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马 ‖ 马晓安

马晓安

瞎马

1

瞎马，我叫爷，在我们乡里，是名人。

瞎马爷大名马俊洲。据说解放前做过省党部社会部科长邵立任的贴身卫兵，掌管着邵立任家里的一干武装。邵立任解放后被政府镇压，瞎马爷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听村里老人说，旧社会的时候，瞎马爷回村骑着高头大马，身上挎着盒子枪，威风得很。

瞎马的瞎我们不读xiā，读hǎ，是坏的意思。马是他的姓。我们村叫马湾，大多都姓马。瞎马当然是诨号，其由来可能跟在他旧社会的身份和做的事情有关。“新社会”对旧社会有那样身份的人是有歧视的，甚至会被视为“敌人”，成为“专政”的对象，比如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没有听村上老人说过他十恶不赦的坏故事，或者在我们村上做过什么横行乡里的坏事情。倒是听邵立任村上人说，解放前他们村上动辄有“刀客”夜袭打劫，多数都是瞎马带人骑着马从省城赶来解围的。还对瞎马的果敢行事赞口不绝。我舅舅家就是邵立任村上的。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文学青年。我县上一位写小说的朋友跟我说，瞎马爷是个小说人物，传奇得很。

瞎马爷很神秘，据说家有藏货——金条，英纳格金表，袁大头的大洋，古董。他二儿子志安跟我是同学，私交不错。我曾私下问过，志安没有说有，也没有说没有。我猜应该是有的。或许没有传说的那么多。每次运动都有积极分子奔着传说的藏货去抄家，都无获而归。

瞎马爷人高马大，一只眼睛有些伤，斜视。据说是在剿杀一伙企图抢劫邵家的土匪的战斗中留下的“纪念”。瞎马爷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是那种儒雅善良之辈，却也绝对不是凶神恶煞的形象。原来我们孩子们见了他还是有几分害怕，可经了一次事之后，我的看法改变了。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大人们裹着厚厚的色棉袄，出队里牛圈里的粪。我们一伙孩子们玩着打尜的游戏，正好我扇出去的尜鵮在了瞎马爷的额头上，我吓坏了，撒腿就跑。跑到我们家，藏在了大门后。许久许久见没有任何动静，就悄悄出来，伙伴们说：“没事的。瞎马爷揉了揉头，看了一眼咱们，只说 ‘往西打，别再把别人鵮了’，就又担粪去了。”听着伙伴的叙述，我心里就想，这瞎马爷也没有那么凶，还真有几分作爷爷的宽厚。至少我这么认为。

2

瞎马爷身上有一种悲壮的英雄色彩，或者算是一个悲壮的英雄吧。好像这样说比较准确。

“社教运动”那些年，像我爷爷那样的地主分子是斗争会的“主角”。瞎马爷基本上是陪斗，是“配角”。“配角”一般只陪站，不会被控诉，被喊“打倒”的。不过，好像有个不成文的惯例，无论斗争谁，哪怕是莫名其妙的批判苏修的赫鲁晓夫、美帝国主义的约翰逊——他们当然到不了会场，瞎马爷就被叫来站在台上，“代表”那二位他压根就不认识的赫鲁晓夫和约翰逊接受批斗。好像瞎马爷无论哪个坏人都能代表。到了“文革”，瞎马爷被升级为斗争会的“主角”，地主分子倒是让位了。从“社教”到“文革”，瞎马爷到底被批斗过多少次，想必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村上流传的四句话，有人说是瞎马爷给自己的总结，有人说是别人给瞎马爷编的。瞎马爷不肯定，也不否认。有时候自己也用：“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想坐法院，不够条件。”他把法院当监狱了。

尽管社教中瞎马爷不是被斗争的“主角”，有一次瞎马爷的个人批斗会，我还是记着的。

记忆中，社教运动里的好几次瞎马爷的斗争会就在瞎马爷家的那三间三进没有檐墙的厅房里召开。这三间厅房没有用墙分割成三间，而是一直敞开着，显得宽敞。然而给我的感觉并不气派，屋顶没有楼板，直接能看到檩、椽、栈板甚至裸漏的瓦片，经常还有一束束强烈的太阳光从瓦缝里硬硬的射下来，直耀人眼。土地面，坑坑洼洼，甚至有时候还能飞起尘土。不如我家，青砖铺地，不说阔气吧，起码显得干净。回回的斗争会瞎马爷就站在中间一进房南边的房檐下，队上的社员自己拿着小凳子，零零散散坐了三间房。妇女们手中自然少不了带些针线活，逮着空穿针引线。做不成针线的时候就唧唧喳喳说东家长西家短的是非。工作组的黑脸老王组长一声阴沉沉的“开会了！”会场顿时鸦雀无声。

瞎马爷背光站着，面对着大家，脸显得有些黑，站得不直，腰却也不弯，那只笋瓜头上的一副面目彰显着满不在乎的样子。这当然是在本次运动中历经了多少次斗争会之后的样子。瞎马爷也总结了，每回运动开始的时候，他都很老实，挨斗的时候，低头哈腰，回答问题也满心的诚恳，满脸的可怜。边经历着斗争，边观察运动的成色。观察明白了，他就自然有了一套对付的办法。尤其是一个运动时间久了，“运动者”们那几套招数施展完了，还奈我何？瞎马爷就开始满不在乎起来。往往搞得“运动者”们无奈至极。当然，“运动者”无奈至极的时候，或者是斗争会匆匆收场；或者是“运动者”们气急败坏的、暴风骤雨式的“革命”。这时候瞎马爷就少不了经受一场皮肉之苦。

瞎马爷被斗争的时候，旁边经常站着或者坐着他的两个儿子——志安跟延安——两个忠实而且天不怕地不怕的“卫士”。工作组王组长先让瞎马爷交代旧社会作邵立任的走狗对贫下中农犯下的罪行。他说没有。他说我吃人家的饭，就得给人家干事。“我打的是打家劫舍的土匪。”“革命还是反革命，我不懂。但我想，打那些打家劫舍的土匪，总不是坏事吧。”

王组长愤怒的说：“邵立任是反动政府的特务，你给他家干事，就是反革命！”

瞎马说：“那是他的事，跟我无关。”

王组长无言了，就换一个话题：“你家藏着黄金、银元，为什么不交出来？”

瞎马不慌不忙地说：“搜过多少回了，没有啊。”

有人就起哄，大喊着：“有，有黄金，有银元，还有古董，还有大烟呢！”

瞎马就不说话了，甚至闭起了眼睛，或者是不屑，或者是无奈。此时的王组长也无奈至极。

社教运动那么多年，瞎马的批斗会，回回主要都是这些内容，大概也都是这一套程序。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有两个方向：其一，王组长心情好了，批斗会告一段落，请队长说一说队上近期的主要工作，安排近期的主要农活，然后散会。瞎马爷被晾在那里，社员们拿着小凳子伸着腰走光了，他才回家。其二，王组长若是心情不好，就气急败坏的强令民兵上来对瞎马实施暴风骤雨般的“革命专政”。这时候的志安和延安会立马触电一般窜起来护卫他们的父亲。四只敌视的眼睛喷出愤怒的火焰，烧向前来进犯他们父亲的每一个叔叔，或者哥哥；此时的哥俩谁都不认，在他们的心中，侵犯他们父亲的，都是他们的敌人，甚至仇人！力气极其有限的两个孩子自有他们拒敌的绝招，撕，抓，咬，三招并用，极像两只无声而无畏的猎狗！瞬间，叔叔哥哥们不是衣服被撕破，就是被抓咬的吱哇乱叫而败下阵来。其实，民兵们败下阵来往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经了一场混战——衣服被撕烂了，胳膊腿被抓咬的血肉呼啦，坐在会场的民兵们的女人们就不干了，扑上去就赶打自己的男人，嘴里骂着：“谁叫你骚情？谁叫你上来就打人呢？是有人给你工钱呢还是给你记工分呢？”那时候的会场，一片热闹景象！这时候的瞎马爷，一定是心中无比得意，却是一副笑脸骂两个儿子：“打你爸的，你俩不叫叔也叫哥呢，你俩崽娃子咋下得了手呢！”斗争会自然在一连混乱中不了了之。瞎马就得意的说那句他说了半辈子的名言：“老子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想坐法院，不够条件。”

我问过志安，“你就不害怕？”志安说：“怕啥？谁叫狗日的要打我爸呢！”

3

“造反派”做主的年代瞎马爷就当仁不让的成了被批斗的主角。蓝田的“武装斗争”搞得有声有色。“八八派”明显占上风，“五一六”后来几乎销声匿迹了。

“八八派”在发展和壮大他们的势力和势力范围的时候，我们村成了一块最难啃的“骨头”。开了几次全村人的动员大会，干部社员都参加了会，可就是没有站出来高呼口号“支持八八派”，更没有人报名参加“八八派”队伍。这让“八八派”的头头们很沮丧，也很愤怒。

瞎马爷聪明，这几天变得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说话尤其谨慎。瞎马爷说，“好人不跟疯狗斗”。其实他是不光看到了“八八派”头头们的愤怒，还看到了“八八派”近来的“战绩”。东岭上围剿“五一六”，尽管他们拿的是土枪和玻璃瓶子里装火药的土手雷，还是干掉了对方两个人。街上跟“五一六”枪战，死了五个。东岭战斗，我们是站在我们队东头收完包谷耕作好了的地里看见的。街上的枪战消息，我们是从赶集回来的村民听到的。说路边一排摆了好几个呢。我妈妈的姑姑家就在街上，她儿子，就是我妈妈的表弟，那时候参加了“五一六”。吓得我妈妈赶快差人去看路边摆着的几个人里面有没有她表弟。回来人说没有没有。妈妈才放心。吓死人了。我妈妈感叹。

然而，厄运还是光顾了无辜的瞎马爷。

“武力”威吓是分而治之实施——第二天一早就以生产小队为单位召开会议（我们村一共四个生产小队），每家一个代表参加。我们队的会场就设在我们家前房（已在社教运动中被没收）那间队上的粮仓里。荷枪实弹的“八八派”战士合围着会场内外。瞎马爷作为“杀鸡儆猴”的“样子”被两个同样是荷枪实弹的彪形大汉押着站在会场的中间。

我当然没有资格参加会议，就趴在我们家的后窗户，偷偷地听着会场的动静。

会场的气氛异常紧张，可还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主动参加“八八派”。瞎马爷就不时的被两个“八八派”战士踢打。可能是瞎马爷实在忍耐不住，嘴中嘟囔了句什么，门外的数个战士嗖的窜进来，跟押着瞎马的两个战士一起围住瞎马爷就是一阵暴打，枪托如雨点一样砸在瞎马的身上，那钝而重的声音，如墙倒屋塌；瞎马爷撕肝裂肺的惨叫直瘆人的骨髓。会场女人的哭声陡起，有人惊叫谁尿裤子了！我怕我被吓得叫出声来被发现，就捂着嘴，断断续续听那一声声惨叫。

志安、延安赶来的时候，瞎马爷已被拉出了会场。会议无极而终，“八八派”们气急败坏押着瞎马爷撤出村去。志安延安哭着追上去厮打着押送瞎马爷的“八八派”战士。战士一甩胳膊，两个孩子一同被栽跟头。爬起来再追，再厮打；再被甩一个跟头。瞎马爷的老婆、女儿也闻讯赶来了，一群老小疯了似的追着，喊着，哭着，叫着，村头一片混乱。“八八派”们撤到灞河的桥上，一个头头回头喊：“你爸这次回来，不是少一条胳膊也得少一条腿！”

这一天，一同被“八八派”押走的，还有另一个队里的一名年轻人。刚高中毕业回来，心高气盛的，会上跟“八八派”理论了几句，就惹怒了“八八派”的人动了手脚。得报我们队这边押着瞎马爷撤了，他们也押着那个年轻学生慌慌忙忙的撤了。据说是怕我们村人闹事，围攻他们。

之后，“八八派”自称拿下来我们村。其实只有几户人，觉悟高，入了“组织”。一个入了“八八派”的女人很高调，在门口吃饭的“老碗会”上说，以后我就是“八八派”了，你们在我跟前说话要注意点。本来大会热热闹闹的，吃着饭，谝着闲传。听她这话，都不言传了，胡噜胡噜的吃完饭，默默的起身回家了。这或许就是我们村人对武斗运动的态度。

过了些日子，瞎马爷回来了。没人押，没人送，一个人就回来了，很冷清。完全没有去的时候那么“隆重”，那么惊天动地。虽然鼻青脸肿，但绝对胳膊腿完好无损。瞎马就吹牛：“把老子球咬了。还得管吃管住呢！”就又得意的说他那句名言：“老子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想坐法院，不够条件。”

恢复高考的时候，瞎马爷很有把握的说，他一定要通过“走后门”，让儿子志安（在两个儿子中，志安算学得好一些）上大学。一番努力之后，却没能如愿。从此，瞎马爷过起了正常人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