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前风过(散文)

常保

坊前风过

站在赣州郁孤台历史文化街区的广场上，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飞檐翘角的古楼，不是熙来攘往的人群，而是一座高大的大理石牌坊——四贤坊。

牌坊正中，四个名字依次排开：赵抃、刘彝、周敦颐、文天祥。都是宋人。都是与这座城血脉相连的人。立柱的正反两面，刻着同一副对联——

“赵抃疏险滩，刘彝福寿惠千古。

濂溪创理学，文山丹心昭四贤。”

短短二十四个字，像四把钥匙，轻轻一转，就推开了一千年的光阴。

我站在牌坊下，风从赣江方向吹来，带着水汽，凉凉的，像是从宋朝吹过来的。我在想，九百年前的赣州，是什么模样？

那时的赣江上游，礁石林立，险滩密布。船只行至此处，船夫们便要攥紧拳头、屏住呼吸，看船底擦着狰狞的礁石边缘惊险滑过。翻船的事故年年都有，货物沉了，人也沉了。赵抃到任后，亲自站在船头勘测河道。他应当是个话不多的人——史书上说他"铁面无私"，大约脸上很少有笑意。但他站在船头看那些礁石时，心里想的一定是船上的百姓。他带着人，一锤一锤把那些吃人的石头凿开。叮当的凿石声日夜响在江面上，像这座城市从沉睡中醒来的心跳。从那以后，赣江通了，盐、米、布、瓷顺着黄金水道北上南下，赣州从此不再是偏安一隅的小城。

想想吧，我们今天站在郁孤台上眺望赣江，江水沉稳开阔，早已不见当年的险滩。赵抃凿开的那些石头，大约早已沉入江底，化作泥沙了。但他凿通的那条路，至今还在。

如果说赵抃为赣州开了一条通往外界的路，那么刘彝就是为这座城市补上了一副坚实的筋骨。他主持修建的福寿沟，是一套精密得令人惊叹的地下排水系统，依着城市的地势，因势利导，让雨水顺着沟渠归入章江贡水以及城区十几口大大小小的池塘。暴雨倾盆的时节，别处水漫金山，赣州古城安然无恙。福寿沟至今还在使用。近千年了，那些宋朝的砖石还在地下沉默地承接着雨水。每一场雨落下来，雨水从宋朝的沟渠里流走，一代一代赣州人走过雨后干净的街巷，并不知道自己脚下的土地里，埋着一位水利奇才用毕生心血织成的网。

周敦颐来赣州的时候，应当是个温润的人。他在赣州讲学传道，那时理学还刚刚破土。他坐在赣州的山水间看莲，写下那篇家喻户晓的《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那哪里是在写莲，分明是在写他自己，也在写他对这个世界的期许。赣州的文风从此炽盛起来，书院一座接一座建起，书香从巷陌间飘出来，飘过章江，飘向整个江南。我想象他在赣州的讲坛上，底下的学子仰着头看他，阳光从窗棂间漏下来，照在他青布长衫上。他不讲功名利禄，他讲的是人心里应当种一株莲，干干净净地活。

然后就是文天祥了。他是这四位中最为苍凉的一个。他驻守赣州时，元兵南下，国已不国。一个读书人，散尽家财，招募赣南子弟起兵抗元。赣南的子弟们跟着他往北走，此去凶多吉少，没有人不知道，但没有人回头。文天祥被俘后写下那两句光照千古的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站在牌坊下读这两句，忽然想——九百年前那位抗元的书生，早在诗句里埋下了永恒的伏笔。

四人当中，赵抃疏江开路，刘彝筑城护民，周敦颐立文传道，文天祥守节殉国——他们做的事情截然不同，但骨子里有一种惊人的一致：都是把自己交付出去。交付给一条江，一座城，一种道统，一个信念。他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谋过什么。赵抃的铁面无私里没有私心，刘彝的福寿沟里没有私利，周敦颐的爱莲里没有私欲，文天祥的丹心里更没有私念。

四贤坊立在这里，四根立柱，一副对联，沉默得像四个不肯多说的老人。但每一个走过它下面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那些名字太沉了，沉得让人不敢轻慢。风穿过牌坊的时候，会发出低低的声响，像是九百年前的凿石声、挖沟声、讲学声、点兵的鼓声，全部压缩在风里，穿过石头的缝隙，轻轻吹到今人的耳朵边。

我离开时回头又望了一眼。夕阳把牌坊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广场的青石板上。那影子伸向赣江的方向——江水里，有赵抃凿过的礁石，有刘彝修过的沟渠，有周敦颐看过的月色，有文天祥北上时最后回望的一眼。四个人的影子叠在一起，成了一个时代的背影，深深的融入赣州的千年文脉里。

郁孤台就在不远处。辛弃疾也在这里写过词：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那些行人里，一定包括这四位吧。他们的泪也好，汗也好，血也好，都流进了同一条江。江水一直流到今天，流到我们脚下。所以站在这里的时候，脚底会有一种微热的触感——那大约是九百年的体温，还没有凉透。

风过坊前，仍是从江上来的那股。坊前人来人往。不时有人举目仰望牌坊上的文字。我站了一会儿，便转身走了。身后牌坊静默，四百年的石头，九百年的名字，都交给风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