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的世界与阿Q的国度

吴伟栗·欧洲中国文献保护

　　写完堂吉诃德与阿Q的比较之后，一个问题始终在我心中盘旋：如果世界上到处都是堂吉诃德，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如果一个国家里生活的全是阿Q，这个国家又会形成怎样的风气？细想下去，竟让人有些不寒而栗。

堂吉诃德与阿Q都是失败者，也都生活在某种幻想之中。然而，他们面对失败的姿态完全不同。

堂吉诃德看见风车，以为那是危害人间的巨人，便挺起长矛冲了过去。他一次次摔倒，一次次受伤，也一次次被人嘲笑，但他始终相信，世界上有些事情比个人的安危更重要。弱者需要保护，不公必须反抗，尊严值得捍卫，哪怕为此付出代价。

阿Q也生活在幻想里，可他的幻想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逃避世界。他挨了打，不敢反抗，便在心里认定这是“儿子打老子”；他受了屈辱，不肯承认失败，便重新解释事情的经过，宣布自己其实已经取得了胜利。他不是没有痛苦，而是不敢正视痛苦；不是没有尊严，而是只能用幻觉代替尊严。

一个把幻想变成反抗的力量，一个把幻想变成麻醉自己的药；一个向世界举起长矛，一个替自己的屈辱寻找理由； 一个试图拯救别人，一个只想欺骗自己。

由此我想到，倘若世界上所有人都是堂吉诃德，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想象当作真理，把眼前的风车认作巨人，把个人的信念变成不容质疑的正义，那么这个世界也可能充满冲撞、狂热与混乱。人们高举理想的旗帜，却未必真正了解事实；人人都相信自己代表正义，却可能把不同意见的人当成敌人。

因此，堂吉诃德最值得珍惜的，并不是他的疯狂，而是他疯狂背后的善意。他拔剑不是为了掠夺，而是为了保护；他向风车冲锋，不是为了使别人屈服，而是因为他相信那里有人正在受苦；他愿意为自己的理想承担代价，却从未要求弱者替他的理想牺牲。

没有理性的理想主义可能成为灾难，但没有理想的现实主义，也可能沦为精致的自私。一个健康的世界，不能人人都是堂吉诃德，却必须允许堂吉诃德存在。因为在所有人都学会计算得失的时候，总要有人提醒我们：世上还有一些事情，不能只用利益来衡量。

可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全都变成阿Q，情形便更加可怕。那样的社会，表面上可能十分平静。没有人公开质疑，没有人愿意反抗，没有人站出来说“不”。人们懂得忍耐，善于服从，也熟悉各种自我安慰的方法。遭到不公时，他们告诉自己：“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受到侮辱时，他们劝自己：“忍一忍也就过去了。”看见别人受害时，他们庆幸：“幸好这次不是我。”

失败可以被说成胜利，退缩可以被叫作成熟，恐惧可以伪装成理智，沉默也可以装扮成顾全大局。久而久之，人们不再追问一件事是否公正，只关心它是否会伤害到自己；不再追问谁应当负责，只盘算怎样才能置身事外；不再关心事实本身，只在意哪一种说法最安全。这样的社会甚至不需要太多鞭子。因为每个人心里，都住进了一个替强者挥舞鞭子的阿Q。

奴役最可怕的阶段，不是人们身上带着锁链，而是他们开始赞美锁链；不是人们被迫保持沉默，而是他们主动嘲笑那些发出声音的人；不是正义已经消失，而是追求正义的人反而被视为麻烦。在这样的地方，堂吉诃德一定会成为笑话。

人们会嘲笑他不识时务，讥讽他不懂变通，责怪他破坏安定。他们会劝他说：“风车一直都在那里，你为什么偏要去撞它？”他们甚至可能认为，真正的问题不是风车碾压了谁，而是那个举着长矛的人扰乱了大家习以为常的宁静。

可如果没有人冲向风车，风车就会永远转下去。起初，它碾压的是陌生人；后来，它碾压的是我们的邻居；再后来，它终于来到我们的门前。那时我们也许会呼救，却突然发现，周围只剩下一群善于低头、精于沉默的人。

　　我们可以因为沉默而暂时安全；当不幸降临到自己头上时，别人也会用同样的沉默回报我们。一个社会真正的危险，并不是暂时没有英雄，而是它开始系统地嘲笑英雄；不是偶尔出现不义，而是人们逐渐失去辨认不义的能力；不是所有人都被迫服从，而是服从被赞美为最高的道德。

在这样的社会里，强者不必证明自己正确，只须证明自己足够强大；弱者也不必争取真正的尊严，只须找到一个比自己更弱的人。

阿Q在赵太爷面前卑微胆怯，转过身来，却敢欺负小尼姑。他真正反对的并不是压迫，而是自己没有站在压迫者的位置上。他想要的不是取消那根鞭子，而是有朝一日能把鞭子握在自己手里。这正是“阿Q精神”最深的毒性。它使受压迫者不去反思压迫本身，却梦想成为下一个压迫者；它使弱者不再彼此同情，反而争先恐后地寻找更弱的人；它让一个不公正的秩序，不必依靠少数强者维持，而是由无数受害者共同守护。

于是，社会形成了一条漫长的屈辱链条：最上面的人把压力传给下面的人，下面的人再把怨恨发泄给更弱的人。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也可能成为加害者；每个人都在抱怨命运，却没有人愿意斩断锁链。这便是奴役最稳固的形式，人们不仅服从奴役，甚至参与维护奴役。

那么，反抗是否必然正确？当然不是。反抗如果没有事实，可能变成偏执；没有理性，可能变成狂热；没有边界，可能制造新的压迫。历史上有太多人以正义之名伤害他人，也有太多人把个人欲望装扮成伟大理想。

所以，我们不能只要堂吉诃德的长矛，还需要桑丘的常识；不能只有愤怒，还必须有判断；不能只是反抗旧的强权，还要警惕自己变成新的强权。真正可贵的反抗，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勇敢，而是为了让弱者免受伤害；不是为了把对手踩在脚下，而是为了让任何人都不必跪下；不是拒绝一切规则，而是拒绝那些把人变成奴隶的规则。

一个文明社会的成熟，不在于彻底消灭反对的声音，而在于让反对者无须付出生命的代价；不在于人人意见一致，而在于人们即使意见不同，也能保有说话的权利与做人的尊严。反抗不是秩序的敌人。很多时候，它恰恰是防止秩序堕落为奴役的最后力量。

批评也不是背叛。一个真正自信的国家，不会害怕别人指出它的伤口；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不需要用沉默证明团结，也不需要用服从证明忠诚。五千年的文明，不应只留下值得炫耀的辉煌，也应赋予我们审视自己的勇气。

真正的民族自信，不是不断反复证明祖先如何伟大，而是努力使今天的人活得更有尊严；不是把一切批评看成冒犯，而是能够从批评中发现自己的不足；不是要求每个人发出同一种声音，而是相信不同的声音不会毁掉国家，反而可以帮助它避免错误。

鲁迅写下阿Q，不是为了嘲笑一个贫穷的乡下人，更不是为了把某种缺陷永远钉在一个民族身上。他真正想唤醒的，是每个人心里那个习惯自我麻醉的灵魂。

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也不只是为了讽刺一个读骑士小说读疯了的乡绅。在堂吉诃德一次次可笑的失败背后，始终燃烧着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东西：对正义的信仰，对弱者的同情，以及不肯向冷酷现实彻底低头的勇气。

堂吉诃德的眼睛看错了风车，却没有看错人类对正义的需要。

阿Q看见了现实，却不敢承认现实，于是只能在幻觉中一次次宣布胜利。

一个民族如果只有堂吉诃德式的激情，可能陷入盲目；如果只有阿Q式的顺从，则会失去灵魂。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堂吉诃德的勇气、桑丘的清醒和鲁迅的自省。我们不必人人骑上瘦马，也不必把每一架风车都当成敌人。但是，当真正的不义出现时，至少应当有人愿意站出来；当弱者受到伤害时，至少应当有人不只计算自己的得失；当所有人都劝我们保持沉默时，至少应当有人问一句：

“这公平吗？” 一个社会可以没有骑士的铠甲，却不能没有骑士精神；可以不相信所有宏大的幻想，却不能因此放弃正义；可以要求公民遵守法律，却不能把无条件服从当成最高美德。

如果一个世界不再允许反抗，不再相信正义，只剩下奴役和服从，那么它或许仍有城市的繁华，却已经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因为文明不只是让人活着，还要让人有尊严地活着；不只是维持秩序，还要允许人们追问这种秩序是否正当；不只是要求人们服从，还要保护每一个人在面对不义时说“不”的权利。

人类之所以能够从蒙昧走向文明，从奴役走向自由，从黑暗走向光明，正是因为每一个时代，总有一些不肯完全服从的人。他们有时显得笨拙，有时不合时宜，有时甚至像堂吉诃德一样可笑。但是，当所有聪明人都学会低头时，恰恰是这些“愚蠢的人”，替人类保存了最后一点尊严。

所以，不要急着嘲笑那个冲向风车的人。先看一看，在风车的阴影下面，是否真的有人正在哭泣。也不要羡慕那个永远能够获得“精神胜利”的阿Q。一个人若连自己的失败都不敢承认，他便永远不可能迎来真正的胜利。

唤醒一个民族，不是让所有人同时喊出响亮的口号，而是让每一个具体的人恢复独立思考的能力，重新懂得同情，敢于承担责任，并在面对不义时，不再急于寻找服从的理由。

世界需要理性，但也需要勇气；社会需要秩序，但也需要反抗；我们既需要脚踏实地的桑丘，也需要那个明知可能失败，仍愿意举起长矛的堂吉诃德。一个社会真正的希望，往往就从一个人拒绝继续沉默开始。那个人也许没有盔甲，没有战马，甚至没有人能理解。但他仍然站在那里，面对庞大的风车，可以勇敢的说出了那个最简单、最微弱，却又最有力量的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