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余温》第二部《井外的光》第三章《大连晚报记者隋勇》

老梅

大连晚报2014年11月13日

大连晚报2014年11月30日

第三章　大连晚报记者隋勇

一、越洋电话与大连晚报的破局

在与大连现代博物馆前往大连柴油机厂寻找那台大剪板机，最终空手而归之后，我的心中满是难以言喻的落寞。大剪板机的下落，似乎正如那个即将消逝的长生街5号一样，也要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里。

带着满心的遗憾，我回到了美国。

然而，历史的余温并没有就此熄灭。

在大连，民史作家小嵇（嵇汝广）正在为长生街5号的命运四处奔走。他敏锐地意识到，单靠民间的呼吁力量有限，必须借助大众媒体的力量，才能唤起更广泛的社会关注。

在小嵇的极力推荐和多方引介下，《大连晚报》资深记者隋勇先生把目光投向了我。

2014年11月上旬的一天，我在美国的住宅里接到了一个来自大连的越洋电话。

时至今日，那通电话里的具体对答大多已经随风而去，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耳筒里传来的那一口亲切的大连话。

那乡音地道、饱满，带着滨城海风特有的豪爽与温厚。听起来，就像一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

隋勇先生用令人心安的语调与我交谈，耐心地听我讲述父亲曹希舜1905年坐着小舢板闯关东的故事，讲述他1933年亲赴大阪购入那台大剪板机的经历，也讲述二掌柜韩茗传代舅受过、被带进日本警察署，最终英年早逝的悲壮往事。

我不知道，电话另一端的隋勇先生究竟在那一刻想到了什么。

但我能感受到，他已经被长生街5号背后的历史深深触动。

这场由小嵇牵线、在越洋电话中完成的倾听，后来成为一次重要的破局。

2014年11月13日，在隋勇先生的推动下，《大连晚报》在A4本地新闻版面，以近乎整版的篇幅刊登了长篇报道：

《七旬旅美画家来连寻找老机器　剪板机为新中国工业工作60年》

报纸上印着我父亲的旧照，也刊登了我凭童年记忆画出的老机器示意图。

一个来自八十多年前的故事，就这样重新出现在大连人的视野里：一个山东人闯关东来到大连，一台从日本购回的先进机器，一个在殖民统治下艰难创业的中国实业家庭，以及后来被时代改变的长生街5号。

这篇报道，让原本属于我个人的寻找，第一次真正走进了大连这座城市。

从这一天起，“聚盛德”的故事，不再只是曹家的记忆。

二、一图唤醒城市记忆——曹隽卿的“记忆绘图”

在《大连晚报》的版面上，除了隋勇先生的报道，还有一张占据显要位置的“大剪板机示意图”。

那是我凭借童年残存的记忆，一点一点勾勒出来的。

在我的记忆里，聚盛德切铁工厂有一座高大的厂房，我们称它为“机器屋子”。它比旁边早期建成的住屋“西屋”高出许多。里面摆放着大大小小的机器，空气中总有工业时代特有的机油和钢铁气息。

平时，这里机器轰鸣，工人忙碌。只有到了周末，没有工人的时候，我才有机会偷偷溜进去。

靠近门口的那台大剪板机，在童年的我眼里，简直就是一尊沉默的钢铁巨兽。我站在它旁边仰望，只觉得自己那么渺小。它高大、威武，有巨大的齿轮，尤其是那道泛着冷光的巨大剪口，曾经以巨大的力量，将厚厚的钢板一剪而断。

那震动长生街的轰鸣声，曾经养活曹家，也养活着工厂里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庭。它代表着一个工厂的生产力量，也承载着父亲一生的事业。

机器右侧有一根长长的操纵杆。那是启动这头“钢铁巨兽”的机关。

1946年父亲去世后，母亲曾让我的三个哥哥依次走到机器前，亲手握住那根操纵杆，体验机器的力量。

在母亲心里，这台倾注了父亲无数心血、也曾在殖民者压制下支撑起家庭事业的大剪板机，早已不再是一台冰冷的机器。

它仿佛就是已经离去的父亲。

母亲让儿子们触摸机器，也许是在让他们通过这台机器，与已经离开的父亲进行无声的交流。

遗憾的是，家里当年明明有过几部照相机，却不知为什么没有给这台机器留下任何照片。而当年的我年纪太小，记住的只有它高大的轮廓和震耳的声响，具体的机械结构早已模糊。

为了给寻找老机器提供哪怕一点点线索，我只能在国外的网站上，用”三十年代初期”、“一英寸二分大剪板机“为题搜索。

“三十年代初期”“一英寸二分大剪板机”，这个年代和规格的机器在国外也罕见，我只能根据找到的少量资料，凭着记忆、凭着大姐说“那轮子立起来比一个人高”和有限的想象，勉强画出了那幅示意图。

这幅带着我无尽深情、也带着童年局限的手绘图，就这样随着《大连晚报》的报道出现在报纸上。

不久，大连一位热心网友赵先生，从专业机械的角度指出了图中许多结构上的错误。

我反而因此感到欣慰。因为这说明，大连的读者并不是把这个故事当成一则普通的新闻来看。他们开始认真辨认这台机器，认真帮助我修正它的模样，认真地从历史的迷雾中寻找它曾经存在过的证据。

我感到这已经不再只是曹家寻找一台老机器。这台机器开始成为一座城市共同的记忆。

三、全城“打捞”——11月30日的连续追踪

那幅并不精确的手绘图，以及《大连晚报》的报道，逐渐成为寻找的线索。

第一篇报道刊出后的短短半个月里，报社陆续接到了许多电话。老厂工人、机械从业者、志愿者，以及关心这段历史的大连人，纷纷提供自己的记忆和线索。

这份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注，再次打动了隋勇先生。2014年11月30日，《大连晚报》再次刊发了长篇追踪报道：

《志愿者找到相似老剪板机　老人判断很可能是老机器》

不到半个月，两次大篇幅报道。对于一件来自民间的寻根往事，这样持续的关注，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媒体担当。

在《大连晚报》的引导和推动下，大重厂老员工等熟悉老工业历史的人站了出来，志愿者“深蓝”等人也不辞辛劳，四处寻找线索。

最终，他们顺着线索来到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旅顺基地，并在那里发现了一台高度相似的大型剪板机。当那台同样高大、威武而又饱经岁月的钢铁巨兽出现在报纸照片中时，我再次泪湿眼眶。

它是不是父亲当年的那一台？我们最终没有能够得到确切答案。由于历史流转等复杂原因，在大重厂浩瀚的档案中，我们与它的确切身份最终失之交臂。

可是，这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在旅顺基地、在那台高度相似的大剪板机前，志愿者和老厂工人所寻找和致敬的，早已超越了一台机器本身。

他们寻找的是大连工业发展的一个历史切片，是那些曾经在机器旁工作过、建设过这座城市的人，也是那个时代留下来的工业精神。

而这一切，是《大连晚报》把大家重新聚拢到了一起。

四、无果中的“真果”——媒体担当与历史回响

生活不会循环往复。但是前人留下的创造和奋斗，却可以照亮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从2014年11月13日的越洋采访，到11月30日的连续追踪，《大连晚报》和隋勇先生成为这次寻找中非常重要的一束光。

虽然在历史无情的淘洗中，我们最终没有找到大剪板机确切的身份，这场“寻机之旅”表面上留下了一个遗憾。可是多年以后，当我重新读起这两篇报道，我明白：

所谓“无果”，其实结出了另一种更重要的“果”。两次报道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寻找一台家族机器本身。它让一个普通家庭的记忆走出了曹家的院墙，也让一段几乎被岁月淹没的早期工业史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更重要的是，《大连晚报》的连续报道产生了持续的社会回响，也让大连文化界注意到了长生街5号这个特殊的历史坐标。

大连电视台纪录片团队和刘日忠导演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具有历史价值和情感温度的题材，进一步加入这场寻找，并拍摄了文献纪录片《光阴大连》。

于是，小嵇的率先破局，《大连晚报》和隋勇先生的热心推动，大连电视台的跟进拍摄，以及众多志愿者和普通市民的参与，共同把一个家庭的记忆一步一步推向了更大的公共空间。

聚盛德的故事就这样走出了曹家的院墙。

而长生街5号也不再只是我个人记忆中的一座老房子。它成为一段城市历史的见证，成为许多大连人共同的记忆。今天回头看，我尤其感激的是那些在历史已经渐渐远去的时候，仍然愿意停下来听一听、看一看、帮一把的人。

他们没有义务替我寻找父亲，却愿意伸出手来。

他们没有经历曹家的往事，却愿意认真地倾听。

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善意，让一段沉睡多年的历史重新获得了温度。

在这里我要向《大连晚报》致敬，向隋勇先生致以最深切的谢意。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曾经用这样热烈、认真而又温暖的方式，走近过我的父亲，走近过长生街5号，也走近过那段已经远去的历史。

寻找一台机器最后没有找到机器本身，但我们找到了许多愿意帮助寻找的人，找到了城市深处尚未熄灭的记忆，也找到了一个普通家庭与一座城市之间久违的联系。

这也许就是这次“寻机之旅”最大的收获。

前行有光。

而这束光，因为有那么多人的汇聚已经不再只是照亮我一个人的寻找。它照亮了父辈走过的路，也照亮了我们继续向前的路。

2026年9月20日 于美国

《历史的余温》第二部《井外的光》序言

《历史的余温》第二部《井外的光》第一章电视片《物换星移几度秋——长生街5号旧闻》1

《历史的余温》第二部《井外的光》第一章电视片《物换星移几度秋——长生街5号旧闻》文案2

《历史的余温》第二部《井外的光》第一章电视片文案《物换星移几度秋——长生街5号旧闻》3

《历史的余温》第二部《井外的光》第一章电视片文案《物换星移几度秋——长生街5号旧闻》4

《历史的余温》 第二部《井外的光》 第二章《民史作家嵇汝广》

1954年大连机械制造厂厂长刘仁芝签字的接收明细之一（根据手抄制表。与原件内容同。原件保存在市委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