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魏世家》札记

陀罗山人

三晋之中，魏氏最先强盛，亦最先衰微。读《魏世家》，似观一幅大河由盛转涸的长卷：从毕万始封，到文侯开国，再到惠王穷兵而疲，末主国亡。其间有贤臣之智、有君主之明暗、有纵横之浮沉，更有战国大势不可逆转的洪流。司马迁以世家之体，叙魏二百余年兴衰，不独记一国史事，实为战国变局之缩影。

魏之先，出于毕公高。毕公为周之同姓，武王克商而封于毕。其后绝封，为庶人。毕万奔晋，事晋献公。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此虽为古之占辞，然实寓有深意：一个家族的兴起，固有机遇，更在审时度势、慎守功业。献公灭霍、耿、魏，以魏封毕万，魏氏由是立。其后随晋国内六卿角逐，魏与赵、韩共灭知伯，三分晋地，开国为诸侯。这一段历史告诉我们：春秋之末，周制陵夷，诸侯擅政，卿大夫取邦国如弈棋，旧有的礼乐秩序已经崩塌，天下转入力竞之世。

魏文侯

魏国最光辉的时代，是魏文侯之世。文侯礼贤下士，师事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子夏居西河，传孔子之学，西河遂为战国儒学重镇。又用李克（李悝）变法，尽地力之教，平籴之法，使国家仓廪充实；用吴起治兵，创建魏武卒，战斗力冠绝一时；西门豹治邺，破除巫风，兴修水利。一时之间，魏国人才济济，内政修明，外则西取秦之河西，北灭中山，东压齐、南制楚，俨然中原霸主。

文侯的成功，不在于仅仅拥有能臣，而在于尊贤而能容言。他明白，霸业不是君主一人的智巧，而是一套治国的格局。他不是一味崇武，而是儒、法、兵并用：以儒学教化声望，以法家整饬国计，以兵家开拓疆土。这种兼容，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文明高地。司马迁写文侯，字里行间充满赞叹，把他作为战国贤君的典范。

可惜，这一格局难以长久传承。魏武侯并非昏主，却已失文侯之度。吴起功勋卓著，却遭猜忌，被迫离魏奔楚。吴起一走，魏国失去最杰出的军事家，河西之地的隐患开始埋下。人才外流，是魏国衰败的第一信号。一个国家不怕外有强敌，最怕内部不能容纳功臣、不能信任贤才。

山西芮城古魏城遗址

及至魏惠王，魏国由盛转衰的拐点正式到来。惠王自恃强大，好战喜功，四面出击。他与赵、韩反目，又屡屡与齐争锋。桂陵、马陵两战，是魏国命运的大转折。桂陵之役，“围魏救赵”，魏军受挫；马陵一战，孙膑伏杀庞涓，魏武卒主力覆灭。魏国数十年积累的精锐一朝尽丧。西方的秦国，经过商鞅变法日益强盛，趁机步步东侵，河西之地大片丢失。惠王此时才幡然自省，说：“寡人丑甚矣！”于是卑辞厚币招贤，孟子至大梁。

惠王见孟子，问“何以利吾国”，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一段对话，既见于《孟子》，亦载于《魏世家》。司马迁把它录入世家，是大有深意的。此时天下，人人言利：诸侯务兼并，策士务富贵，农兵务生存。惠王问利，是时代之问；孟子讲仁义，是逆时代之论。魏国已经在“利”的道路上缠斗太久，孟子的话，惠王并非不懂，却在兼并的漩涡之中，根本无力实行。他明知穷兵之弊，却停不下来。这不是惠王一人之愚，而是战国所有大国共同的困境：你不攻人，人将攻你，于是各国陷入军备竞赛，民疲国耗。魏国恰是最早尝到这一苦果的大国。

此后的魏国君主，屡受秦患。魏国处于中原四战之地，东齐、西秦、南楚、北赵，无险可守。地缘本就不利，如果能修内政、联诸侯、慎战守，尚可自保。然而魏国后期，摇摆于合纵、连横之间，政策反复不定。时而抗秦，时而事秦；时而与赵、韩结盟，时而互相攻伐。纵横家往来大梁，或劝割地，或劝合从。割地事秦，如抱薪救火，地有限而秦欲无厌。每割一城，国家愈弱；每一次摇摆，诸侯之间的信任便少一分。

魏安釐王时期，有两位重要人物：信陵君无忌与如姬。信陵君是战国四公子之一，仁而下士。秦围邯郸，赵求救。魏王畏秦，不敢出兵。信陵君窃符救赵，击破秦军，存赵国，名震天下。然而大功之后，信陵君不敢归魏，留居赵国多年。后来秦攻魏急，魏王才召信陵君归国。信陵君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这是关东诸侯最后一次大规模战胜秦国。可是秦国施以反间，魏王疑忌信陵君，夺其兵权。信陵君自知不复见用，乃沉湎酒色，四年而卒。

信陵君之死，标志着魏国最后一抹微光熄灭。魏国不是没有人才，而是君主猜忌，不能用才。一个国家，当最有威望、最有能力的宗室大臣，只能以酒色自污来避祸时，国势便不可救了。此后，秦国攻势日急，魏国不断丢失城邑。到魏王假时，秦将王贲引河沟之水灌大梁，城坏，魏王假降，魏国遂亡。

陕西富县魏长城遗迹

纵观魏国兴衰，有三重教训值得深思。

其一，得人才者强，失人才者亡。文侯广纳贤才而霸；武侯疑吴起，惠王不能用孙膑，安釐王疑信陵君，一代代流失英才。人才离开魏国，大多走向敌国：吴起入楚，商鞅初在魏而西入秦，孙膑奔齐。魏国仿佛是一个“人才输送站”，把最杰出的人物送给对手，这是历史最令人叹息的地方。

其二，地缘之险，不如内政之固。魏国居天下之中，四通八达，无山河之固，是劣势；但劣势并非死局。若能对内轻徭薄赋，对外稳健外交，团结三晋，未尝不可长久。可惜魏国君主，常常把希望寄托在武力征伐或纵横游说之上，没有长期安定的国策，在战争中耗尽国力。

其三，“利”与“义”的权衡，是大国难题。战国是功利主义的时代。孟子在大梁的对话，是对所有君主的警示。但在兼并的格局之下，很少有君主愿意沉下心来行仁义之政。不是仁义无效，而是在人人尚力的乱世，行仁义需要极大的定力与勇气。魏国的悲剧，就是明知旧路有问题，却找不到新路，在战争、割地、摇摆之中走向灭亡。

司马迁在《魏世家》的“太史公曰”中说：“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这段话非常耐人寻味。很多人把魏国灭亡归咎于不用信陵君。司马迁却说，这不全对。天下大势已经走向统一，秦国统一天下是一种宏大的历史潮流，就算魏国得到伊尹那样的贤臣，恐怕也难以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