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风雨兼程二十年（连载之八）

飞鸿印雪

员工积怨情绪日益加大

5月份定单任务及员工家里农活总算艰难完成了，这个“双赢”结果来之不易。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与S总共事却总是别别扭扭的。

员工就象部“机器”高速运转着，加班加点成了家常便饭，加班薪水根本不按国家规定执行。订单多时，好几个星期都没有一个休息日。

员工怨声载道，辞职、请病事假的人越来越多，不断补充新员工，恶性循环，产品质量也不稳定。

S总认为这种被动局面是因为我心太软、管理太松造成的。而一些工人则认为我这个外来人与老板坐一条板登，自己夹在中间，两头都不是。

我与S总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也格格不入，我已做好随时被S总“炒鱿鱼”的思想准备，同时也等待时机“炒他的鱿魚！”

S总拟重新制定各工序的劳动定额，他拟出的草案中，组装班的定额高得离谱，工人意见很大，S总却讲，这个定额台湾工人都能完成。组装班班长是个能干、泼辣的小姑娘，是第一批进公司员工中唯一的女性，年龄也最小，才十九岁。在培训班时，我就很欣赏她。她哥哥是采石场的工人，一次她带我去五公里外的采石场浴室，给我一张发给他哥哥的浴票洗了一次澡。

这个小班长开始跟S总叫板了：“S总，你把台湾工人叫来，他要是能完成这个定额，我一个月的工资都给他！”

我和H副总提议，是否先定一个过渡性的定额，实践一段时间再进步调整。可是，S总一意弧行，硬是照他的方案把定额敲定下来。

在高压政策下，我也很无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工人们开始采用消极怠工的方式来应对了。

我出面平息罢工

月初该发工资了，S总以公司亏本，国外客户货款未到帐为由，没发工资，我预感，一场暴风骤雨即将到来。

来余杭近半年了，我也是身心交瘁，这段时期，自己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就是“忍！”

董事长ZY也跟我摊牌了：“台湾人对你并不满意，我承诺的、该做的我都做到了，现在，我也无能无力了。”我几个月的积怨、憋屈一下子喷发而出：“谢谢Z董，对台湾人尤其对S总，我根本不在乎！大路朝天，各走一半！”

如果说，以前我说话还有所顾忌，还给S总留点面子，自Z董那次跟我摊牌谈话之后，我就彻底放弃了一切幻想，既然没有退路，那就所向披靡吧。从此，我的不满情绪在公司中层干部会议上，当着S总的面，说话也不再客气了。

继上个月工资未发，这个月工资仍未发，理由是，上一批货的产品因电镀质量出现问题，客户拒付款。事实上，被退回的不合格品仅占2%，并且按惯例重新回镀达标后已补上。以前从未出现过拒付款的做法。

员工被彻底激怒了，电镀部员工率先罢工，然后迅速波及到制造部，短短两天，整个工厂生产一线员工全体罢工，所有机器声都停了，一片静寂。

员工的复工要求以书面材料递交给我，並由我呈报合资公司董事会。

复工要求共五条：一、马上发放拖欠两个月的工资；二、改善电镀、抛光车间的劳动环境；三、每月至少休息三天；四、降低所有不合理的劳动定额；五、提高生产一线工人的劳动报酬。

董事会提出先复工后谈判，工人提出必须答应全部条件才能复工，双方都不让步。

其间，董事长ZY以大陆投资方老领导身份和乡政府派来的工作协调小组也做了不少工作，结果均无效而返。

乡党委书记和乡长找我谈话，问我什么态度？我直接了当回答，工人没错！我站在工人这边！

此时罢工已持续了四天。S总被台湾大老板召回台湾商量对策去了。

S总走后，Z董找到我，希望我一手托两家，与员工好好商量，最好能拿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我就等着这句话。因为我认为，长时间僵持下去，对双方都没好处，自己也没闲着，我一直在思考，也一直在与我信得过的骨干及一些有威信的老师傅沟通，初步达成共识后，我以个人名义，向董事会提出五条具体解决方案：一、所有拖欠工资在半个月内付清；二、电镀、抛光车间的环境改造，两年内分阶段进行（附细则）；三、半个月至少休息一天，时间可不固定；四、修订不合理的劳动定额（附细则）；五、员工工资总额包括我在内，与每只集装箱价值（包括产量、质量、损耗、工伤事故、交货准期率等主要指标）挂钩，实际上就是以我为代表的承包责任制。而且我对所有生产过的产品全部列出可量化的考核数据，老板有利可图，工人也说得过去。

最后，明确声明，只要台湾方面签字认可，立即复工。

传真件上午九点发出，下午三点就收到台湾大老板亲笔签字和盖章的传真件：“同意朱先生的意见。”

下午四点半，中班上班，公司全面复工，这次罢工共计五天。

次日，S总回到公司。

这次罢工显示了工人团结的力量，我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客观上也赢得公司董事会对我的信任，S总对我也不敢小觑！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