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受命，驰骋冀晋 ——探寻孟庆山与六位战友的烽火征程与人生归宿（2））冀中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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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文）

　六、山西六位战友的不同命运

李成芳，1914年4月28日生，湖北麻城人，1984年1月23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是当年奔赴太原的七位红军战友之中，军衔最高、职务成就最为突出的开国中将。他出身贫苦农家，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共青团，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普通战士逐步成长为红军高级政工指挥员，历任红四军第十师班长、排长、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后升任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百七十一团政治委员，是红四方面军的团级干部，跟随部队转战鄂豫皖、川陕两大苏区，历经多次反“围剿”作战，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三过雪山草地。长征抵达陕北之后，进入抗日红军大学深造。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李成芳作为七名红军干部之一奔赴太原。遵照中共北方局安排，他留在山西，进入牺盟会与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山西新军）开展统战与建军工作，先后担任决死一纵队第三总队副总队长、纵队参谋主任、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决死第一旅旅长。在太岳敌后根据地，他指挥部队开展游击作战，粉碎日军多次“扫荡”，领导著名的沁源围困战，长期坚持晋南敌后斗争，是山西新军当中军政兼备的骨干将领。

解放战争时期，李成芳驰骋中原大地，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一旅旅长、豫西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四军首任军长。跟随陈赓兵团南征北战，先后参加上党战役、临浮战役、吕梁战役、汾孝战役、郑州战役、淮海战役，之后率军南下，挺进两广，参与广东战役、粤桂边大迂回作战。陈赓大将曾评价他，是一位具备战略眼光的优秀指挥员。

新中国成立之初，李成芳担任十四军军长，兼任滇西工委书记，扎根云南边疆，组织剿匪斗争，稳固西南边陲政权。1953年奉命入朝参战，出任志愿军第十五军代军长，指挥部队参加金城战役，在朝鲜战场抗击美军。1954年回国，任西南军区第二副参谋长，随后进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系统学习。1955年9月，全军首次授衔授勋，李成芳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照片6，1955年9月，李成芳被授予中将军衔后所照）

此后他历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还兼任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之后调任国务院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投身国防工业建设；晚年重返军队，出任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他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1982年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文革”期间遭受迫害，被关押六年半，1973年恢复工作，历经磨难而初心不改。

在当年一同从延安受命奔赴华北的七位战友之中，李成芳后来成长为大军区正职领导，军政生涯厚重，既带兵征战沙场，又执掌国防工业，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多个历史阶段，一身勋章见证他数十年浴血奋斗的历程。他文武兼备，能征善治，为民族独立、国家安定与国防建设奉献了毕生心血。

（照片7，1958年夏，毛主席接见李成芳等武汉军区党代表）

苏鲁，原名苏达余，湖南浏阳人，1902年生，独臂将军，满身战伤的传奇开国少将。1927年入党并参加红军，土地革命时期，历任红六军营长、代副团长，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奉派山西，在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任职，任团长、太岳一分区司令员，参加百团大战、关家垴战斗。解放战争中任副师长，在解放太原战役中触雷负伤，失去右臂。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长治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初，组织计划安排他休养，苏鲁不愿离岗，主动要求降职，担任军械仓库库长。1955年授衔时，他虽为团级库长，凭借多年浴血奋战的革命功绩，被授予少将军衔。团职库长授少将，在开国授衔中十分少见，这是组织上对他长期革命奉献的最高肯定。同时，苏鲁还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授衔后调任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1976年12月在山西病逝，享年74岁。

（照片8，1955年9月，苏鲁被授予少将军衔后所照）

黄振荣，1915年6月生于陕西长安（今西安市长安区）。他早年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1931年12月随第二十六路军参加宁都起义，加入红军，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他曾任湘赣军区电台副台长、红六军团电台队队长，跟随部队经历苏区反“围剿”，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长期在王震麾下战斗。

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七人小组之一，奉命奔赴山西太原，进入牺盟会、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担任军事教官，后任营长、团职干部，投身晋绥敌后抗日斗争，参加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在关家垴战斗中身负重伤，一度被俘，后寻机脱险归队。

抗战胜利奔赴东北，历任护路军大队长、团长，铁道兵团第四支队副支队长兼参谋长，全力抢修铁路，保障大军入关作战，在抢修山海关铁路枢纽中立大功一次。抗美援朝战争中，任志愿军铁道兵三师副师长、代师长，在敌机持续轰炸下抢修大同江大桥，构筑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再立大功，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之后，带队修建鹰厦铁路。

1955年9月，黄振荣被授予大校军衔，同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三枚勋章，分别见证了他从宁都起义参加红军、到敌后抗战、再到铁道兵南征北战的全部革命历程。

（照片9：开国大校黄振荣）

按照组织安排，黄振荣听从王震将军号令，毅然脱下军装，奔赴冰封苦寒的北大荒，投身垦荒大业。1956年，他带领五人踏荒小组，踏着茫茫积雪深入完达山北荒原，实地勘察土地，选定八五二农场场址。之后率领七千多名转业官兵，在荒原安营扎寨，住帐篷、啃干粮，顶风雪、战严寒，抢修虎林至宝清的公路，打开垦区通道，出任八五二农场首任场长。踏荒跋涉之时，他在零下四十多度的极寒中冻伤双脚，十个脚趾冻掉九个，依旧坚守开荒一线。短短数年，他带领官兵开出数十万亩良田，后续还参与筹建八五三、八五五农场，昔日亘古荒原，逐步变成万顷粮田。

以黄振荣的资历与战功，如果继续留在军队，不久之后很有机会晋升少将。但当祖国需要开发北大荒，他毫无怨言，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放下战功与军衔，从带兵打仗的代师长，转为垦荒农场的场长。转入农垦系统之后不再保有军衔，他不计个人得失，把余生全部奉献给黑土地。枪林弹雨里他是冲锋陷阵的战士，荒原冻土上他是拓荒耕耘的先锋。这种不计个人名利、听从党的召唤、不忘初心为国奉献的品格，令人肃然起敬，是北大荒精神生动的写照。1968年，黄振荣含冤离世，年仅53岁，1979年平反昭雪，王震将军亲笔为他题写墓碑。

在当年从延安受命奔赴华北的七位红军干部之中，有四位活到了新中国成立，在1955年大授衔时成为开国将校；而另外三位——陈玉堂、白书棋（又名白树奇、白玉岐）、王维洲，却永远长眠在了山西的抗日战场上，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更没有等到新中国成立。

由于战争年代环境残酷，部队频繁转移，许多烈士的生平事迹未能完整留存下来。时至今日，关于这三位烈士的详细履历，公开史料中记载甚少，连他们的籍贯、出生年份、具体牺牲时间和地点，都难以一一考证。但有几点是确凿无疑的：他们都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考验的老红军，都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1937年七七事变后，受党中央派遣，随孟庆山一同奔赴太原，进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山西新军）工作，在敌后抗日战场上英勇作战，最终血洒三晋大地，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山西敌后艰苦的抗战岁月中，这六位红军骨干随山西新军转战晋东南、晋西北、晋西南山区，投身反“扫荡”、反围攻作战，在百团大战等重大战役里浴血拼杀。山西是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日军持续发动残酷“扫荡”，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战场环境极为惨烈。陈玉堂、白书棋、王维洲三位同志，就在这样的殊死战斗中先后壮烈牺牲。因战时部队多次整编、档案散失，他们牺牲时的具体职务已难以详考，但能够确定，他们都是新军里独当一面的中高级指挥员。

七位自延安一同奔赴华北的战友里，四人迎来新中国诞生，三位永远长眠于三晋黄土高原。他们没能亲眼见证抗战胜利，没能看见五星红旗升起，也无缘参加1955年授衔、佩戴勋章。他们以鲜血践行了奔赴前线时立下的誓言，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今天我们回望这段往事，不能忘记陈玉堂、白书棋、王维洲三位烈士。尽管史料有限，生平细节难以尽数发掘，但他们的奉献永载三晋大地、镌刻在抗战史册上。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他们是从延安播撒出去的抗日火种，是山西抗战的英雄，值得后人永远缅怀敬仰。

岁月流转，烽火远去，七位战友当年从延安出发的使命，早已化作永不熄灭的红色火种。他们之中，有人功成之后依旧淡泊名利，转战国防、垦荒等不同岗位；有人埋骨三晋，没能亲眼见证胜利。无论建功立业，还是血染沙场，他们都听从党的召唤，把生命献给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回望这段冀晋大地的抗战往事，我们应当铭记这七位老红军的名字，传承他们不畏艰险、不计得失的革命精神，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