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杨玉亭——藏在鲁北平原上的童年

别梦依稀

　　今年七月，我六十岁了，真正步入了花甲之年。夜里，时常睡不着，一闭眼，就回到一个小村庄——杨玉亭。

它太小了，小到很多地图上都找不到它的名字。可在我心里，它比任何一座城市都大，大到装下了我整整十年的光阴。

1974年的夏天，我跟着家人搬进了这个村子。杨玉亭村坐落在无棣县海丰街道办事处东南方2.5公里处，是个只有五百来口人的典型农业村。那时候的村子，安静、朴素，土路、土墙、土房子，鸡鸣狗吠就是最热闹的背景音。可我后来才明白，那样的安静里，藏着最奢侈的快乐。

村子西边，有一条贯穿南北的幸福河。老人们说，这河的水是从黄河引来的。黄河水千里奔流，到了鲁北平原，化作了滋养惠民、阳信、无棣三县农田的血脉，也化作了我们这群孩子的全部童年。奔流的河水是土黄色的，夏天涨水时，我们光着屁股东西横渡，确切地说，我们不会游泳，我们在水里抬着头不下沉的技能是浮水。大人们挑着水桶来担水浇地，一瓢一瓢，浇出了菜地里的茄子、辣椒、西红柿，还有扁豆、芸豆和豆角子，也浇出了我们泥猴们在岸边的滑出溜。

村南边三公里，是大寨河。它像一道沉默的界碑，圈出了我们活动的边界。大人们说，别往南跑太远。可我们哪听得进去？割麦子的时候，追着蚂蚱能跑出老远，一抬头，看见大寨河的堤坝，才想起该回家了。

我在杨玉亭村读完了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村小的教室，黑板是水泥刷的墨，凳子是自家扛来的长条凳。可那些年学到的东西，比后来任何一间教室都多。

　　夏天，村北边那方不规则的水湾是我们的天堂。雨后积水汇成天然的游泳池，我们脱得精光，扑通扑通往下跳。狗刨、扎猛子、打水仗，一玩就是大半天。大人们喊吃饭的声音在村口此起彼伏："树根——回家吃饭！""宝琪——你娘来找你了！"我们却在水里装聋，直到被大人站在湾边用手指着，才无奈地慢慢上岸，上岸后屁股上挨一巴掌，才笑嘻嘻地跑回家。

冬天更妙。湾水结了厚厚一层冰，我们穿上单鞋就往上冲。没有冰鞋，就用碎瓦片当冰刀，滑出老远，摔个屁股墩儿也不觉得疼，爬起来拍拍棉裤，接着滑。笑声能惊飞树上的麻雀。有一次我滑得太猛，一头撞在湾沿上，额头鼓了个大包，回家不敢说，怕挨骂，第二天又准时出现在冰面上。

晚上的游戏，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野趣。

捉迷藏能藏到草垛深处、猪圈顶上，憋着气不敢出声，听着找的人从身边走过，心跳得比鼓还响。等他放弃了自己才猫着腰溜出来，脸上挂着草屑，得意得像打了胜仗。

投坷垃仗最热闹。分成两队，隔着过道对垒，我们是游戏没有仇恨，土坷垃是弹药，我们从不捡砖头和瓦片，那玩意太硬，容易伤人。躲闪、冲锋、佯攻，一场仗下来，双方谁也投不到对方的人，因为距离足够远，我们的投掷距离有限，双方队员都是安全的，即是这样回家也免不了挨一顿数落，可第二天照玩不误。那时候的"战争"，没有输赢，只有快乐。

　　滚铁环是技术活。一根铁丝弯成钩，推着铁环在村道上跑。铁环哗啦哗啦响，我们追着它跑过整条街，跑进过道，跑向打谷场。谁的铁环滚得最远、最稳，谁就是那条街上最风光的人。

烧土窑更带劲。在土坡上挖个坑，放柴火烧红内壁，再把红薯、玉米塞进去，封上口焖一会儿。等扒开土，热气腾起的那一瞬间，香味能飘出半里地。掰开烫手的红薯，焦黄流蜜，咬一口，甜到心里。那味道，后来吃过多少山珍海味，都比不上。

男孩子们还爱"抵拐"。单腿站立，双手抱起另一条腿的脚踝，用膝盖互相顶撞。谁先双脚落地谁输。常常顶得满头大汗、龇牙咧嘴，膝盖青一块紫一块，却没人肯认输。那种不服输的劲儿，现在想想，像极了我们那一代人的童年——粗糙、结实、摔不烂。

帮家里干活也是童年的一部分。打猪草、割麦子，小小的身子背着大大的筐。猪草筐挎在胳膊上，镰刀在地里挥得生疼，手心磨出泡，破了又结痂，结了又破。麦收时节，日头毒，汗水顺着脸往下淌，滴在土里，洇出小小的湿印。可一想到能挣工分，能帮家里分担，心里就甜丝丝的。那时候不觉得苦，因为大人们都在苦里撑着，我们跟着学，就觉得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1979年的秋天，我上了初中，离开了杨玉亭村。书包里装着妈妈蒸的窝头，脚上穿着新纳的布鞋，回头望了一眼村口的老槐树，没敢哭。1984年秋，我上高三的那一年，我们全家搬离了杨玉亭。一晃四十二年过去了。

四十二年，够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变成花甲老人，够一棵树苗长成参天大树，够一个村子从土路变成水泥路，从煤油灯变成电灯。可有些东西没变——幸福河还在流，大寨河还在淌，杨玉亭村还在那个地方，安静地守着鲁北平原的一角。

　　我时常想起那些童年的伙伴。不知道他们现在散落在哪里，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某个失眠的夜里，想起水湾里的夏天、冰面上的冬天、土窑里飘出的红薯香？

杨玉亭，那个只有五百人的小村庄，装着我最干净、最滚烫的童年。它像一颗埋在岁月里的糖，越久越甜。

如今我老了，可每次闭上眼，还是那个十岁的少年，光着脚，踩在幸福河边软软的泥里，抬头看见天，蓝得不像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