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病(小说)

蚁人

引言

朱日和的风吹了四十五年，吹白了鬓角，却没吹来过一次真实的硝烟。

这是一支四十五年未闻过血腥味的军队，最锋利的刀刃只切过演习的剧本。当零伤亡成为铁律，当重来成为习惯，一种名为“和平病”的锈蚀，正悄无声息地啃食着战斗力。一个作训参谋的梦，撕开了这层精致的伪装：我们到底是在准备打仗，还是在表演打仗？这篇小说，讲的就是那个在屏幕前失眠的人，和他再也装不回盒里的战争。

一

2030年的秋天，中部战区总医院精神科的走廊里飘着一股消毒水的气味。

林屿坐在靠窗的候诊椅上，看着玻璃窗外一棵银杏树的叶子正在变黄。他今年三十五岁，肩上是两杠三星，上校军衔，在陆军第某集团军参谋部作训处负责战备方案拟制。从军十三年，他参与过无数次演习，写过几百份想定，推演过上千种战场态势。

但他从来没有上过战场。准确地说，他所处的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上过战场了。上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结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距今已过去五十余年，那场持续了二十八天的自卫还击战争，参与的双方后来成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此后五十年里，这片大陆上最大的军事行动，是各战区联合举行的"和平使命"系列演习。

林屿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这双手握过枪，拆过枪，蒙着眼睛能在四十三秒内完成95式自动步枪的完全分解结合。但这双手从来没有在准星里锁定过一个活人并扣动扳机，没有感受过真实的活人倒地时肩膀上后座力带来的震颤。

林上校，请进。护士推开诊室的门。林屿站起来，整理了一下军装下摆，走了进去。坐在他对面的精神科沈医生，是个五十多岁的女技术大校，头发花白，眼神平静得像一面湖。她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厚厚的档案，封面上印着林屿的名字和编号。

坐吧。沈医生指了指对面的椅子，你的情况，我看了。

林屿坐下，脊背挺得笔直。这是军人的本能，在任何场合保持军姿，哪怕是在精神科诊室里。

说说吧，沈医生合上档案，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有病？

林屿沉默了几秒。窗外的银杏叶被风掀起，翻了个身，又落回去。

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病，他说，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不对。

沈医生问，什么东西？林屿说，我做了一个梦。沈医生问道，什么梦？林屿说， 不是普通的梦。林屿的声音低了下来，继续说，我梦见自己在战场上。不是演习，是真的战场。我能闻到硝烟的味道，能听到子弹从耳边飞过的声音，那种声音我在训练场听过，但梦里的不一样。训练场上的子弹是空包弹，梦里的子弹是有弹头的。它带着风，带着温度，带着杀意。

他咳嗽了一声。继续道，然后我开枪了。我瞄准一个人，扣动了扳机。我看见他倒下去。

诊室里安静了很久。沈医生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那种平静的目光像是在等待什么。

醒来之后，林屿继续说，我发现自己流了汗。不是那种被热醒的汗，是冷汗。从骨头里渗出来的那种冷。然后我发现自己，他顿了顿，我发现自己有一种感觉。

什么感觉？

遗憾。

这个字从他嘴里吐出来的时候，林屿自己也愣了一下。

遗憾什么？沈医生问。

遗憾那只是个梦。

空气凝固了。沈医生拿起笔，在病历本上写了几行字。林屿看见她的笔尖微微顿了一下，像是犹豫了什么，但最终还是写了下去。

林上校，她放下笔，你知道和平病这个词吗？

林屿点了点头。他当然知道。这是军内一个半公开的术语，用来形容那些在漫长和平年代中服役的军人身上出现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渴望战争。不是好战。不是嗜血。是一种更复杂、更隐秘的东西。就像一个从未登过山的登山者，他研究了一辈子登山绳的打法、冰镐的使用角度、雪崩的逃生路线。他的书架上摆满了珠峰和K2的攀登记录，他的电脑里存着每一座八千米以上雪山的等高线图。但他却从来没有离开过平原。然后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开始做梦。梦见自己在暴风雪中攀爬，梦见绳索在手中绷紧，梦见缺氧时太阳穴的跳动。醒来之后，他感到遗憾。不是遗憾自己没登过山。是遗憾那只是个梦。

你的症状符合和平病的典型表现，沈医生说，但不是最严重的。在我接诊的病例中，有比你更极端的。比如有人会反复观看战场录像，不是战术研究那种，是反复看，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比如有人在实弹射击时特别喜欢听那真实的枪声。比如有人，她停住了。

比如有人什么？

比如有人在演习中故意违反规则，制造真实的对抗。不是为了赢，是为了让演习更像真的。

林屿想起了去年那件事。某旅一个营长在跨区演习中，擅自命令部队在夜间行军时关闭所有电子设备，包括夜视仪。结果全营在山地中迷路，耽误了演习进程。事后调查，那个营长说了一句话："我想知道在没有科技加持的情况下，人能不能在黑暗中找到路。"当时林屿觉得这个人疯了。现在他不确定了。

这个病，林屿斟酌着措辞，能治吗？

沈医生看了他一眼，那目光里有一种林屿读不懂的东西。

你希望它能被治好吗？

林屿没有回答。

二

林屿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能有病，是在2022年的朱日和演习。那是他入伍第五年，第一次以作训参谋的身份借调到集团军司令部参加"跨越·朱日和"系列演习。朱日和，这个名字在军内几乎等同于"炼狱"。这片位于内蒙古的广袤训练基地，拥有全亚洲最复杂的战术演练设施，能够模拟从热带丛林到寒区高原的各种战场环境。

演习持续了七天六夜。林屿所在的蓝军部队负责对抗一支红军旅。他坐在指挥车里，面前是三块大屏幕，分别显示着无人机传回的实时画面、电子沙盘上的态势标注和通信频谱监控。一切都是数字化的。一切都是可控的。一切都是安全的。

第三天凌晨两点，红军发动了一次夜袭。按照想定，他们应该从北面迂回，利用地形遮蔽接近蓝军前沿阵地。林屿在电子沙盘上看到了他们的移动轨迹，一个个红色的光点，像夏夜里的萤火虫，缓慢而确定地向着蓝军阵地漂移。他应该做些什么。他应该调动预备队，调整火力配系，在红军的迂回路线上设置障碍。但他没有。他只是看着那些红色的光点，在屏幕上缓慢移动。然后他发现自己产生了一个念头：他想走出去。

不是走出指挥车。是走出整个演习框架。走出那些屏幕、那些数据、那些被预先设定好的想定和裁决规则。他想走到北面的山脊线上，在真实的黑暗中，用真实的眼睛去看那些正在接近的红军士兵。他想听他们的脚步声，想闻他们身上的汗味，想在真实的寒风中感受那种威胁。不是屏幕上的威胁。是真实的、物理意义上的、可能杀死你的威胁。

这个念头如此强烈，以至于他的手指在键盘上悬停了几秒，没有输入任何指令。

林参谋？旁边的通信参谋叫了他一声，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越过三号高地了，需要我方……

知道了。林屿回过神来，迅速输入了一串指令。屏幕上，蓝军的预备队开始移动。想定按照预定剧本继续推进。

但那几秒钟的空白，像一个细小的裂缝，嵌进了他的意识深处。

演习结束后复盘，林屿的"反应延迟"被导调部记录在案。按规则，这应该扣分，指挥员在关键时刻迟疑，战场上可能意味着一个营的覆灭。

但没人提这件事。导调部的总结会上，军长拍着林屿的肩膀说：年轻人第一次上导调席位，紧张正常。下次就好了。

下次就好了。这句话林屿后来听了无数遍。每次演习有人犯错，每次推演有人漏算，每次想定有人把"敌情"设得太简单——结论都是"下次就好了。

可"下次"永远不会来。因为和平年代没有真正的"下次"。没有人在你迟疑的那几秒里真的死去。没有人为你的错误付出代价。所以错误不会被记住，不会被修正，不会被刻进骨子里。

这就是和平病最隐蔽的形态：不是不知道自己会犯错，是犯错了也没人死，所以永远觉得自己准备好了。

林屿在朱日和的草原上走了很久。九月的夜晚，风很大，吹得他军装的下摆猎猎作响。他抬头看天，星星很亮，亮得有些不真实。

他想起了爷爷。爷爷林德厚，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在老山前线待了两年。林屿小时候最喜欢的事，就是坐在爷爷的膝盖上，听他讲战场上的事。爷爷从不讲那些宏大的叙事，他讲的是细节：战壕里的水有多深，压缩饼干吃多了嘴里是什么味道，凌晨三点换岗时踩到一条蛇的那种惊悚。

第一次对着敌人开枪是什么感觉？小时候的林屿问过这个问题。爷爷沉默了很久。

他说，像做了一件你一辈子都在准备的事，然后发现它和你准备的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所有地方都不一样。

那天晚上，林屿在朱日和的草原上站了很久。他想给爷爷打个电话，但看了看时间，凌晨三点，老人家早就睡了。

他最终没有打。

三

和平病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2010年代中期。那是一个奇怪的时代。一方面，全球军费开支在持续增长，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发速度前所未有，人工智能、量子通信、定向能武器等颠覆性技术正在重塑战争形态。另一方面，大国之间再未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全面战争"这个概念正在从集体记忆中消退。

军人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悖论中——他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专业、更精锐、装备更先进，但他们距离真正的战争却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远。就像一个外科医生，经过了最严格的训练，掌握了最精密的手术技术，但从来没有站在过手术台前。

2025年，国防大学发表了一篇内部研究报告，标题是《长期和平环境下的军人心理适应问题研究》。报告首次正式提出了"和平病"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在长期缺乏实战经验的背景下，军人因职业身份与实战体验之间的断裂而产生的心理适应障碍"。

报告列举了"和平病"的几种典型症状：

一、对演习的厌倦和虚无感。患者认为演习无法提供真实的战场体验，因此对训练失去热情。

二、对历史的过度迷恋。患者大量阅读战史，反复观看战场影像资料，试图通过间接经验填补实战体验的缺失。

三、对危险的隐秘渴望。患者会在安全范围内寻求刺激，或者在训练中故意增加难度——以模拟战场压力。

四、梦境中的战场体验。患者会反复梦见自己在战场上，且梦境中的感官细节异常真实。

五、最严重的一种:"替代性满足"。患者会在虚拟环境中寻求战场体验，包括战争游戏、VR模拟等，但即使是最先进的VR也无法满足他们，因为他们的身体知道那不是真的。

报告还附了一份案例汇编。林屿翻到最后一页，停住了。

案例编号037：某集团军作训参谋，男，34岁，上校。症状：反复观看战场实录视频，日均时长超过4小时。调查发现，该参谋在拟制演习想定时，习惯性地将"敌情威胁"设定为"中等偏低"——因为"真实的战场太残酷，不适合在演习中模拟"。

他渴望战争，却不敢在演习中模拟战争的残酷。

林屿合上报告。他想起自己写过的每一份想定——敌情永远是"可控的"，伤亡永远是"预设的"，结局永远是"可接受的"。他从未在一份方案里写过"此战我军可能损失过半"。不是因为不可能，是因为写了也没人批。

和平病最深的毒，不是让人渴望战争，是让人把战争驯化成一种安全的美学，即屏幕上的光点、报告里的数字、想定里的"假设敌"。你研究它越深，离它越远。

林屿的症状覆盖了前四条。至于第五条——

他玩过一个叫《钢铁风暴》的VR战争游戏。戴上头盔的瞬间，他站在了一片焦土上。天空是灰色的，远处有爆炸的火光，空气中弥漫着尘土和硫磺的味道。他低头看自己的手，握着一把AK-47，金属的质感逼真到可以看见枪身上的划痕。

他扣动了扳机。枪响了。后坐力撞击着他的肩膀，声音在耳膜上炸开。前方的目标倒了下去——一个虚拟的敌人，由数百万个多边形构成。

林屿摘下了头盔。他站在训练基地的VR教室里，周围是同样摘下头盔的战友们。有人在讨论刚才的射击成绩，有人在抱怨头盔太重，有人在约着晚上一起吃火锅。

林屿把头盔放在桌上。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恐惧。是因为愤怒。那种愤怒很奇怪——他愤怒的不是游戏不够真实，而是自己居然需要靠游戏来获得那种体验。一个上校，一个集团军参谋部作训处的参谋，一个研究了十几年战争的人，居然需要通过一个商业游戏来感受扣动扳机的感觉。这让他觉得自己像一个赝品。

四

2026年，林屿正式被调到陆军第某集团军参谋部作训处，负责年度演习方案的拟制。这是一份重要的工作，也是一份枯燥的工作。他要做的，是把战争装进一个盒子里——设定想定、划定区域、规定规则、预设裁决标准，然后把盒子交给参演部队，让他们在盒子里面"打仗"。

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在做一件荒谬的事。就像一个厨师，一辈子都在研究菜谱，研究食材的搭配、火候的控制、调味的比例。但他做的每一道菜，食客都只能看，不能吃。然后有一天，有人问他：你的菜是什么味道的？

他答不上来。因为他从来没有尝过。

2027春天，集团军组织了一次特殊的训练——"无想定对抗"。这是林屿提出来的方案：不预设想定，不划定区域，不规定规则，让两支部队在未知的环境中自由对抗。

方案报上去之后，被压了两个月。"太冒险了。"集团军军长的批示只有四个字。

林屿没有放弃。他重新修改了方案，增加了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把"无想定对抗"改成了"有限想定对抗"，保留了基本的安全框架，但在战术层面给予部队最大的自由度。

第二次报上去，批了。

演习在六月进行。林屿坐在联合导调部的监控中心里，看着大屏幕上的红蓝双方在一个两百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自由博弈。没有预设的剧本，没有规定的进程，一切由战场态势决定。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接近"真实"的一次。

但即便如此，它仍然不是真的。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演习结束后，他们会回到营区，洗个热水澡，吃一顿热饭。不会有伤亡，不会有战俘，不会有被摧毁的家园和失去亲人的哭声。

第三天凌晨，蓝军的一支小分队被红军包围在一个山谷里。按照规则，他们应该投降，因为他们的弹药已经耗尽，通信已经中断，突围无望。

但蓝军的指挥官没有投降。他在无线电里说了一句话：我们还有刺刀。

然后屏幕上的光点开始移动，蓝军的小分队向红军的包围圈发起了最后的冲锋。监控中心里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盯着屏幕，看着那些蓝色光点在红色光点的包围中缓慢推进。

裁决系统自动判定：蓝军全灭，红军获胜。屏幕上，蓝色光点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

林屿盯着那些熄灭的光点，忽然觉得眼眶发热。

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他知道，在真实的战场上，那些光点不会熄灭得这么干脆。在真实的战场上，每一个熄灭的光点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着父母妻儿的人，一个曾经和林屿一样年轻、一样热血、一样以为自己准备好了的人。而林屿，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熄灭的光点。他见过演习中被"击毙"的士兵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笑着走向收容点。他见过被"摧毁"的坦克在裁决结束后重新发动引擎，轰鸣着驶回营区。他见过"阵亡"的军官在食堂里和"击毙"他的对手坐在一起吃饭，互相嘲笑对方的战术。这一切都是安全的。一切都是可控的。一切都是假的。

而林屿，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切是假的。因为他就是那个把战争装进盒子里的人。

裁决系统判定蓝军全灭的那一刻，联合导调部的记录员小声说了一句：按真实伤亡算，这一仗红军也废了，他们弹药见底，通讯全断，被围在山谷里三天，伤员没后送，没有空中支援。

没人接话。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演习规则不允许出现"两败俱伤"的结果。裁决系统只能判一方赢、一方输。真实的战争不会这么干净。林屿后来翻看那次演习的复盘报告，发现一个细节：蓝军小分队在"冲锋"前的最后一条无线电，不是"为了胜利"，是"请求确认友军位置"，他们连自己人在哪都不知道。而在真实的战场上，这种混乱不是"加练几次"就能解决的。和平年代的指挥体系，习惯了屏幕上的光点——光点不会迷路，不会断联，不会在黑暗中踩到自己人的地雷。

林屿把这段写进了复盘报告。报告被打回来，批了八个字："不宜扩大负面影响。"

他盯着那八个字看了很久。然后他把报告锁进了抽屉。

五

2031年秋天，林屿第二次走进沈医生的诊室。这一次，他不是来咨询的。他是被参谋部建议来的，因为在年度心理筛查中，他的问卷得分引起了系统的注意。

你最近做了那个梦吗？沈医生问。

做了。林屿说，比上次更真实。

怎么个真实法？

我闻到了血的味道。

沈医生笔尖一顿。

梦里的战场和上次不一样。上次是山地，这次是城市。我在一条街上跑，两边是倒塌的建筑。有子弹从头顶飞过，我能感觉到风，不是屏幕上的风，是真实的、带着灰尘和碎屑的风。然后我看见了一个人，在我前面大概二十米的地方。他穿着敌人的制服，背对着我，正在往一栋楼里跑。林屿说话时的声音变得很轻。

他说，我举起了枪。瞄准镜里，我看见了他的后脑勺。我扣动了扳机。他倒下去了。我跑过去，翻过他的身体。

他停住了。

然后呢？

然后我看见了他的脸。

你认识他？

不认识。但我看见了他的眼睛。他还活着。子弹没有打中要害。他在流血，很多血，从胸口涌出来。他看着我，眼睛里没有恨，没有恐惧，只有一种……。

林屿想了很久，才找到一个词。

只有一种困惑。像是在问：为什么？

诊室里安静了很久。

我醒来之后，林屿说，我发现自己哭了。

沈医生放下笔，靠在椅背上。她的目光越过林屿，看向窗外的银杏树。叶子又黄了一些。

林上校，她缓缓开口，你知道为什么我在这个岗位吗？

因为您是精神科医生。

不。因为我也是“和平病”患者。

林屿愣住了。

我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沈医生说，他给我讲过战场上的事。他说，战争最可怕的不是死亡，是那种不确定性。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永远不知道身边的战友会不会突然倒下，永远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他说，经历过那种不确定性之后，人会被分成两种：一种再也不想经历第二次。

另一种是什么？林屿问。

沈医生说，一种觉得自己只有在那种不确定性中才是活着的。她转过头，看着林屿。我父亲是后一种。

林屿张了张嘴，但什么也没说出来。

他退伍之后，做了三十年的精神科医生。他说，他选择这个职业，是因为精神科和战场有一个共同点——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走进诊室的人会是什么状态，永远不知道谈话会走向哪里，永远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帮到他。他说，这种不确定性，是他能找到的最接近战场的东西。

沈医生站起身，走到窗前。

林上校，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你的问题不是和平病。

那是什么？

你的问题是你太了解战争了。

林屿皱起眉头。

你研究了十几年战争。你读过战史，看过录像，推演过想定，写过方案。你知道战争是什么味道、什么声音、什么感觉，至少在理论上。但你的身体不知道。你的身体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些东西，所以它在抗议。它在通过梦境告诉你：你缺了什么。

缺了什么？

缺了恐惧。

这个词像一颗子弹，正中靶心。

你研究过恐惧吗？沈医生问。

研究过。恐惧是战斗应激反应的核心要素，会影响判断力和反应速度。

我不是问你教科书上的定义。沈医生打断了他，我问的是，你怕过吗？真正的、生理性的恐惧。那种让你的手发抖、让你的心跳加速到一百八十、让你的膀胱不受控制地收缩的恐惧。

林屿沉默了。没有。他承认。

那就对了。沈医生说，你研究战争研究了十几年，但你对战争最大的误解就是：你认为战争是勇气的事。不是的。战争是恐惧的事。勇气不是不怕，勇气是在恐惧中仍然能够行动。但你没有恐惧，所以你也没有勇气。你有的只是一种……，她想了想，一种饥饿。

林屿后来查过资料。和平病在军官群体中的分布，和军衔呈诡异的正相关——级别越高，患病率越高，危害越大。

原因很简单：基层士兵至少还在摸爬滚打，还在实弹射击，还在野外生存。而中高级军官，他们的"战场"是一张桌子、三块屏幕、无数份文件。他们离真实的泥土、真实的汗水、真实的硝烟最远，却掌握着决定"怎么打仗"的权力。

一个得过和平病的旅长，会把演习当政绩工程，要好看、要安全、要零事故。一个得过和平病的军长，会把不出事当最高原则，实弹能省就省，险难课目能砍就砍。一个得过和平病的大军区领导，会把"和平发展"曲解为"永远不打"，连想定都不敢想强敌，连预案都不敢写最坏情况。

普通士兵得和平病，少练几下。旅团长得和平病，带歪一支部队。战区级领导得和平病，腐蚀的是整个军队的战斗力标准。军队统帅得了和平病将是什么后果？他不敢往下想！

林屿想起自己那份"无想定对抗"方案被打回来时，军长批的四个字:太冒险了。不是"不可行，不是需完善，是"太冒险了"。

一个集团军军长，怕冒险。

六

林屿走出诊室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医院门口的路灯亮着，在柏油路面上投下昏黄的光圈。他站在台阶上，深吸了一口气。九月的风里带着一丝凉意，还有远处食堂飘来的饭菜香味。

他拿出手机，翻到通讯录，找到了爷爷的号码。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

喂？

爷爷，是我。林屿。

小屿？这么晚了，有事吗？

没事。就是想听听您的声音。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爷爷笑了，那种老年人特有的、沙哑的、带着岁月痕迹的笑声。

你这孩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肉麻了？

爷爷，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说。

您后悔过吗？

后悔什么？

上战场。

又是一阵沉默。比上一次更长。

不后悔，爷爷说，但我希望我的孙子不需要经历那些。

林屿握着手机，站在医院的台阶上。路灯的光圈在他脚下慢慢扩大，又慢慢缩小。

爷爷，您说战争是什么？

你不是研究这个的吗？

我问的不是定义。我问的是，您觉得战争值得吗？

电话那头，爷爷的声音变得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孩子，战争从来不值得。但有些东西，只有在战争中才能被看见。

什么东西？

人。

就这一个字。

林屿挂了电话，站在台阶上又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身，朝着营区的方向走去。他的脚步很稳。脊背挺得笔直。军装的下摆在夜风中轻轻摆动。

他知道自己不会上战场。他所处的时代，大概率也不会有战场。他会在和平中度过自己的军旅生涯，会在办公室里写方案、看报告、参加演习、评定成绩。他会晋升，也许会到将军，也许不会。他会退伍，会老去，会像爷爷一样坐在摇椅上给孙辈讲一些故事。

但他不会再梦见战场了。

不是因为病好了。是因为他终于明白了沈医生说的那句话。他的问题不是和平病。他的问题是他太了解战争了，了解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他把战争当成了一种美学，一种精神追求，一种证明自己存在的方式。但他忘记了战争的本质——战争是恐惧，是死亡，是破碎的家庭和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他忘记了爷爷说的那个字：人。战争中最不重要的东西是战争本身。最重要的东西是人。而那些在战争中失去的东西——生命、健康、亲人、家园——是任何胜利都无法弥补的。

尾声

2036年的冬天，林屿收到了一份调令——去国防大学任教，讲授战役战术学。

走之前，他回了一趟朱日和。还是那片草原。还是那种风。还是那种亮得有些不真实的星星。他在草原上走了很久，一直走到那棵老榆树下。八年前，他在这里站了很久，想给爷爷打电话。这一次，他没有掏手机。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远处的地平线。地平线上什么也没有，没有硝烟，没有火光，没有正在接近的敌人。只有一片辽阔的、安静的、和平的黑暗。

离开朱日和之前，林屿去了一次导调中心。大屏幕上还是那些光点，红色和蓝色，在电子沙盘上缓慢移动。一个年轻的参谋正在输入指令，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像在打一场电子游戏。

林屿站在他身后看了一会儿。

你怕过吗？他突然问。

年轻参谋愣了一下，转过头：林处长？怕什么？

怕输。怕错。怕你按下的每一个指令，在真实的战场上意味着有人回不来。

年轻参谋想了想，笑了：处长，这就是演习。按错了大不了重来。

重来。

林屿没有再说话。他转身走了。他终于明白了。和平病不是一种病。它是一种特权，一种只有在不打仗的时代才能享有的特权。你可以犯错，可以重来，可以下次就好了。你可以把战争装进盒子里，把死亡变成光点，把恐惧变成数据。

但如果你忘了那是一种特权，如果你开始觉得"本来就该这样"——那你就真的病了。

林屿走回营区的时候，看见操场上还有人在跑步。一个年轻的士兵，穿着体能训练服，在路灯下慢跑。他的步伐很稳，呼吸很匀，像一台精密的机器。林屿站在操场边上，看了他一会儿。然后他转身走向自己的宿舍。明天还有方案要写。还有演习要导调。还有一群年轻的士兵等着他去训练、去考核、去告诉他们什么是战争。

他会告诉他们。但不是用梦境，不是用录像，不是用那些精心包装的想定和方案。他会告诉他们爷爷说的那个字。人。

(注:2012 年前后：国防大学学者在谈“30 年没打仗，解放军会不会丧失战斗力”时，已用“和平病”作比喻。

2018 年 1 月：《解放军报》“军人修养”专版连发 8 篇“纠治‘和平病’系列谈”，把和平病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绑在一起谈。

党的十八大后，习主席到部队视察指出“当和平官、和平兵”思想；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警醒“长期和平环境是严峻考验，贪图享乐就会染上‘和平病’”；十九大后又讲“以不打仗的心态做打仗的准备，就是和平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