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堂录像课，让我想起评价东西方不同文化的两个词

水木皆然

开学以来，指导治斌老师的一节省级录像课终于完成了。也谈不上做了什么大事，只是推动她、帮助她而已。试课成功后，为了不打扰她录制时的思路，录制那天，她一个人在体育馆里完成。录完当天，她感慨道：“没有试课的时候好。孩子们都很拘束，不敢举手发言。”

王老师说孩子们表现的画面我能想到，也是我课堂里存在的现象，这句话让我想起以前读过的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一书。书里提到两个词——“罪感”与“耻感”。这里又将以前写的东西温习一遍。书中说，有人说外国文化是“罪感文化”，中国文化是“耻感文化”。我为此专门查了查，发现只有对“罪感文化”有明确解释，却查不到对“耻感文化”下的定义。倒是清楚地看到，“耻感文化”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对大量二手资料分析后，给日本文化类型下的定义——是在区别于西方“罪感文化”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最后又补充说，“耻感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看来，我们是一定要和“耻感文化”扯上关系了。

那么，什么是“罪感文化”？什么又是“耻感文化”呢？“罪感文化”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这个标准发展人的良心；“耻感文化”则以诸多的外在社会因素和标准规范来制约、支配人，注重廉耻。我的理解是：简单地说，“罪感”是一种自我评价的内心反应；“耻感”则是一种被客观评价影响后的内心反应。“罪感文化”以内因为主，注重内省、内动；而“耻感文化”特别在意外在评价——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怎么议论？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者，同样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教育出来的人也因此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样态。

在“罪感文化”的影响下，教育更注重自我内在的觉醒，行为表现更为自我、独立、主动、自觉，培育出来的人更具有个性与创造力，也更容易对自己的内在感受和行为进行深度反省。

而在“耻感文化”的影响下，人更在意他人的看法，不敢、不愿表现自我。以往的教育者也不愿看到“特殊化”，培育出来的人像在生产标准件，缺乏个人的主张和创造力，更多的是一种随大流、少数服从多数的心态。

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我们的教育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正在积极努力地做出改变。

然而，值得警醒的是，“耻感文化”的消极影响并不局限于课堂之内。当一个人过于在意外在评价，便容易在无形中消解掉内在的担当：不敢做事，怕出错，于是得过且过；不敢担责，习惯推诿，于是阻碍进步；更有甚者，因攀比而妒忌，因妒忌而失衡，乃至不择手段。这些不正之风，追根溯源，都与过分依赖外部评价、缺乏内在道德定力有关。一个社会若只重“面子”而不重“里子”，只看“别人怎么看”而不问“自己该怎么做”，便会在无形中流失掉最珍贵的创造力与责任感。

一堂录像课，孩子们不敢举手，表面看是拘束，往深处想，却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化惯性。教育要做的，不只是传道授业解惑，更是在文化深处松土：让每一个孩子从“怕别人怎么看”走向“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真正的教育，或许不是教会孩子如何回答正确，而是让他们敢于在自己的课堂上，坦然地举起手。而一个社会的正向发展， 同样的，也需要在“罪感”与“耻感”之间找到平衡——以内省的自觉为根，以外在的规范为用，让每一个人既能守住内心的道德底线，又能敢于在众人面前，坦然地表达自己、承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