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灯油

追根溯源

一灯油

作者由之

我一直不知道她的真姓大名，但却牢牢地记住了她的话。她和当时知识青年的先进代表D一个队，延川县关家庄大队，而且她和D一样，也是清华附中老高三的。但她与D和而不同，对自己未来的选择，对知识青年能否彻底改变农村面貌，有相当不同的看法。当时老初一的我，只是抬头仰望他们，并不懂得他们。

那是一九七四年的秋末，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辑韦君宜老师，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得以走近他们。关家庄和我插队的大庄河差不多，离县城离公社都很远，是山圪崂里的一个小村庄，那时还不通车。老何（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带着我和M走到他们庄子时，天已傍黑。见到D那一刻，我挺恍惚，和想像中完全不同。同老乡一样的黑袄，腰间扎一根草绳，头上亦是白羊肚毛巾。很壮实，但并不显得特别高大。他说话语速很快，热情。他说不知道我们今天来，先凑合一顿，明儿给我们压荞面饸饹。他住的土窑在半山腰，窑里透出一星微弱的灯光，一个女子坐在灶口拉风箱，一跳一跳的火光伴着徐徐往上飘的白气。见我们一干人进窑，那女子有些意外，扭转头，火光舔着她的脸，黑红。她站起身，掀开锅盖，对D说：熟哩。接着便悄然离去。

红薯很甜，也很沙，像板栗。

饭后，D叫来一个瘦削的大男孩，让他带我和M去女生窑，并向我们介绍：他是马约翰的孙子，老初一的。

我很土，根本不知道马约翰是何许人，心里充满了疑问和好奇。很多年后，还有朋友笑我：你怎么连清华大学的马约翰教授都不知道？

女生窑也在半山腰，门前有一盘磨，窑的门缝里透出一星暗淡的灯光，门一开，那一团小火苗就在风中摇曳。一个胖胖的女孩给我们开的门，她个子不高，与我相仿佛，朗朗笑着把我和M领进窑。进了窑，才发现小炕桌旁，还盘腿坐着个女生，短发，白边眼镜，正在本子上写着什么。她抬头看了我们一眼，点了下头，就又埋头继续在本子上写。不知是在演算，还是在记写什么，并没有招呼我们。

胖女孩话多，和D一样热情。她给我们铺好被褥，又从炕角翻出一堆书，有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堆小说。

躺到被窝里，胖女孩又从枕边拿出一个挺小的收音机，她非常仔细地拧着，收音机里传出声音 。在山圪崂深处，连狗吠声都渐渐停歇在静夜里。收音机里的声音时而清晰，时而沙沙，听不清楚。大概因为走了一天路，很累，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当我从梦中醒来，那个戴白边眼镜的女生，还在油灯下伏案。我看了她一小会儿，心里嘀咕，她怎么还不睡？眼皮打架，我自己却又迷迷糊糊地睡去。

第二天清晨，当我睁开眼睛，身边的三人都已穿好衣服，准备下地了。我有些慌张。

之后几天，我有点不舒服，咳嗽，流鼻涕，也就借此没有下地劳动。躲在窑里看那几本书，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一气读完，跟着情节往下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翻看了几十页，有点索然。
日子飞快，一晃半个多月过去了。老何催我们回去了。临走的前两天，终于有一天晚上，戴白边眼镜的女生没有在油灯下看书，演算，和我们一起聊天，唱歌。她和M都会拉手风琴，M唱俄语歌：一条小路长又长……，她唱的是英文歌，我听不懂。其实，俄文歌，我也听不懂，只不过听M解说过。

我呆呆地看着她们，自惭形秽。就只觉得自己很笨很笨，又很老土，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还时不时在心里想，马约翰到底是什么人？很伟大吗？
她们唱了一会儿歌，就又聊天。

和我个子相仿佛的女孩，和我一样，也是老初一的。她特别喜欢吃南瓜，说南瓜比红薯好吃，我就在心里唤她南瓜。南瓜告诉我，戴白边眼镜的女生是老高三的，学习成绩可好哩。虽然，老高三的只比我们大五六岁，可那时，在我们老初一眼里，老高三的仿佛长我们很多，很高大。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南瓜也没告诉过我们，我就给她起了绰号：眼镜。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绰号。

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扎根和回城。

我一直对扎根派的典型模范D很好奇，他真的愿意在这偏远的山圪崂里扎根吗？真的能带领这儿的老乡改变山里的面貌吗？改变之后，又会是什么样子？会有柏油马路，和城市里明亮的灯光吗？还有商店。
我喜欢城市，喜欢繁华。

南瓜告诉我，D真的准备扎根这里一辈子，他还相中了一个庄子里的女子做他的婆姨。我立刻就想起那晚在他窑里烧火的女子，她只说了一句话，眼神里带着一些羞涩和慌张。

娶妻生子，把家安在这里，安了家，人也就扎了根。

我还是有些惶惑。

眼镜学长却轻摇了摇头，说她不相信D能以一己之力，改变这儿的面貌。

怎么可能？

她看着我们，轻声慢语，神情浸在沉思之中：我承认他下得了苦，也有自己的想法，但能彻底改变吗？老乡那些固有的认识，他能改变吗，一心一意跟着他干？还有现在的基本政策，基层干部的认识，都不是他能改变与左右的。愚公带着一家人，只是要移一座山，他要带着老乡所移的可不只是一座山，还有几千年的固有观念……

她讲了好一会儿，有些我明白，有些我不明白。总而言之，她认为D的想法，做法都是一般知青所不及，但是否有用，则另当别论。

这个话题，我和南瓜都没有细细琢磨过，也无心无力琢磨。南瓜问我：你想回北京吗？虽然，我不是北京知青，但谁不想回北京呢。

南瓜对她的学姐说：我可没想那么多，我只想回北京，回北京卖大碗茶我也乐意。只要能回北京……
她的学姐眼镜却摇头：卖大碗茶有什么意思。

南瓜一愣：又没有人推荐我们上大学，连几批招工都没轮上我，更何况招工还不知会招到哪里去，能到北京卖大碗茶挺美的。

她的学姐定定地盯着跳闪的一星灯火，轻声说：我就不相信，大学永远不要考。

窑洞里一下子静了下来，谁都没有再说什么，只有油灯的一星灯火，照出巴掌大的一小片亮光。
那时的大学靠推荐，生产大队、公社，最后到县里，层层的关卡，都是与家庭还有个人表现分不开的。最硬的是：家庭出身。

出身不好，门也没有。不管你学习成绩多么优秀。

我眼前，一片黯淡。

眼镜学长却又淡淡地说：总有一天，进大学要凭考试成绩。

声音很轻，但却像她眉宇间的神情，不容置疑。
所以，她每天晚上都在油灯下读书、做习题，为那一天做准备。可谁也不知道那一天会在什么时候到来，会不会到来？

南瓜有些丧气，抱怨：可像我这样老初一的，啥也没学到，考试，我也考不进去。

我也一样。

眼镜学长还是那样平静地说：那你现在就开始学呀！

南瓜问：有用吗？

她微微一笑：不会白熬一灯油。

声音轻轻，语调却是不容置疑的。

M突然用手风琴拉出一个响亮的音，说：得了，别想那么多，高兴点，唱支歌！

她拉了个我们大家都会唱的歌：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歌声在黑漆漆的山圪崂里久久飘荡。

很奇怪，我只在关家庄呆了半个来月，除了快离去的那个夜晚，几乎没有和眼镜学长说过几句话。但她在大家聊天中说过的几句话，却像是长在了脑子里，在或倒霉，或累得快撑不下去的日子里。

一灯油。

不会白熬一灯油。

然后，静下心，安安静静地读几页书。

我说不清晰那一灯油是否白熬，但那一灯油却一直陪伴着我，让倒霉不再那么倒霉，累也不再那么累。还有的就是倒霉和累之后的轻松，自己给自己的些许安慰。

两年前，收到K兄的一本书：听见古代，副标：陕北话里的文化遗产。K兄曾在陕北延安县一个叫做余家沟的小山庄里呆了整整十一年，用十一年的光阴，完成了这部七十余万字的厚重著述。

k兄和D一样，也是当时知青中的扎根派。不一样的则是，他扎根做了另外一件事，极繁琐，又须耐心，还要有严谨的细致，像穿针引线一般，把几千年来，散落在黄土高原老乡的日常话语，分门别类，从悠远的历史中一一拣拾回来。

我们插队那会儿，陕北的交通很落后，盘桓在山间的，多是人脚踏出来的小路，藏匿大山深处的小山庄是不通公路的。老乡呢，多是睁眼瞎，不识字。但他们说话却很雅致，带着久远历史的回响。可要把他们的语言，梳理出来，在闭塞几乎找不到书籍的小山庄里做这件事，其艰难，闭着眼睛也可以想见。
K兄从北京、西安、延安城里，背回来一捆捆书，整整齐齐码满了窑洞的一面墙。白天和老乡一起下地干活，拉呱着老乡最熟悉的话语，门关上是“门闇上”，剩饭是“馂饭”，林木是“梢”，陷泥曰“范（埿））”，繁殖则为“胤”……夜晚，他就在灯下一一查寻，把这些古朴的词汇记录下来，他在前言中写道：

它们从遥远的古代走来，蹒跚沧海，夹带泥土沉沉甸甸。我把这种真实的话语端起放下，连缀成书，感觉是在慢慢讲述一段生活、一种民俗、一块土地，一页历史。我想了解一个余家沟，了解一片陕北，了解一方文化发源地，谁都会对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奥久远，产生严肃的敬意。

陕北山里的日子很辛苦，日出而作，日落方归。他就这样在田间地头，在和老乡的闲话家常里，寻找古朴陕北语言中语义语音的变迁，一个民族的的文化积淀。他说：就这样，守着一片湖光山色，一方白云蓝天，伴着一墙书籍，一盏电灯，我在乡下过了这么几年。

庆幸的是，延安县到底是延安地区的首府，他所在的小山庄，有电灯。用老乡的话来说，不用在煤油灯下熬眼窝。

学者吴思先生对这本厚重著述的评价是：一本有趣的书，只言片语便把我们拉进古今交融的世界，学问居然可以这么好玩。

史铁生则说：几百年黄土地上动人的声音，靠一个北京知青找回了被埋没的形体。

以一己之力。

我在陕北呆了九年，会说几句陕北话，却从没有细想深思过，只是觉得这达儿的老乡说话，不像我曾经插队呆过一年的长丰，口音重，硬硬的。很典雅，又很形象，朗朗上口。

拿到这本厚重的书，陕北和过去，一起涌到眼前，还有很熟悉的笑容，白干大、李干大，大枣、福子、苗子，随苗，高胖子……。虽然日子贫寒，如老乡所言：少东没西，栖遑；但人心却实善，给过我难以言说的温暖。

今年春天，寒冷还没全然退去，很偶然认识了刚刚才退休的上官先生。上官先生是上海人，供职上海一家知名出版社。在我的印象中，上海男人纤细、干净，彬彬有礼。见到上官先生，很意外，高大健硕。我还穿着厚毛衣，他却只一件白衬衫，额头挂着汗珠，非常准时的如约而至。

和很多人不一样的则是，退休后的他，没有颐养天年，而是自己开着一辆皮卡车，先北上，再南下，拍摄学者出版人的书房，还有田间地头的农人。这次来合肥主要是拍摄中国科技大学几位教授的书房，捎带到我家小坐，因一小朋友说我还有点儿闲书。

和他聊天虽很随意，但还是有距离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才出生。与我们五十年代的人，有时间的距离，也有时代的距离。但他却愿意听听我们这些人的经历，那些他没有经历过的起起伏伏。我没说几句，因为不知从何说起。他却毫不避讳地说起他自己的经历，他毕业于中国纺织大学，学的是材料学。后来到出版社工作，当然也是和他所学分不开，他喜欢拍摄， 一退休就开始了他自由的拍摄，很谦虚地说拍得直白。

聊了会儿天，喝了杯热咖啡，他便匆匆离去。

之后，几乎天天在微信上看到他拍摄的照片，多是农人，养蚕的村姑，种大豆的壮汉，种榛子的两夫妻，还有种灵芝的年轻女子……由南而北，陕西、甘肃、内蒙、黑龙江。那些农人，在他的镜头里，有些拘谨，灿烂的阳光，直晃晃地照着他们，还有周遭的田野和树木。

很辛苦。深知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活得最沉重，最辛苦的就是农民。

我自己也曾在那种辛苦中浸泡过很多年，汗滴禾下土。

看着照片上面色黝黑的农人，不由得又想起了D，还有他那时的笑容和想法。不知他现在哪里？

九十年初，睡不着的夜晚，打开收音机，听美国之音。此时，听美国之音不再惊奇，抑或心存胆颤，很家常，听的人也多。中美已然友好合作。一天很安静的深夜里，突然听到一个挺熟悉的声音，也是当年陕北知青扎根派的代表。而此时，他已经是青岛市的领导，记不清是市长，还是市委书记。是一个访谈节目，记者问了他一堆问题，他在回答中还提到了D。D那时也在青岛。

很恍惚，就像第一次见到D时一样。

后来，大成告诉我，78年D考上了上海工业大学。我不免为那个脸色黑红的山里女子担忧，大成朗朗笑道：D一直带着他的山里婆姨走南闯北，两人好着哩。

就是不知道 D是否还记着他年轻时的想法？

大成说，D退休以后，又和他的婆姨一起回到了陕北，带着老乡植树造林。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过和几十年前相比，陕北的山头不再光秃。我们甘泉的洛河，水清了，两岸山坡郁郁葱葱。

年轻时，大成和D一样，也曾是扎根派。他大约比我小五六岁，念过高中，本来可以留在北京当工人，或在北京郊区插队，他和他的几个朋友却执意来到陕北，插队，在我曾经呆过的大庄河。我们老知青，口口声声把他们唤做小孩。

他很佩服D，还把D的一篇文发给了我。写他与狼的故事，极生动。

我却不由得又想起他的同学眼镜，眼镜一定和他一样，也上了大学，不知和我一样老初一的南瓜，是否也考上了大学，抑或如愿以偿地回到了北京。她们现在哪儿，又在干什么呢？

一灯油。

那巴掌大的一团灯光，跳闪着，在遥远的深山里，照着我们心里各自不同的想法。漫长的一年又一年。

忘不了。

还是很拉杂，也很絮叨，望着窗外星星点点的灯火，回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