著述，大多是在这里完成的。

李贽隐居龙潭，既是他硕果累累、声名远播之时，也是他饱受争议、备受折磨之际。他剃头出家，却有意留下胡须；进了佛堂，又不认祖师；做了僧人，还大口吃肉……这些，都被时人视为异端。他广收门徒，即使女子也不避讳，信函往返不说，还亲往女徒家授课，被道学家们视为大逆不道。《初潭集》在麻城第一次刻印，就轰动一时，抢购一空，此后的《焚书》《藏书》更是声名远播，传遍中华大地。正是这些振聋发聩之作，却被封建卫道士蔑称为“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谤书”……

袁宏道对李贽的大名，先是间接有所了解。第一次进京会试，李贽好友焦竑高中状元，焦竑与袁宗道过从甚密，这样一来，袁宏道不仅结识了焦竑，也知道了隐居龙潭的李贽是一个出奇的怪人，他不畏讥诮，公开向当时的传统儒学、封建势力及习俗流弊宣战，既然被人视为异端，他索性以“异端”自居。

万历十七年（1589年），焦竑担心出家龙潭的李贽孤单寂寞，便托因公返乡的袁宗道绕道黄州，前往探望。焦竑将所托之事写信告知李贽，李贽在《复焦弱侯》中回道：“袁公果能枉驾过龙湖，明年夏初当扫馆烹茶以俟之。”其喜悦期待之情，溢于言表。可不知何故，回湖广公干的袁宗道只是回了公安老家，却没能前往麻城龙湖拜会李贽。

第二年，即万历十八年，李贽的代表作《焚书》出版，从书名即可知晓书中内容，皆为不能见容于世的遭人焚毁的惊世骇俗之作。《焚书》初刻版刚一问世，李贽就寄给返乡归里的袁氏兄弟。袁宏道一阅，不觉大为惊叹，仰慕不已，在《得李宏甫先生书》一诗中写道：“似此瑶华色，何殊空谷音。悲哉击筑泪，已矣唾壶心。迹岂《焚书》白，病因老苦侵。有文焉用陷，无水若为沉。”他不仅将《焚书》视为“空谷音”，还激发了看轻富贵的认识与探究玄理的渴望，赋诗《感兴》，以为明志：“白日不可挽，黄金不可为。夙心探玄理，幽与白云期。众芳经春歇，秋草过时萎。富贵非所欲，浮丘以为师。”

其实，袁宏道早在参禅问道之时，就间接地领略过李贽那深厚的佛学造诣。

哥哥袁宗道曾向李贽的得意弟子——无念禅师学习参禅，而袁宏道于万历十七年赴京会试时，不仅知道无念，还曾当面求教于他。

无念禅师（1544年—1627年），名深有，别号西影，麻城人，曾为龙湖芝佛院守院僧，后在黄檗山开辟道场。他十六岁剃度出家，直到万历九年（1581年），才在李贽的启发开导下猛然省悟，于是作偈道：“四十余年不住功，穷来穷去转无踪。而今穷到无依倚，始悔从前错用功。”

袁宏道的禅学受过无念的精心指导，对他一直怀有敬重感激之情。受李贽启悟的弟子尚有如此禅力，据此可以推断，师父该是何等了得！

于是，拜望李贽的心情变得更加迫切，特别是根据参禅心得刚刚完稿的《金屑编》，虽然得到了兄长肯定，但到底写得如何，达到了何等境界，得请李贽鉴定指教，心里方能踏实。

　　万历十九年（1591年）春节刚过，袁宏道独自一人，怀着一颗虔诚之心，不畏早春严寒，不惧路途遥迢，从公安县城斗湖堤镇启程，赶往麻城县（今麻城市）龙潭芝佛院，向李贽求教。

在袁宏道的想象中，李贽定是一位不拘礼俗、倜傥不羁乃至奔放疏狂的奇人怪人，及至一见，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只见他穿戴齐整，上衣下裳，皆为上等布料，剪裁极工。室内陈设，摆布得极有条理，桌椅十分精致，可谓古色生香，就连地面及墙壁，也清扫得干干净净，一眼望去，令人赏心悦目。真没想到，李贽原是一个十分严谨之人，且极爱收拾讲究，差不多爱洁成癖了。

“呵呵，原来您是一个洁癖圣人啊！”袁宏道情不自禁地赞道。

李贽爽朗一笑，回道：“我就料到你会说出这句话来的，世界如此污秽，我辈岂能同流合污？”

李贽出家后一直收授女徒，外界传他男女同处，嬉戏胡闹，伤风败俗，其实这都是反对者的极力诋毁。李贽收留女徒不假，但有着洁癖的他，却半点不近女色。这对十七岁就携妓泛舟游乐，视妓乐为文人雅事的袁宏道而言，匪夷所思之际，更是叹服不已。

李贽身材瘦削，年逾六十，可他精神矍铄，精力充沛，动作迅速，思维敏捷，全身散射着一股花甲老人少有的青春与激情。当他阅过袁中郎带来的《金屑编》后，觉得大相契合，对眼前这位年仅二十四岁的来访者，不禁刮目相看，当即赋诗以赠：“此路少行人，迢迢至古亭；自称通家子，叩门见李膺。”前两句说世上真正向禅的人极少，能达到一定境界的更属凤毛麟角；后两句则以东汉大名士、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首孔融的典故类比于中郎。孔融让梨的典故家喻户晓，李贽诗中所叙，为另一则典故。十岁那年，孔融跟随父亲来到首都洛阳拜见河南尹李膺。作为一名京畿地区的长官，李膺自然要耍点大牌，不是当世名人或通家世好，一概不予接见。婉拒门外的孔融灵机一动，便对守门人说他是李膺的通家子弟，于是受到了主人的亲自接见。寒暄过后，李膺问道：“你家祖上与我们李姓有何交情？”孔融回道：“我家先君孔子，与你家先君老子（姓李名耳）同德比义，互为师友，照此说来，孔李两姓，当然算得上累世通家了。”一言既出，举座惊叹，都说孔融小小年纪，竟如此聪慧，是位难得的“异童”。而撰有《金屑编》的袁宏道在李贽眼里，也是一位禅学“异童”。二十多岁年纪，其参禅所达之境界，不知超过多少毕其一生之人也！

面对少有的天纵之才，李贽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与赞赏之情，又赠诗一首道：“诵君《金屑》句，执鞭亦忻慕。早得从君言，不当有《老苦》。”诵读《金屑》，就连禅学深厚的李贽，也倾慕不已，愿执鞭相随左右。他一个劲地感叹与中郎相见恨晚，如果两人早就相识相知，便不会有老年无朋、老来孤寂之苦，自然就不会去创作什么《老苦》（今已失传）一书了。

李贽实在是太喜爱《金屑编》了，余兴未尽，再提笔挥毫，为中郎作小序一篇，予以高度评价：“昔赵少年出家，壮年悟道，八十岁犹有疑，一百二十岁乃蝉蜕而去，其难也如此。今君二十学道，二十一证果，其视《法华》之龙女，《华严》之善财，有何殊也！然君无师之智，不用金口指诀，则虽善财，不敢比肩，而况赵州老子乎？因喜而书之。”

两人性情极其相投，袁宏道也不讲什么客气，就在龙潭住了下来，将心中疑团一一道出，以求其解。

李贽对他激赏不已，倾其所学，尽可能地为之解惑除疑。两人切磋论道，学问与境界，就在这种交流与碰撞中，相互得到提升。

其时，李贽因《焚书》的出版，正遭到以耿定向为首的封建理学家的攻击、诽谤与迫害，袁宏道不顾世俗压力，专程前来拜望，且长住下来，这种胆略与勇气，对李贽无疑也是一种极大的支持与鼓舞，使他感到了一股人间少有的温情、温馨与温暖。

若论年龄，李贽算得上袁宏道的祖父辈了。一老一少，性趣相投，思想一致，惺惺相惜，他们之间的这种友谊，算得上典型的忘年交。

在李贽身上，包括他的日常起居、读书著文等，也与其思想一样，有着许多异于常人的独特与奇妙。袁宏道怀着一颗好奇之心，尽情地观察感受。他发现，李贽所读之书，既多且杂，都抄写成善本。上自《离骚》《史记》，以及陶渊明、柳宗元、杜甫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曲，几乎无所不涉，可谓广闻博览。他一边阅读，一边创作，将读与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阅读之时，旁批眉语，逐字校评，且肌襞理分，新意时出；著文之际，则不枝不蔓，紧扣主题，要言不烦，独抒己见，从不拾人牙慧。中郎发现，李贽不写则已，一旦成文，便精光凛凛，逼人眼目；他写诗不多，但每首都讲究意境神韵；书法是他的最爱，总是先将墨汁磨得浓浓的，然后解开衣服，像个小孩似的大呼大叫，雀跃不已，运动千钧铁腕，将一个个瘦劲险绝之字，骨棱棱地挥洒在铺开的宣纸之上。

袁中郎问道李贽，获益多多，但给他启发最大的，无疑是李贽的《童心说》。这篇收入《焚书·卷三》的文章，去年在老家公安时就已读过：“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等到见过李贽，与他长期相处，袁宏道觉得，李贽本身就是一个真人，在专制统治及封建理学的高压下，不受污染，没有变异，长期葆有一颗真心、本心与童心。李贽为人处事、下笔作文，都是发乎内心与本真，他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绝无半点虚伪做作，真是太难得了！与李贽交往，感受其言行，深入其内心，袁宏道才真正读懂了他的《童心说》。世道为何乖张？皆因童心所障之故：“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抵；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童心一旦遮蔽，社会盛行着的，便是假人、假事、假文，假医、假药、假病，“无所不假”，“满场是假”，举世皆然。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廉耻道德？由此而论及文学，李贽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针对当时文坛的复古狂潮，李贽写道：“诗何必古选，文何必秦汉。”是的，时代在变，文体也变，题材内容自然也要不断发展变化，文章之优劣，不能以时代之先后而论，只要发自童心，表现真情实感，就是好文章、好作品，什么《六经》《论语》《孟子》，都不在话下。将历代封建统治者长期尊奉的儒家经典都不放在眼里，可见李贽的“童心说”，是多么地惊世骇俗！

袁宏道仿佛忘了归期，在龙潭一住就是三月有余。他与李贽一同饮食，一同散步，一同出行，两人朝夕相处，形影不离，长谈不倦。常言道，文如其人，袁宏道感同身受，有如夏饮冰雪，快意舒畅之际，更有醍醐灌顶之感。

终于到了告别的日子，李贽执手相送。

这一送竟送出很远，一直将他送到了二百多里外的武昌城。抵达武昌，两人仍不忍分离，又一同游览黄鹤楼。

就在李贽与袁宏道同游黄鹤楼时，他们遭到了一伙受假道学家们指使的泼皮的围攻、辱骂与殴打。由思想交锋，发展到人身攻击，可见假道学家的嘴脸是多么虚伪，理学思想的束缚是多么严酷！

当然，特立独行、宁折不弯的李贽既没有回避，更不会屈服。出了黄鹤楼，再游洪山寺，两人这才依依不舍地挥手作别。

　　万历二十年（1591年），袁宏道进京参加会试。新科放榜，终于金榜题名，位列三甲第九十二名。

考中进士，下一步便是选派官职。袁宏道进京赶考，主要是挣一个名份，并非为了当官发财，更不急于做官。因此，一旦高中，他就放松了，解脱了，也不管官大官小派往何处，索性请了长假，归乡省亲。

袁宏道的主考官、座师焦竑又托他抽暇再次前往麻城，探望李贽。焦竑真不愧为李贽的知己与挚友，身居高位，总是热切关注、大力支持这位被世俗目为狂人、异己与另类的孤傲老人。

袁宏道于麻城龙湖拜访李贽之后，受其深刻影响，加之回到故乡公安，与兄长袁宗道、外公龚大器、二舅龚惟学、三舅龚惟长、八舅龚惟静等人发起、成立的南平文社自由活泼的聚会切磋，使得他的文风，发生了极大变化，写下了不少质朴自然、明快秀丽的优美诗句，比如“青溪六七里，白恰二三人”；“稻熟村村酒，鱼肥处处家”；“东风随处有亭台，寺古无僧花也开”；“白雾迷荒楚，青流带远空”等等。身居故乡，亲人团聚，谈诗作文，其乐融融。尽管如此，袁宏道心中，仍惦记着他的忘年之交李贽。袁宏道忘不了李贽的启发，忘不了他们之间那超越年龄与功利的真挚友谊，当然，也没有忘记焦竑的嘱托，一直牵挂、惦念着李贽，寻找机会再访麻城。心中所念，有感而发，付诸文字，袁宏道写了一首《怀龙湖》：“汉阳江雨昔曾过，岁月惊心感逝波。老子本将龙作性，楚人元以凤为歌。朱弦独操谁能识，白颈成群尔奈何。矫首云霄时一望，别山长是郁嵯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初春，弟弟袁中道乡居，袁宗道、袁宏道前往看望，留宿村中。三人相聚，免不了谈学论道。聊着聊着，平日心中所积疑惑如疙瘩般难以解开，如淤塞的河流，大家渐感滞涩，用袁中道在《东游纪事》一文中的话说，就是“殊不得力”。这时，兄弟三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李贽——卓吾先生或许能助他们“一臂之力”呢。于是，袁宏道提议前往麻城，一则践行座师焦竑相托，二则寻师访道解惑明理，可谓一举多得。哥哥袁宗道当即响应，他对上次公务返乡焦竑所托看望李贽因故未能成行之事一直耿耿于怀，总想找个机会补偿一下呢。而袁中道三年前在武昌与李贽曾有过短暂的一面之交，深为推许，也想再次问道龙湖。兄弟三人一拍即合，返回县城，便开始了远行的一应准备工作。袁中道家里的大米快吃完了，不得不准备十多石谷子留在家中。袁宗道路子广，通过关系租了一艘合适的楼船。消息在亲友中传开，不少人也想跟随前往。八舅龚惟静心中有疑，对李贽尤为仰慕，这样难得的机会，自然不肯错过；袁宏道的业师王辂想借机游览沿途美景，尽享山水之乐，于是成员增至五人。

原定三月十日发舟，突然下起一场大雨，一连下了八九天，真可谓春雨绵绵。十九日，好不容易盼来了天晴。二十日，他们一行乘坐租来的楼船，踏上了专程拜会李贽的麻城之旅。

久雨初霁，江水猛涨。“江草青青江水流，荆州何日到黄州？”刚一上船，袁中郎便按捺不住江水般澎湃的激情，恨不能插上翅膀，即刻飞抵麻城龙湖。

船行途中，两次被风雨所阻。船泊江岸，但见乌云翻滚，风吼浪急，潮打船舷，袁中郎不免觉得“潇湘风雨动人愁”。他们一行之所以“敢向乾坤寻胜览”，不惧山重水复路途遥远，“只因李耳在西周”。是的，在袁中郎等人眼里，他们前往拜访的李贽，就是昔日写下《老子》五千言的李耳。

风雨稍止，“寻访团”又解缆出发了，经石首、君山、嘉鱼等地，抵达武昌。然后舍船登陆，望东北方向前行。

到达麻城县城，一行人稍作调整，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三十里外的龙潭。

龙潭，又名龙湖，是一个幽美僻静的好所在，宽大的瀑布如风吼雷鸣般奔泻而下，与山脚岩石冲击，久而久之，激而成潭。潭深十多丈，潭水青青，一眼望不到底，仿佛有蛟龙潜卧其间，故曰龙潭。龙潭四周，群山莽莽连绵起伏，树木苍翠遮天蔽日。龙潭右岸，依山傍水建有一幢漂亮的房屋，这栋精舍，便是李贽寄身养命、讲学求道的芝佛院。

这些天来，大家风雨兼程，水陆并进，到得龙湖，本当好生歇息，却被眼前这别有洞天的美丽风景所吸引，一时间全都忘了疲劳。大家一边欣赏，一边惊叹，恨不能将四周美景尽收眼底，纳入胸中。就连一向沉稳的袁宗道也激动不已，后来，他还舞动生花妙笔，写了一篇名为《龙湖》的美文，认为龙潭山水之美，实在超乎他的想象，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其中有语道：“余本问法而来，初非有意山水，且谓麻城僻邑，当与孱陵、石首伯仲，不意其泉石幽奇至此也。”他们认真地欣赏着，一时间，似乎弄清了李贽何以隐居于此的缘由。这里不仅山高水长，树木葱茏，风景优美，环境幽静，适合隐居，还贯注着一股激发创作灵感的内在神韵呢。龙潭龙潭，龙游水底，真不愧一块藏龙卧虎的风水宝地呵！一眼相中此地，可见卓吾先生不仅是声名卓著的思想家、文学家，还是名副其实的阴阳家兼风水师呢。奇人，真乃大奇人也！

袁宏道虽在这里住过三月，仍被老师、舅舅、兄弟等人的情绪感染了，不禁再次陶醉其中，并作《龙潭》诗一首：“孤舟千里访瞿昙（瞿昙即释迦牟尼），踪迹深潜古石潭。天下岂容知己二，百年真上洞山三。云埋龟岭平如障，水落龙宫湛似蓝。爱得芝佛好眉宇，六时僧众礼和南。”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李贽对袁宏道一行五人的专程来访，简直可用“欣喜若狂”一词加以形容了，赶紧将众人延至芝佛院休息。

大家进入其中，但见上殿供奉阿弥陀佛，下殿供奉韦驮尊者，并非正规寺院，用李贽的话说，“即人间之家佛堂也”。

一阵寒暄过后，李贽又命人备置酒菜。僧尼吃素，可李贽不拘泥于外在形式，百无禁忌，不遵戒律，不禁荤腥。

接风宴上，李贽虽然生性不喜饮酒，为表诚意，还是把盏临风，满满地敬了众人一杯。

这次专访，目的并非游冶宴乐，而在切磋论道、探究学问。于是，袁宏道在将别后思念之情一吐为快后，又将两年来的治学收获一一告知，并与袁宗道、袁中道、龚惟静、王辂一道，就一些疑惑、古奥的问题与李贽展开深谈，或请他解说，或相互探讨，求索真谛。

袁宏道等人这次在龙潭一住又是十天。

正是这次拜访，李贽通过谈话、观察与感受，对袁氏三兄弟的个性特征各有了解，评价甚高：伯修稳重朴实，中郎、小修英伟出众，都是天下名士。特别是中郎，识力胆略异于他人，仿佛横空出世，真是一个英灵男子！

据现有资料所载，袁宏道与李贽有过三次会面。第一次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同访，时间为万历十八年（1590年）春，地点在郢中；第二次是万历十九年（1591年）春，袁中郎独自一人前往麻城专访；第三次，即袁氏三兄弟与八舅龚惟静、业师王辂五人共访。

就三袁兄弟与李贽的交往而言，除共访外，袁中道还单独与他有过两次见面：万历二十年（1592年）拜会流寓武昌的李贽；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龙潭芝佛院被焚，李贽出走麻城，落脚北京通州马经纶家，袁中道前往探望。

　　袁宏道与李贽的三次会面，后两次准确无误，唯有第一次的三兄弟同访，无论时间，还是地点，都大可质疑。三袁探访李贽的记载，详见《柞林纪谭》。这篇题为“公安袁中道编”的七八千字长文，当时即有学者认为是伪作。比如萧士玮在《春浮园别录》中写道：“近日伪书流传，如《龙湖闲话》《柞林纪谭》诸刻，真可恨也。”然而袁中道本人却不曾否认，他在纪录个人游历行迹的《游居沛录》卷之十中写道：“昨夜，偶梦与李龙湖先生共话一堂。是日，有人持伯修、中郎与予共龙湖论学书一册，名为《柞林纪谭》，乃予兄弟三人壬辰岁往晤龙湖，予了草记之，已散帙不复存，不知是何人收得，率尔流布。夜来之梦，岂兆此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柞林纪谭》早已散失，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不少誊抄本，因袁中道当时所记“了草”（潦草），传抄时免不了以讹传讹。他对“原版”本来就不甚满意，面对新的“手抄本”，也只好无奈地长叹一声，写下“率尔”二字作罢。尽管如此，袁中道还是将《柞林纪谭》作为附录二收入个人文集《珂雪斋集》中（并见《李温陵外纪》卷二）。除具体细节所叙不实及流布过程中的以讹传讹外，袁中道基本认可了《柞林纪谭》所记属实，可见三袁兄弟确曾有过共访李贽之事。《柞林纪谭》全文，主要记录了他们前往拜访的经过、求教解惑的对谈，生动详尽，神形毕肖。李贽在该文中，用的是化名，称为“柞林叟”，说他遍游天下来到郢中。“郢”为古楚国都城（纪南城），又代指楚国。郢中，即楚国中心，当指荆州江陵，也有人认为是公安县城。据《柞林纪谭》所记，柞林叟（李贽）常提一个竹篮，一旦喝醉就在街上游走，说话颠三倒四，言行多有狂悖。万历十八年（1590年）春，流落于一座村落野庙，袁氏三兄弟得知后同往拜访。稍一交谈，便觉他是一个“大奇人”，于是兴趣陡增，三人就心中疑惑虚心求教，老叟既不推辞也不拿捏，倾尽满腹学问及个人好恶，一一作答。大家相谈甚欢，久之方散。等到下次再去探访时，竟无从寻觅，不知这孤怪老头跑哪儿去了。

　　关于这次三袁兄弟同访，有人认为是万历十八年春，有人说是万历二十年春。无论是万历十八年春还是万历二十年春，这段时间，李贽皆隐居麻城，从未到过荆州（仅短暂流寓武昌），更不用说前往公安县城斗湖堤镇了。再则，如果是万历二十年春，袁中郎正在京城参加会试，放榜后还逗留了约两个月才与袁宗道一同南归，根本不存在拜会李贽的可能。况且李贽素有洁癖，也不喜饮酒，时间地点、人物性格都不吻合。哪怕记忆有误，作为对李贽颇为了解的袁中道而言，也不会出现他醉游郢中这样常识性的错误。如此疏漏，在将《柞林纪谭》收入个人文集《珂雪斋集》时，只要稍作更正、修改即可，可袁中道仍然保留原样。于是，我们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有意为之：故意隐去李贽姓名，代之以“柞林叟”；将麻城与荆州混为一体，为的是以缩小友人之间的距离；李贽常出奇语，言人所不言，被封建卫道者视为大逆不道，《柞林纪谭》便说他醉后胡言，“语多颠狂”……袁中道如此“混淆视听”，原来“事出有据”——当时确有一位不知来自何地、姓名何许的醉叟在公安县活动，并与袁宏道、袁中道交往多年，他们经常一同游历，中郎还为他写过一篇《醉叟传》（见《瓶花斋集》卷七）。

其实，只要我们稍加留意，便可发现，《柞林纪谭》其中一段所记，并非三人，而是五人共访情景：“十五夜月色明，伯修、以明、寄庵、中郎并予坐于堂上饮酒。”至于相会地点，《柞林纪谭》写道：“叟坐谓予曰：‘此去荆州千有二百里，太远矣。安得朝夕与商榷乐忘死邪！’”如果在郢中，柞林叟还会说此地离荆州一千二百里之遥吗？荆州至麻城，虽同属湖北一省，但一在东北，一在西南，以今日截弯取直之公路，尚有四百多公里，而当年沿九曲回肠之荆江，过石首、岳阳、洪湖、嘉鱼，在武昌登岸，步行抵达麻城，真可谓千里迢迢，难怪李贽要发出“太远矣”的慨叹。因此之故，所谓三袁的第一次共访李贽，实为五人，拜会之地点，即麻城龙潭。《柞林纪潭》所叙，其实就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袁氏三兄弟与龚惟静、王辂的五人共访。只是出于某种需要，袁中道有意张冠李戴，他所看重的，并非如何会面、时间地点之类的表面形式，而是坐而论道的具体内容，这才是他回忆并加以记叙的主要而真实的意图。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袁中郎与李贽一生仅有过两次会面，即两次前往麻城的专程拜访。

因有《柞林纪谭》存世，公安三袁一行龙湖问道的内容及情景，便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袁中道文中所记，也并非他们的某一次探讨，而是待在龙湖的十天时间里，多次切磋问答的综合记录。其实，李贽在《柞林纪谭》中的思想观点，也散见于他的一些著作之中。

　　写到这里，笔者突然想到了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语言。李贽出生泉州，说的是闽南方言，这一方言虽与中原（河南）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但就表面而言，与普通话差不多属于两套不同的语言体系。笔者在厦门工作生活十多年，于当地的闽南方言，听得懂的不到一半。公安方言属北方方言区，除个别字音、语调外，与普通话相差无几。如果没有普通话这一媒介，双方各操方言母语，显然是无法沟通的，因为他们根本就听不懂对方在说些什么。会试高中，派往全国各地为官的进士，都得操一口“官话”（与今日的普通话接近），否则无法交流。就现有资料而言，古时没有专门的语言培训机构，也没有今日通行的字母、拼音等，要过语言关，只好无师自通。李贽与袁宏道一行论道时，肯定操了一口官话，只是这官话说得如何，笔者就不敢恭维了。哪怕今日闽南人说普通话，用他们的话说，会带有一股“地瓜腔”，因此不少家庭，从小就不让孩子讲当地方言，以免普通话说得不够标准。

李贽故居（曾纪鑫摄）

　　因此，可以推想的是，李贽的“闽南官话”初听起来会有一些障碍，慢慢就会明白晓畅了。

先是伯修向李贽发问：“圣人与凡人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李贽道：“不必谈圣人与凡人的异同，你认为什么是圣，什么是凡？圣即是凡，凡即是圣，它们之间，哪有什么截然之分！”

小修问：“先生遍游天下，最看重、推崇的是什么人？”

李贽说：“什么人也不推崇。古往今来，难有真正的豪杰，即便有，也算不得彻底的好汉。”

话题由此展开，李贽对古代名士如荆轲、田光、管仲、晏子、张良、韩信等人，自有一番独到的评价与见解。然后，他们又谈到了杜甫与司马迁。李贽认为杜甫不仅诗歌写得好，胸中更有一股不屈服于淫威的大丈夫英雄豪杰之气，令人叹服；他对司马迁的评价很高，说他是一位少有的天下大侠。

谈到“六经”，李贽说：“《易经》乃圣典学脉，《书经》是史官文饰之书，而《春秋》不过是一时的褒贬之案罢了。”

接着转入学问之道的探讨。

伯修问：“学道是不是一定要做一个豪杰？”

李贽说：“如果这样，便是死路一条，每人各有自己的独到与精彩之处，学既成章，便是豪杰，世有哪有一个固定的可以学成豪杰的准则呢？”

小修问：“学道要不要根器与天赋？”

李贽答：“当然要！根器天赋就是骨头，人有了骨头才可以学道。”

伯修问：“做学问的人，要不要求取功名呢？”

李贽答：“治世的事，能够求取到手的，有什么难？唯有大学问才是自己受用，非言语所能辨析也。”

伯修问：“学道后就不怕生死了吗？”

李贽道：“别人怕不怕不知道，但我是怕的。”

伯修再问：“怕也是天生的，比如我从小就怕放铳。请问先生，不知怕生死之怕，与这怕放铳之怕，是否同一码事？”

李贽说：“怕从小就有，难道不是一样？”伯修道：“看来这胆气也是天生的，由不得自己。”

李贽点头说：“不错。”

　　这时，中郎却对李贽的看法表示了不同意见。刚才都是伯修、小修问得多，说得多，而一旁的他，则很少开口，不过偶尔插句把话而已。中郎认真地倾听着，用心感受当时的氛围，尽力揣摩李贽那既独特又深刻的人生见解。

“先生这一看法，我可不敢苟同。”中郎道，“人的胆量即便是天生的，也与后天环境及培养有关。比如乡村小孩，见人就怕，后来搬到闹市住个两三年，见的人多了，自然也就不怕了。可见这胆气，也是可以培养的。”

李贽闻言，心中一惊，当时将目光转向中郎，开颜笑道：“你这看法不错。说到底，人只是一个见识，见识多了，胆子自然也就大起来了。”

中郎说：“人生在世，也不能太胆小，太怕事。”

伯修不同意他的观点：“不怕事，必坏事。”

弟弟小修也附和大哥道：“怕事并不是坏事，比如行船，遇上风浪必得小心谨慎。当然，如果风平浪静，仍四顾踌躇，担心倾覆之灾，就一辈子也不能航行。又譬如骑马，上坡过桥自然应该小心谨慎，若平坦直路仍担心失足，则终生便与骏马无缘了。”

李贽对小修之说也表示赞同，认为人生在世，既怕事又不怕事，才是天下第一等有筋骨之人。

由此，中郎对李贽的认识又深了一层。李贽毫无忌惮，我行我素，敢于与一切邪恶势力挑战，看似一个胆大无比、横冲直撞的猛夫、莽夫，实则一位粗中有细、进中有退、张弛兼备、刚柔结合之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天下第一等筋骨之人。

论及生死大事，李贽对众人说：“诸公既来，何以教我？”

大家便将个人对生死的看法一一道出，就正于李贽。

谈到后来，自然要涉及性命之学的内容，他们谈到了佛祖释迦牟尼及禅宗五祖弘忍。

往来问答，看似随意而率性，但都倾尽平生学问与见解。三袁兄弟之问，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为人处世、治学之道、佛教禅宗、老庄之学等诸多方面。李贽既不矫饰，也不掩饰，向客人敞开心扉，或对他们的问题一一解答，或循循善诱，或有意反诘，阐述博大精深之至理。李贽还谆谆告诫袁氏兄弟：“做学问不能流于清议空谈，要真实受用才行。不然，停留于道理上的纠缠，如何了得？”又说：“天下之事，怕只怕事理不通，事理既通，做起来就没有多大难处了。”论及自身，李贽说他既冷又热，平生讨厌流俗之人，见了唯恐避之不及，这时的他，便冷若冰霜；若遇志趣相投之人，便以豪杰相待，披肝沥胆，这时的他，则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热忱之至。他说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完人，人人都有缺点，人若没有缺点，就是死物一个，换个角度，缺点即是你的好处……

他们纵论古今，旁征博引，相互切磋，妙趣横生，渊博的学识、超人的智慧与深邃的哲理在无拘无束的对谈中时时流溢闪烁，正所谓“一时嬉笑怒骂，壁立万仞之机锋，如写生照”。

十天时间一晃而过，三袁一行告别李贽启程回乡，真可谓乘兴抱惑而来，兴尽释疑而归。

还在麻城时，袁中郎便写了一组《别龙湖师》的短诗八首，其一曰：“十日轻为别，重来未有期。出门余泪眼，终不是男儿。”宾主难舍难分，真可谓执手相别泪眼，李贽又是一路长送。袁中郎告别诗之二写道：“惜别在今朝，与君去遥遥。一行一回首，踟蹰过板桥。”李贽当即回赠短诗八首，其二曰：“无会不成别，若来还有期。我有解脱法，洒泪读君诗。”

聚散离合乃人之常情，李贽期待着他们再寻机会前来龙湖。没有想到的是，世事变幻，神秘莫测，此次离别，除八年后小修与李贽在北京通州有过一次短暂重逢外，其余四人，皆成永诀。

　　作为晚明文学流派——公安派主将，袁宏道的文学革新主张，先破后立，反对以模拟为特征的古典主义，建设以性灵说为基础的浪漫主义，其理论思想主要体现为四点：一、反对模拟；二、不拘格套；三、提倡性灵；四、注重内容。他以“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的性灵说，发展为公安派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进而成为晚明文学新思潮的理论核心，既有无数前人、社会环境的重要影响，也是他善于学习、不断吸收、取长补短、广采博纳、锐意创新的结晶。

袁宏道完整的性灵说既承袭了传统性灵论，也受到了佛学的浸润与影响，还得力于李贽“童心说”的直接启发。公务之余，李贽的著作是他的常读之书，他在给李宏甫（李贽字宏甫）的一封信中写道：“幸床头有《焚书》一部，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童心说》见《焚书》卷三，自然也是袁中郎读得最多的一篇力作。李贽在《童心说》中认为，童心即真心，“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他以童心为标准衡量为人与为文，“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而真正的大道理与好文章，也是出自于童心。袁宏道的性灵说认为作文应源于自性、本性，而不假外求，与童心说可谓同出一辙。李贽的“童心说”向封建文化、儒家理学挑战，“性灵说”则在文学领域对前后七子的传统规范进行突围，他们都对旧有的精神传统，对现存的思维习惯、行为准则进行破坏乃至颠覆，提倡人性的解放，树立个体的尊严。

袁中郎敢于挑战复古派，亮出自己的文学旗帜，这种勇气与信心，明显受到了李贽疏狂叛逆、挑战正统、冲决罗网的大无畏精神鼓舞。但是，他也从李贽的身世与遭遇中，吸取了不少教训。李贽以“异端”自居，不惜一切乃至生命，以前所未有的决绝姿态，向整个封建专制发起挑战，结果命运多舛，时常遭受无端的攻诘与打击。于是，袁宏道就不得不讲究一点斗争的策略与艺术。李贽身上，有着闽南人强烈的反叛精神，但又不乏一点“胡闹”的味道。袁宏道因袭了楚文化的浪漫风骨，那种有如天马行空的无拘无束、自由洒脱，其实与李贽有着一定的区别。袁宏道虽然服膺、崇敬李贽，但没有达到盲从的程度。长期以来，他保持着自己的个性与认识。随着对李贽的认识渐深，便觉得他“性甚卞急”，其思想与见解多少有些偏激，“尚欠稳实”。特别是历经吴县县令的一番“磨练”，“遭横口横事者甚多”，深感人心之险恶，社会之复杂，有时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封建文化几千年来的长期积淀，实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作出相应的调整与改变。袁宏道将宽泛的“童心”，缩小至“性灵”这一文艺领域之内，强调“矫枉”与“救穷”，集中火力猛批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想。封建文化的积淤太厚，社会不可能复归“童心”，不可能不受任何约束地奔放自如。而文人学士吟诗作文追求“性灵”，倒是可以做得到的。因此，李贽批判整个社会基础的“童心说”四处“碰壁”，而袁中郎提倡的“性灵说”文学革命则获得了极大成功。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二月，袁宏道从江苏仪征出发，取道大运河，经高邮、淮安、下邳、济宁、德州、青县等地，旅途颠簸一月有余，抵达北京，与哥哥袁宗道相聚一处。其时，李贽正在京城，寓居北门桥旁的极乐寺。听说袁中郎即将到京，自是欣喜万分，并作诗《九日至极乐寺闻中郎且至因喜而赋》：“世道由来未可孤，百年端的是吾徒。时逢重九花应醉，人至论心病亦苏。老桧深枝喧暮鹊，西风落日下庭梧。黄金台上思千里，为报中郎速进途。”遗憾的是，中郎还在途中时，李贽已与焦竑前往南京去了。一个北上，一个南下，就此失之交臂。设若两人在京一聚，多待些时日，又不知要留下多少诗文。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袁中郎返回公安老家，开始了长达六年的柳浪湖隐居生活。在此期间，两个人的离世，对他的打击与影响相当之大，一是庶祖母詹氏病故，二是李贽自杀。袁宏道两岁时，便托给庶祖母詹氏抚养。詹氏是一名裹了脚的普通农妇，既要操持家务，又要带好孙子，一天到晚忙得像个螺陀（一种儿童玩具）似的转个不休。她对小宏道无微不至地关爱呵护，有时差不多到了溺爱的程度。父母与子女之间，爱护常常伴着严厉与督责；而祖孙之间，更多的则是慈爱之情。因此，他对庶祖母詹氏的感情，也就格外深沉。一次友人聚会，大家谈及人生未来，纷纷作出一些预测，说会遭遇什么样的关隘坎坷，碰到什么样的大事等等，热之闹之，纵论不休。袁中郎突然道：“人生有一件大事，任是谁也逃不脱的。”问是何事，中郎说：“大家都会要死的。”众人闻言，皆附和而大笑。可见袁宏道是一个真正参透生命、洞穿生死的智者。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因此，于庶祖母詹氏之死，虽然悲痛，他还是能够接受的。而李贽之死，就不一样了！李贽活了七十六岁，哪怕在今天，也算得上高寿了，但他是在监狱被逼自杀，死亡地点与死亡方式与自然人性相悖，这种非正常死亡，不仅令中郎悲痛万分，更令他愤懑不已。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春，袁中郎与李贽在京城失之交臂。李贽与焦竑一道出京乘舟南行，过沧州，于四月抵达南京，寓居永庆寺，后转居牛头山、摄山，秋天即回到他长期隐居的麻城龙潭。在南京时，焦竑等人帮他做了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那就是刻印《藏书》。

回龙潭不久，李贽便在麻城受到耿定向门生、湖广按察司佥事史旌贤的威胁，要以“大坏风化”的罪名将他驱逐出境。李贽针锋相对地说：“我可杀而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湖广监察御史冯应京弹劾、迫害李贽，派人焚烧李贽居所龙潭芝佛院，并捣毁了他为自己准备的永久归宿之所藏骨塔。李贽被迫出走麻城，避祸于河南光州商城县的黄蘖山中。

任过知县、御史的北京通州（今北京通县）人马经伦闻讯，为李贽的悲惨遭遇所感，马上从老家南下进入黄蘖山，陪伴李贽一同研习《周易》。马经伦为人正直，好仗义执言、打抱不平，任御史时就因抗疏万历皇帝而被贬为一介平民，他不仅写了一篇文锋犀利的文章《与当道书》为李贽辩护，第二年开春，索性将他接到北京通州自己家中居住。

没有想到的是，李贽一到通州，京城的道学家们便如临大敌，惶恐不已，他们担心李贽“妖言惑众”，害怕他“扰乱治安”。不久，一次新的迫害向李贽逼来。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劾奏李贽，说他非孔反儒，惑乱人心，寄居麻城时，“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子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然后，又说李贽现已移居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张问达将一些不实之词强加在李贽头上，其目的就是希望朝廷对他严惩不贷。

长期消极怠工、不理朝政的万历皇帝阅过疏章，竟异乎寻常地来了精神，以前所未有的工作效率当即下旨，准允弹劾：“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

有司前往通州捉拿李贽时，他已卧病三月，粒米未进，呕吐不止，昏迷不醒，仅余喘息而已，自然无法行走，卫士便用门板将他抬往京城监狱。走过场似的对他进行了一次例行审讯，然后就来了个“冷处理”，不管不问。

　　朝廷的迫害，反而激发了李贽内在的生命激情与本能，狱中的他，病情反而开始好转，由昏迷转至苏醒，渐渐变得精神起来，挥笔写下《系中八绝》。既已入狱，李贽透出一股难得的达观，认为牢狱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这辈子，去的地方可多了，名山大川差不多都登遍了，就只没有登过监狱之门，如今进来看看，不正弥补这一遗憾吗？

关了一段时间，总得有一个了结才是，这时，传出朝廷欲将李贽递解回原籍泉州治罪的消息。

李贽曾经多次表示怕回老家，一则因为当时的泉州，已成当时的封建理学重镇，对道学家朱熹顶礼膜拜，对孔庙不断维修扩建；二则不愿受到管束，回乡不仅有官府管治，有乡法约束，还有族规限制，以及一大堆不请自来的所谓责任义务缠身。当道者却将递解回乡作为对他的一种驱逐与惩罚，一生叛逆、抗争的李贽，除了以死相拼外，别无选择。他说：“我年已七十有六，死耳，何以归为？”

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十五日，李贽趁侍者为他递发没有防备，一把抢过剃刀，奋力割向自己的喉咙。顿时鲜血喷溅，接着血如泉涌，而气息尚存。

侍者稍愣片刻，夺回剃刀问他：“痛否？”

李贽想回答，喉咙嘎嘎作响，已不能说话，便强忍疼痛，以手蘸血，书道：“不痛。”

侍者又问：“你为什么要自杀？”

李贽全身颤抖着一笔一划地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

喉未割断，气息微弱，不绝如缕。又拖了一天多时间，直到三月十六日夜半，李贽才在狱中合上了痛苦的双眼。

天下之大，竟容不下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

在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中，共有三位思想家为真理而献身，他们是李贽、谭嗣同、李大钊。但谭嗣同、李大钊之被害，主要是政治思想所致，而以纯学术原因被逼蒙难的，唯有李贽一人而已。

袁宏道一生，受李贽影响甚大，比如“童心说”的启发；比如他常阅《焚书》，其谈学论道，不知不觉间便与李贽口吻相似。随着学识的精进及个性、爱好的差异，袁宏道后来在禅学、诗学等方面的修持与认识，与李贽有所不同。比如他在《答梅客生开府》中，认为李贽“选苏公文甚妥，至于诗百未得一”，两人都喜欢苏东坡的诗文，但兴趣还是各有所异，说李贽编选苏诗“百未得一”，便有一种大不以为然的味道。再如小修在《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中说自葡萄文社之后，中郎学问便有所变化：“觉龙湖等所见，尚欠稳实。以为悟修犹两毂也，向者所见，偏重悟理，而尽废修持，遗弃伦物，偭背绳墨，纵放习气，亦是膏肓之病。”可见中郎对李贽的激进态度也是有所保留的。

学术的差异与喜好的不同，并不影响两人之间的友谊，袁中郎在给陶望龄的信中，说“李龙湖以友为性命，真不虚也”。当他在柳浪湖得知李贽死讯时，不禁悲从中来，当即作诗《纪事十绝》志哀。不少资料认为《纪事十绝》不是袁中郎作品，乃当时的莆田人方沆所作，但所述情形及内心惨痛恰似中郎，在此不妨抄录两首。其一：“消息遥从天外来，飞云萧飒满燕台。祗今一枕羲皇梦，化鹤骑鲸莫浪猜。”其五：“万井萧条杼轴空，寻常启事日留中。豺狼当道凭谁问？妒杀江湖老秃翁。”

在一群后学眼中，李贽超尘脱俗，简直就是一个圣人，袁宏道称他李卓师、龙湖师，或李宏甫先生；汪可受一直称他卓吾老子，袁中郎在一首诗中也说“李贽便为今李耳”；袁中道则说他“才太高，气太豪，不能埋照溷俗”，认为只能仰视，他身上好些东西是一般人难以接近无法做到的，比如为士居官清节凛凛，不近女色不好娈童，学识深邃玄旨精妙，从少到老只知读书，直气劲节毫不屈服，这些，都是普通人学不来的。当然，这也从另一侧面证实张问达上疏说他“挟妓女”“勾引士子妻女”“衾枕而宿”等纯属诬陷。

李贽故居（曾纪鑫摄）

　　李贽逝世后，袁中郎一直怀念不已，在《<枕中十书>序》中，他说自第二次拜会分手，“伊南我北，卯酉相望，不数年，卓吾竟以祸殒，惜哉！”而李贽的《枕中十书》，正是袁宏道后来主试秦中时发现的。公务已毕，袁中郎准备回京复命，夜宿三教寺，在古寺高阁一个破竹筐中，偶然见到李贽一迭手稿，惊奇不已，急忙叫来寺中老僧，询问稿从何来，为何束之高阁。老僧回答：“这是当年李贽被捕时寄存在我手中的文稿，嘱我秘藏，不让他人看见。而今人已死，稿有何用？所以就随手扔在敝箧之中了。”袁宏道高兴地说：“见字如睹人，今晚能见到龙湖师，真是太奇妙了！卓吾没有死，他将永存于世！”因手稿前后被老鼠啃噬咬啮，袁宏道又将它补续完整，共计六卷，订正刻印。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春，袁中郎与李贽学生汪可受、梅掌科、苏侍御踏青郊外，游览野寺，突然想到埋在通州城外马氏庄的李贽，担心时间一长，孤坟荒草，不可辨识，于是，大家商议应该立一块墓碑才是，由中郎撰写墓志铭“为文以志”，汪可受、梅掌科、苏侍御三人负责捐资树碑。

未曾料到，不过半年，袁中郎便抱病而逝。

李贽墓（来自网络）

　　他为李贽立碑的愿望，在他死后终于实现，那篇本应由他完成的《卓吾老子墓碑》，只好由汪可受为他“代笔”了。

弟弟袁中道与二哥袁宏道一样，对李贽也怀有一股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特地为他写了一篇约六千字的传记《李温陵传》，一直传诵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