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西南联大记忆（四）伉俪情深

李建新

在陈寅恪眼中，夫人唐筼正是他诗中所咏的“惊见神仙写韵人”。

唐筼出身广西灌阳唐氏名门，祖父是晚清台湾巡抚唐景崧，她既受过系统的新式教育，又工诗善书，气度清雅出尘。1928年二人结为连理，陈寅恪自幼体弱多病，中年又遭目盲之苦，半生饱尝家仇国恨，满腹才学却辗转漂泊。

唐筼于他而言，从来不止是生活伴侣，更是托底的精神支柱与最妥帖的心灵慰藉。二人半生踏过无数劫难，始终相依为命，旁人常说，若无唐筼在侧，陈寅恪连安稳生存都难以为继。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旋即沦陷。日军妄图借陈寅恪父亲陈三立的名望迫其出任伪职，这位风骨凛然的老人拒不进食服药，最终含恨辞世。为父治丧期间，本就高度近视的陈寅恪右眼突发视网膜脱落，可日军步步紧逼，北平片刻都不容多留，他只得放弃手术，任由右眼彻底失明。

为尽早逃离沦陷区，他甚至没等父亲出殡，在“七七”事变刚过便匆匆携家上路，跋涉十七天才辗转抵达长沙，刚草草安顿下来，又不得不往云南方向前行。因唐筼祖籍广西，而陈寅恪熟识的中央研究院诸位好友彼时也在桂林，二人便商定取道桂林赴港，再转往云南。

抵港时唐筼心脏病骤然加重，体力难支，加上最小的孩子又染了麻疹，陈寅恪只得将妻女托付给友人照料，独自动身前往西南联大报到。

西南联大办学期间，唐筼并未随丈夫定居云南。彼时陈寅恪右眼已完全失明，半生积攒的大量书稿资料或遭焚毁或被窃走，加上他素来体弱，昆明海拔偏高，他数次卧病不起；留在香港的唐筼和小女儿也病痛缠身，两地牵念。夫妻二人只能靠频繁寄信、诗词唱和彼此打气。陈寅恪每月薪水刚发下来，便立刻全数汇往香港，隔着千里烽烟各自苦撑。

后来他之所以应允牛津大学的聘书，未能成行后又赴港大做客座教授，乃至半生辗转飘荡，大半缘由都是为了护佑妻女。没有唐筼在身边照拂，陈寅恪的日常起居都难以为继。

除了西南联大时期被迫两地分居之外，其余岁月里，唐筼几乎始终陪着陈寅恪辗转于各地高校，为他调养身体、调配膳食，将日常琐事打理得井井有条，还督促他养成了午睡、散步的作息习惯。她特意手抄了一本食物成分表，把各类食材的营养功效一一标注清楚；抗战物资匮乏时，她甚至亲手提炼养护视力的维生素B₂，日常饮食搭配处处用足了心思。

待到陈寅恪双目完全失明后，她便成了他的眼，代他诵读书籍、记录文稿、回复信件，一应细碎事务都替他打理妥当，尤其是陈寅恪抒发心迹的诗作，大半都由她代笔誊写。要做陈寅恪的学术助手本就绝非易事，足见唐筼对那些艰深的文史学问也有相当的了解，更可见数十年相濡以沫的岁月里，她对丈夫的思想与治学路径的懂得，是世间独一份的。

1967年政治风暴席卷之际，唐筼心脏病突发，几近病危，悲痛的陈寅恪甚至写下一副沉痛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躺在病床上的唐筼反倒强撑着安慰他：“我一定比你晚死。”后来的岁月里，只要陈寅恪尚在人世，唐筼便日夜操劳也神色如常；可陈寅恪辞世不过四十五天，她便一病不起，随之撒手人寰。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逝世，同年11月21日唐筼追随而去，二人许下的生死相随的诺言，竟成了最终的谶语。

在西南联大，周培源深爱妻子王蒂澂，是全校皆知的美谈。早在北平定居时，王蒂澂曾患上当时近乎不治的肺结核，只能长期静养。

周培源亲自将她送到香山疗养院，每周都骑自行车往返五十多公里前去探视；待她病情好转接回家中，更是悉心照料，此后她的肺病一辈子都未曾复发。

晚年王蒂澂瘫痪在床，周培源每日都到病榻前问安抚慰，总不忘对她说一句“我爱你”。一生体弱的王蒂澂，最终平安活到了九十九岁。

西南联大办学时期，为了方便照料妻子，周培源亲自照管女儿、操持全部家务。昆明城区并不安稳，时常要跑警报躲空袭，为了让妻女住得更安全些，周培源把家搬到了滇池边的山邑村，此处距离学校有十几公里，他每日便骑马往返授课，好友饶毓泰因此笑着赠他“周大将军”的雅号。

平日里夫妻二人一同出行，必定挽臂牵手，模样亲昵又妥帖。

除此之外，联大校园里还有赵元任与杨步伟、张奚若与杨景任等多对令人称羡的伉俪。

这群学者各有各的脾性，骨子里却都纯粹通透、心怀热忱。他们身上既有贫贱不移的士人气节，又有从容温厚的绅士风度，遇事总带着几分豁达的幽默。

他们的太太也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新派知识分子，能和丈夫及一众友人谈天说笑、相融相洽。

在烽火与动荡的夹缝里，他们用一饭一药的妥帖、一信一诗的牵挂、一牵手一笑语的温情，牢牢守住了细碎日常里的爱与尊严，这份穿越岁月的动人情义，至今仍让后人歆羡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