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斯，长于斯，来于斯————《乡土中国》

珍惜

　　生于斯，长于斯，来于斯。大抵是对乡土里男性的朋友们说的，对于家里的女孩子，可能只能是生于斯，长于斯了。而要真正的去追根溯源，认祖归宗，在中国的乡情里似乎大可不必。是不是这就是当下“结了婚的女人就没有家了”的一个合理的社会学解释？

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吧，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一个社会里的人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记认他们的亲属，所同的只是这体系罢了。体系是抽象的格局或是范畴性的有关概念。当我们用这体系来认取具体的亲亲戚戚时，个人所认的就不同了。我们的亲属体系里都有父母，可是我的父母却不是你的父母。再进一步说天下没有两个人所认取的亲属可以完全相同。兄弟两人固然有相同的父母了，但是个人有个人的妻子儿女。因之，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

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之，传统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个系统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叙的人伦而存在了。

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失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我见过不少痛骂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亲贪污时，不但不骂，而且代他讳隐。更甚的，他还向父亲要贪污得来的钱，同时骂别人贪污。等到自己贪污时，还可以“能干”两字来自解。这在插叙社会中可以不觉得是矛盾；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团体格局的社会里在同一团体的人是兼善的就是相同的孟子最反对的就是这一那一套他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墨家的爱无差等和儒家的人伦插叙恰恰相反，所以孟子要骂他无父无君了。

　　团体格局的社会里，在同一团体的人是“兼善”的，就是“相同”的。孟子最反对的就是那一套。他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墨家的“爱无差等”和儒家的人伦差序恰恰相反，所以孟子要骂他无父无君了。

　　祖宗十八代，没有母亲这一只。缺了最重要的一只染色体序列。

　　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是一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的。如果事业小，夫妇两人的合作已够应付，这个家也可以小的等于家庭，如果事业大，超越了夫妇两人所能担负时，兄弟伯叔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大家里。这说明了我们乡土社会中家的大小便意可以很甚。但不论大小上差别是到什么程度，结构原则上却是一贯的、单系的差序格局。

　　中国的家庭事业社群与西方的家庭堡垒

　　以生育社群来担负其他很多的功能，使这社群中各分子的关系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在他们，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有其他团体来担负，不在家庭的分内，夫妇成为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两性感情的发展，使他们的家庭成了获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我在《美国人性格》一书中曾有“生活堡垒”一词去形容它。

　　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的家既是个连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我所谓普通的感情是和纪律相对照的。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求效率就得讲纪律；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这些都是事业社群里的特色。

　　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

所谓了解，是指接受着同一的意义体系。同样的刺激会引起同样的反应。我在“论文字下乡”的两篇里，已说起过熟悉所引起的亲密感觉。亲密感觉和激动性的感情是不相同的，它是契洽的，发生持续作用；它是无言的，不像感情奔放时铿然有声，歌哭哀嚎是激动时不缺的配合。

恋爱的求同与存异

男女生理上的分化是为了生育，生育却又规定了男女的结合。这一种结合基于异，并非基于同。在相异的基础上去求充分了解，是困难的，是阻碍重重的，是需要不断的创造中求统一，是浮士德式的企图。浮士德是感情的象征，是把感情的激动，不断的变，作为生命的主脉。浮士德式的企图也是无穷止的，因为最后的统一是永远不会完成的，这不过是一个求同的过程。不但这样，男女的共同生活愈向是深处发展，相遇的程序也愈是深，求同的阻碍也愈是强大，用来克服制图这阻碍的创造力也更需强大，在浮士德的立场说，生命力也因之愈强，生活的意义也因之愈深。

　　把浮士德式的两性恋爱看成是进入生育关系的手段是不对的。恋爱是一项探险，是对未知的探索。这和友谊不同，友谊是可以停止在某种程度上的了解，恋爱却是不停止的，是追求。这种企图并不以实用为目的，是生活经验的创造，也可以说是生命意义的创造，但不是经济的生产，不是个事业。恋爱的持续依赖于推陈出新，不断的克服阻碍，也是不断的发现阻碍，要得到的是这一个过程，而不是这过程的结果。从结果说可以是毫无成就的。但非但毫无成就，而且使社会关系不能稳定，是依赖十依赖于社会关系的事业不能顺利经营。依现代文化来看，男女间感情激动的发达，以是生育的事业摇摇欲坠，这事业除非另外设法由社会来经营，浮士德式的精神的确在破坏这社会上的基本事业

　　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容易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男女之间的鸿沟从此筑下。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礼治社会

可是乡土社会并不是这种社会，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着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制”的社会。

乡土里的无为

为了皇权自身的维持，在历史的经验中，找到了“无为”的生存价值，确立了无为政治的思想。

横暴权力有着这个经济的拘束，于是在天高皇帝远的距离下，把乡土社会中人们切身的公事让给了同一权利去活动了。可是同一权力却有催却有着一套经济条件的限制。依我在上面所说的，同意权利是分工体系的产物。分工体系发达，这种权利才能跟着扩大。乡土社会是个小农经济，在经济上每个农家除了盐、铁之外，必要时很可关门自给。于是我们很可以想象，同一权利的范围也可以小到“关门”的程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乡土社会里的权力结构，虽然名义上可以说是“专制”“独裁”，但是除了自己不想持续的末代皇帝之外，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

　　我曾说：“孩子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所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个服从旧秩序的心愿。”（《生育制度》）从并不征求，也不考虑他们同意与否，而设下他们必须适应的社会生活方式的一方面说，教化他们的人可以说是不民主的，但若说是横暴却又不然。横暴权力是发生于社会冲突，是利用来剥削被统治者从以获得利益的工具。如果说教化过程是剥削性的，显然也是过分的。我曾称这是个“损己利人”的工作。一个人担负一个胚胎培养到成人的责任，除了精神上的安慰上外，物质上有什么好处呢？“成人”的时限降低到生理上丧失儿童的程度，从而开始剥削，也许是可以发生的现象。但是为经济打算而生男育女，至少是一件打算的不大精到的亏本生意。从表面上看。一个孩子在一小时中所受到的干涉一定会超过成年人一年中所受社会指摘的次数在最专职的居榜首在最专职的君王手下做老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手下过日子更难过同上住。但是性质上严父和专制君王究竟是不同的，所不同的就在教化过程中，是代替社会去陶冶出和于在一定的文化方式中经营群体生活的分子。担负这工作的，一方面可以说是为了社会，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为了被教化者，并不是统治关系。

　　从表面上看，“一个孩子在一小时中所受到的干涉，一定会超过成年人一年中所受社会指摘的次数。在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老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手下过日子更难过”（同上注）。但是性质上严父和专制君王究竟是不同的，所不同的就在教化过程中，是代替社会去陶冶出和于在一定的文化方式中经营群体生活的分子。担负这工作的，一方面可以说是为了社会，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为了被教化者，并不是统治关系。

血缘与地缘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做的约定。在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个同意的权利去支持。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需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大转变。

　　人类先有行为，后有思想。决定行为的是从试验与错误的公式中积累出来的经验，思想只是只有保留这些经验的作用，自觉的欲望是文化的命令。

　　在现代社会里，知识既是权力，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人要依他们的需要去做计划。从知识里得来的权利是我在上文中所称的时势权利；乡土社会是靠经验的，他们不必计划，因为时间过程中，自然替他们选择出一个足以依赖的传统的生活方案。个人依着欲望去活动就得了。

“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为什么必须要到现实生活中去调查呢？因为人类社会是复杂的、多样性的，又是多变的、富于创造性的，它绝不是只有单一文化背景和有限知识和经验的研究者能够想象和包容得了的。所以研究者必须深入的你要了解的“他人”的生活中去观察、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实地调查的方法，也反映出研究者的一种心态，就是你是不是真正要去理解、接受“他人”的文化、文明，这种心态正是今天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一个关键。深入“异文化”中去做调查，努力学习“他人”的语言、传统，入乡随俗，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做到设身处地地用当地人眼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事物……这本身就是对“异文化”的尊重和对“异文化”开放的心态。如果连这种最基本的平等心态都没有，还谈什么交流和沟通？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