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凡的一生第二章深山里的青春序曲

刘泽清

文、图/刘泽清

美篇号60048783

第一节 离乡

1969年11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从家里出来，经过渡船口乘小木船过了河。上岸后，从左边一条山路爬了大约五分钟，便看见了一块平地和一个寨子。几十户人家分散在半山腰上，这个寨子叫木老寨。

寨子的右边，高高的山脉由西向东再转向北，越来越高，把整个寨子围成了半圆形。爬完坡，从前面几户人家房后往上走几步，就到了公社所在地——三排平房围成了一个不大的三合院。

东边一排房子有三间，靠左边两间是公社卫生院。我推开第一间房门看了一眼，马上将门关上退了出来。此时房里有一群年轻小伙子，脱光了衣裤，正在接受医生的检查。他们都是准备应征入伍来此参加体检的。我也是其中一个，只是来晚了一点，只能参加第二批体检了。

我回头时，见南面有一间办公室开着门，里面坐着一个大约五十多岁的老头。他有些陌生，穿一件蓝色的中山装，头上戴了一顶黑色的帽子，帽沿有点长，后来有人告诉我，这叫鸭舌帽。老头身边有几个本地的青年，正在说着什么。

我从卫生院门前退回后，转身朝着这个开着门的办公室走去。

“有他……有他……有他的名字！”快走到门口时，房里突然有人用手指着我大声说道。

“什么？柳运林，你跟我说话吗？”我已看清刚才说话的人是我的同学，便大声问道。

柳运林还没答话，只见戴鸭舌帽的老头问道：“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刘泽清。”

只听旁边一人抢先答道。这人叫陈世昌，也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他说出了我的学名。

我不知道他们说的什么，很快走进了房里，想赶快问个明白。

“你被3326厂录取了。”

没等我问，柳运林马上介绍道：

“这位是3326厂招工小组的罗组长。”

这位罗组长，鸭舌帽下的国字脸上有一双浓眉大眼，说一口标准的武汉话：

“对，你被我们厂录取了，这是录取通知书。”

说完，他打开黑色皮包，拿出一张长方形的纸递给了我。

我将这张和作业本差不多大的通知书接过来拿在手里，看到上面一排黑色的毛笔字：

“三三二六工厂录取通知书”，下面写道：“刘泽清同志，你已被我厂招工录取，请于……”后面是集中地点和报到时间。

3326厂是夏天来招工的，已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记得面试就在这个三合院里，是一个大约一米七、不到三十岁的高个男人为我们称体重、量身高，同时用上海普通话询问参加面试人员的姓名、年龄及家庭情况。我清楚地看见，那个上海人手里拿着一张参加面试人员名单，在“刘泽清”三个字上打了一个大大的勾。

可不知为什么，过了国庆节我才接到去县城检查身体的通知。记得是一个阴雨天，我们八人按照要求，上午九点以前就来到了国营贵定二旅社，接待我们的仍是那位上海青年。

“你们是不是觉得离了你们地球就不转了？”

他的埋怨让我们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

“你们上个月没来体检，我们还得专门为你们几个跑一趟。”

我们并不知道上个月体检的事，后来才知道，是公社领导忘通知了。上海青年一边埋怨，一边把大家带到了用来体检的房间门口，等候传唤进去体检。

我工作以后才知道，这位上海青年是上海交大毕业的大学生。后来我们居然在一起工作了好多年，还成了好朋友，这是后话。

这次其实是一次草率的体检，只做了简单的五官及部分外科项目的检查，化验、影像拍片等全都给省掉了。体检后过了一个多月，我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也不知上哪里打听，以为没被录取了。一个农村小孩，只能听从命运摆布。

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冬季征兵开始了，我又报了名，今天赶来公社参加体检。

工厂招工小组的罗组长两眼看着我，说出了真相：“你们公社因为某种原因，没把通知书发给你们几个，今天我亲自来发通知书。”

如果罗组长不亲自来发通知书，我们这几个小孩的生活轨迹又会是另一番景象了。

我没去参加体检，接过罗组长手里的通知书，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

父亲挑了一担大约三十多斤的玉米，到附近一个叫马场河的集镇上，交给粮站，办好粮食关系，再到公社办好户口迁移手续，就可以到工厂报到了。

那时家里有人去参军或者进厂参加工作，就是一大喜事，寨邻、亲朋好友都会来庆贺送行。我是家里的老大，这次进厂，是家里第一桩喜事。离开家的头一天，家里办了三桌酒席，收到礼金将近三十元，亲朋好友们纷纷表示祝贺。

我将长期离开自己生活了十几年的家乡，父母家人虽然为我高兴，可也有许多的不舍。

出发前，妈妈帮我准备好了行李：一床家里最好的被子和毛毯，买了一床新床单，用白布做了一个里面装满了谷糠壳的枕芯，还有妈妈用了多年的一个小木箱子，里面装着我的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品。出发前，妈妈将收到的礼金全部装进了我的口袋。

离家那天的时间是1969年11月22日，家里决定由父亲送我到县城。我穿了一件这个冬天才买的蓝色棉袄和两条单薄的布裤子，有些自来卷的头发下，我稚嫩的脸庞上写满了参加工作的欣喜，以及对家人的眷念与不舍。吃完早餐，我背着背包，父亲拎着木箱准备出发。

奶奶像当年送叔叔参军时一样，深情地对我说：

“兴国，到了就写信回家，以免我们挂念。”

弟妹们都还小，不知哥哥要去哪里，什么时候才回来，但他们似乎知道哥哥这次出门是好事，回来时会给他们带来好吃的。

　　母亲和奶奶一直送到村东头，才依依不舍地和我告别。当我走到前面的拐弯处回头再看时，奶奶和母亲都在用手抹着自己的眼睛。

和父亲一起走了两个多小时，我们准时来到了县城的集合地点，厂里的一辆解放牌军用卡车已停在了二旅社门前。

“到了工厂，好好工作，别惦记家里。”上车前，才四十多岁的父亲满怀希望地嘱咐着。

父亲走了，我和其他几位先后到达的新学员，爬上了连篷布都没有的卡车车厢。虽然这是一个阴冷的冬天，可想到从此离开了家乡，去过另一种新的生活，将会迎来灿烂的阳光，在这激动和兴奋的心情下，任凭北风呼呼地吹，我们穿着单薄衣服的身体没有丝毫冷的感觉。眼睛看着前方，由着卡车快速地奔向前面的大山之中，驶向我们向往的明天。

　　第二节 进厂

从贵定县城到工厂有三十多里路程。汽车从二旅社往西，不到五分钟就出了城区，接着爬一座很高的山。山名叫石门坎，盘山路不知转了多少个弯，十多分钟后才走到山顶。

下山也要走十多分钟。路的两边偶尔有几户农家房屋和少量的稻田，山上大多是只剩下玉米秆和黄豆树，灰黑色的玉米秆耷拉着脑袋，任凭北风呼呼地吹。山上到处都是茂密的森林，偶尔有几只大雁在空中翻飞，小鸟在树枝上、草丛中欢跳，叽叽喳喳的叫声淹没在汽车发动机的轰鸣以及快速行驶带来的风声里。

下山仍然走的是盘山路，也拐了许多道弯。走到半山，站在车上往左边看，发现森林中有两个相邻的山洞，像两只大大的眼睛看着灰色的天空。这就是明末清初旅行家徐霞客和陈鼎都先后来到这里，并在他们所著《黔游日记》和《黔游记》中记载过的牟猪洞。

牟猪洞的洞口朝天，周围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在距离上面洞口几十米远的下方有一个出口，一条坑坑洼洼的羊肠小道弯弯曲曲地通向山下。国道上的大山与牟猪洞所在的大山之间，有一条很深的峡谷，从洞的下方出口有一股清凉的水流进峡谷，接着直奔山下而去。这水世世代代为山下的农田灌溉，养育着山下的人民。

就在牟猪洞的下边不远有一块地方，有几间平房，旁边好像是一个建筑工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国家在此挖了一个洞，建造了一个备战仓库。

继续走到山脚下，从盘江镇中间穿过，来到瓮城桥边。我看着大约三十米宽的瓮城河水从老桥瓮城桥和解放后新修的盘江桥墩下穿过。瓮城桥比新桥矮一半，只剩下东头一段，西头部分在解放初期剿匪时，被逃窜的土匪炸掉了。

汽车从桥东下了国道，沿着河边往上游驶去。这条路看样子才修建不久，路上只铺垫了碎石和沙子，有些颠簸。路的左边不算很高的山上，隐隐约约能看见几栋现代建筑，后来才知道，这是总后最近两三年在此修建的一个被服厂。

从厂门口继续往前走，翻过一座小丘陵，下坡转个弯，有一条大约500多米长的直路。右边是一大块稻田，稻田里种了些蔬菜和小麦，麦苗刚刚从黑色的泥土中冒出来。那嫩嫩绿色的叶子，和我们这几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样幼稚，对眼前的世界感到非常好奇。

车开到这里大约用了四十分钟。路的左边有一个不到100户人家的寨子，车停在了一条可走进寨子的小路边。

人事科干事张某从驾驶室里走了下来，对大家说：

“这个寨子叫大坡寨，你们现在只能住在老乡家里。请大家拿着行李跟我进寨，安排完你们的住宿，下午再到人事科报到。”

几个年轻人很快下了车，拿着自己的行李跟着他向寨子中走去。

贵定县属于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管辖。大坡寨就是一个布依族同胞居住的寨子。每户人家的主屋都是木板结构的房子，房子正中间是用来供奉祖先灵位的堂屋，两边各有两个房间，其中三间卧室，一间为客厅兼餐厅。主房两头一般都建了厨房以及家畜圈栏，如牛圈、猪圈、鸡圈等。

寨子的地形有些坡度，村民们的住房一排又一排成阶梯形建在这个小山坡上。寨子中间从东到西有一条近两米宽的主路，路的两边有若干条小路通向各家各户。

我和宋安才、柳忠先、谭永祥同住在一个老乡家。寨子里绝大部分人家都姓罗，我们住的这一家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这家男主人是附近一个小学校的老师，算是寨子里最有文化的人。他五十多岁了，瘦瘦的脸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穿一身灰色的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总挂着一只钢笔，说话文质彬彬，很和善。

我们四人分别住在堂屋两头的阁楼上。主人早就在楼板上铺好了干稻草，只要把床单铺上，就可以睡觉了。房租由厂里付，开水由房东提供。条件虽然简陋，但对于我们这几个刚离开农村的年轻人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食堂就在往西不远的另一户老乡家。厂里租了他家一半的房子，又在房子前面盖了一间厨房，学员连的学员们全都在这里用餐。

我们四人铺好床，把箱子放在床头上，拿上一个早已准备好的大碗，来到了食堂。先到购饭菜票窗口买了一个月的菜饭票，食堂会计在人事科给予的名单上找到名字，打勾，收钱，然后发38斤饭票（1斤/0.13元），剩下的钱就是菜票。会计告诉大家：

“每人每月定量是38斤饭票，要计划着吃，菜票可以随时来买。”

这一餐，我买了四两米饭、一份辣椒炒肉（0.25元），吃得很香。只是吃完了感觉不饱，可想想会计的话只好忍住了，没再去买。我懂得细水长流的道理，不想到月底饿肚子，就必须按定量、按计划用餐。

下午两点多钟，几个人一起走出家门。走到寨子西头，看见了工厂大门。走进去大约50米，往左有一条同样是沙子和碎石铺成的大路。顺着一条小溪再往里走大约500米，拐个弯就到了厂里当时唯一的一栋四层楼房对面。这就是当时的工厂办公楼，建在小溪西边，走过一座小木桥就到了。楼前围墙下面小溪里，清澈的水流不停地向下流去，发出哗哗的声音。楼前挂着一块长方形的牌子，上面写了工厂的厂名。

到二楼人事科报了到，领导向我们交代了目前学员连的工作安排：

“从明天开始，每天早上六点半钟起床吃过早餐，在大坡寨门口集合做早操和学习，结束后安排当天的工作。”

此时，我刚满15岁零4个月。

　　第三节 工厂现状

办公楼坐东朝西。楼前的小溪是一条大约两米深、一米宽的沟，沟里全是各种大小不等、奇形怪状的岩石。小溪在两边的山脉之间向南深入大山之中，也不知道源头在哪里，肯定是在高山上，真是“山有多高，水就有多远”。

小溪两边的大山下各有一片平地，未来的工厂就将建在这里。

几个年轻人报完到，顺着小溪往南走去，想看看我们即将在此贡献青春的工厂是个什么样。

紧靠办公楼南面有一处水流不小的泉水，从泉眼里涌出来，冒着热气，一涌而下流向小溪，撞击在岩石上，溅出一束束白色的浪花。 水井上方有一间四方形的平房，里面的抽水机发出嗡嗡的响声，一根粗粗的铁管从房里伸出来，直接插进了泉眼里。抽水房正在为基建供水，后来全厂的生产、生活用水也是由此提供。

继续往上走去，小溪两边已有两处工地，工人们正在忙碌着。两处约有400米长、60米宽的地基已基本形成，地基上有部分工人正在浇筑水泥框架立柱和水泥板，有工人正在从运输建材的汽车上卸车，一副繁忙景象。这里原本是一处深山老林，是“备战备荒”建三线使这里热闹起来的。

看完厂区建筑工地，我们原路返回，来到路口再往西走去。有一段同样宽的斜坡路，往上走了大约500米，这里就是后来的生活区。现在只在一座小山包上看见一间油毛毡房，里面男女澡堂各一间，没有淋浴，就是一个大水池。建筑工人和学员连近200人，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这里洗澡。

周围再没看到任何建筑。三年前，总后在门口瓮城河对岸的群山里开始建3326厂，现在厂区和生活区的工房和宿舍已经完工，生产车间设备安装完毕，刚刚投入工作。接着筹建的3326分厂，就在眼前这块还在荒凉的大山脚下，今年下半年才开始动工，还是上面所描写的景象。

说来也巧，这条路正好是年初我到昌明岩下修公路返回家时走过的路。我做梦也没想到，将来会在这里工作，而且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大半青春在这大山之中度过。

几个年轻人见再往前走就只有羊肠小道了，只好返回，向着驻地大坡寨方向走去。走到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休息片刻，我们拿着自己的碗，准备去食堂吃饭。

到了食堂，正好是开饭时间。大伙排队打饭，有几个小伙子用小勺敲着碗边，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米饭是用蒸笼蒸的，食堂打饭的是一位老大姐。

看着黑板上菜单的价格，我拿出四两饭票、五分钱菜票对她说：“四两米饭，一份白菜。”

这位大姐用专用铲子在蒸饭的盆里铲了四四方方一块米饭放在我的碗里，用大勺在装有大半盆白菜的菜盆里舀了一勺放在米饭的上面。

接过碗，我在门口院坝里找个地方蹲下来就开始吃。将菜往前扒拉几下，露出米饭，吃一勺饭，接着吃一口菜，菜饭同时吃完。找到院坝边上的水龙头将碗洗干净，再接上半碗自来水（其实就是厂区抽水房抽出来的泉水），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完。吃饭、喝水一共不过五分钟时间，摸摸肚子，最多是个半饱。

吃完饭，四人又回到了住处。此时房东家正准备吃饭，他们家人口不算多，有罗老师的母亲、爱人、大约二十多岁的大儿子和两个小女儿。一家人见我们进屋，客气地招呼道：

“来来来，和我们一起吃饭。”

我们感激地笑着回道：“谢谢！我们刚吃完。”

罗老师告诉我们：“我们家因为老太太基本不出门，家里一直有人，你们随时可以进家。”

晚上不到九点，洗完脸、脚，四人都上了楼，钻进被子里，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四节 学员连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我第一个起床。下楼在房东家厨房里舀了两瓢水，倒在自己的脸盆和漱口杯子里。洗漱完毕，其他几位才慢悠悠地起来。等他们洗漱完，我们一起去食堂吃早餐。

在老乡家用热水不是很方便，我和同伴一直都用冷水洗脸、洗脚，一直坚持到后来在厂里有了自己的宿舍，才有条件使用热水。

贵州的冬天，如果不是晴天，气温大多都在10℃以下。湿毛巾放在脸上冰凉冰凉的，在脸上搓几下，等脸上肌肉的温度使毛巾不那么凉了，才开始擦洗眼睛。洗脚的感觉就更凉了，一直凉到骨头里。好在年轻“火气大”，慢慢地也就适应了。

早餐有汤、稀饭和白面馒头。我要了两个馒头（2两/个）、一碗汤，几个人边走边吃，还没到家就吃完了。洗了碗，赶紧出门到集合地点参加早操。

寨子西头，也是工厂的东大门。厂区里的小溪从门口右边路过，它穿过路边的稻田，向北边的瓮城河歪歪扭扭地走去。厂门口小溪的北边有一座小山，山上住有几户人家，是一个小寨子，这里的人都称它为“小寨”。

小寨下靠近路边有几块不大的稻田，距离路最近的一块约有半亩的梯形稻田，这就是学员连每天早晨集合做操、学习的地方。

工厂完全采用军事化的编制进行管理。学员连一共180多人，13个班。我和同宿舍的几个人是最晚一批进厂的，都在13班。

稻田早已被踩成平地，我们以班为单位排成纵队，队形两边就没多少空地了。寒冷的冬天，黎明前灰蒙蒙的天空下，白雾中人们只能影影约约地看到相互的脸。田坎上的野草布满了水珠，稻田里的青蛙都还在睡梦中，不知藏在何处，看不见踪影。因为冷，学员们不停地搓着手、跺着脚。

连长罗顺昌是大坡寨人，指导员安方应是盘江镇人，两人都是本地的退伍军人。他们站在稻田上面的田坎上，眼睛扫视着他们的兵。

连长拿着名单一个个地点名，被点到的人必须大声回应一声“到！”也有个别调皮的人回应为“有！”或者轻轻回一声“来了！”

点完名，连长发出口令：“通通都有，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右……转！跑步……走！”

按照连长的口令，队伍向大路工厂方向跑去。连长在队伍旁边不停地喊着口令：“1……2……1！1……2……1！1！……2！……3！……4！”

全体人也一起大声喊道：“1！……2！……3！……4！”

指导员在队伍后面跟着跑，对着个别偶尔掉队的人喊道：

“赶快跟上！”

半小时后队伍跑回原地，仍然按原来的队形排好队站在稻田里，接下来是学习时间。这时太阳虽然还没出来，可天已经亮了，不仅能看清楚天空中白色的云，站在田坎上的两位指挥官的脸也已看得一清二楚了。周围稻田里已有青蛙开始跳出来觅食，几只小麻雀也在飞来飞去，寻找它们的早餐。

连长个子不高，可能不到一米六，方脸形，军帽下一双眼睛还算有神，带着本地布依族口音。指导员大概一米六五身材，也戴着军帽，鸭蛋脸上一双眼睛坚定有神。

每天这个时候，他们都要在这块稻田里轮流为全连读文件和报纸。指导员是高中毕业后参的军，读起来比较顺当。连长文化不高，估计都没小学毕业，让大家至今都没忘记的是，他常常把“大内奸”读成“大内汗”，把“大工贼”读成“大工盖”。可不知道为什么，任他就这样错误地读下去，一直到学员连解散，包括指导员在内，都没有人纠正。

半小时学习时间结束后，队伍被带到厂区工地，交给建筑公司安排工作。

工地两边都是高高的山脉，其中最高的山叫将军坡，至今大家都只知道这座山有名字。其它山都有小路可往上爬，只有这将军坡比较陡，长满了树木杂草，一般人是不可能爬上去的。

我们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将军坡下的建筑工地上，将砖从地上运到脚手架下，再搬运到砌砖墙的工人旁边；或者将搅拌好的水泥浆装在桶里，运送到砌砖墙的地方，供砌砖的师傅使用。

有时在地面的人将砖抛向空中，由站在脚手架上的人用手接。没多久我们都熟练地掌握了这些技巧，还觉得很好玩，有时暗暗地和同伴比赛，看谁扔得好，比谁接得准。

下午下班后，建筑公司员工乘车到河对岸的3326厂吃晚饭，他们的住房也在那边，第二天早上有车将他们送过来上班。公司找来的民工都住在这边的油毛毡房里，在他们自己的食堂用餐。

晚饭后到澡堂去，脱光了都往水池里跳，像下饺子一样。水池比较大，还可以在里面游泳、嬉戏打闹，互相搓背。一天下来，说不累那是假的，但因为年轻，洗完回去睡一觉，第二天仍是精神焕发。

大约到了第二年的三、四月，十二和十三班被抽调到后勤劳动，由连长罗顺昌带队。早上不再参加早操和学习，主要在生活区附近山上种地。

我们种了许多玉米、南瓜和黄豆等。下种、薅土、施肥、浇水等活都是由我们完成。这两个班的人全是从农村进厂的男生，因此这些活我们都会干。

到了七月底，地里的黄豆已开花结荚，玉米也抽出了饱满的穗包。

就在这个时节，我们接到了厂里的通知：学员们的工种已经确定，将于八月五日统一送往武汉3303厂，进行专业培训学习。

九个月的劳动锻炼结束了，我们终于盼到了这一天。要去武汉这样的大城市学习，大家兴奋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躺在床铺上，满脑子都在想象着老军工厂究竟是什么模样，大城市的生活又会是怎样的光景。兴奋过后，大家不约而同地做出了决定：赶紧回家，把这好消息跟家里人分享。

3303厂是一家大型机械加工厂，工种繁多，主要有车工、铣工、刨工、磨工、钳工、齿轮工、木模工、锻工、铸造工、热处理工、电镀发蓝工等十几个工种。

我被分配的工种，叫“金属材料热处理”，简称热处理。这个专业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领域，甚至透着几分神秘。我琢磨了好多天，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只好在心里告诉自己：

“别瞎想了，等到了武汉，一切自然就清楚了。”

学员连也就此解散，我结束了在后勤“五.七生产队”的劳动，即将踏入一个全新的陌生领域。属于我的、真正的工厂生活，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第五节 前往武汉

去武汉之前，正好赶上一个星期天。我决定和几个同乡一起到高平坪堡火车站，乘车回家与家人分享喜悦。

进厂以后，我回家的频率从最初的每星期一次，渐渐变成两周一次，后来基本上每月才能回一次家。从大坡寨出发，走四十多分钟到附近的高平坪火车站，乘二十分钟火车到韦家庄车站下车，再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家。

有时为了赶时间，我会选择直接走路回家。从盘江镇北面出发，穿过盘江小学左侧，越过铁路，沿着瓮城河边的乡村小路一直往前走。路过韦家院、卡绑等几个小寨子，再爬过一个小山包就到了韦家庄火车站。出站后沿着铁路走一段，过了一座铁路桥，下坡再穿过几个寨子，便到了洛北河。这一路走下来，大约不到四个小时就能到家。

每次回家，我都会带上几个厂里食堂的白面馒头。家里有时也自己做，但总发不好，不如厂里的馒头白净松软。每次我带回去，弟妹们都抢着吃，都说好吃。

这一次，我比平时多带了几个馒头。在家住了一晚，听说我要去武汉学习，全家人都为我高兴。但因为要去一个遥远又陌生的地方，且要一年后才能回家，奶奶和父母难免千叮咛万嘱咐，反复交代我到了外地要照顾好自己，常写信回家报平安。

星期天下午告别家人，我在晚饭前赶回了大坡寨。

　　第四天清晨，大家打好背包，收拾好行李——其实还是进厂时带来的那一套。早餐后走到厂区，厂里早已备好了几辆卡车。在带队领导的指挥下，我们把行李装上车，然后一个挨一个地爬进车厢。105个喜笑颜开的小伙子、小姑娘紧紧挨着，全都站在了车厢里。

虽然是夏天最热的时节，可贵州的早晨还算凉爽，大多数学员都在衬衣外面加了一件外套。

随着领导一声令下，汽车缓缓启动，向着厂门外驶去。两个多小时后，走完六十多公里的山路，最终抵达贵阳火车站。

大约上午十点半，在带队领导郝师傅和韦师傅的指挥下，全体学员带上行李，排着整齐的队伍从候车大厅进站上车。

这是厂里专门为我们包的一节硬座车厢。车厢里共有110个座位，105位学员上去后，还空着几个。一路上没有旅客上下车，大家在一起劳动了几个月，彼此都很熟悉，车厢里有说有笑，十分热闹。

路上困了，就轮换着在座位上睡一会儿，或者靠着椅背眯会儿眼。火车有时半个多小时，有时一个多小时就会停一次，每次刹车、鸣笛、启动，都会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

我是第一次坐这么久的火车，还有些晕车的感觉，连吃饭都觉得不香，没什么胃口。

当年还没有湘黔铁路，火车只能从广西绕道株洲，再往北开。以平均不到80公里的时速，整整跑了将近三天两夜，于1970年8月10日凌晨三点左右，抵达这次行程的终点——武昌南面的纸坊县城火车站。

火车刚停稳，一股热浪便迫不及待地顺着车窗涌了进来。

车厢外没有站台，大家顺着车门楼梯往下走，直接踩在铁路旁的碎石上。穿过另一条铁轨，才爬上站台。

那天是农历九月十一，天上没有一丝云彩。半轮明月挂在偏西的夜空，清辉洒满大地与房屋，将所有景物照得一清二楚。平时上下车人数不多的小站，因为我们这群年轻人的到来，打破了常规，突然热闹起来。

3303厂派了几辆卡车来接，早已停在站外一个不大的停车场上。大家还没来得及上车，汗珠就已经从皮肤里渗了出来。整个大地和房屋都在散发着热气，仿佛置身于火炉之中。大家用毛巾擦着脸上的汗，不约而同地感叹：

“武汉怎么这么热啊？”

“能不热吗？这里可是我国四大火炉之一，夏天最热可达40多度。现在还是晚上，温度也就32℃左右，和白天比，这已经算凉快的了。”

几个老家在武汉的家属子弟笑着向我们解释。

汽车从车站出发，开了十多分钟便到了3303厂的生活区，停在一排平房前。周围非常安静，人们都还在睡梦中，连鱼塘里的青蛙和昆虫都尚未苏醒。鱼塘边上有几张挂着蚊帐的小床，床上的人被突然出现的人群吵醒，扒开蚊帐探出头来看了看，发现是来了新邻居，没吱声，很快又缩回了蚊帐里。

再往前走，是一栋楼房，那是该厂单身女职工的宿舍。

我们全体男生被安排住在眼前这栋平房里。宿舍房前就是那个鱼塘，天上的月亮和它在鱼塘里的倒影，静静注视着我们这群年轻小伙将行李搬进宿舍。

这房子原是几年前工厂子弟学校的教室，学校搬进新校舍后便空了出来，正好腾给我们这批新学员做宿舍。

每间房里已经准备好了20张床，两床之间留有一点距离，靠门这边有一条狭窄的通道。大家很快铺好床铺，本以为坐了几天的车没睡好，现在总算能补个觉了。可因为天气太热，加上初来乍到还不习惯，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

我躺在床上，火车“咣当咣当”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回响。总感觉似乎还在车上，身体还能感觉到列车行驶时的颠簸，一会儿睡着，一会儿又醒来，还没有从长途乘车的疲惫中完全清醒过来。

中午不到十二点，大家陆续起了床。走出宿舍，太阳的倒影从鱼塘里反射出一束白光照在墙壁上，气温至少有35℃。同伴们有的光着膀子，有的只穿件背心，开始在门口的自来水管上接水洗漱。水温至少也有30℃，含在嘴里感觉温温的。

洗漱完毕，大家拿着碗，在几个家属子弟（他们的父母以前就在这里工作，他们自己也出生于此）的带领下前往食堂。

这个有着几千工人、上万家属的大厂，生活区十分庞大。专为单身职工用餐的食堂也很大，就在工厂专用铁路旁边，我们走了十多分钟才到。

食堂里有十几个窗口，大家各自在售票窗口买了一个月的菜饭票，然后在打饭窗口按需选购了一份饭菜，坐在餐桌旁慢慢吃起来。

吃完饭，大家又走到离此不远的招待所，找到住在这里的领队郝师傅和韦师傅，每人领了两套工作服。

工作服是蓝色的劳动布做的，和尚领，胸前有三个无盖的小口袋，不分春夏秋冬都是一个样式。穿上工作服，胸前“安全生产”四个红色的字格外显眼。直到这一刻，我才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终于成为一名正正规规的工人阶级了。

第六节 初进车间

第二天早上，我们六点多就吃完了早餐，快步向生产厂区走去。

武汉的早晨五点多，天空就泛起了鱼肚白。不到六点，太阳便从东边的地平线上跃出，光芒四射。起初的阳光并不刺眼，温柔地洒在工厂及附近一望无际的平原上。

阳光虽然温柔，气温却已超过了30℃。对于大多数在凉爽贵州长大的我们来说，这已经热得难熬了，而这仅仅是武汉白天气温最低的时候。随着太阳慢慢升高，地面的温度也在不断攀升。

从食堂走到厂区不过十多分钟，大家脸上的汗水就开始往外冒了。

分配到热处理车间学习的我们五个人（四男一女）穿着崭新的工作服，走在上班的人群里。十几分钟后到了厂区大门口，学着老工人的样子，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出入证向门卫亮一下，便继续往里走。

没走多远，看到一个机械加工车间。我向身旁一位师傅打听道：

“师傅，请问热处理车间在哪里？”

师傅爽快地回道：

“走过这个车间，头前那间就是。”

“谢谢师傅！”

那是一间不大的车间，一位师傅正坐在门口，手里拿着个馒头在吃。看见我们几个年轻人进来，他边吃边问道：

“你们是从贵阳来的吧？”

“是的，师傅。我们今天来上班了。”

这位师傅三十多岁的样子，个头一米六左右，身体偏瘦。他穿着工作服，瘦削的脸上挂着微笑，看起来十分健康。他一个个打量着我们新来的学员，说道：“现在还没到上班时间，你们自己先随便看看，七点半以后大家都来了，再给你们安排工作。”

从进门开始，我们的眼睛就不停地打量着房内的各种设备。

这栋工房大约30米长，6米多宽。进门右边有两台大小形状基本相同的设备，外形是一米见方、高1.2米的正方体铁箱子，正面各贴着一块黑色商标，上面分别写着“中温盐浴炉”和“高温盐浴炉”。

从上往下看，铁箱里贴满了耐火砖，中间有一个220毫米见方的坩埚，里面装满了一种红色的液体。有两根直径80毫米的圆钢紧贴后壁直插在液体中，高度超出铁箱约100毫米，两根圆钢相距80毫米。它们各自与一根同样粗细的圆钢垂直焊接，另一端超出铁箱150毫米左右。两块Z字形的紫铜板分别连接着横在炉子上方的两根圆钢，另一头则与铁箱后面的变压器相连。

此时，有一台盐浴炉正在工作。变压器发出“嗡嗡”的声响，红色液体在容器里翻腾着。一根直径20毫米的铁管从坩埚边插入约80毫米，另一端连着一根黑色电线，延伸至变压器旁的控制柜里。控制柜上有一块100×60毫米的长方形温度表，透过圆弧形的玻璃，能看到一排从0到13的阿拉伯数字，每两个数字之间有四根竖起的黑线。黑色的指针正指在数字7右边第一根与第二根黑线之间。后来师傅告诉我们，这表示炉膛温度是730℃。

大门对面，距离墙壁约1米处安放了两台大小不一的设备，中间相距0.5米。它们都是长方体铁箱，正面有一个正方形的门，门中间有个观察孔。右边正面墙壁上的商标分别写着“45千瓦中温箱式电阻炉”和“35千瓦中温箱式电阻炉”，最高工作温度1100℃，再就是它们不同的工作室尺寸。

两台设备顶上正中间也各插着一根直径20毫米的铁管，通过黑色电线与控制柜相连。控制柜上各有红、绿灯泡一个。靠大设备的那台控制柜上，红灯正亮着，柜子里也传出“嗡嗡”声，说明它已开始工作。

这台设备的温度表与盐浴炉的不同，外形是400×400毫米的正方形。表盘里是一张圆形坐标纸，一根形似座钟的黑色指针，正指在外圈数字6和7的中间。数字1到12代表温度100℃到1200℃，两个数字之间均匀分布着四根黑线，顺时针移动一格代表增加20℃。

进门左边有两台圆形设备，分别安装在相邻的两个大坑里。上面有两个大圆形盖子，离地面约300至400毫米。盖子上装有电动机，同样有一根直径20毫米的管子从小孔插下，用电线连着墙边的控制柜。控制柜上也有一块和箱式电阻炉一样的温度表，只是还没开始工作。设备外壳是铁皮做的，商标上分别写着“36千瓦高温井式回火炉”和“20千瓦井式回火炉”，最高工作温度分别是650℃和300℃。

七点半，厂区大喇叭里响起了上班号，车间的师傅和学员们全都到齐了。

热处理属于六连的一个班组，共有十多个师傅。其中有两个是一年前贵州3326厂派来学习的，湖南2348厂的两个分厂在半年前也各派来了两名学员，加上这次3326分厂来的，一共有11名学员。

每天早上七点半到八点是班组的政治学习时间。此时，二十多人全坐在几张长椅和几条小凳子上。

班长马师傅个子最多一米六，头发不多，溜光的前额占了头顶的三分之一。他圆圆的脸上红光满面，微笑着打量了一下我们新来的学员，对大家说道：“今天，五位贵阳来的学员到我们这里学习，大家表示欢迎！”

话音刚落，车间里立刻响起了师傅们热烈的掌声。接着，马师傅把师傅们和几位先来的师哥师姐的姓名一一作了介绍。我们这才知道，先前在门边吃馒头的师傅姓李，是这里的副班长。

随后，班长也让我们新学员作了自我介绍，并宣布了具体的工作分配：廖成林学习箱式电炉操作，潘本元学盐浴炉操作，谭永祥学氮化炉操作，我学高频炉操作，女生黄显珍学回火炉操作。

开完会，师傅们各自带着徒弟，对接下来的工作作了简单介绍。

我的师傅姓柳，大约35岁。柳师傅带着我从盐浴炉右边的通道走到西头的另一个房间，打开门走进去。里面有一台设备，外形是一个长不到4米、宽不到2米、高约2米多的黑色铁箱子。里面有许多我从未见过的电器元件，柜子后面有一个大变压器，上面还装着六个玻璃管，管内是W形的金属丝。周围用钢板网围了一圈。

师傅说：

“这就是高频炉。它相当于一部广播电台，因为里面有电子管，如果被特务偷去，可以做成发报机，所以在公安局备过案的。”

柳师傅个子跟我差不多，最多一米六二，国字脸。虽然戴着眼镜，也能看清他那浓浓的眉毛。他说起话来让人感到十分亲切，接着叮嘱道：

“因此，高频炉的操作工人也是要经过考察的，首先家庭出身要好，对工作要认真负责，所以你要好好干。高频炉的活不多，每周只开一次炉，其它时间你可以看看书，学习其它设备的操作。”

很快到了中午下班时间。到食堂吃过午饭，我早早回到了车间，挨个认真查看每一台设备。第一天上班，师傅们没要求我们干什么，主要是熟悉环境，看师傅和师兄们怎么操作。

车间里有两台大电扇，上午在电扇前感觉还挺凉爽，可到了中午，吹出来的全是热风。师傅们打开炉门，用铁钩子把里面红彤彤的产品扒出来时，就会大汗淋漓，不得不用毛巾或工作服的袖口擦拭脸上的汗水。

一天下来，我深刻体会到：热处理不仅是个技术活，更是个在高温下熬人的体力活。

我能学会吗？能继续干下去吗？

第七节 专业学习

从那以后，每天早上我基本上都提前15分钟到车间。可副班长李师傅比我还早，总是第一个到，把所有需要工作的设备都通上电开始升温。等早上政治学习结束，大家就可以直接把产品放进炉子里加热了。

原来，李师傅是个退伍军人，老婆孩子都在农村。他一个人在厂里工作，没有家庭琐事牵绊，一日三餐都在食堂解决。在部队养成的早起习惯一直没改，吃完早饭把碗往餐厅柜子里一放，就直接往车间走。

经过一周的观察和学习，我大概摸清了热处理工作的基本流程。

每天早上，机械加工车间的搬运工都会来取走已处理好的产品，同时送来待处理的零件。每种零件都附有一张图纸和工艺卡，上面标明了零件的材料牌号和热处理技术要求。

师傅们拿到后，首先要阅读图纸和工艺卡，看清材料牌号和技术要求，检查零件是否相符。比如，零件是否还没加工到该热处理的工序，或者是否留足了热处理后的加工余量。如果发现问题，要及时通知加工车间退回；若无问题，便可安排处理。

我和其他几位学员一样，只有小学六年级的文化水平。材料牌号都是用化学元素符号表示的，我们根本不会读。

每次加工车间送来产品，我都学着师傅的样子拿着图纸看，看不懂就问：

“师傅，这怎么读？这是什么材料？”

师傅耐心地告诉我：

“只有阿拉伯数字的是碳钢，数字表示碳的含量。例如‘45’就读作45钢，含碳量是0.45%。有字母的是合金钢，比如‘40Cr’，读作40铬（习惯读音为洛），表示碳含量0.4%左右，铬含量1%左右。”

看完材料牌号，再看技术要求。金属材料的热处理一般包括正火、退火、调质、淬火、回火、高频淬火，还有氮化、渗碳等化学热处理方法。

每次我都主动请教师傅：“师傅，这个材料淬火温度要多高？”

经常是昨天师傅才告诉我的，今天又忘了，于是只好再问。好在师傅们都是有问必答。

在这几个学员中，我算是比较勤奋好学的。我每天来得最早，什么活都主动去干。高频炉没活的时候，只要盐浴炉、箱式电炉、回火炉、氮化炉那边有活儿，我都积极参与，因此师傅们都很喜欢。

车间里经常有各种弹簧需要淬火、回火处理。处理完后都要进行力学实验：压簧放在虎钳上压，拉簧挂起来在下方挂钩上按要求加负载。所有弹簧都要进行12或24小时的负载实验，去掉外力后再检测尺寸是否符合技术要求。

这个工作大部分由副班长李师傅负责。星期六处理的弹簧，加载实验后到星期天必须有人来检测，李师傅一定会准时到车间加班，从不间断。

我知道后，只要星期六处理了弹簧，第二天我也主动到车间加班，陪李师傅一起干。这让李师傅十分感动。坐下来休息时，李师傅会主动和我拉家常，传授他的工作经验和操作技术，这让我进步飞快。

一个多月下来，我就基本学会了所有设备的操作，记住并会读了常用材料的化学元素符号，也掌握了常用材料的热处理工艺。

武汉的冬天比贵州还要冷些。我只穿了一件棉毛衫和一件棉衣，外面套着工作服；裤子也仅是一条棉毛裤加外面的工作服。因为冷，工作时我常常有鼻涕往外流，来不及擦就让它缩回去。有一次我正在盐浴炉前干活，听见3326老厂来的学姐付荣方看着我对黄显珍说：

“哈哈！什么都好，就是爱擤鼻涕！”

我装作没听见，低头继续干自己的活。

负责高频淬火的柳师傅，老婆孩子都在武汉市区，每个星期天都要回家。他正想办法调到市里，工作积极性不算太高。除了干好自己高频炉的活儿，其它工作很少参与。不过，他高频炉的活儿干得确实漂亮。在我半年的学习中，他手里没报废过一件活儿，也教会了我高频炉的基本操作和工作原理。

柳师傅做事认真细致，业余时间还帮人修手表。有一次，我应邀去过他的住处。他一个人住一个小房间，除了床，只有一张写字台。桌面上摆满了各种手表，他一只眼睛上戴着放大镜，正对着左手拿着的一块开了盖的手表，右手捏着小起子拧螺丝。

他一边修表，一边和我闲聊：

“你多大了？”

“十六。”

“啊！还是小孩呢！”说完，他认真端详了我一番，笑呵呵地说，“嗯，五官端正，还不错，以后会找个好媳妇。”

我傻傻地坐在对面，不知该如何应对。

接着，柳师傅话锋一转：“热处理其实是个不错的工种，技术性很强。好好学，好好干。”

“嗯，师傅，我会的。”

原定一年的学习时间，刚到半年，厂里就来了通知：工厂车间的工房已盖好，大部分设备已安装完毕并投入生产，需要在外培训的学员提前回厂。

春节过后，元宵节前，带队领导发给每人一张火车票。我们告别了师傅，告别了3303厂，上午走进纸坊火车站，爬上了北京至贵阳的列车。

在武汉半年的专业学习，将我这个刚刚离开农村的孩子引进了热处理行业的大门。而门内，还有无数的知识等待我在未来的工作中继续学习与探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