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馆阅尽三晋万年——山西博物院时光长卷

黄杰

离开灵石县王家大院时，已是正午时分。按照旅程计划，本次山西之行本应就此收束，我们调转车头，一路向北，直奔太原武宿机场。这已是此行第三次前往太原了。到机场办完值机手续，离起飞尚有约四个小时，原计划中想去山西博物院的念头忽然又冒了出来。粗略一算，往返路程之外，在博物院还能有约两个半小时的参观时间。于是不再犹豫，赶紧打车，风尘仆仆地奔赴博物院，为这次六天五晚的旅行，画上一个迟来却圆满的句号。 山西博物院坐落于太原滨河西路，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主馆如斗似鼎，檐角层层向外挑出，仿佛《诗经》中“如鸟斯革，如翚斯飞”的飞檐落在了现代城市的天际线上。厚重石块模拟古鼎、古斗，象征安定与丰收，也让它成为太原最沉静的一座地标。这座现代殿堂，收纳晋地自史前至明清的万千文物，一馆阅尽三晋万年。 一、史前：火种初燃，陶声破晓
山西的故事，从一粒火种开始。西侯度遗址距今约243万年，是晋地最早的古人类遗存，也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

芮城风陵渡镇西侯度村后的“人疙瘩”北坡，1961年和1962年两次发掘，获得一批动物化石以及石制品、烧骨、带有切痕的鹿角等文化遗物。那一片烧骨，是远古人类用火的实证。

晋南麋鹿角化石主枝弯曲舒展，体量雄浑，仿佛仍带着巨兽奔走草原的风声。平额象头骨与臼齿，见证远古象群在晋南河谷栖息漫游。山西披毛犀头骨狭长，齿列犹存，是该物种的正型标本，带着冰河时代荒野的苍茫。它们沉默不语，却把两百多万年前的世界推到了我们眼前。 丁村遗址距今约10万年，是旧石器时代早期向晚期过渡的古人类遗存，出土于山西省襄汾丁村。

斧状器厚重，边缘经打制修整，用来劈砍、挖掘。石片从石核上打下，可直接使用，也能二次修磨。三棱大尖状器尖端锐利，是丁村文化的标志。锯齿刃器边缘打出细密锯齿，可切割兽肉、刮削兽皮。盘状石核是打下石片的原料母体。石球则是投掷狩猎的工具。石头本无言，先民却以敲击为语言，在晋地写下了生存的诗行。

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是史前审美与生活的见证。

芮城金胜庄出土的庙底沟彩陶罐，是国内现存庙底沟彩陶中体量最大、保存完整的一件。上腹以黑彩绘出连续回旋的花卉纹样，花纹由远古鸟纹抽象演化而来。学界常说，“华”字本源，便来自这一类华美的彩陶花纹。

彩陶盘、绳纹陶罐、三足陶鼎，是一组仰韶时期日用陶器。浅腹彩陶盘盛放食物，鼓腹绳纹陶罐储存粮食与水，器身一道道绳纹是制陶时留下的手工痕迹。三足陶鼎三足架空，便于举火烹煮，堪称华夏最早的“锅”。 小口尖底瓶红陶质地，两端尖、中部鼓，两侧附耳，入水自然倾斜，水满自动扶正，巧妙利用重心原理，是先民智慧与祭祀礼仪的合体。 陶寺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至前1900年，是龙山时代的早期国家雏形，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陶寺。

陶寺土鼓泥质灰陶，一端敞口，一端圆鼓，口沿外壁有一圈圆饼状纽以固定蒙兽皮，器身一侧有环形提耳，颈部刻划卷曲蛇纹，腹部饰绳纹与泥条堆塑的菱形网格。它是华夏最早的鼓类实物之一，也是尧都礼乐重器。

彩绘蟠龙盘泥质陶大盘，器身破碎后修复，裂纹清晰可见。盘内以红彩绘蟠龙，龙头居盘心，龙身沿盘壁回旋一周，龙首口衔禾谷，无后世龙的繁复鳞爪，古朴稚拙。它是龙图腾溯源的核心物证，也是部落首领或王族专属礼器，象征王权。 釜灶，是釜与灶一体成型的复合陶炊具。上部为釜，盛水煮饭；器身两处圆孔为添柴口与通风口；底部三足支撑，方便燃烧柴火；器身满饰绳纹，增加陶胎强度。 直口肥足鬲，有三只饱满肥大的袋状足，中空，盛放汤水，三足落地，底部可直接烧火，受热面积更大，煮食效率很高。器身遍饰绳纹，既加固陶胎，也有防滑作用。 玉环、残玉璧与多孔石刀、石钺，则从祭祀、佩戴走向征伐、权力。玉环玉璧中间开孔，象征苍穹、王权，有的由多片玉石拼接而成，打磨温润。多孔石刀、石钺器身钻孔，早期可收割，进入陶寺都邑阶段后演化为礼器，象征征伐与权力，是首领权威的象征。 二、商代：青铜狞厉，方国风云
商代的三晋，青铜是凝固的雷云，是神灵与王权的低语。

灵石旌介商墓出土的兽形觥(gong)，整体作蹲兽造型，盖首为龙兽形象，张开的兽口就是倒酒的流口，后侧带兽形把手。器身满布三层繁复纹饰，兽面纹、夔(kui)龙纹以细密云雷纹做地纹，青铜表面遍布孔雀绿锈，充满殷商神秘狞厉的气质，是山西商代青铜的代表重器。

同墓出土的雷纹提梁卣(you)，是青铜盛酒礼器，专门用来盛放祭祀用酒。带盖，瓜棱形盖钮；索绳状提梁，肩部有兽首装饰；高圈足。盖、肩饰斜方格雷纹，纹饰外围搭配连珠纹；盖内与器底带有商代族徽铭文。 同墓出土的菱形雷纹提梁卣，用途相同，用于祭祀、宴饮盛酒。带盖，花苞形盖钮；麻花纹索状提梁，肩部兽首衔环，器身鼓腹，高圈足。盖面、器肩装饰菱形雷纹，间饰连珠纹，肩部贴塑兽面装饰，是山西地区典型青铜卣。 青铜爵与青铜觚(gu)，是一组经典酒器配套。左侧青铜爵，三足、流、尾、两柱、单把手，腹部饰兽面纹，用于饮酒、温酒礼器。右侧青铜觚，大喇叭口、细腰、高圈足，器身装饰兽面纹，用于饮酒、斟酒礼器。爵与觚是商代最经典酒器配套，宴飨、祭祀成套使用。 吕梁石楼二郎坡遗址出土的鸮(xiao)卣，由两只背靠背的猫头鹰合铸而成，圆眼勾喙，羽翼纹饰清晰，盖顶设捉手，下承粗壮短足，造型憨趣又自带殷商神秘气质。器身布满夔龙纹、云雷地纹，通体覆着厚重孔雀绿铜锈。鸮在商代是战神、守护神，商人将鸮的形象铸于礼器，用于祭祀。它也是山西博物院网红国宝，被戏称三千年前的“愤怒的小鸟”。 石楼桃花庄墓葬出土的兽面纹龙首提梁卣，是盛放祭祀用香酒秬鬯(juchang)的礼器。两侧提梁两端铸为龙首，龙首探出器身，古朴灵动。器身上半部分为兽面纹，下半部分为硕大蝉纹，以细密云雷纹为地。蝉在古人心中象征重生，与祭祀的精神内涵契合。 同地出土的龙形觥，整体为长龙伏卧之形，龙头向前，头上一对犄角，器身修长，底部有四短足。器盖与器身相合，盖上有小钮，可掀开。器身侧面雕刻鳄鱼纹与夔龙纹，盖上回旋大龙纹，是国内极少见带有鳄鱼纹样的商代青铜，神秘奇诡。石楼一带属于商代方国遗存，这件器物融合中原商文化与北方草原元素，造型独一份，是山西博物院镇馆之宝之一。 同地出土的三鱼涡纹盘，是青铜盘，盟洗礼器，祭祀、宴饮时用来盛水洗手。内壁雕刻三条鱼，内底是涡纹；外壁装饰变形夔龙纹，圈足有兽面纹。鱼纹线条简洁流畅，三鱼循环环绕，寓意生生不息，是山西商代青铜器精品。 闻喜酒务头商墓出土的兽面纹斝(jia)，是祭祀用的温酒礼器。口沿上一对伞形立柱，是斝最典型的特征，立柱顶端常用来放酒滤；器身一侧是兽首造型的把手。器腹以扉棱分割，布满兽面纹，三足镌刻凤鸟纹，细密云雷纹铺作地纹，是殷商青铜狞厉美学的代表。器内底铸有“匿”字族徽，代表这是匿氏部族的礼器。敞口、束颈，三只外撇的三棱尖足，可在下方生火加温酒液。 平陆前庄遗址出土的兽面纹罍(lei)与兽面纹爵，是一组酒器。兽面纹罍为大型盛酒器，广肩鼓腹，圈足带有十字镂孔；腹部饰兽面纹与乳钉纹。兽面纹爵为饮酒礼器，长流、尖尾，三足。 同地出土的乳钉纹方鼎，是山西现存年代最早的大型商代青铜重器，学界推测曾用于祭祀黄河。方腹、大立耳，四根粗壮空心方足，体量雄伟。方鼎在商周时代等级远高于圆鼎，象征权威。腹壁满布整齐凸起乳钉纹，鼎口沿装饰带状兽面纹，鼎足上端亦镌刻兽面，古朴雄浑，没有晚商青铜器繁复华丽，自带原始厚重的力量感。它出土于黄河岸边，鼎底还留存烟熏痕迹，仿佛三千年前晋南黄河渡口，先民以此鼎献祭大河，祈求河安。 曲沃曲村出土的寝孳方鼎，商代晚期，康丁时期。青铜方鼎，双立耳、平折沿、深腹柱足，器身带8道扉棱。腹部装饰兽面纹，柱足雕刻云纹、重叶纹，庄重威严，是商代典型青铜礼器。腹内壁铸长篇铭文，记录商王康丁赏赐寝孳，寝孳铸此鼎祭祀父亲。商代标准器，出土于西周墓葬，但铸造年代属于商代晚期，是山西博物院重要青铜展品。 三、西周：礼乐初成，晋侯钟鸣
西周的风，吹过晋南，带来了鼎簋(gui)列陈、钟磬和鸣的礼乐秩序。

洪洞县坊堆村出土的卜骨，是山西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西周早期刻辞卜骨。牛肩胛骨两面打磨，正面钻窝处有许多小兆，右边刻辞一行八字：“北宫口三止又疾贞”，大意是北宫某人脚趾患病，进行贞卜。背面不规则排列钻窝十六个。该卜骨所在遗址可能为西周杨国遗存，春秋时被晋国所灭。

曲沃北赵晋侯墓地92号墓出土的变体兽形盉(he)，是青铜盉，早期用来调酒；西周后期多和盘配套，作为盥洗礼器。带盖，盖顶圆环钮；一侧长流，另一侧是兽形把手；底部三个袋状足，可加热里面的水。盖沿、器颈装饰变形兽纹，把手塑成伏兽造型。 曲沃北赵晋侯墓地64号墓出土的兽面纹铙(nao)，是青铜打击乐器，行军、祭祀、宴乐敲击之用，是钟的前身。口部呈凹弧形，下有空短甬，可插在木座上固定敲击。这件铙最特别之处，甬部分四道扁平棱脊，同类器物十分少见。器身两面对称兽面纹，线条婉转回旋，双目突出，古朴庄重；舞部辅以云纹。它出自晋侯邦父墓，与兽目交连纹方壶同出一墓，同属一代晋侯的礼乐套装。 同墓出土的兽目交连纹方壶，是贵族盛酒礼器，晋侯的宗庙重器。带盖椭方壶，两侧兽形长鼻上扬，兽首衔活环，灵动庄重。主体为兽目交连纹，即窃曲纹，是西周标志性纹样，将商代繁复兽面简化变形，以兽目为核心，龙身相互交缠；器腹用凸起棱线分割成四区，内填变形兽纹，点缀菱形乳突。它褪去商代青铜诡谲狞厉，转向克制、规整、典雅，是晋国西周青铜的典范。 同墓出土的晋侯邦父鼎，是宗庙祭祀礼器，盛放肉食。双立耳、圆腹、兽蹄形三足，鼎足上端带兽面装饰。颈部变形兽体纹，腹部波曲纹，以扉棱隔开纹饰。内壁铭文17字：“晋侯邦父作尊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晋侯邦父是一代晋侯，铭文直接确认墓主人身份，是晋国霸业展厅核心展品。 同墓出土的叔钊父方甗(yan)，是蒸煮食物的复合礼器，相当于古代的蒸锅。结构分体式，上半部分叫甑，放食物，底部有十字镂孔透气；下半部分叫鬲，装水烧火产生蒸汽。甑口沿变形兽体纹；腹部波曲纹；高袋腹圆目纹，两侧带附耳。方甗少见，分体式，晋侯墓地出土，是青铜蒸锅中的珍品。 曲沃北赵晋侯墓地8号墓出土的晋侯臣斤(xin)壶，高68.8厘米，盖作盛开的莲花形山形冠，造型飘逸，是西周青铜壶很标志性的样式。两侧立体龙形把手，龙口朝下，衔着活环，灵动威严。颈部兽面纹，壶腹大卷蟠龙纹，正中突出兽首，线条回旋繁复，锈色苍古。壶内铸有铭文“晋侯臣斤作尊壶”，印证晋国国君身份，是晋国早期青铜重器。 曲沃北赵晋侯墓地13号墓出土的晋侯温鼎，是温食器，托盘内放置木炭，用来给鼎内食物保温。双附耳，鼓腹；下方带圆形托盘，托盘有十字形镂孔；三足为卷尾鸟形扁足。颈部饰回首卷体龙纹；内壁铸铭文“晋侯作旅鼎”五字。 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114号墓出土的晋侯鸟尊，是山西博物院最明亮的星。它以伫立回首的凤鸟为主体，高39厘米。凤鸟头微昂，圆睛凝视，高冠直立，禽体丰满，两翼上卷，鸟背依形设盖，盖钮为小鸟形，与凤鸟对望。双腿粗壮，爪尖略蜷。凤尾下有一象首，象鼻内卷上扬，与凤鸟双腿形成稳定的三点支撑。凤鸟颈、腹、背装饰羽片纹，两翼与双腿装饰云纹，翼、盖间以雷纹衬底，装饰立羽纹，尾部装饰羽翎纹。器盖内侧及内腹部均铸有相同两行九字铭文：“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寥寥九字，点明器物主人，交代使用场所，表明这是一件晋侯宗庙祭祀的礼器。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地位尊卑和权力等级的象征，被誉为“国之重器”。《周礼·春官·司尊彝》曾记载宗庙礼器有“六尊六彝”，“鸟”即为其中之一。2005年山西博物院建成开放后，鸟尊作为“镇馆之宝”展出，其形象也被设计成为山西博物院院徽及系列标识。晋侯鸟尊不仅象征八百年晋及三晋历史的源头，也代表两周时期黄河流域的灿烂文明。它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禁止出境展览。晋侯墓地曾先后被评为1992年度、199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为确认西周时期晋国始封地以及晋国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93号墓出土的晋侯编钟，是成套礼乐打击乐器，属于甬钟。钟身有长甬，可以悬挂；钟面排布凸起的枚，用来调节震动、优化音色；钟口呈弧形。钟体鼓部装饰卷曲凤鸟纹、云纹，线条沉静婉转，褪去商代狞厉，是西周礼乐审美。大小依次递减，一钟双音，敲击不同位置可以发出两个不同乐音。它出自晋侯墓，与兽面纹铙、夔龙纹建鼓座、方座铃簋共同构成晋国一整套礼乐体系，金石齐鸣，是晋侯权力与礼制的象征。 绛县横水墓地出土的方座铃簋(gui)，是礼器，盛放黍稷等粮食，用于宗庙祭祀与宴飨。簋与鼎配套使用，鼎代表肉食，簋盛放谷物，是西周礼制里“列鼎列簋”制度的核心器物。带盖圆簋，下承方形器座，方座内部悬有铜铃，祭祀移动之时，铃音轻响，礼乐之声相伴。双耳为龙首造型，耳下附带垂珥。器盖、器身、方座遍饰凤鸟纹，凤鸟曲身回首，线条婉转优美，是西周早期凤鸟纹样的经典之作。它出自倗国墓地，倗国是西周时期晋南不见于正史的古方国，这件器物印证了西周晋南一带众多小国林立、礼乐交融的格局。 同地出土的荒帷，是古代高级贵族下葬所用的彩绘棺罩。“荒”是棺顶覆盖的布，“帷”是棺四周垂下的布幔，模仿生前居室帷帐，属于等级森严的丧葬礼器。这件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保存状况最好的荒帷遗迹。织物上施以红底彩绘，布满卷曲凤鸟纹样，繁复华丽。历经两千多年，织物本体朽烂，颜料与泥土固结，才留下这一片烙印在泥土上的纹样，得以复原当年的华美。 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的晋侯夫人玉组佩，由204件玉璜、玉珩、玉管、玛瑙珠、料珠串联而成，全长近两米。层层叠叠，自上而下垂挂，行走时玉片轻撞，琮琮作响。它不只是华贵饰品，更是西周礼乐制度的载体。玉佩越长，等级越高；贵族缓步而行，玉鸣铿锵，以此节制步态，谓之“玉振”，是身份、德行的象征，代表西周晋国治玉工艺的顶峰。整组玉佩色彩柔和淡雅，制作对称精致，形制多种多样，每一片玉饰之上都雕刻着精美纹饰，有龙纹、凤纹、羽纹等，并设计有穿孔，以便串联或缀合。特别是组佩下端两只振翅欲飞的玉雁以及玉雁两边的玉蚕，雕刻得玲珑剔透，栩栩如生。

在随葬的一对青铜器上，考古学家发现了“杨姞作羞醴壶永宝用”九字铭文，“杨姞”推测可能是墓主人的名字。荒帷为亡者覆棺，玉组佩是贵族生时佩身、死后相伴的礼器；荒帷见丧礼之肃穆，玉组佩见贵族行走间的礼乐风雅。

同墓出土的杨姞青铜壶，是盛酒礼器，用来盛放甜酒。侈口长颈、鼓腹，两侧兽首衔环耳，腹部布满密集横沟纹。颈部波曲纹；盖沿、圈足饰兽目交连纹。铭文“杨姞作羞醴壶永宝用”九字，杨国女子姞氏，铸造此壶，用于进献醴酒，永久珍藏。

晋侯墓地出土的青铜提梁壶，是盛酒礼器。带盖，壶身呈垂腹梨形；两端兽首衔环，连接拱形提梁；高圈足。盖、颈部、圈足装饰窃曲纹，是西周中期典型纹饰。 四、春秋：礼崩乐坏，晋国争霸
春秋的晋国，青铜上群龙攀爬，礼乐中鼓声震天。侯马市上马墓地出土的蟠龙纹方壶，是贵族宗庙盛酒礼器，晋国青铜的巅峰之作。整体方形，器盖、底座皆做镂空，四角攀附立体蟠龙，壶颈两侧龙形大耳，群龙环绕，气势磅礴。颈部饰卷曲龙纹，壶腹两条大龙相互交缠，即蟠龙纹；盖沿、器身、底座层层排布纹饰，镂空底座精巧繁复。西周的典雅内敛褪去，转向张扬华丽，龙纹从平面浮雕走向立体攀爬，是春秋晋国国力崛起在青铜上的映照。这件方壶属于晋国卿大夫级别重器，镂空工艺、立体附龙，尽显春秋三晋匠人的高超技艺。 长治市博物馆藏的提梁盉，是古代调酒、温酒礼器，用来调和酒与水，宴饮时候倒注酒。壶嘴塑成龙首造型，昂首张口，姿态生动。拱形提梁为蟠龙造型，尾部上翘；提梁以活链连接器盖，盖子可以自由开合，构思精巧。浑圆扁鼓的器腹，下承三只细高兽蹄足，可以置火加温温酒。器身素净少纹饰，满身覆着斑驳蓝绿古锈，是春秋三晋青铜的代表器物。 太原市一电厂赵氏墓地出土的夔龙纹铜建鼓座，是建鼓的青铜底座，用来承托木柱，撑起一面巨大的建鼓，是春秋高等级贵族礼乐重器。建鼓本身的木质鼓身与木柱早已朽坏，只留下这件厚重青铜底座，仅凭一座底座，便可想象当年鼓声震天的礼乐盛景。穹顶圆盘状，正中圆筒用来竖立鼓的木柱；外壁等距分布四个铺首衔环，体量硕大，直径超过八十厘米。器身多层高浮雕纹饰带，布满相互缠绕的夔龙纹，间杂兽面，层层回旋紧密，是晋国青铜浮雕技艺的巅峰。建鼓是春秋诸侯、卿大夫宴乐、祭祀、征战时的核心礼乐器，这件鼓座属于赵氏，见证春秋晋国卿族势力崛起。 同地出土的附耳蹄足鼎，是高等级青铜礼器，烹煮、盛放肉食，用于宗庙祭祀、贵族宴飨，是目前所见春秋体量最大的青铜鼎之一。商周礼制，“列鼎而食”，鼎的数量直接代表主人身份。春秋晚期，卿大夫可用如此巨型大鼎，正是“礼崩乐坏”时代的实物见证。圆腹、圜底，两侧巨大向外撇的附耳，三足是雄浑兽蹄形，足上端雕刻兽首。腹部带一个环形铺首。体量宏大，气势磅礴。鼎身环绕一圈细密蟠螭纹，线条往复缠绕，繁复规整，是春秋晋国青铜鼎盛时期的典型纹样。它和夔龙纹铜建鼓座同出自赵氏大墓，一套属于晋国赵氏卿族的礼乐重器。鼎为礼器之首，这件巨鼎见证春秋晚期晋国卿大夫势力崛起，礼乐下移。 长子县牛家坡7号墓出土的络绳纹罍，是盛酒礼器，贵族宴饮、祭祀用来储酒。罍是商周时期大型盛酒器，春秋时期造型逐渐灵动，不再一味厚重。这件络绳纹罍模仿皮袋造型，侈口短颈，圆鼓腹，肩部两侧探出兽首衔环双耳，瑞兽身姿灵动，兽口套活环，可提可挂。器身布满凸起络绳纹，如同绳索编织成网格，网格内部填满细密蠕爬小龙纹，模拟捆扎皮囊的样子，构思巧妙。器物覆着一层独特蓝绿色古锈，斑驳温润，是这件罍极具辨识度的特征。 五、战国：三晋巧思，青铜入世
战国的青铜，褪去神权威严，走向人间宴饮与精巧生活。长治市后河墓地出土的球腹铜盖鼎，是肉食礼器，烹煮、盛放肉食，是贵族日常与祭祀用器。整体浑圆饱满，球形鼓腹，带圆盖；盖子上有三个环形钮，可以把盖子翻转过来当做盘子使用。两侧立方形附耳，底下是三条粗壮兽蹄足。器身不施繁复纹样，只以浑圆饱满的器型示人，素朴而厚重。铜器表面覆着一层斑驳青绿铜锈，像岁月为它披上的薄苔，沉静温润，不争不抢。商周青铜那种令人屏息的狞厉繁密，到这里已化作日常炊煮的踏实与安宁。商周鼎多无盖，战国大量出现带盖鼎，盖可反置作盘，是战国青铜鼎很典型的设计变化。 长治市分水岭墓地出土的蟠螭纹壶，是大型盛酒礼器。侈口束颈，鼓腹，矮圈足，两侧兽首衔活环耳。器身被弦纹分隔成四层纹饰带，满布细密回旋的蟠螭纹，无数小龙蜷曲缠绕，层层叠叠，仿佛整器都在流动。铜器表面斑驳的红绿锈迹交错，是两千余年埋于黄土深处浸染出的印记，与满器繁密纹样相映，愈显战国三晋青铜的细密与热烈。 同地126号墓出土的铜牺立人擎盘，是礼器，推测用于盛放果品、祭祀小件供品。主体是一头温顺的神兽牺兽，牺背上立着一位女子，双手紧抱立柱，托举上方镂空圆盘。最妙之处，圆盘能够自由旋转，是战国罕见的活动构件青铜。牺兽全身布满细密卷云纹；顶部圆盘镂空蟠虺纹，无数小蛇相互缠绕，工艺玲珑。它告别商周厚重狞厉，转向灵动精巧，充满生活意趣，是战国三晋青铜小品的巅峰之作。这件是国内仅存的牺兽、立人、可旋转镂空盘组合青铜，体量不大，却构思奇绝，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同地126号墓出土的错金云纹豆，是青铜礼器，盛放肉酱、腌菜一类调味品，用于祭祀、宴飨。带盖，盖顶是喇叭形捉手；两侧带环形耳；高圈足底座。通体错金云纹、变形夔龙纹，华丽精致，是战国错金青铜器的精品。

长治市潞河7号墓出土的夔凤纹壶，是盛酒青铜礼器，贵族宴饮所用。卵形壶身，穹顶盖，一条铜链将器盖与壶颈相连，避免盖子遗失，这条连盖铜链是这件壶最抓人眼球的设计，在先秦青铜壶中并不多见；肩部两侧铺首衔大环，下腹还分布数枚小铺首，造型饱满修长。颈部饰双夔龙纹，肩腹层层环绕夔凤纹，凤鸟舒展灵动，以细密云雷纹衬底，分层排布，繁复却不乱。盖面还刻画鱼、龟、禽鸟等小动物，充满生机。战国三晋青铜，不再追求商周那种威严感，纹样鲜活，器型优雅，是战国晋地青铜的代表。

同墓出土的斜角云纹盖鼎，是青铜礼器，烹煮盛放肉食，贵族宴饮祭祀所用。扁圆腹，覆钵式鼎盖，盖上三个环形小钮，方便提拿开盖；两侧立着宽厚方形附耳；下承三枚饱满兽蹄足，稳重敦实。器身布满斑斓的红、绿、蓝古铜锈，极具沧桑美感；盖面装饰斜角云纹，几何线条交错回旋，简约克制，是战国三晋典型纹样。相比春秋大鼎的磅礴威严，这件战国盖鼎造型趋于小巧圆润，褪去狞厉，更显简雅，是战国青铜审美转变的实物见证。 六、汉代：鎏金边塞，陶楼烟火
汉代的山西，一边是边塞烽烟，一边是人间烟火。右玉县大川村出土的胡傅酒樽，西汉河平三年，即公元前26年。宴饮之时，用来盛放美酒，体量宏大，是边疆贵族盛大宴会所用重器。大型青铜盛酒器，通体鎏金，器身两侧设铺首衔环，底部以三只虎形兽承托器身。器壁彩绘虎、象、鹿、马等鸟兽纹样，是少见的鎏金彩绘青铜重器。口沿刻铭文“勮(ju)阳阴城胡傅铜酒樽，重百廿斤，和平三年造”，共18字，清晰记载器物制作地点、主人、用途、重量和铸造年代。出土地在汉代雁门郡，地处汉与匈奴交界地带。这件器物融合中原青铜礼器形制与北方草原动物审美，是汉匈奴交融的实物见证。 闻喜县侯村出土的绿釉陶楼，西汉，高89厘米，底盘外径37厘米。山西是我国琉璃的主要产地，素有“琉璃艺术之乡”的美誉。山西琉璃制品保存数量之多、种类之繁、质量之精、艺术之美，实属难得。流光溢彩的琉璃装饰构成山西古建筑气势磅礴、华美壮观的建筑景观，也形成山西古建筑特有的地域装饰风格。

这件陶楼是一件随葬品，整体分为多层，有斗拱、回廊、挑檐，楼层间设有平台，部分层内还有小型陶俑。楼的最下方做成圆形池塘样式，池塘内有龟、鱼、鸭等，池中央矗立楼阁共三层，楼层上有几个小人，分别是吹奏、迎宾、执弩的伎俑形象。

整座模型忠实复刻汉代高层楼阁建筑的样貌。汉代厚葬之风盛行，陶楼作为陪葬明器，模拟墓主人生前宅邸。它直观留存汉代木构楼阁形制、斗拱结构，是研究汉代建筑、社会生活的珍贵实物。

七、北朝：佛影胡风，石刻丹青
北朝是一场民族交融的大风，吹过平城、晋阳，留下佛影、胡舞与丹青。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大同市石家寨司马金龙墓出土木板漆画。1965年11月，山西大同石家寨村西南在打井时发现一座北魏早期墓葬，根据出土墓志资料考证，其为北魏琅琊王司马金龙与妻钦文姬辰的合葬墓，规模为同时期墓葬所罕见。在出土众多文物中，以一组木板漆画屏风最为精美。屏风最早在先秦时代出现时叫“扆”或“依”，西周时在上面用鸟羽装饰，被称为“皇邸”，早期也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墓葬中发现的木板漆画较完整的有五块，每块长约80厘米，宽约20厘米，厚约2.5厘米，木板之间用榫卯结构连接。整个木板表面用红色漆为底，描绘十几幅宣传帝王、忠臣、孝子、列女的故事，旁边辅以大量题记。

展厅中展出其中一块，从上往下分为四层，每层绘制一段《列女传》故事：第一层有六个人物，讲帝舜恪守孝道；第二层画周太姜、周太妊、周太姒；第三层绘鲁师春姜及春姜女像；第四层共六个人物，讲班婕妤辞成帝同辇。木板漆画画法也独具特色，在汉代单勾线和大笔平涂基础上前进一大步，采用渲染和铁线勾描手法，用黑漆勾线条，脸、手涂铅白，服饰器具用黄、白、青、绿、橙红、灰蓝等覆盖力强的色彩涂染，显得富丽精致。它被国家文物局列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同墓出土石雕帐座，用来插立木构件，是屏风、帐幔的底座，同墓共出土4件，和著名的司马金龙漆画屏风为一套器物。造型上圆下方，下部方形基座，上部是覆盆式巨大莲花，中心圆孔用来插木柱。莲瓣之间，高浮雕蟠龙穿梭山石，线条灵动；方座四周还有忍冬纹、伎乐童子。它是中原汉式、草原鲜卑与佛教艺术融合的典范，北魏石雕顶级代表作。 大同市南郊出土的石雕人物动物砚，是一件多功能石砚。中心方形区域是砚池，用来研墨；四周配有耳杯形水池、方形笔舔、莲花笔插，集砚、笔洗、笔搁于一体；周身布满浮雕，骑象、舞蹈、角抵、鸟兽、瑞兽等丰富图案，还带有连珠纹、莲花纹样，融合中原与西域风格；底部雕刻莲花。 大同市智家堡北魏墓地出土石椁壁画，画面核心中央是带华盖的马车，主人端坐车内；周围有侍从、仪仗、人物队列，还有云气，描绘墓主人出行盛大场景，属于北朝墓葬绘画。绘画直接绘制在木椁板上，木板历经千年已经开裂残缺，色彩却还保留红、黄、黑等。画风简练生动，反映北魏贵族生活，是研究北朝绘画、服饰、车马制度的珍贵实物。 云冈石窟第18窟菩萨头像复制品，原件为砂岩雕刻，是云冈石窟经典菩萨造像。头戴华丽高宝冠，冠正中雕刻一尊小坐佛，这是弥勒菩萨的标识。面相圆润，嘴角带着含蓄微笑，长耳垂，典型云冈风格。它继承西域犍陀罗艺术特征，同时融入中原审美，是云冈早期造像代表。 山西左权县出土的菩萨立像，砂石材质，用于寺院供奉。头戴宝冠，面容清秀，是北魏孝文帝汉化之后典型的秀骨清像风格。身后巨大桃形火焰纹头光。褒衣博带，衣衫宽大飘逸，衣带在腹前交叉，是北魏汉化佛像标志性特征。赤足站立于方形基座，姿态优雅柔和。 山西省交城县王村慈民寺征集的释迦立像，眉目清秀，神态宁静，是典型秀骨清像的尾声阶段。褒衣博带式袈裟，胸前打结；衣纹分层垂落，线条规整。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与愿印。巨大扇形背屏，上面雕刻细密的同心圆、卷草纹样，是东魏造像标志性特征。它延续北魏晚期秀骨清像，人体修长，还没有北齐那种圆润丰满的特征。 郭妙姿造释迦像，主尊释迦结跏趺坐，磨光肉髻，面型长圆，延续秀骨清像余韵。右手无畏印、左手与愿印，手部残损。袈裟为褒衣博带样式，衣褶层叠，下摆垂覆于方形台座之上，刻卷云纹饰。基座方座正面中间是博山炉，左右一对护法狮子，是这尊造像最标志性特征。碑座背面刻有发愿铭文，记载供养人郭妙姿出资造佛，所以叫郭妙姿造释迦像。 沁县南涅水村窖藏出土的南涅水石刻造像塔，北魏至北齐，1957至1959年出土800余件石刻，造像塔是南涅水石刻的精华代表。拼装式石塔，由多块方形石料层层叠而成，每一块石块四面都开佛龛，可分可合，被称作“可移动的佛国”。方块石料逐层向上收窄，组装成方塔。每一层四面开凿龛像，雕刻佛、菩萨、弟子、飞天、护法等形象。这批造像塔从北魏延续到北齐，风格上能看到从秀骨清像慢慢转向圆润丰满的演变过程。 北齐太宁二年，公元562年，寿阳县库狄迥洛墓出土胡人舞俑，彩绘陶俑，高25厘米。头戴尖顶胡帽，高鼻长须，身着左衽广袖胡衫，双臂扬起，长袖飞扬，面带笑意，舞姿奔放鲜活。彩绘虽斑驳，依旧能窥见当年色彩。它是北朝民族交融的缩影。北魏之后，北齐承续平城而来的多元风气，胡乐胡舞盛行于贵族宴乐之间。胡商、乐伎自丝路而来，胡风浸润晋地。 太原王郭村娄睿墓出土《鞍马出行图》，北齐武平元年，公元570年。娄睿墓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晋源区王郭村附近，1979年4月至1981年1月发掘。墓中出土墓志盖刻有“齐故假黄右丞相东安娄王墓志之铭”，墓志上刻有900余字长篇铭文，确定墓主人是北齐丞相东安娄王娄睿。娄睿出身于东魏、北齐两代地位显赫的鲜卑望族娄氏家族，是北齐武明皇太后娄昭君宠爱的亲侄子，生于公元531年，卒于公元570年，本姓匹娄，字佛仁，太安郡狄那县人，鲜卑族。北齐外戚大臣，曾跟随北齐神武帝高欢起兵，屡立战功，去世后谥号恭武。 娄睿墓壁画最精彩的当属墓道西壁第二栏的《鞍马出行图》，为长卷式构图，总长近70米，高1.7米左右，描绘主人出行、众骑相随的场景。壁画无榜题，学者专家曾一度认为作者是北齐时期最负盛名的皇家画家杨子华，时有“画圣”之称。娄睿墓壁画是中国南北朝美术考古的重大发现，揭示从东晋到隋唐之际艺术渊源之谜，使这一时期空虚的绘画史得到充实，填补中国艺术史上的空白，也为研究当时历史文化、社会面貌提供重要实物依据。因其珍贵历史及艺术价值，被国家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同墓出土红陶牛，北齐武平元年，公元570年，墓葬陶俑，陪葬明器。牛角冲天，昂首挺胸，躯体雄健；牛身装饰璎珞、杏叶，写实生动，气势威猛，是北朝陶塑的代表作。 彩绘武士陶俑，墓葬陪葬陶俑，护卫墓主人，属于镇墓武士俑。头戴兜鍪，身披铠甲，胸前有两块圆形护胸；一手按长盾，一手握拳，面部神态威武，保留红彩、金彩残迹。铠甲样式是北朝极具代表性的明光铠。 太原市玉门沟出土黄釉模印胡人双狮纹扁壶，北齐，低温铅釉陶器，高27.5厘米。扁壶造型模仿西域皮囊壶，壶身两面模印相同浅浮雕纹饰：正中深目高鼻胡人立于中央，两侧各蹲一头雄狮，外围饰联珠纹，带有浓郁波斯萨珊风格。器型与纹样都源自丝路域外文化，在北齐晋阳地区烧制而成，是北朝时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民族交融的经典物证。 平遥市岳壁村征集菩萨立像，北齐，面型长圆，弯眉细目，下颌丰满；头发中分，缯带向两侧垂落肩头，是北齐典型样式。颈戴项圈，全身佩戴粗大璎珞，璎珞在腹前交汇于莲花饰，向下分三股垂落；长裙纹饰繁复，垂坠感强。直立趺足，双手残损。整体风格端庄厚重，是北齐菩萨造像精品。 太原市花塔村出土菩萨头像，北齐，脸型圆润饱满，眼睑低垂，神情宁静柔和，是北齐晚期经典的菩萨面容。头戴繁复花蔓宝冠，雕刻卷草、莲饰，层次丰富华丽。 太原市华塔村出土释迦七尊像，北齐，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辟支佛，一共七尊。主尊释迦牟尼结跏趺坐于仰莲座，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与愿印。尖拱舟形大龛，龛楣雕刻火焰纹、飞天，顶端还有宝塔形象。下层正中莲花化生托宝珠，两侧跪坐供养人，最外侧一对护法狮子。北齐经典，面相圆润，衣纹简洁流畅；保留大量红、绿、金等彩绘，彩绘保存状态难得，是展厅北朝精品。 北周保定二年，公元562年，运城市解州镇征集卫秦王造像碑，北朝晚期。四面造像碑，一共7龛；碑体分层开龛，图中正面上下两龛，各雕一佛二菩萨组合；龛楣雕刻飞天、帐幔、建筑样式，细节丰富。碑身四面都有佛龛、造像与发愿铭文，是北周纪年造像碑精品。北周造像，人物体态偏敦厚，承接西魏，开启北齐隋代造像的先声。 太原市大井峪开化寺征集释迦立像，北周，完整的北周佛立像比较少见。肉髻饱满，脸型温润柔和，双目微闭，神态宁静。身着褒衣博带式大衣，衣纹线条简练舒展，衣褶流畅垂落。趺足站立于莲台；右手残损，左手施与愿印。从北朝晚期的清瘦，转向圆融饱满；承北朝余韵，启隋唐造像的先声。 八、隋代：石椁胡俑，丝路余温
隋代虽短，却如一条丝路长桥，连接北朝与盛唐。隋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太原王郭村虞弘墓出土汉白玉石椁，1999年出土，当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汉白玉质地，整体为仿木构三开间歇山顶殿堂造型，由椁顶、椁身、底座组合而成，底部由石狮承托。石椁内外布满彩绘描金浅浮雕，共有五十余幅画面，刻画宴饮、乐舞、狩猎、出行等场景。 墓主人虞弘是中亚鱼国人，历仕北齐、北周、隋三朝，担任萨保，管理在华胡人事务。浮雕融合袄教、波斯、中亚与中原多种艺术元素。它是研究丝绸之路、中古中亚移民、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顶级实物遗存，也是山西博物院核心国宝。 隋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太原市沙沟村斛律徽墓出土胡人吃饼骑驼俑，彩绘陶俑。双峰骆驼昂首嘶鸣，驼背上坐着一位胡人，一手持饼正在进食，神态悠然。驼身满载行囊、丝卷，细节生动鲜活。它是丝绸之路的鲜活写照，驼队跨越戈壁，携异域风物东来，在三晋大地停留休憩，见证北朝至隋丝路商贸、民族交融的繁华景象。 灵石县征集菩萨立像，面部饱满圆润，带着微笑，是北朝向唐代过渡的风格；头戴繁复宝冠，缯带垂落两肩。全身佩戴成套璎珞，腹前有大花结，璎珞向下分股垂至裙摆；长裙厚重。双臂有圆孔，原本用来安装手臂，手臂、手中法器已遗失，趺足站立。隋代造像特点：面相比北齐饱满，又没有唐代那么丰腴，承上启下。 九、唐代：丰腴佛容，盛世流彩
唐代的佛造像，面容丰圆，衣纹流畅，背光如莲，仿佛盛世本身有了面容。

交城县白云寺释迦坐像，石雕，带巨大莲瓣形背光。结跏趺坐，右手抬起，施无畏印，寓意拔除众生苦难；左手放在膝上。面容丰满圆润，是典型唐代造像“丰腴华贵”的风格，神态宁静慈悲。袈裟衣褶流畅写实，保留有彩绘残迹；背光内部雕刻精致的头光、卷草纹样。

运城市临猗县征集解氏造弥勒坐像，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善跏趺倚坐，双脚落地，是弥勒佛标志性坐姿，代表未来佛等待下生。舟形大背光，外圈繁复镂空卷草纹，内层雕刻化佛，原先留存彩绘。面容圆润柔和，属于初唐造像风格；衣纹厚重流畅，层次分明。底座刻题记，供养人为解氏家族，是初唐带明确纪年的弥勒造像标准器。 曲沃县征集裴居俭造释迦坐像，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善跏趺坐，双脚自然垂落，是释迦牟尼佛倚坐说法样式。佛身袈裟衣纹舒展厚重；佛身左侧残存孔洞，原本用来安装背光构件。表面还残留红、白彩绘痕迹。底座刻题记，记录供养人裴居俭发愿造像，是初唐有明确纪年的标准佛造像。 芮城县征集释迦坐像，武周长安三年，公元703年。结跏趺坐，安坐于八角束腰仰覆莲须弥座；右手残损，原施无畏印，左手触地降魔印。脸型丰圆饱满，双目下视，神态宁静庄严，是武周时期成熟的造像风格。内着僧祗支，外披袈裟，衣纹繁密流畅；座前衣垂呈倒“山”字形褶皱。须弥座刻有“长安三年”题记，是有明确纪年的标准器。 原址山西榆社县邓峪村邓峪石塔，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塔身早年被盗流失台湾，2016年中台禅寺捐赠归还，是两岸文物回归的标志性文物；展厅中塔身是原物，底座、塔檐、塔刹为复原复制件，通高3.2米。四面造像亭阁式石塔，方柱形塔身，四面各开龛雕刻一尊主佛；四角立柱雕刻盘龙，装饰华丽。正面龛主尊阿弥陀佛，结跏趺坐，施无畏印，坐于二力士托举的束腰莲座；龛两侧双龙盘柱。塔身刻有开元八年造像题记，供养人姓名清晰，是盛唐标准纪年造像。佛像面相圆润丰腴，衣纹流畅，保留原始彩绘痕迹。 运城市安邑镇征集阿弥陀佛坐像，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结跏趺坐，安坐于八角仰莲须弥座；左手放膝，右手残损。火焰纹镂空大背光，背光内圈雕刻多尊化佛，层次丰富华丽，是这件造像最醒目特征。面相饱满圆润，是典型盛唐丰腴风格；袈裟衣纹厚重流畅。带明确开元纪年，是盛唐佛像标准器。 长治市南王村征集彩绘弥勒像龛，拱形石龛，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尊组合。主尊弥勒佛为善跏趺倚坐，双脚踩并蒂莲花，这是弥勒佛经典坐姿。左手说法印，右手置于膝上；顶部拱形龛楣雕刻飞天，中间兽头衔着龛楣；雕刻一对护法狮子，中间还有博山炉；菩萨披绿色帔帛、红色长裙，彩绘保存较好，非常少见。 五台佛光寺旧址出土白石雕释迦坐像，白石材质在山西唐代造像里相对少见，质感细腻洁白。结跏趺坐，安坐于束腰须弥莲座；面相饱满圆润，双目轻闭，神态沉静慈悲，典型唐代丰腴审美。褒衣博带式袈裟，衣褶厚重，下摆层层叠叠垂落在莲座之上，布料垂坠感很强。须弥座雕刻莲瓣、宝相花装饰，雕刻精致。 十、元代：琉璃鸱吻，朝元仙班
元代的山西，琉璃有龙，壁画有仙。

芮城县永乐宫建筑构件琉璃鸱吻，通高170厘米。这件元代琉璃鸱吻是中国古建筑中琉璃屋顶装饰的精品之作。整体呈龙首鱼尾状，龙头硕大，龙口大张，露出锋利牙齿；侧身鳞纹细致整齐；尾部上翘反卷，卷起的鱼尾在空中形成优美弧线；两个龙角直插向上，整件鸱吻生动传神，栩栩如生。琉璃是中国的特色，山西则是中国琉璃的故乡，山西琉璃体现鲜明民族传统特色与文化内涵，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

永乐宫琉璃香炉，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有明确纪年款。原属于永乐宫，为永乐宫道观专门烧制的祭祀香炉。材质坩土胎，施绿琉璃釉，仿青铜鼎造型，立耳、兽首三足。炉身堆塑牡丹、游龙纹样，寓意游龙富贵；炉沿刻铭文，是元代琉璃器中带纪年的珍品。 元代道教壁画《朝元图》，山西博物院展出的是临摹复制品。原作在山西芮城永乐宫三清殿，是中国古代壁画巅峰之作，中国现存最宏伟的元代壁画之一，描绘各路神仙列队朝拜元始天尊的盛大场面。全画有近300位神仙，人物神态各不相同；线条雄浑流畅，大量使用沥粉贴金工艺，气势宏伟。 十一、明代：星宿列班，彩塑朝真
明代的山西，把星空请进殿宇，把诸神塑成列队。明代武士牵狮琉璃脊饰，古建筑屋顶的琉璃构件，安装在庙宇、大殿屋脊之上，兼具装饰与镇宅辟邪寓意。主体为一头青狮，昂首张口，背负仰莲花座；前方武士蹲坐，牵拉狮缰。整体施绿琉璃釉，局部黄釉点缀，人物、狮子神态生动，釉色鲜亮。 汾阳太符观征集彩绘泥塑，图中展出8尊，整套共二十八尊，为道教二十八星宿神像。二十八宿，是古人把天空二十八组星象人格化的道教神祇。每一尊神态、冠服各不相同，手持笏板，列队而立，气势庄重。完整保留彩绘，衣袍宽大，衣冠华丽，是山西明代寺观彩塑代表。它们一字排开，背景配大型《朝元图》壁画摹本，诸神朝觐元始天尊的场面徐徐铺展，仿佛星空降落殿宇，二十八宿从苍穹走入人间。明代工匠以泥土为骨、彩绘为魂，把天象、道教信仰与人间秩序塑成一列沉默而庄严的朝班。 尾声：一馆阅尽三晋万年
从史前火种到明代星宿，三晋万年在一馆中徐徐展开。西侯度的烧骨、丁村的石器、仰韶的彩陶、陶寺的龙盘、商代的青铜、西周的编钟、春秋的群龙、战国的巧思、汉代的鎏金、北朝的佛影、隋唐的丰腴、元明的琉璃与彩塑，彼此相隔千年，却在同一空间里回声相叠。山西博物院如一口巨鼎，收拢黄土高原的风、黄河岸边的火、丝路上的尘与寺观里的光。一馆阅尽三晋万年，而万年之后，余响未绝。
参观结束，我们匆匆打车返回太原武宿机场，赶上当晚飞往上海的航班。六天五晚的山西之行，从晋南到晋北，从王家大院到山西博物院，从黄土高原的风到黄河岸边的火，一一掠过眼前，又一一沉入心底。飞机升空，舷窗外太原的灯火渐渐缩小，如同一粒粒散落在黄土高原上的星。山西的故事，还在那片土地上继续，而我们的行囊里，已装满了三晋万年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