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与阿Q：两种失败的灵魂

吴伟栗·欧洲中国文献保护

　　世界文学的长廊里，有两个人总显得格外醒目。一个骑着骨瘦如柴的罗西南多，戴着破旧头盔，手执长矛，把客栈当作城堡，把风车看成巨人，坚信自己肩负着主持正义、拯救弱者的使命。

另一个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没有田产，没有家室，也没有真正的姓名。他受人欺负，挨了耳光，吃了亏，便在心里把失败重新解释一遍，宣布自己其实已经取得了胜利。

一个是堂吉诃德，一个是阿Q。他们都生活在自己制造的幻觉之中，也都被周围的人视为笑话。因此有人说，堂吉诃德与阿Q很像。

他们当然有相似之处。堂吉诃德把失败解释成魔法师从中作祟，阿Q则把挨打解释成“儿子打老子”。现实越沉重，他们越需要从幻想里寻找出路。他们都不肯承认眼前的世界，都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改写现实。

然而，他们的相似大多停留在表面。倘若走进他们的内心，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幻想，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灵魂。堂吉诃德的幻想是向外的，他希望改变世界；阿Q的幻想是向内的，他只想保护自己。

堂吉诃德看见风车，想到的是危害人间的巨人；看见受苦的人，想到的是骑士的责任；看见不公，便觉得自己有义务拔剑。他的错误，是把并不存在的敌人当成真正的敌人，却从未怀疑过正义本身的价值。

阿Q则相反。他遭受欺凌时，很少真正反抗强者。他擅长做的，是在心里修改事情的经过：身体虽然挨了打，精神上却绝不能认输。他甚至可以在被打之后忽然想起，打他的人不过是自己的“儿子”，于是心满意足地离开。

堂吉诃德要拯救世界，阿Q只想把自己从失败的感觉中拯救出来。一个拿肉体去冒犯现实，一个拿幻想去逃避现实；一个屡战屡败，却仍然相信世界应当变好；一个明明已经失败，却宣布自己从来没有输过。

所以，他们虽然同样可笑，笑声背后的意味却完全不同。

我们笑堂吉诃德，笑着笑着，心里会生出一种敬意，甚至感到几分悲凉。因为我们知道，他所看见的巨人虽然不存在，人间的强暴与不公却真实存在；他的长矛虽然折断了，他试图保卫的尊严、爱情与正义并没有因此失去价值。

我们笑阿Q，笑着笑着，却会感到一种寒意。因为我们突然发现，阿Q并不只住在未庄，也可能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我们受了伤害却不敢面对，遭遇失败却不肯反省，被强者欺负之后又去欺负比自己更弱的人——每当我们这样做时，阿Q便又活了一次。

堂吉诃德的疯狂包含着高贵，阿Q的清醒中却潜伏着麻木。

堂吉诃德愿意为一个并不认识的弱者冒险，也愿意为一个也许并不存在于现实中的理想献身。他不断受伤，不断被嘲笑，却没有因此学会欺凌别人。他的可悲，在于他的理想脱离了现实；他的可敬，则在于他的理想从来不是为了自己。

阿Q的世界却始终围绕着个人那一点卑微的得失。他所谓的“革命”，不是为了改变社会，也不是为了让受苦者获得尊严。他只是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站到强者的位置上，进入赵家，拿走财物，支配女人，让从前看不起他的人反过来害怕他。

阿 Q 反对的并不是压迫，而是自己没有成为压迫者。这正是阿Q最令人悲哀的地方。他没有建立新世界的愿望，只有调换座位的冲动；没有拯救他人的理想，只有个人翻身的幻想；没有真正的精神自由，只有在屈辱中为自己制造的一点麻醉剂。

堂吉诃德的世界虽然荒诞，却有一片辽阔的天空。他谈论荣誉、正义、爱情、责任和自由。他希望帮助寡妇、孤儿和受欺凌的人，愿意为素不相识者拔剑，也愿意承担行动的后果。他一次次被现实打倒，却总想重新站起来。

阿Q的世界则很小，小到只剩下一点可怜的自尊。他不敢向赵太爷真正反抗，却敢欺负小尼姑；不敢正视自己的失败，却能在精神上把所有人降成自己的儿孙。他的精神胜利看似维护了尊严，实际上却让尊严永远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

因此，堂吉诃德与阿Q的根本区别，不在于一个勇敢、一个懦弱，也不只在于一个有理想、一个没有理想，而在于他们面对失败时采取了不同的姿态。

堂吉诃德受伤之后，仍然走向世界。

阿Q受伤之后，便退回自己的幻觉。

堂吉诃德不断失败，却仍在行动。

阿Q不断宣布胜利，却从未改变命运。

堂吉诃德把生命献给一个高于自己的目标；阿Q却把所有道理都缩小到自己眼前的一点得失。

从这个意义上说，堂吉诃德的格局确实比阿Q大得多。他的失败是一位理想主义者的失败，是高尚愿望与冷酷现实相撞后的失败。阿Q的失败，则是一个被压迫者逐渐失去反抗能力，最后连失败本身都不敢承认的精神悲剧。

但是，我们不能把两个人物的差别简单理解为西班牙人与中国人的民族性差异。堂吉诃德同样是塞万提斯对西班牙社会的反思。当时的西班牙仍沉浸在帝国荣光和骑士传奇的余晖里，现实却已经变得贫困、僵化而荒凉。堂吉诃德把过去的荣耀当成眼前的事实，何尝不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胜利”？

阿Q也不是中国人的天生模样，而是鲁迅在特定历史处境中作出的精神诊断。他没有把阿Q写成一个供人嘲笑的乡下人，而是把他变成了一面镜子。他希望人们从阿Q身上看见自己不敢看见的东西：对强权的屈服，对弱者的欺凌，对失败的粉饰，对现实的逃避，以及在“革命”名义下依旧没有改变的奴性。

塞万提斯用笑声为骑士文学送葬，鲁迅则用冷峻的文字解剖国民精神。一个让人从荒诞的理想中醒来，一个让人从麻醉自己的胜利中醒来。他们都不是在嘲笑自己的民族，而是在用最深沉的忧患热爱自己的民族。

真正值得思考的，并不是“中国人更像阿Q，西班牙人更像堂吉诃德”，而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里，堂吉诃德和阿Q究竟谁占据了更大的位置？

当我们面对不公时，是愿意像堂吉诃德那样，哪怕被嘲笑也要说一句“不”；还是像阿Q一样，在心里编造一种胜利，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开？

当我们遭遇失败时，是认真寻找失败的原因，还是把责任推给别人，把错误说成成功，把退却说成成熟？

当我们获得一点权力时，是愿意保护比自己弱小的人，还是把自己曾经受过的屈辱，再加倍施加给另一个“小尼姑”？

一个民族真正的沉睡，不是它没有灿烂的历史，而是它沉浸在历史的灿烂中，不愿正视今天的不足；不是它从来没有英雄，而是每个人都在等待英雄，却不肯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不是它缺少胜利的故事，而是它把不愿承认的失败也包装成胜利。

拥有五千年文明，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天然拥有了五千年的智慧。历史留下的既有光荣，也有沉重的遗产；既有屈原的追问、司马迁的坚忍、杜甫的悲悯，也有自我安慰、因循守旧、崇拜权力和欺凌弱小。

真正的民族自信，不是拒绝批评，而是经得起批评；不是不断证明祖先伟大，而是努力让后代不必只靠祖先的伟大获得尊严。

我们需要堂吉诃德的勇气，却不能继承他的盲目；需要阿Q这面镜子，却不能继续生活在镜子里的幻觉中。堂吉诃德教给我们的，是一个人应当拥有超越个人得失的理想。没有这种理想，人生便只剩下计算，社会也只剩下利益。

阿Q警告我们的，则是理想若没有清醒、知识与行动，便可能沦为自我欺骗。一个民族若总用辉煌的过去掩饰现实的失败，用口头的胜利代替真正的进步，那么历史再悠久，也无法自动走向未来。

真正的觉醒，应当把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与鲁迅的清醒结合起来。既要有向风车冲锋的勇气，也要先看清眼前的究竟是巨人还是风车；既不能因为现实冷酷便放弃正义，也不能因为自称正义便拒绝理性；既要敢于梦想一个更好的世界，也要从改变自己、尊重别人、承担责任开始。

一个民族的复兴，从来不是靠喊出来的，也不是靠想象出来的。它来自无数普通人的觉醒：敢于承认失败，敢于纠正错误，敢于保护弱者，敢于向强权说不，也敢于怀疑自己。

堂吉诃德倒在风车之下，仍保留着灵魂的高贵；阿Q直到走向刑场，还在努力画圆那个代表认罪的圈。一个圆没有画好，成了他最后的遗憾。他甚至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失去的不是画圆的体面，而是整个生命。

今天，我们重新阅读这两个人物，不是为了选择谁更可笑，而是为了选择自己愿意成为怎样的人。

我们当然不能骑着瘦马回到古老的骑士时代，但我们仍然需要有人相信正义；我们也不能只把阿Q留在未庄，因为只要我们还在用幻想掩饰失败，用沉默回避责任，用欺凌弱者弥补自己的卑微，阿Q就仍然生活在我们中间。

唤醒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首先要唤醒每一个具体的人。让我们保留堂吉诃德心中那团不肯熄灭的火，也保留鲁迅手中那把冷峻锋利的解剖刀。

让我们用火照亮前路，用刀剖开麻木。然后睁开眼睛，走进真实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