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幽燕・中秋忆母

张健

原标题：一曲歌声牵两代，从山城《红灯记》到上海月圆时，品读母亲藏于岁月的绵长深爱

作者：张健 美篇号：31934564

写在前面
清晨，泡一杯龙井，热气袅袅地往上爬。一人一茶，挺好。

手机亮了，歌唱家潘幽燕发来一段视频。她唱的《烛光里的妈妈》，嗓音温润，尾音里带着一点不易察觉的颤。稍后，她发了一张妈妈照片——一身洁白西装，从容优雅，眉眼温和，笑意安然，双手插兜，自带从容大气的风范。

中秋节快到了。窗外的梧桐叶被秋风翻过来，露出浅白的背面，影子在地上一晃一晃。我端着茶杯站在阳台上，忽然觉得，这窗下的桂香，都是替谁传的话。

早上八点钟，我拨通了潘幽燕的电话。

那边很安静，大概是在书房。她声音不高，说这两天总想起小时候的事，想起妈妈演《红灯记》时她在幕布后面偷看，想起妈妈把月饼蛋黄挖出来塞进她嘴里的那个中秋夜。

我们聊了很久，从重庆马家堡的邮电大院，聊到东京凌晨的琴房，再聊到如今上海阳台上那壶永远泡着的老茶。

放下电话，我想，这个中秋，该为潘幽燕母女写点什么。

台上台下

潘幽燕出生重庆马家堡，父母都是邮电系统的通信工程师。

工科出身的夫妻俩，偏偏骨子里都爱文艺。父亲潘兵会钢琴、二胡、手风琴，下班回家随手拉一段，母亲郭秀芳就跟着哼样板戏。那个小屋里，永远有琴声和歌声绕梁。
郭秀芳是单位里出了名的文艺骨干，唱《红灯记》里的李铁梅，一唱就是很多年。她不是只唱选段的那种——全本戏，她从头到尾演下来，台步、身段、唱腔，一样不含糊。

邮电部组织巡演，她跟着队伍走南闯北。那时候条件苦，坐长途车，住招待所，舞台就是单位食堂临时搭的台。可只要大幕一拉，她往台上一站，就是那个提着红灯、眼神刚烈的李铁梅。

她怀潘幽燕四个月时依旧登台演出，身形尚且不显，或许这便是最早的胎教。从女儿两岁开始，郭秀芳每场演出，都把她带在身旁。

襁褓里的小幽燕看不懂戏，只知道台上灯光亮，妈妈穿着演出的衣服，一开口就是她听了无数遍的旋律。她被抱在怀里，小手攥着妈妈演出时系过的红头绳，攥得紧紧的，一路攥到发烫。

三岁那年，母亲去外地巡演，父亲抱着她挤在台下，从头看到尾。台上李铁梅一句“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台下奶声奶气的小幽燕也跟着咿咿呀呀。

谁也没把这当回事。只当是小孩模仿，好玩罢了。

可那些旋律，那些台步，那些幕布后面透出来的光，早就在她小小的心里扎了根。就像一颗种子，埋在泥土里，只等一场雨来。

那个年代，邮电大院里谁家没有个文艺爱好者？可郭秀芳不一样。她是真上台、真巡演、真把整出戏扛下来的人。她不只是喜欢，她是把这事儿当成一件正经事在做。

这份认真，后来一点一点，全传给了女儿。

小幽燕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父亲拉琴，母亲唱戏，她就在旁边跟着晃。别人家的孩子玩泥巴，她玩的是“过家家唱戏”——披个床单当戏服，拿个手电筒当红灯，有模有样。

小学六年，她一直是班里的文艺委员。跳舞、演节目、上台主持，样样少不了她。可说来也怪，整个小学阶段，她从来没当众唱过歌。所有人都觉得，这丫头是个跳舞的料。

郭秀芳也没特意培养。她自己爱唱，可女儿要不要走这条路，她从没勉强过。她只是每次演出都带着孩子，让她耳濡目染，让音乐像空气一样，自然而然地包围着她。

现在回头看，这大概是一个母亲最朴素的教育方式——我不教你什么，我只是把我热爱的东西，活给你看。

寻师之路

初中时代，邓丽君的歌声传遍重庆的大街小巷。潘幽燕读中学时，每天放学回家，做完功课便闭门不出，独自在家潜心练声，十分刻苦。

郭秀芳有一天无意间发现，女儿把市面上能找到的邓丽君的歌全学会了，每一首都唱得惟妙惟肖。那时候她心里动了一下，但没说什么。学业正紧，女孩子将来安安稳稳读个书，比什么都强。
日子就这么过着。小幽燕成绩不错，父母都是工程师，按部就班地，她本该走一条和父母差不多的路。

命运的转弯，发生在她读高二那年。

三十五中新来一位音乐老师，叫王雅梅，刚从西南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学校成立音乐兴趣小组，潘幽燕被选了进去。

王老师一听她的声音，眼睛就亮了。这孩子音色干净，底子好，是个好苗子。她把潘幽燕带到重庆歌剧院，让专业演员当场清唱，让老演员们“把把脉”。听完，大家都说：声质纯正，是块料。

可问题来了。潘幽燕当时读的是理科班，成绩中上，按父母的规划，将来考个理工科大学，稳稳当当。学音乐？太冒险了。

王老师不急不躁，亲自登门，找到潘家夫妇，一趟一趟地做工作。她不是来抢学生的，她是真心觉得，这孩子的声音不该被埋没。

郭秀芳和丈夫商量了很久。

说不纠结是假的。两个工程师家庭，供一个女儿学音乐，在那个年代不算轻松。可看着女儿站在那里唱歌时眼睛里的光，郭秀芳心软了。

她想起自己年轻时在舞台上的样子，想起那些灯光和掌声。她太知道，一个人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是什么感觉了。

她对女儿说：你想唱，妈就支持你。

接下来的日子，全家动员起来。他们托人找到重庆歌剧院的吴强老师，给潘幽燕做课后辅导。每节课三到四个小时，风雨无阻。

学校没有钢琴，王老师就把潘幽燕带回自己家里练。每天早上天不亮，潘幽燕就起来练声，学乐理。一个十几岁的姑娘，每天比别人早起两个小时，嘴里哼着音阶，在重庆湿漉漉的雾气里，一点点打磨自己的声音。

郭秀芳能做的，都做了。她不懂乐理，不会教声乐，可她知道怎么给女儿鼓劲。冬天她织毛衣、织背心，一针一针织好了，再帮女儿穿好。她把女儿的生活照料得无微不至，让她能心无旁骛地唱歌。

1986 年夏天，录取通知书如约而至。潘幽燕同时收到西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与四川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最终她选择了西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拿到通知书那天，郭秀芳在厨房里忙了一下午，做了一桌子菜。她没说太多话，只是一个劲地给女儿夹菜，说多吃点，大学要费嗓子的。

词坛泰斗庄奴专程到访重庆潘家，为潘幽燕量身创作两首作品。

那天晚上，父亲潘兵拉了一首《紫竹调》，郭秀芳跟着哼。小幽燕坐在旁边，跟着父母的声音，轻轻唱了一段。

窗外是重庆的夏夜，蝉鸣一阵高过一阵。

隔海相望

大学毕业后，潘幽燕留校做了音乐教师，在重庆这座城市里，日子过得安稳又体面。

1991 年，潘幽燕斩获重庆市声乐比赛美声组一等奖。这份荣誉，是她早年在重庆崭露头角的重要标志，也是她歌唱事业的起点之一。

在重庆期间，潘幽燕多次参与公益义演。有一次义演，她将获得的奖金悉数捐给科技公园。

可她心里那只燕子，总想往远处飞。
1992年，她考进日本宇都宫大学，东渡求学。那一年，她23岁。

离开重庆那天，母亲送她到北京。三十四个小时的火车，车窗结着白雾，郭秀芳几乎一夜没合眼。她在女儿最里面那件毛衣里，细细缝了一个小口袋，放证件，放零钱。

她怕女儿冷，让她一连穿了四件毛衣。一路上总摸她的手，轻声问：冷不冷？

到了机场，人很多，风从大厅外灌进来。郭秀芳一路叮嘱，又一路沉默。广播响了，她忽然低下头，替女儿把衣领掖好，像小时候送她出门上学一样。

潘幽燕不敢回头。可过了闸口再望向人群，怎么也找不到妈妈了。她站在人来人往的大厅里，泪如雨下，像个孩子一样喊：妈妈——妈妈——

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明明已经飞远，心却还被什么紧紧拽着。

刚到日本的那半年，是她最难熬的日子。语言不通，没有朋友，没有人知道她在重庆曾是一名优秀的歌手。她每天学日语，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学费还那么贵。

她在草帽厂打工，给帽子贴商标，一小时八百日元，一起干活的多是日本老婆婆。工作简单、机械，完全不用说话。她一边贴商标，一边在心里默唱音阶，怕自己的声音生了锈。

1996年，她考进东京艺术大学音乐研究科，硕士班。

那是日本音乐界的最高学府，她拼了命才考进去。可进去之后，更苦。东京房租贵，她还住在宇都宫，每天早晨六点起床，坐三小时电车去东京上课。中午一小时休息，别人吃饭，她补理论。下午五点下课，六点进琴房，练到凌晨两三点。

常常是走出琴房，饥肠辘辘，才想起自己一整天没吃东西。商店早关门了，只能饿着肚子坐电车回去。

她父亲去日本探亲，给女儿准备了便当当中饭。结果女儿忙得忘了吃，晚上原封不动又带了回来。老父亲心疼得直掉眼泪，骂她：你不要命了？

这些事，潘幽燕在电话里从来不跟妈妈说。

可郭秀芳还是知道了。她隔着大洋，听着女儿轻描淡写的语气，心像被什么揪着。她帮不上什么忙，只能每天守着电话，等女儿的越洋来电。

后来，潘幽燕在日本成了家，生了孩子。

郭秀芳坐不住了。她飞了过去，在日本住下来，亲自照顾女儿坐月子。大女儿生，她去；二女儿生，她也去。前前后后，她在日本帮忙带大了两个孙女、一个孙子。

那几年，郭秀芳在日本的家里，每天忙着换尿布、冲奶粉、做月子餐。她不会说日语，出门买个菜都靠手势。可她不嫌烦，也不说累。她只是觉得，女儿在外面不容易，当妈的，能帮一把是一把。

潘幽燕回忆，那段时光里母亲就是她的天，有母亲相伴，再苦都能扛过去。

期间，先后有三任国家领导人访问日本时接见留日学子并合影，潘幽燕有幸身在其中。

晚年勤学

谁也没想到，郭秀芳到了八十年代末，竟然又学起了新东西。

那时候计算机刚进中国，年轻人都觉得新鲜，老年人大多望而却步。可郭秀芳不。她觉得，女儿在外面闯，家里的事她能帮上一点是一点。
她报名参加了电脑培训班，从开机、打字学起。六十岁左右的人了，戴着老花镜，一个键一个键地认，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家里人笑她，说您这么大年纪了学这个干嘛。她不接话，第二天照样背着布包去上课。

电脑学会了，她又学英文。

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小女儿在上海开了家公司，业务上常要用到。她觉得自己能帮上忙的，就别推给别人。一个老太太，捧着英语书，跟着收音机念，舌头都捋不直了，还在念。

就这么着，她硬是把两门“新本事”都学了下来。

后来小女儿的公司需要有人打理财务，郭秀芳便把这件事接了下来。已是高龄的她，从头学起管账、做账、报税。她不认什么“年纪大了就该享清福” 的道理，她只知道，女儿需要她，她就帮忙。

直到现在，她还在帮小女儿管着公司的财务。家里人说您歇着吧，请个会计多方便。她摆摆手，说我自己管，放心。

这就是郭秀芳。她一辈子，好像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的念头。年轻的时候，她在舞台上演李铁梅，把青春献给了文艺；中年的时候，她围着女儿转，把精力分给了家庭；到老了，她又学新东西，把余热洒在了小女儿的公司里。

她不是不累。她只是觉得，能帮上孩子的忙，就是自己最大的价值。
潘幽燕从日本回来后，有一次翻到妈妈当年学电脑的笔记本。本子上密密麻麻记着笔记，字体工工整整，像个认真的小学生。她翻着翻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她想起妈妈当年在毛衣里缝小口袋的样子，想起妈妈在北京机场替她掖衣领的样子，想起妈妈在日本的小厨房里给她煮月子餐的样子。

原来妈妈这一辈子，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一点一点地托着她。

月圆人圆

后来潘幽燕回国了，定居上海。父母也从重庆搬了过来，和妹妹一家住在一起。

潘幽燕从家到母亲的住处，开车二十分钟。

不算远。可各自忙起来，见一面也得提前约。
潘幽燕说，这些年，她和妈妈没有天天住在一起，也不是天天见面。可妈妈一直在留意着她。她的朋友圈、视频号，妈妈会看；她参加的活动、写的文章、唱的歌，妈妈都记在心里。

前些日子，潘幽燕在浦南文化馆主持文学沙龙。活动结束，手机里躺着妈妈的留言：“文学与音乐交响，艺术主持。”还说老师们评价很好。

夸不了两句，妈妈又开始担心：不要太累了，注意身体，有时间去检查检查。

潘幽燕看着手机，笑了。女儿有成绩，她高兴；女儿忙起来，她放心不下。这样的话，她从小听到大。

有一次她发了张照片，妈妈看了半天，说脸好像有点浮肿，是不是压力太大了，赶紧去医院看看。

三十多年了，她离开重庆，走过日本，走过很多地方。可在妈妈眼里，她好像永远是那个需要被叮嘱多穿件衣服的小姑娘。

现在每到中秋，母女俩总要在阳台上摆上月饼和清茶。

郭秀芳会给女儿讲当年巡演的趣事，讲她演李铁梅时台下的掌声有多响；潘幽燕会给妈妈讲她在日本遇到的听众，讲她在课堂上教学生们唱歌的瞬间。

月光落在两个人的白发上，落在桌上切开的月饼上。那些从重庆马家堡飘出来的旋律，穿过东京的风雪，最后安安稳稳地落在了上海的桂香里。

有一年中秋，潘幽燕带着两盒桂花月饼去看妈妈。推开门，母女俩正坐在沙发上翻旧照片。照片里年轻的郭秀芳穿着《红灯记》的戏服，怀里抱着两岁的小幽燕，两个人的眼睛都亮得像装了星星。

窗外月亮刚升起来，清辉铺满了屋子。没有多余的话，两代人藏在歌声里的一辈子，都安安静静地融在了这一轮月色里。

今年中秋前，潘幽燕录了一首《妈妈一直在心里》发给我。她说，这首歌，是唱给妈妈的。

我听完，给她回了个电话。我们又聊了很久，从清晨的龙井聊到傍晚的桂香，从重庆的石板路聊到上海的阳台。

她在电话那头说，走得再远，心里始终有妈妈。

我说，是啊。这世上所有的路，说到底，都是从妈妈脚下开始的。
文末感言

挂了电话，窗外一轮秋月已经高高悬起。距离中秋还有几日，月亮虽还未圆满，清辉已然洒落。

我想起潘幽燕写的那首诗。她说，北京机场那个冬天，她过了闸口再回头，怎么也找不到妈妈了。那一刻她泪如雨下，像个断了线的风筝。

可其实她从来没断过线。那根线，从两岁时攥着红头绳的手开始，从毛衣里缝的小口袋开始，从一顿顿月子餐、一本本学电脑的笔记、一句句“别太累了”的叮嘱开始，一直攥在妈妈手里。

只不过她飞得太远，有时候忘了回头看。

这个中秋，月亮又要圆了。

郭秀芳老人已八十多岁，常年受腰椎病痛困扰，时常需要针灸调理。可她始终记着女儿爱吃五仁月饼，记得女儿唱高音前要喝温水，不忘女儿演出得提前两小时化妆。

潘幽燕说，她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妈妈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有时间就去看她，陪她坐坐，听她讲讲当年的事。

走得再远，心里始终有妈妈 —— 潘幽燕如是说。

中秋快乐，妈妈。
【后记】

如今，潘幽燕的母亲安居在上海。倘若中秋之夜，由丁寅生团长主创的大型声乐套曲《黄浦江大合唱》第八乐章《浦江小夜曲》的首唱者 —— 歌唱家潘幽燕再度唱响这首作品，献给上海人民与她的母亲。作为上海高教合唱艺术团宣传部，我深感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