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杏坛，阅尽人间师者光

未了词章

行将告别讲台，回望半生，如同沿着串场河水缓缓溯流。一生与教育相伴，从七十年代童年眼里的先生，到八十年代自己执起粉笔，再到县中灯火，直至今日临近退休。数十年光阴，“教师”二字背后的冷暖荣辱、收入厚薄、人心尊卑，全都藏在岁月的褶皱里。世人常说“师者传道”，而我们这一代人，亲眼见证这个职业，历经风雨浮沉，一点点寻回尊严与光芒。

我童年就读的小学，坐落在七十年代的苏北乡镇。那时候，教书先生的处境尴尬而微妙。学堂由旧祠堂改建，泥地常年返潮，黑板坑洼不平，课桌椅高矮参差。彼时“臭老九”的余音尚未散尽，教师的社会地位，徘徊在百姓朴素的敬重与世俗的轻慢之间。乡亲们愿意送孩子读书识字，但在那个以工分衡量价值的年代，读书换不来口粮，教书算不上一份体面营生。学校里多为民办教师，收入微薄，生计大半依靠工分，每月现金薪资不过十几元，要撑起一大家人的日子，处处捉襟见肘。

那时的老师，大多隐忍谦卑。农忙时节，他们同普通农人一样下地割麦栽秧，满身泥水；站上讲台，才拿起粉笔授课。家长见到先生，嘴上客气，心底却未必怀有足够敬畏。一旦起了纠纷，教师往往是最先退让的一方。即便如此，他们依旧守着破旧的校舍，一字一句，教我们认字、算数。我至今记得，老师们衣衫洗得发白，指缝常年嵌着洗不掉的粉笔灰。他们身上的光芒，不在世人的赞誉声里，而在昏暗教室之中，那日复一日不曾熄灭的烛火。年少的我读不懂时代的沉重，只隐约感知，先生们心底藏着委屈，却始终不愿放下手中那一支粉笔。这便是我最早铭记的师者形象：身处卑微，风骨坚韧。

升入中学，已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校园走来一群特殊的先生——苏南下放的知青。他们本是城里青年，被时代浪潮裹挟，来到水乡田野，落脚乡村中学，执起教鞭。这群知青老师，是我少年记忆里最鲜亮的一抹色彩。他们自带书卷气息，谈吐清雅，眼界开阔，会讲课本之外的诗文，通晓乐理，能描摹山河远方。闭塞的水乡，正是借着他们，吹进来自外面世界的风。

知青教师的处境更为艰难。身在异乡，劳作之余教书，口粮有限，补贴微薄，身份悬在城乡之间，前路茫茫。可一站上讲台，他们便全身心投入。讲语文，眼底漾着诗意；解数理，逻辑条理分明。他们本非专职教员，却在困顿岁月里，心甘情愿做水乡孩子的引路人。当年乡民看待知青老师，心情复杂：敬佩他们满腹学识，又怜惜他们漂泊无根。这是特殊年代的师者，身在泥泞，心怀星辰。多年之后，不少知青返城离开苏北，但当年留在课堂里的光亮，长久留在一代乡村少年心底。也是他们让我懂得，为师的本心，从来无关身份高低、收入多寡，在于心底那份不曾磨灭的文化底气。

一九八五年我走上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时代冰雪消融，尊师重教的春风吹遍苏北乡野。就在那一年，新中国设立第一个教师节。我至今记得全镇首届教师节的庆祝大会，一百多名教师齐聚礼堂，国歌响起的一刻，许多人热泪盈眶。散会之时，每位老师领到一只印着纪念字样的搪瓷水杯。杯子朴素不贵重，捧在掌心，却重若千钧。历经数十年风雨，教师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节日，一份迟来的尊严，凝在这只普通的搪瓷杯上。

八十年代中后期，教师工资逐步上调，中小学教师薪资上浮百分之十，另外增发教龄津贴。虽然收入依旧不高，比不上当时工厂红火的工人，一家老小仍需精打细算，但改变实实在在。社会风气慢慢转变，“臭老九”的标签渐渐褪去。邻里遇见教师，会真诚道一声老师好；家长登门拜访，言辞恳切，恳请先生用心管教孩子。这份尊重来之不易，是几代人熬过苦难才等来的。

初登讲台的那些年，白日上课、批改作业，深夜灯下备课。办公室没有空调，夏日蚊虫萦绕，冬日寒风穿窗。微薄的工资按月发放，赡养老人、抚育儿女，日子清淡简朴。清贫是常态，内心却安宁。每当望见学生眼中求知的光亮，便觉得所有辛苦都值得。那个年代选择从教，不是为丰厚薪酬，而是源于心底的热爱与责任。为师不求富贵，只求立于讲台，不误子弟。

跨入九十年代，教育稳步发展，职称制度落地，教师成长路径日渐清晰。薪资随职称逐年提升，乡村教师另有上浮补贴。可九十年代中期，部分地方财政紧张，偶有工资拖欠，这是那一代教师共同的记忆。社会对教师的期待日渐沉重，应试压力缓缓抬升。家长愈发看重分数，升学成了学校最重要的标尺。教师的形象悄然转变：不再仅仅是传道授业的先生，同时背负学生升学与整个家庭的期盼。

就在2002年，我调入县中。县中是县域教育的高地，汇聚全县优质生源，承载一方百姓沉甸甸的期许。县中教师担子更重，早自习、晚自习、周末补课，晨昏颠倒。薪资相较乡村学校略好，付出的辛劳却成倍增加。校园灯火常年不息，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亮至深夜。县中的老师，被全社会寄予厚望，荣光背后，是无尽的辛劳。世人只看见高考放榜的辉煌，常常忽略无数深夜里，伏案备课、谈心疏导的默默坚守。

进入新世纪，社会经济蓬勃发展，教师待遇稳步提升，绩效工资逐步落实，住房公积金与各类保障日趋完善。教师薪资不再如早年那般清苦，逐步对标公务员待遇。校园面貌焕然一新，旧平房陆续拆除，多媒体走进教室，办学条件早已不是当年祠堂校舍所能比拟。

人心的标尺，也随之悄然改变。尊师重教仍是社会共识，但大众看待教师的目光变得多元。时代向前，家长的诉求更加丰富，教育不再只是读书升学，孩子的成长、心理、素养，都纳入师者的责任。教师的社会地位呈现复杂面貌：人们敬重教育的价值，却也容易放大教师个体的得失。物质条件越来越好，讲台之上，新的课题接踵而至。

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半生走过，我才读懂，传道从来不是悬在空中的一句箴言。为师者的尊严，一半来自时代与制度的托举，来自薪资保障与社会礼遇；另一半，则源自内心不变的坚守。物质厚薄，可以改变生活，却无法决定师者灵魂的光芒。七十年代乡间先生，收入寥寥，依旧守着破屋教书；下放知青漂泊无依，依然在水乡播撒知识。一代代同行，清贫之时不堕初心，负重前行不改本心。

如今，我即将告别三尺讲台。半生看遍教师地位起落，收入厚薄变迁，阅尽世态冷暖。世间一切外在荣光与优厚待遇，都是时代赋予的外衣。真正的师道，藏在每一堂课，每一次谈心，藏在对少年心性温柔的呵护之中。

教育本是一场漫长的守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风雨，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当年七十年代的乡村小学先生，苏南下放的知青老师，八十年代捧着搪瓷水杯的同行，县中无数灯下伏案的同仁，我们都只是杏坛长河里的点点微光。微光汇聚，便能照亮一代代少年前行的长路。

岁月行至暮年，心中满是感念。半生执鞭，看过师者荣辱，阅尽人间冷暖。纵然讲台渐行渐远，心底依旧坚信：师者的光芒，从来不由薪资高低、世俗地位定义。只要世间尚有求知的眼眸，这份传道之心，便永远不会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