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9.18武汉受降堂凭吊手记》

程贞淳

那天清晨躺在床上看《长江日报》（手机版），发现抗战时，第六战区的日本侵略者受降是在75年前的今天（1945年9月18日）举行的，地点在武汉中山公园“受降堂”。且报载“受降堂”今天上午九时正式重新开放！

啊？作为外祖父和一位兄长均殁于此战的一个老武汉，竟不知道公园里还有幢这等深含历史意义的建筑，这怎么也说不过去哦。

得去看看！

“受降堂”在进公园后约500米的左手边，一幢很朴实的浅灰色平房，迎面悬挂着“受降堂”的门匾（经查是彼时中国主持受降的第六战区司令官孙蔚如将军亲书）。进得门来，迎面是一堵墙壁大小的《新华日报》1945年8月16日头版影印件，五个赫然大字射向眼帘——日本投降矣！

当年8月15日，家父在六渡桥，闻此讯，拔腿便向硚口的家里跑去，边跑边沿街高喊“日本人投降啦！日本人投降啦！”，一脸的汗水泪水顾不上擦，街上许多人也奔走相告。当时四万万同胞喜极而泣的心情，仿佛跃然于这份报纸的字里行间。

武汉的受降日定在9月18日，我想是别有一番用意的。这一天，是中华民族一个沉重、剜心的日子。中国老百姓十四年的亡国奴生活，就始于这一天！

当天，日军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使该营逾万名守军猝不及防。由于其时东北掌权者张学良不抵抗的命令，没多久，日寇遂占领东北大部，20万东北军撤进了关内。而张学良这公子哥儿，其时正在北平温柔乡里吸鸦片！

但中国人不都是张学良，东北军马占山的江桥之战，打响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第一枪。而在共产党人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和李兆麟等人的领导下，抗日义勇军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战斗在白山黑水。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一直没得到蒋介石的谅解。杨虎城被杀于蒋离世前25年，张学良解除软禁于蒋离世后15年，活到了101岁，离世后葬于檀香山，我曾去拜访过，孤坟一座，杂草丛生。

张杨的“西安兵谏”，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了全民抗战的决心。红军因而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即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下辖三个师，林彪为115师长，贺龙为120师长，刘伯承为129师长。江南八省的游击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皖南事变”后，扩充为7个师，代理军长陈毅，粟裕、张云逸、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分别为7个师师长。

到抗战后期，这两支军队由初建时的4万人，已发展到近百万人。

现在中日史家对卢沟桥事变谁先开的第一枪尚有争议，但从日寇占领东北的第二年即发动进攻上海的“12.8事变”及 《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的野心来看，日寇全面侵略中国的方针是早已拟定了的。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开炮猛轰卢沟桥，向宛平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吉星文团长高呼：“坚守阵地，坚决回击！”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

抗战初期，几个大战役的敌我态势图。

佟麟阁，第二十九军中将副军长兼军事训练团团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出任第二十九军代军长，率部坚守北平南苑，在与日军鏖战时，于1937年7月28日14:30殉国。

赵登禹，一三二师师长，1937年7月28日凌晨，日军集中三个联队步兵、一个联队炮兵和30多架飞机，向南苑进攻。赵登禹率部与日军血战六小时，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炸扫射下，伤亡惨重。战至中午，宋哲元命令赵登禹率部向城南大红门集结，准备反击。但他在集结途中，不幸被日军的伏兵击中胸部，壮烈殉国，年仅39岁。

日军拿下平津后，加紧了华北战事，妄图尽快占领盛产煤炭的山西。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在山西大同平型关对日军设伏。为慎重初战，林彪曾三次深入设伏地乔沟、老爷庙一带进行实地勘察。虽两拨被围的日军多为辎重兵，但另一拨被独立团（杨成武部）阻击的日军援兵战斗力非常强悍，战斗异常激烈，阵地反复争夺，多数以白刃战结束。八路军终获出师以来对日的首次胜利，它有力配合了第二战区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迟滞了日军的战略进攻，打破了日军 不可战胜的神话。

但对八路军来说这是一次惨胜。八路军伤亡近千人（都是井冈山下来经过长征后的老兵），消灭日军近千人，一个俘虏也没有（伤兵垂死争斗至死），这在以前红军对白军的历次战斗中非常鲜见。除了武器的优劣以外，对日军战斗力、组织力及单兵作战能力、武士道精神估计不足，且不会简单的日语，如“缴枪不杀”等。战后林师长非常疼心，作有详尽的战斗总结。

平型关战斗只是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而平型关战役则是规模宏大的太原会战的一部分。会战历时2个月，日军参战总兵力约14万人，伤亡近3万人。中国军队参战总兵力28万余人，伤亡10万人以上。会战过程中，广大官兵英勇顽强，前仆后继，表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9军军长郝梦龄上将（抗战牺牲的第一位军长）、第54师师长刘家琪中将均壮烈殉国。

刘家琪将军率部赴晋时，路过武汉，其家就在武昌得胜桥148号。然而军情緊急，刘将军过家门而不入，只是在途经自家门前时，在门口看了女儿一眼后，就转身上了路。他是抗战时期牺牲的武汉籍最高将领。

1937年10月24日，刘家麒与郝梦龄将军的灵柩运抵汉口大智门火车站（今京汉火车站），4000余名武汉市民恭迎忠骸。十余万民众在冷雨中排队数小时瞻仰遗容，至下午3时仍有老人、小孩、学生络绎不绝。‌‌

张自忠路、郝梦龄路、陈怀民路、刘家麒路……一条条以英烈姓名命名的道路，镌刻着一段段可歌可泣的英雄传奇。

芦沟桥路、胜利街、长春街、沈阳路、大连路、旅顺路、山海关路……一条条以重大抗战事件或节点命名的道路，和英雄之路一起，组成“抗战路网”，形成独特的“英雄街区”，武汉将抗战记忆嵌入城市肌理，赓续着英雄城市的精神脉搏。

在“中条山战役”中，千余名年龄皆在16－18岁之间的“娃娃兵”，入伍不到三个月……他们抱住鬼子连踢带咬，在牺牲了200多人后，其余800余人被日寇逼到了黄河岸边180多米的悬崖上。齐跳黄河壮烈牺牲，无一投降！

　　800壮士集体投河的这一幕，曾被山里的村民看见了。据说，最后一名跳河的士兵是一位旗手，他双手高擎着被枪弹撕裂的军旗，吼着的几句秦腔，是《金沙滩》中杨继业的两句：

　　“两狼山———战胡儿啊———天摇地动———

　　好男儿———为国家———何惧———死———生啊……”

华夏河山，你浸透了中华儿女的多少血和泪啊！

这段历史非常悲壮（山西芮城县后来建立了‌中条山抗日英雄跳黄河殉国纪念碑‌，纪念这些英烈）。不由得鼻子一酸，潸然泪下。哪知湖北电视台恰巧这时对我现场采访，我一时哽咽，戴着口罩，断断续续，话不成句。（晚上看湖北新闻，见到了自己一副怂样。）

滕县位于徐州北大门，扼守津浦铁路咽喉，地理位置极其重要 。

1938年3月，王铭章率川军41军不足3000人坚守滕县，面对日军重兵猛攻，他登城督战，誓死抵抗。日本人要王铭章投降，他坚决拒绝。弹尽粮绝之时，见援军未到， 便砸毁电台，亲自上西北城墙，指挥警卫连一个排守衛西门城楼。该排全部阵亡后，他又退至西关车站继续组织防守，继腹部中弹后，再次负伤，最后饮弹自尽。

当时滕县县长周同坚持不撤退，知道王铭章自尽后，便从城墙跳下，陪同殉国。

看到这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描述，眼泪又涌了出来，沾湿了口罩。

毛泽东和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曾联名撰赠挽联：“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增光。”

2014年9月，王铭章将军名列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在众多的抗日将领中，谈到英勇杀敌，壮烈殉国的更不能不提到张自忠将军。

1933 年长城抗战，他是喜峰口前线的总指挥，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夜袭日军阵地，砍得鬼子闻风丧胆，是全国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

然而1937 年 8 月的北平城，市民们对他骂声一片。报纸管他叫 "张逆自忠"、 "华北特号汉奸"。南京舆论场上，各类斥责他的文字铺天盖地，种种不实传闻四处流传。 这个被千夫所指的人，就是几年后战死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最高军阶的军人，上将张自忠。

1937 年 7 月 28 日，日军向北平发动总攻。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南苑血战中先后殉国。当天下午，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几个核心将领开会。仗打到这个份上，北平孤城一座，主力再不撤，二十九军就要全赔进去了。

大部队要撤，可城里还有一堆善后事：疏散伤员、安置眷属、跟日本人虚与委蛇，拖住敌人，争取时间。这个烂摊子，得有人留接。 宋哲元目光投向了38师师长张自忠。张将军最后是哭着接下了命令——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代理北平市长，将烂摊子维持十日左右。他忍辱负重，把能疏散的人疏散了，把伤员安置好了，把能办的事都办了。报纸铺天盖地地骂，昔日的 "张大刀"，便成了人人唾骂的 "张逆"。

9 月的一个傍晚，他穿着便装，潜回家中，与家人见了最后一面，待了二个时辰，安排好了后事，秘密回到南京，来到部队。

12 月 7 日，他暂代五十九军军长 。回到部队那天，他跟部下见面，只说了一句话：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 满屋子的人，听了都掉眼泪。他们知道，军长这铿锵的语言，是要拿命去洗清那个骂名。

台儿庄会战之始，临沂保卫战是一场重要战役。

1938 年 2 月，日军板垣第五师团南下，猛攻山东临沂。守临沂的是庞炳勋的部队，五个团一万三千来人，被两万日军压着打，眼看就要守不住。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点了张自忠的将，让五十九军火速增援。可这道命令，李宗仁心里很不踏实。 为什么？张自忠和庞炳勋曾有八年的旧怨，救仇人于水火中？但张自忠就回了一句：绝对服从命令！

五十九军日夜兼程赶到沂河西岸。庞炳勋悬着的一颗心终于坠地，亲自出城迎接，两人双手紧紧相握，庞炳勋动情地说：老弟来得正好！

3 月 14 日凌晨三点，五十九军强渡沂河，向日军侧背发起猛攻。茶叶山一线的阵地，白天丢了夜里夺回来，反复拉锯。张自忠给部下一道手令传遍全军：我们到最后关头，敌人亦到最后关头，看谁能忍耐最后一秒钟，谁就成功。日军绝对没有想到中国军队竟然会用这种内外夹攻的拼死打法。

在1938年3月14日到18日的临沂决战中，日军第5师团遭到极其惨重的损失，毙伤日军数千人，板垣征四郎的师团被打残，板垣本人是被部下硬拖着突围的。这样一仗，使板垣、矶谷两个师团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泡了汤，为台儿庄大捷铺了路。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里说：临沂之捷，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奋勇赴战之功，实不可没。

李宗仁以偏师弱旅战胜骄狂不可一世之日寇强敌，更说明了只要众志成城、精诚团结、拼死抵抗、艰苦奋战中国人民就是不可战胜的。这次胜利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并为争取外援增添了有利条件。周恩来在评价“台儿庄大捷”时说：“这次战役，虽然在一个地方，但它的意义却在影响战斗全局、影响全国、影响敌人、影响世界！”

临沂这一仗打完，报纸上的骂声悄悄歇了。可张自忠知道，他誓死血溅轩辕的壮志尚未酬。 两年之后，他用自己的命，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壮烈的句号。

1940 年 5 月，枣宜会战打响。日军集中十几万重兵，要把第五战区主力围歼在襄樊一带。战前，张自忠亲笔给全军官兵写了一封告官兵书：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可清，石可烂，决心不半点改变！

5 月 6 日，他又给副总司令冯治安留了绝命书：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汉水）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 38师、179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 179师、38师 取不上联络，亦带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成功成仁，只求良心得到慰籍。

"最终之目标" 四个字，官兵们皆知，那就是战死。

张自忠手里能调动的，只有两个团加一个特务营，两千来人。他不顾劝阻，亲自带着这两千人东渡襄河，把日军拦腰截断。5 月 14 日，部队在方家集咬住日军第十三师团，一顿猛打。日军恼羞成怒，调集主力合围，偏偏张自忠发往总部的电报又被日军破译，行踪全暴露了。

5 月 16 日拂晓，部队退到南瓜店的十里长山。日军的包围圈越缩越紧，中午，张自忠左肩中弹，他按住伤口，继续指挥。到下午两点，身边只剩下几百人、八名随从。他靠在石头边，留下最后的遗言：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 下午三点多，日军一个叫藤冈元的一等兵端着刺刀冲上来。据日军战地记录，浑身是血的张自忠猛地从地上站了起来，威严的目光死死盯住他，藤冈竟被吓得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就在这时候，日军第三中队长堂野开枪，子弹打中张将军头部，藤冈的刺刀也刺了过去。这位集团军总司令，轰然倒地，战死在宜城十里长山，时年四十九岁。后世史料记载他身负七处重伤。

日军从他左胸的口袋里掏出一支派克金笔，笔身上刻着 "张自忠" 三个字。那个日本军官啪地立正，敬了一个军礼。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赶来核验，确认是张自忠本人。师团长村上启作下令，用酒精把张将军遗体擦拭干净，赶制了一口柏木棺材，在一溜日军的礼送下，安葬在陈家集。坟前立了一块木牌，写上 "大将张自忠之墓"。

什么是英雄？是连敌人也敬畏诚服的人才称得上“英杰之雄”。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当天夜里，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带着敢死队夜袭陈家集，打了两昼夜，伤亡两百多人，硬是把总司令的遗体抢了回来。

5 月 23 日，灵柩运到宜昌。宜昌城里，十万民众倾城而出，沿街送殡。日军的飞机多次在天上盘旋，没有一个人躲避，而日机，也始终没有投弹。5 月 28 日，灵柩送到重庆，国民政府为他举行国葬，11 月，安葬在北碚梅花山。冯玉祥将军亲手在墓前栽下梅花，题了四个字：荩忱不死。

延安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的挽词是 "尽忠报国"，朱德的挽词是 "取义成仁"，周恩来写下《追念张荩忱上将》，里面有一句话，分量最重：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

我走出受降堂，脚步沉重，心潮难平。尽管中华民族赢得了反侵略战争，但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半壁河山破碎，一代精英赴死。

来到受降堂左近的小桥上，回望受降堂。秋风划过白桦树，如历史的回音在堂前低绕；澄静的秋空，记录下七十五年前的今天。正是在这里，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低头呈上投降书。一纸降书，洗刷了甲午以来的百年耻辱；一方旧址，凝固了一个民族向死而生的不屈。

张自忠将军与无数英烈未能亲眼见到的胜利，我们替他们看见了；他们以生命守护的这片土地，正越难前行。他们希冀的强盛之国，会计日实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携手击败日寇，便是明证！

（文中大部照片来自网上，特予以说明）

2026.9.17.