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东冈杨氏楷公十六世孙、东莞茶山上周塘宝安杨氏始祖——北宋杨畏夫妇墓志（记）发覆（北京大学教授张光晨）

杨楼绪

（文章为原创，引用本文请注明，否则侵权） （东冈杨楷公十六世孙杨畏公） 北宋杨畏仕途时起时落，一生受22职——一、神宗元丰朝 1. 成纪主簿（进士初授，不之官，未赴任）2. 郓州教授（州学教官）3. 西京国子监教授（洛阳国子监教官）4. 监察御史里行（御史台，元丰六年，言官）5. 宗正丞（因舒亶案贬官，宗正寺佐官，实职）6. 提点夔州路刑狱公事（夔州路宪司，掌一路司法刑狱）此处的职务墓志载为：权发遣提举菱州路刑狱公事 二、哲宗元祐朝（高太后听政） 7. 请祠，回洛阳闲居（奉祠）8. 工部员外郎（尚书省工部）9. 监察御史10. 殿中侍御史（御史台）11. 侍御史（御史台高级言官）12. 礼部侍郎（礼部副长官，主持东冈杨第二届修谱） 三、哲宗绍圣（亲政，恢复新法） 13. 吏部侍郎（吏部副长官，杨畏一生最高实职）14. 宝文阁待制、知真定府（外任，真定知府）15. 落职，知虢州 四、徽宗元符‑崇宁‑政和16. 知郢州17. 集贤殿修撰、知襄州18. 移知荆南府19. 提举洞霄宫（祠禄官，居洛阳）20. 知邓州21. 主管崇禧观（再奉祠，因台谏弹劾落职）22. 蔡京当政后，解除元祐党籍，复宝文阁待制，致仕退休。 《宋史》对杨畏（墓志铭载1045—1113年）评价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倾危反复，被称“杨三变”‌。他一生政治立场多次摇摆，先尊王安石新学，后依附旧党，再转向新党，最终因品行问题被列入元祐党籍。 《宋史》不但与先祖杨畏墓志铭记载的生卒年月有出入，而且生平的评价也有很大的出入。其实先祖杨畏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一心为民办实事的强烈责任感。北宋末年，党争混乱，不改革民穷国弱，改革意味着要探索未知的政治路线、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故改革可能会成功，也可能失败。 《宋史》对杨畏的记载非常清楚，但多有贬低之意，说他善变，但从我的分析来看，并非如此，因为一般写史的人都带着个人观点。杨畏与同朝为官的王安石（1021–1086年，江西临川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是改革派。北宋时期党争混乱，国库空虚，民怨沸腾，王安石推行变法，进行改革。主要内容有：“一、机构改革制，置三司条例司、市易法、保甲法；二、改革税赋，方田均税法、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三、新修水利；四、军队改革，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五、改革科举，三舍法、贡举法。”杨畏和苏轼兄弟坚决支持王安石的改革。但是改革虽然使社会发展，国库充实，可是触碰到一些官僚地主的利益。王安石于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开始改革，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这时候，苏轼和杨畏是不完全赞同废除新法的，他俩提出修订王安石的新法，保留好的，改进不适用的，结果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对，实在是没有办法，只得放弃改革，这能说是“杨三变”吗？ 　　宋元祐五年庚午（1090年）中秋，杨楷第十六世孙杨畏（1045–1113）在老家东冈编撰东冈杨氏二修《宗谱》时，诚邀著名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政治人物苏轼（1037–1101年）撰写谱叙，为《东冈杨氏宗谱》留下了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页！ 北宋杨畏夫妇墓志（记）发覆221北宋杨畏夫妇墓志（记）发覆 张晨光（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100871)摘要：杨畏是北宋后期的重要人物，其墓记与两位夫人的墓志仍有待研究。党争环境中，很多官员在去世后没有墓志铭，杨畏墓记则提供了作为墓志铭替代物的石刻资料实物，显得弥足珍贵。后妻墓志所载先人归国的事迹有渲染的成分，并非完全真实；杨临可能并非杨畏亲子，后妻墓志撰写者王纯与前妻之兄同名，不为同一人；前妻卒于元祐年间应无疑问，传世王尚恭墓志所载有误；杨畏在元丰末所任正式差遣应为权发遣提举菱州路刑狱公事而非提点夔州路刑狱，王宗望在元丰末很可能任夔州路转运副使而非转运使；杨畏续弦必在元祐五年（1090年）或之后，而后妻在元祐五年（1090年）时已32岁，显得年龄偏大。关键词：杨畏；王尚恭；王宗望 2005年，河南省洛阳市龙门张沟出土北宋杨畏与两位夫人的墓志（记）①。杨畏是北宋后期的重要人物，在党争环境中多次改变政治立场，“进于元丰，显于元祐，迁于绍圣”，史称“倾危反覆，周流不穷，虽仪、秦纵横，无以尚之”，天下目为“杨三变”②。前妻王氏，为王尚恭之女，墓志完整，但有漫漶不清的条形区域。后妻王氏，为王宗望——————①杨畏墓记据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拓片。两位夫人的墓志图版和录文分别据郭育、刘继保编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80-381、492-494页。②《宋史》卷355《杨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184-11185页。 　　222宋史研究论丛．第21辑之女，墓志较为清晰完整。因后妻墓志涉及先人王彦英在唐末出海任新罗相国之事，赵振华先生曾作《北宋杨畏妻王氏墓志与王彦英相国新罗》一文，分《墓志原文》《王彦英父子相国新罗的历史背景与王彬重返中国》《王氏与夫杨畏》《私宅园林、宗教信仰与葬地》四部分做了详细研究①。李伟国先生曾作《没有内容的“墓志铭〞》一文介绍三方“墓志铭”的“特异之处及其背景”②。笔者查阅三人墓志（记），发现仍有待发之覆，故略陈浅见，以求教于方家。一、杨畏墓记墓志铭在宋代已经发展为一种成熟的文体，而宋代的党争环境亦对墓志铭的撰写产生了很大影响③。其影响之一就是党争时期很多官员后代不敢请铭，如曾在大观年间(1107-1110年）任监察御史的萧某得罪宰相，于政和二年（1112年）去世时“墓不敢碑”，直到高宗时，子孙才请人撰写墓志铭①。庆元二年（1196年）,“党论方哗”，宋甡去世，因吕祖俭“书来告毋遽铭”，其子宋自适“不敢违”，三十三年后才请人撰写墓志铭⑤。可见党争时期墓志铭的缺失并非个例，尽管有子孙在数十年后重新请人撰写墓志铭的事例，但应该不会是全部。对于最为有名的变法官员王安石，邓广铭先生曾指出尽管他去世后被追赠太傅，但在传世文献中“找不出有关王安石的行状、墓志铭的任何蛛丝马迹”，墓中“只载有仅能证明其为王介甫墓的一段简单文字的刻石”。这块刻石今不可见，上面的具体文字亦不可知。难得的是，杨畏墓记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这种作为墓志铭替代物的刻石的直观认识。 北京大学图书馆定名为杨畏墓记的拓片高56.5cm，广48.5cm，周刻花纹②。内容为隶书，共三十三字，大字三行、行六字，写到“宋故宝文阁待制赠太中大夫杨畏子安————————①赵振华：《北宋杨畏妻王氏墓志与王彦英相国新罗》《东北史地》2006年第5期，第26-30页；收入赵振华：《洛阳古代铭刻文献研究》，西安：三案出版社，2009年，第708-715页。②李伟国：《没有内容的"墓志铭"》，王水照、朱刚主编：《新宋学》第4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32-337页。③刘成国：《北宋党争与碑志初探》,《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第35-42页。④（宋）胡铨：《澹庵文集》卷5《监察御史萧公墓志铭》（清）永瑢、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3-44页。⑤（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2《宋文林郎志铭》，四部丛刊本，第22a页。⑥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邓广铭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97页。⑦胡海帆、汤燕、陶诚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片目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67页。由下文可见，杨畏墓记之称未必十分确切，本文姑且沿用以指代之。 北宋杨畏夫妇墓志（记）发覆223之墓”；小字一行十五字，写到“政和甲午三月戊辰朔廿八日癸卯葬”。仅此而已，而且“戊辰朔”与“廿八日癸卯”不合，政和甲午（四年，1114年）三月为丙子朔而非戊辰朔①，按丙子朔推算则廿八日恰为癸卯，朔日必写错，“镌之金石而误如此”②! 宋代简略的墓记目前所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幼年夭折的宗室墓记，一般仅写家系、生卒年、葬时、葬地等内容，传世文献如《元宪集》卷三四、《华阳集》卷六 O均有记载。大臣家亦有，如韩琦安葬早亡的侄孙、侄孙女即撰《侄孙四殇墓记》《三侄孙女墓记》③。出土实物还有撰者、刻工等信息④。另一类是漏泽园墓记，宋制“贫而不葬则为之置漏泽园”⑤，这类墓记多刻在砖上，内容最少的只有葬时，大多还有编号、姓名、大致年龄、职业、死因、死亡地等某几项内容⑥。正常成年墓主的墓记一般稍详，包含家系、历任官职、子女等信息，近乎墓志⑦，但一般仍显简略，如朱熹撰《范直阁墓记》,“谨次公姓系、爵里、始终梗概纳诸圹中以识。若经术、行谊、出处之详，则将请于先生君子深知公者，刻辞墓左，以明示后世云”⑧。 即使与上述简略的墓记相比，杨畏墓记也显得更简单，只有墓主姓名、字、最后之“职”与赠“官”以及下葬日期，而家系、生卒年、葬地乃至刻工都一无所有。就连提倡碑志书写采取“极简主义”的司马光也认为“今既不能免俗，其志文但可直叙乡里、世家、官簿始终而已”⑨，仍多出籍贯、家系、初官。杨畏生前最高做到吏部侍郎，政和三年（1113年）十二月以朝奉大夫、宝文阁待制被赠太中大夫，但不仅无人为其撰①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33页；洪金富编著：《辽宋夏金元五朝日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年，第216页。②此处借用洪迈对唐钟铭文朔、日不合之叹。（宋）洪迈：《容斋三笔》卷12《紫板观钟》，孔凡札点校：《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70页。③（宋）韩琦：《安阳集》卷46，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5册，影印明正德九年（1514年）张士隆刻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77页。④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研究所：《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348-349页。⑤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186《奉行居养等诏令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80页。⑥胡海帆、汤燕编著：《中国古代砖刻铭文集》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31-245页。⑦崔成实：《浙江衢县出土北宋铁铸张氏墓记》《文物》1979年第8期，第95页；周金康：《宋蒋浚明墓记考》,《东方博物》2012年第4期，第79-83页；郭茂育、刘继保编著：《宋代墓志辑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88-489、502-505页。个别墓记还有简单的铭文，如政和七年（1117年）《宋故安定胡和叔墓记》，饶宗颐主编：《唐宋基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477页。⑧（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4，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341页。⑨（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7《丧礼三》，张焕君校点：《儒藏（精华编七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04页；赵冬梅：《试论北宋中后期的碑志书写﹣﹣以司马光晚年改辙拒作碑志为中心》，王晴佳、李隆国主编：《断裂与转型：帝国之后的欧亚历史与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73-397页。 224宋史研究论丛.第21辑墓志铭，就连极为简略的墓志铭替代物仍有错误，这必然是党争环境的产物，由此也可略窥北宋后期党争环境中的政治生态①。 二、王彬归国 后妻墓志载：“祖讳彬，生有英气。年十八，闻艺祖定天下，慨然白其王曰：‘中国有真人出，请归。’王伟其言，即贡于朝。登进士甲科，仕至太常少卿，历三路转运使，赠金紫光禄大夫，为时名卿。”《宋史·王彬传》载“彬年十八，以宾贡入太学”②，似与墓志所言"年十八”“即贡于朝”相合。然而，《宋史·高丽传》记雍熙三年（986年）“十月，遣使朝贡，又遣本国学生崔罕、王彬诣国子监肄业”③，则王彬十八岁入太学时为雍熙三年（986年）,但此时艺祖（宋太祖）已去世十年！王彬恐怕不会在那一年才“闻艺祖定天下”，更不会在那一年说出因“真人出”而“请归”的话。《宋史·高丽传》又载“（淳化）三年，上亲试诸道贡举人，诏赐高丽宾贡进士王彬、崔罕等及第，既授以官，遣还本国”；而《宋史·太宗本纪》记淳化三年（992年）三月“戊午，以高丽宾贡进士四十人并为秘书省秘书郎，遣还”④。可见，王彬在淳化三年（992年）进士及第，但随即被遣还回国，一同被赐第、授官、遣还的多达四十人。高丽人康戬在开宝年间（968-975年）即“随宾贡肄业国学。太平兴国五年，登进士第”⑤，后做到转运使。王彬再次归宋任官的具体时间不可考，尽管墓志着力突出他因“真人出”而归宋效力，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其仕宦经历在高丽人中亦非孤例。墓志的这种书写可能是后人因年代久远而记错，更可能是为先人归国正名，渲染其顺应天时人道而归国效力的合理性、正当性。三、亲属关系 杨畏于绍圣四年（1097年）葬前妻并撰墓志，记子女情况“曰鼎，莱州……西京————————①（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仪制》11之11，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2030页。②《宋史》卷304《王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076页。③《宋史》卷487《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39页。④《宋史》卷487《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41页；卷5《大宗本纪》，第89页。⑤《宋史》卷487《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45页。 北宋杨畏夫妇墓志（记）发覆225左藏库，未赴，卒，是为子；曰朝奉郎、陇州通判王……未嫁者二，是为女”，虽有漫漶之处，仍可知有一男三女。然而，后妻墓志载“子男二：鼎，莱州防御推官、监西京左藏库，先硕人卒；临，承奉郎、监西京商税务。女三：长适朝奉郎、陇州通判王希声，次适通直郎、知唐州比阳县张伯淳，次许嫁而卒”，又言“硕人归杨氏，无所出，拊怜儿女，不啻如己出也。又以兄之女妻其子临。长女因丧夫，抱疾携幼子侄来归”“其孤甥临，状其行来请铭”。可见，杨畏与前妻只有一个儿子杨鼎，但在绍圣四年（1097年）时即已去世；后妻嫁给杨畏后未生子女，杨临可能并非杨畏亲子；后妻将兄之女嫁给杨临，去世后亦由杨临写行状请铭。 后妻墓志载“兄中奉大夫直龙图阁提举西京崇福宫文安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纯撰并书”，即撰写者为王氏之兄王纯。然而元丰末年前妻之父王尚恭的墓志写到“一男：纯，河东节度推官、知孟州录事参军”①，即前妻的唯一兄弟亦名王纯。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王尚恭之子王纯去世，杨畏还为其撰写墓志，应该不会是同一个人，李伟国先生已指出此点③。四、前妻卒年 杨畏所写前妻墓志虽有漫漶不清之处，但仍可见“嫁二十三年而卒，卒十一年而葬”“其寿……元祐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其葬绍圣丁丑八月……门之原"。自元祐三年（1088年）至绍圣丁丑（四年，1097年）却为十年，前妻可能卒于元祐二年或元祐三年。然而，前述其父王尚恭墓志写到“五女：长适知秦州陇城县事张景观，次适永兴军节度推官刘唐陆，次适权夔州路提刑杨畏，次适进士尹焕，次适进席徽，皆先公而卒”，王尚恭卒于元丰七年（1084年）八月九日③。前妻墓志仍载“元祐初，上即位，畏时出使夔州路”,“例得一命恩，而子鼎、侄泰皆未官”，前妻“请以授泰”。可见前妻断然不会卒于哲宗即位之前。王尚恭墓志的撰写者范纯仁自言“以门人所状公之行事来请铭于予，————————①（宋）范纯仁：《范忠宣公文集》卷14《朝议大夫王公墓铭》，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影印元刻明修本，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474页。②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乔栋等编著：《洛阳新获墓志续编》290《宋故承议郎王君（纯）基志铭》，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91页；李伟国：《没有内容的"墓志铭"》，王水照、朱刚主编：《新宋学》第4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36页。③（宋）范纯仁：《范忠宣公文集》卷14《朝议大夫王公墓铭》，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影印元刻明修本，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473--474页。 226宋史研究论丛．第21辑予与公游既久，知公为详，义不得辞，遂铭其墓且以寓其哀焉"①，或许行状已误，或许墓志撰写时出错，抑或后世文本抄刻之误？总之，前妻卒于元祐年间应无疑问，可由此校证传世文献所载王尚恭墓志之误。五、确切之差遣 后妻墓志写到“至元丰末，杨公初自御史出，提点夔州路刑狱。开府时领转运使”,其中开府为后妻之父王宗望，去世后被赠开府仪同三司。《宋史·杨畏传》亦载“亶罢，畏坐左转宗正丞，出提点夔州路刑狱”②。然而，前引王尚恭墓志写到“次适权夔州路提刑杨畏”《东窗集》卷九则收有《宣德郎宗正丞杨畏可权发遣提举夔州路刑狱公事制》,可见杨畏在元丰末所任正式差遣应为权发遣提举夔州路刑狱公事而非提点夔州路刑狱，这与杨畏资序尚低有关，但为提点刑狱司的长官则无疑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七记元丰七年（1084年）七月事亦言王宗望为夔州路转运使。然而，《宋史·王宗望传》载“以荫累擢夔州路转运副使。哲宗即位，行赦赏军”，王宗望平定因赏军引发的风波，“朝廷嘉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八记王宗望元祐二年（1087年）四月升任仓部郎中，回忆升迁原因即平定赏军风波时亦言夔州路转运副使。之后，王宗望于元祐二年（1087年）八月，计置陕西路边籴；元祐三年（1088年）五月，任河东路转运副使；元祐六年十月，任司农少卿；元祐八年（1093年）二月，任淮南等路发运使。绍圣三年（1096年）《王公仪碑铭》载“今上即位，加中散大夫，除知泾州，用大臣荐改除夔路转运使”⑦,苏轼草制有《王公仪夔州路转运使、程高夔州路转运判官》⑧，则王公仪曾任夔州————————①（宋）范纯仁：《范忠宣公文集》卷14《朝议大夫王公墓铭》，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影印元刻明修本，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473页。②《宋史》卷355《杨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183页。③（宋）张扩：《东窗集》卷9,（清）永瑢、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1页。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7，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321页。⑤《宋史》卷330《王宗望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636页；（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8,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698页。⑥（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4，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843页；卷410，第9987页；卷481,第11448页。⑦（清）王昶：《金石萃编》卷141，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3册影印清嘉庆十年（1805年）经训堂刻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358页。⑧（宋）苏轼著，（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39，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09页。 北宋杨畏夫妇墓志（记）发覆227路转运使应无疑问，时间在元祐元年（1086年）七月，而王宗望在元祐二年（1087年）四月才升任仓部郎中①。综合看来，王宗望在元丰末很可能任夔州路转运副使而非转运使。在王公仪之前几年的转运使不可考，不排除空缺的可能②。虽为副使，如转运使空缺，则王宗望亦为转运司的长官。墓志对二人官职的这种写法可能与当今中国社会以正职称呼副职的习惯有相似之处，今人在利用墓志研究古代官制时不可不审慎。六、后妻之晚婚 由后妻墓志知其宣和六年（1124年）去世，享年六十六，则生于嘉祐四年（1059年）。后妻墓志载杨畏"政和癸巳，朝廷亟召，方将大用而遽以疾不幸矣"，则卒于政和癸巳（三年，1113年）③,"年六十九"，应生于庆历五年（1045年），比后妻年长十四岁。 后妻墓志载王宗望“为遴选其配久之”,“至元丰末，杨公初自御史出，提点夔州路刑狱。开府时领转运使，以杨公风度凝远、问学高妙，甚器之”，但是“逮元祐间，杨公再擢为御史，以太夫人年高，有再醮意”，才娶王宗望之女为继室。元祐五年（1090年）三月，“新永兴军路提点刑狱杨畏为监察御史”③，续弦必在元祐五年（1090年）或之后。元祐二年，王宗望已离开夔州路。元祐五年（1090年）时，后妻已32岁。据研究，宋代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为19.04岁，王宗望在元丰、元祐年间（1078-1093年）仕途顺利，其女竟拖延至30余岁才出嫁，过于偏大。宋代官员不乏嫁女为继室者，如张子能原配郑氏去世，“后三年，张为大司成，邓洵仁右丞欲嫁以女”，甚至“取中旨令合昏”；亦不乏将丧夫的女儿再嫁者，如陈橐之女丧夫，“未几，其父帅广东，挈以俱往，怜其盛年，为择婿”⑦。只是限于史料，后妻王氏是否为二婚、杨临为王氏亲生还是过继而来尚不得而知。————————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4，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355页。②李之亮：《宋代路分长官通考》，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1292页。③又见（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77之60，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4162页。④《宋史》卷355《杨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185页。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9，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582页。⑥郑丽萍：《宋代男女初婚年龄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121页。⑦（宋）洪迈著，何卓点校：《夷坚志》，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21页。 228宋史研究论丛．第21辑 正如学者指出，中古史研究在过去的二十余年"正经历一种突破性的进展"，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于墓志材料的整理和研究"，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宋史研究者对于出土墓志的研究热情还不是很高，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①。尽管传世宋史文献相对丰富，但是利用墓志材料仍将是今后宋史研究向横纵两个方向发展的必然需要。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墓志材料本身也是一种书写文本，并非完全客观的史实。我们既可以用墓志材料来校证传世文献，也可以结合传世文献来阅读墓志文字背后隐晦的信息。(2016年8月，笔者曾在贵阳孔学堂宋史读书班上报告此文，感谢海峡两岸各位老师和同学的意见）————————①陆扬：《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4期，第95页；卜宪群：《新出资料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历史学年鉴（2002--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9页。二O二六年七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