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与陈家世纪情(05)

罗家融

5.1 天降五牛

1937年，侵华日军燃起的战乱阴云，沉沉笼罩着整片中国大地。就在这人心惶惶的日子里，1937年5月13日，陈家大院的后院突然传来接生婆忙乱又带着喜意的招呼声——怀着身孕的外婆整整阵痛了大半天，终于要临盆了。一屋子人都捏着心等，熬了近两个时辰，最先被抱出来的是个哭声洪亮的男娃；刚把孩子放到褥子上，外婆肚子里还有另一个小家伙在蹬踹，接生婆当即笑着喊了一声“是对双胞胎！”，第二个结实的男娃也跟着落了地。

洪亮的婴啼撞开了陈家大院沉郁多日的气氛——中年丧子的悲恸，已经压在这一家人的心头好几个月，此刻竟被这新生的啼哭冲散了几分。外公捧着提前准备好的族谱，捋着胡子想了半日，给大孩子起名叫陈家驹，给二孩子起名叫陈家骥。古人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又说“千里马驰，逐梦千里”，那是太平年月里，长辈藏在名字里的盼头：盼着两个孩子能像千里良驹一样，长大成人，前程坦荡，护得家宅安稳，也能走得远、站得直。

没人能料到，几个月后卢沟桥的枪声会彻底打碎这场平静的期盼；也没人能想到，这一对在战乱中降生于江南宅院的双胞胎，此后的一生，会和这个饱经战火的民族紧紧绑在一起，走出了一段滚烫的人生。

Fig.01 双胞胎舅舅摄于上世纪六十年代

在那个医疗条件还相当落后的年代，根本没有后来普及的B超这类影像检查设备。孕妇去做产检，大夫大多只能靠手法触诊估算胎儿大小、判断胎位，完全没办法预先准确知晓肚子里怀着的是双胞胎。外婆那时候是按着单胎的情况准备孩子的用品，等到生产的时候才发现是两个宝宝，提前缝制好的小衣服、小被褥根本不够两个孩子用，一时之间家里竟有些手忙脚乱起来。

说来也真是赶巧，那时候我的母亲，也就是外婆的女儿，正好也怀着身孕，她的预产期在下半年，比外婆的生产时间晚了半年。母亲之前已经按着自己胎儿的尺码，提前准备好了一整套全新的婴儿衣物，听说外婆这边突然缺了孩子的衣服，赶紧把自己提前备着的新衣物邮寄到了汇头陈，先拿来给刚落地的两个小娃娃穿，正好解了外婆的燃眉之急。

Fig.02 双胞胎舅舅摄于2003年

命运的巧合总这样出其不意，凑成了一桩旁人听了都要称奇的缘分。就在这一年里，我家族亲姐妹里头正好有两位先后生产，加起来一共生了五个属牛的男孩，连生肖和数量都透着一股子妙不可言的奇妙。外婆临产一举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巧的是，外婆的亲妹妹，也就是我的大通路外婆，那时候正定居在上海，差不多同一时段也临盆，生下了我的表舅，小名叫阿高，恰好也属牛。

说起来这两位怀孕生产的长辈，那时候都已经四十开外了，在那个年代，这个年纪生孩子本就少见，偏巧二人是亲姐妹。

紧接着，我的母亲也在上海生下了我的二哥，大名叫罗家椿，巧的是他也属牛——这下我们家就凑了四个属牛的男孩。

Fig.03 我二哥摄于1988年

更巧的还在后头，母亲的亲妹妹，我的三姨那时候在重庆，怀胎十月后也在同一年生下了她的儿子童伟民，算来生肖也恰好对上，正好凑齐了五头牛。

Fig.04 我的大表哥童卫民摄于1991年3月

两对亲姐妹的几个孩子加起来整整五个，全都是男孩，还全都是同一个牛生肖，这样凑巧的事儿，别说现在少见，翻遍周边亲戚的经历都找不出第二桩。现在想想，这种挤在同一年、凑齐同生肖，还是自家亲姐妹凑出来的巧事儿，大约也只有在那个不讲究计划生育，才催得出这样奇妙的缘分吧。更奇的是，这五个男婴中居然有三个舅舅，两个外甥，这也只有在早婚早育的年代会发生吧！

Fig.05 1967年陈氏家族部分成员合影 (注意这里有五牛同框)

5.2 苦难的双胞胎舅舅 自从双胞胎舅舅记事开始，外婆总讲那个早年间勤奋苦读的小女儿——也就是双胞胎舅舅的姐姐。外婆每次说起她，满是皱纹的脸上总会泛起柔和又带着点怅惘的光，一遍遍地念叨，说那孩子当年是真能吃苦，整个村子都找不出第二个像她这么肯拼的：那时候家里穷，点不起油灯，她就就着院子里月光的清辉坐在门槛上背书，冬天冻得手发僵也不肯放下书，夏天躲在蚊帐里挥着蒲扇还在抄课文，连下地干农活歇着的间隙，都要掏出藏在布兜里的皱巴巴笔记看上两眼。这些话听得多了，就深深印在了双胞胎舅舅的脑子里，并付诸行动。

后来过了许多年汇头陈要整体拆迁，家家户户都忙着收拾旧东西准备搬去新的安置房，表妹陈群在碎砖和旧木料堆里，扒出来一块裹着旧布的乒乓球拍。那板子已经旧得看不出原本的颜色，拍面的胶也开了边，边缘被摩挲得发毛，可翻到拍子背面的时候，清清楚楚能看到一行用钢笔歪歪扭扭写下的字，是“奋斗”两个字——那是阿二小舅舅小时候亲手写上去的，算起来这应该是他当年读书时候立下的誓言吧！

双胞胎舅舅出生后，家里添了两口人，吃饭的筷子一下子多了两双，本就微薄的积蓄彻底见了底。次年开春，看着襁褓里两个皱巴巴哭着要奶吃的小娃娃，外公咬着烟杆闷坐了半宿，终究还是狠下心——为了一家生计，他不得不放弃守着妻儿过安稳日子的天伦之乐，收拾了简单的铺盖卷，背上行囊再次远走他乡，一路辗转到重庆做起了小本生意。那时候国内几经战乱，遍地疮痍，再加上连年天灾，道路破败难行，原本就艰险难走的川蜀道路，真应了诗里说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出入的渡口时不时被乱兵封控，物价飞涨，票证难寻，别说凑路费回乡，连在外安身都要提着心吊着胆。外出谋生的外公，这一去就是整整十年，被路途和战事阻隔，连一封报平安的家书都常常半年递不到家里，彻彻底底断了顺畅回乡的路子，整整十年都没能踏归故土。
后来外公熬坏了身子，肺病拖到了晚期，实在撑不住了，才靠着同乡帮衬，一路从重庆遂宁辗转颠沛，慢慢挪到了上海福康里女儿家。老家得知消息时，阿大舅舅早在1947年就因肾脏病要到上海就医，便借着治病的空档，辗转把外公接回了汇头陈的老家休养。可这一路折腾早把外公的身子拖垮了，即便回了家，也已经回天乏术，最终还是在1948年的夏天撒手人寰。算下来，双胞胎舅舅出生后，外公才享了一年的天伦之乐，这两个从出生起就没怎么见过父亲的孩子，和亲生父亲相处的时间，满打满算也仅仅只有一年啊。

Fig.06 2003年陈氏姐弟的合影

5.3 努力拼搏的双胞胎舅舅 1949年夏天，双胞胎舅舅小学毕业，毕业那天拿着成绩单兴冲冲回家，我外婆拿着那张纸抹了半天眼泪——家里早就掏不出两个人去慈溪国立初中读书的学费了，他俩只能被迫辍学，在家帮着母亲种点小菜、干点零活，那时候他们总坐在村头的石桥上，望着去宁波的路发呆，想不明白为什么好好的读书梦，说碎就碎了。

这样熬了两年，远在上海的小姨知道了家中的窘境，做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决定：她当时已经是复旦大学教育系的本科生，离毕业没剩多久了，可她愣是咬咬牙，中断了自己的学业，找当时的校长刘佛年先生开了介绍信，拿着复旦教育系的肄业证书，到上海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当了一名语文老师。她拿到第一笔薪水的第一时间，就写信回去，让双胞胎弟弟来上海读书,那点微薄的薪水，要养母亲，还要供兄弟俩上学，其中的难处，她半个字都没提。

1951年盛夏七月，双胞胎舅舅和阿川叔的儿子阿尧，几乎没带什么行李，从宁波乘长途汽车经杭州到上海，抵达时已经快子夜了,当双胞胎舅舅摸黑寻到19号时，我母亲早已给他们收拾摆好了床位。
第二天一早，她先带双胞胎舅舅去理了发，又买了当时流行的香港衫，这么一收拾，乡下孩子立马变成了精神的城里人的模样，只是一口宁波口音短时间改不过来。上海的邻居还是能一眼瞧出我们是从乡下来的，可他们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因为他们终于能读书了。到上海后，经过小姨十来天的辅导，两人赶上了小升初的报名和考试，最后竟然都考上了。
接下来便商量入学住宿的事：那时候我家人口多，家里早已挤得满满当当，最后商定：阿大舅舅去虹口区欧阳路刚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附中住读，阿二舅舅去离19号不远的西康路五四中学上学，他先在19号暂住了几周，后来在学校争取到床位，也开始住读。兄弟俩就此开启了长达十年的住校生涯。阿大舅舅去华东师大附中报到那天，我母亲叫了一辆三轮车，带着一只纸质“皮箱”和一只天华药行专用的木板药箱，从静安区一路往虹口区去。到了学校，我母亲帮他挂好蚊帐，铺好席子，这些像对待亲儿子一样尽心的举动，引来了许多同学家长的赞扬。

Fig.07 2003年部分陈氏家族第三代的合影

可就是这样把双胞胎弟弟扛在肩头的小姨，自己却过得节衣缩食到了苛刻的地步。她衣柜里挂着的几件外套，还是刚参加工作时置办的，袖口磨得起了发毛的白边，领口洗得褪了原本的藏蓝色，她翻来覆去补了又补，总说“还能穿，扔了可惜”。街上时髦姑娘穿的针织开衫，她从来只在路过橱窗时扫两眼，连进去摸一摸的念头都很少有。可轮到兄弟俩上学该花的钱，她眉头都不皱一下，从来没让两个孩子缺过一分该花的钱，半分委屈都没让他们受。

她本来该有属于自己的绚烂舒展的青春啊，本该和同龄人一起在未名湖畔散步，在复旦的草坪上看书，本该和喜欢的人约会，攒钱去看向往已久的风景，可这些她全部都放弃了。
这么多年来，她心里记挂着兄弟俩换季添不添衣裳，操心着单位里的大小工作，却从来没腾出一点心思，好好顾过自己的婚事。她总说不急，要等阿大和阿二成了家，长大成人站稳脚跟再说，可等真熬到那时候，她自己都已经四十多了，大半人生都过去了。这份在日常里的付出，藏着她刻在骨子里的担当与牺牲。

Fig.08 2003年部分陈氏家族第三代的合影

兄弟俩心里都清楚，这读书的机会来得太不容易，所以他们俩拼了命地读书，每门功课都不敢松懈，最后都凭着优良的成绩直升高中，双胞胎舅舅足足花了六年时间起早贪黑、刻苦攻读，终于来到了1957年——这一年成了我的两个舅舅，还有我的三哥家骅三个人人生的关键转折点，他们就要迎来那场决定命运的大学招生考试。
发榜那天，整个里弄都热闹了起来：阿大舅舅顺利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在那个百废待兴急需建设人才的年代，能进这所顶尖的师范名校，足够叫所有街坊邻居羡慕；阿二舅舅也不遑多让，凭着扎实的功底考上了同济大学建筑系，那可是当时全国数一数二的王牌专业，谁见了都要夸一句后生可畏。可轮到看三哥的名字时，翻来覆去把榜单看了好几遍，都没能找到他的考号——原来三哥这几年心思没完全放在读书上，总想着出去耍乐贪玩，到头来只能名落孙山，灰溜溜地躲回了房里，半天没出来。

说起来这里头的反差实在叫人感慨：两个舅舅从小就长期生活在农村，条件艰苦不说，连像样的读书环境都没有，后来进城读书，受了小姨不断的鼓舞，知道读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才咬着牙一门心思扑在学业上，起得比谁都早，睡得比谁都晚，愣是靠着一股拼劲考上了人人眼热的名牌大学。反观三哥，从小跟着我们家在上海生活，吃穿不愁，要书本有书本，要笔墨有笔墨，从小在蜜糖罐里泡大，根本不用为吃穿发愁，有这么好的外部条件，却因为自己不肯下苦功，最后落得这样的结果。

尽管他第二年努力奋发图强了，在考出了比录取分高三十分的情况下，终因在家父被冤入狱的政治条件下，被踢出了录取的队伍，与大学而擦肩而过，为此他悔恨终身，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1986年初,与三哥一起工作多年的上海老乡张春申,邀约三哥去深圳共同发展, 说我俩強強联手,将可大展宏图!但三哥考虑到,儿子刚进入初中,正是需要督促辅导的阶段,决不能离开而因小失大，决定放弃了发展发财的机会。

Fig.09 2003年部分陈氏家族第四代的合影

这种强烈的反差，放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明明条件更好的那个反而没考上，条件差的反倒逆袭成了赢家，可在当年，这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家里的真事。这件事也给我们留下了一辈子都忘不掉的教训：一个人能不能有好的前程，归根到底还是靠自己的努力，外部环境其实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就像毛主席所说的，内因才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只能起到辅助推动的效果，这个道理，真的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谁也想不到，一个目不识丁的裹脚女人，在那样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日子里，硬生生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把三个孩子都培养成了顶级学府的高材生。外婆这一辈子没读过书，却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什么是坚持，什么是爱，这份从苦难里开出的花，永远刻在了我们全家人的骨子里。 5.4 辉煌璀璨的前程

1961年的夏天，在阿大舅舅的记忆里，是永远带着滚烫温度的日子。熬完数年寒窗苦读，闯过毕业前最后一关考核，阿大舅舅终于攥着那本金边烫框、印着鲜红校印的毕业证书，站在了学校毕业典礼的操场上。风裹着那个年代独有的热血与朝气，吹过他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他捏着毕业证书的指节绷得微微泛白，眼睛亮得盛下了整个夏天的阳光。

华东师范大学的毕业分配公示栏前，每天都攒着密密麻麻攒着心气的年轻人，毕业生服从统一调配是默认的准则，学校公示的分配方案里，摆着不少支援外地重点建设的岗位名单，对于阿大舅舅来说，离开年事已高的外婆，实在是横在心上一道跨不过去的坎。

当时留沪的名额卡得极严，除非是有明确的特殊困难，否则几乎没有调剂的可能。眼看着同寝室的同学陆续领到了赴外地的报到通知书，阿大舅舅急得嘴上起了燎泡，我的母亲(即阿大舅舅的大姐)思量了好几宿，最后拍板出了个实打实的“金点子”：知道学校分配工作组最看重学生的实际家庭困难，不如让我哥家椿陪着裹足腿脚不利索的外婆，一块儿去分配工作组当面陈情——外婆前两年得过肺炎落下了病根，平日里身边离不了人照护，而阿大舅舅的身体状况也不是托词：大三那年下乡支农住了半个月潮湿的草棚，落下了慢性支气管炎，一累就咳得直不起腰，这些情况都有医院开的诊断证明，半分虚话都没有。

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哥家椿扶着鬓角全白的外婆，拎着装着阿大舅舅在校医院开的病历、外婆的慢性病证明的布袋子，倒了三趟公交晃悠了一个多小时赶到华师大地理系的工作组办公室里，几位老师本来正在整理一摞摞分配档案，看见老人颠着小脚找上门来，连忙起身让座倒水。外婆攥着阿大舅舅的病历，拉着老师的手半天不肯放，话里全是实打实的难处：“老师啊，我这个儿子从小就弱，去年冬天咳得半宿睡不着觉，要是他去了外地，身边连个端水抓药的人都没有，我们也不是不讲道理不想支援国家，实在是家里这点情况摆在这儿，能不能求组织通融通融，把他留在上海啊？”

工作组的老师翻完所有的证明材料，又私下核实了阿大舅舅平日里在校的健康记录，确认情况完全属实。最后经过系里集体讨论调整了分配名单——最后公布的结果出来时，把阿大舅舅分到了虹口区新力中学。那是一所初高中齐全的普通完全中学，关健是离开39号不远，步行10分钟即可到达，去报到的时候看着校门口挂的木牌子，阿大舅舅攥着派遣证鼻子直发酸。后来在那所中学一待就是几十年，教了一辈子书，如今回头想，当年家母想的那个点子，哪里是走什么捷径，不过是把普通人最朴素的现实难处，明明白白摊在了组织面前，才换来了这份刚好兜住了全家牵挂的安排。

Fig.10 阿大舅舅在备课

那天阿大舅舅站在教学楼的走廊上，抬眼望见教室里坐得整整齐齐的学生，一个个眼睛亮晶晶地望向窗外，他忽然就红了耳根——从这天起，他就是这所中学的老师了。往后大半辈子的人生，就跟这一方三尺讲台、跟校园里飘出的琅琅书声，牢牢绑在了一起。他向来工作勤勉踏实，教学有方，在1987年首次恢复职称评定时，便获评中学高级教师；几年后更成了虹口区乃至上海市赫赫有名的地理学科名师：始终以教书育人为天职，源源不断为国家输送优秀大学生源，是一届届学生与家长心里公认的良师益友。

Fig.11 中年时期阿大舅舅的大头照

去年89岁的华诞庆典上他写了一首“打油诗”

我的九十年生涯

1937年战火中诞生

1947年福康里认父

1957年录取华师大

1967年西湖度蜜月

1977年调配到钟山

1987年首批聘高职

1997年荣获金牌奖

2007年余热红似火

2017年暢游国内外

2027年健康冲百岁

说起阿二舅舅的求学与从教经历，总忍不住感慨：那一代知识分子识大体顾大局的家国情怀，那一段裹挟着热血与奉献的故事，始终带着时代特有的滚烫印记。
阿二舅舅当年考入的是鼎鼎有名的同济大学，那个时候国内大学本科多实行五年制，他从入学到毕业整整读了五年，正好在1962年迎来毕业。可谁能想到，早在读大二那年，他的人生轨迹就已经因为国家的需要发生了关键转向——那正是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的建设阶段，各行各业都在加紧培养人才，此前刚经历过一轮扩招，大学生数量一下子多了起来，高等院校偏偏缺了最核心的数学师资。数学是所有理工学科的基础，没有好的数学老师，就培养不出合格的建设人才，为补上这个缺口，国家发出号召，动员近万名在读大学生转入数学专业，专门为各个高校培养合格的数学教师。
那时候阿二舅舅读的是同济最王牌的建筑系，他从小就喜欢画图设计，好不容易考上了心心念念的专业，早早就给未来做了满满当当的规划；而且他当时还是学校学生会的体育干部，性格开朗活跃，在同学里很有号召力。可面对转专业的安排，他没有半点犹豫，心里想得很简单：国家现在需要数学老师，那自己就去学数学，个人的兴趣规划，哪有国家的需要重要？就这样，他服从学校安排，从人人羡慕的建筑系转到了数学系，踏踏实实地学完了剩下三年的课程。毕业时又服从统一分配，背起行囊北上来到山西太原，进入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当了一名数学老师。

Fig.10 阿二舅舅在太原

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阿二舅舅在太原重型机械学院的讲台一站就是几十年，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教给了一届又一届学生，深受学生的喜爱与敬重。

到了1990年，当时太原大学的王校长早就听闻阿二舅舅教学能力强、人品端正，特意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到太原大学主持基础部的工作。阿二舅舅接到邀请后，再次欣然动身，调入太原大学担任基础部主任。
虽说当了行政领导，要统筹整个基础部的教学管理，大大小小的事务已经足够繁忙，可他始终放不下讲台，一直坚持给学生上课，从来没有因为行政工作耽误过一堂课。从教这么多年，他年年都被学校评为优秀教师，拿了无数奖项与赞誉，可他从来都不骄不躁，一辈子都记着当年转专业时那份“国家需要我就去”的初心，把整整一生都奉献给了高等教育的讲台。

Fig.10 年轻的阿二舅妈的倩影

1984年初夏，阿伲舅舅带着太原重型机械学院的学生赴重庆实习，那是一次为期一个月的生产实习。他心里一直记挂着一件事：和三姐——也就是我的三姨，三姐一家就住在重庆城里，这回终于能顺路去探望他们了。
第二天，他揣上出门前收拾好的一点家乡特产，按着早前通信里记下的地址，一路摸到了三姐家的巷子口。远远就看见三姐倚着木门往路口张望，原来早先寄信说要来的消息，竟让她从清早就开始等了。三姐一眼就认出了他，枯瘦的手一下子攥住他的胳膊，嗓门里裹着藏不住的笑：“可算是来了！我从早饭过后就瞅着路口呢，就怕你找不到地方！”说着就把他往屋里拉，忙着招呼屋里的孩子端椅子倒茶，眼角的笑纹都堆成了花。
那时候家家户户日子都不算宽裕，可听说弟弟要来，三姐早早就翻出攒了好些天的黄豆，说要做他从小最爱吃的新鲜豆汁和嫩豆腐。不等他开口拦着，三姐已经搬出自家的小石磨，把泡得圆滚滚的黄豆舀进磨眼，一手推磨一手添豆。粗糙的石磨转得慢悠悠，乳白的豆浆顺着磨槽一点点流进瓦桶，豆渣滤得干干净净。烧起煤炉把豆浆煮开，一碗鲜甜热乎的豆汁先端到他面前；剩下的豆浆点上卤，倒进粗布包袱压一两个钟头，就成了细滑嫩白的豆腐。三姐还调了一碗撒着葱花辣椒的蘸水，推到他跟前说：“快尝尝，还是不是你小时候在家爱吃的那个味儿？”
他捧着热乎的碗，看着眼前鬓角已经染了霜色的三姐，看着这一桌子忙忙活活做出来的吃食，鼻子一下子就酸了。两个人从年少时家乡的战乱说起，说到各自成家立业的不易，说到这么多年天各一方的牵挂，话头像是断不了的流水，怎么说都说不完。这一碗豆汁一块嫩豆腐，没有什么贵重的料，却全是三姐掏心掏肺的情意。
这么多年过去，后来他走了很多地方，吃过不少山珍海味，可再也没有尝过那天那般鲜美的味道。这份一母同胞的手足温情，顺着热乎的豆腐暖进了骨子里，哪怕过了几十年再想起来，每一个细节都清清楚楚。这份刻在骨血里的亲近，他从来没有忘记，会一直记在心上。端到他面前；剩下的豆浆点上卤，倒进粗布包袱压一两个钟头，就成了细滑嫩白的豆腐。三姐还调了一碗撒着葱花辣椒的蘸水，推到他跟前说：“快尝尝，还是不是你小时候在家爱吃的那个味儿？”
他捧着热乎的碗，看着眼前鬓角已经染了霜色的三姐，看着这一桌子忙忙活活做出来的吃食，鼻子一下子就酸了。两个人从年少时家乡的战乱说起，说到各自成家立业的不易，说到这么多年天各一方的牵挂，话头像是断不了的流水，怎么说都说不完。这一碗豆汁一块嫩豆腐，没有什么贵重料子，却全是三姐掏心掏肺的情意。
这么多年过去，后来他走了很多地方，吃过不少山珍海味，可再也没有尝过那天那般鲜美的味道。这份一母同胞的手足温情，顺着热乎的豆腐暖进了骨子里，哪怕过了几十年再想起来，每一个细节都清清楚楚。这份刻在骨血里的亲近，他从来没有忘记，会一直记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